先秦青铜器

先秦青铜器

08123030 蒋绮思

先秦包括夏、商、周三代。先秦美术中以青铜艺术成就最高，故有青铜时代之简称。

铜是人类历史上认识的第一种金属。自然界的铜通常呈赤红色，所以又称为红铜。后来，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发现，在红铜中加入少量的锡或铅，制造的工具更加锋利和适用。这种铜和锡或铅的合金本来呈金黄色，生锈后呈青绿色，所以叫做青铜。青铜较之红铜，有熔点低和硬度大等优点。

1、青铜器的类别

先秦时代的青铜器分为四大类：礼器、乐器、兵器、工具和车马器。其中，礼器是青铜器中最主要的部分。

礼器包括：

·炊煮器：鼎、鬲、甗(yǎn)等。

·食器：簋(guǐ)、盂、簠(fǔ)、豆等。

·酒器：觚(gū)、爵、觯(zhì)、單(jiǎ)、尊、卣(yǒu)、觥(gōng)、盉、

壶、钫等。

·水器：盘、匜、鉴等。

青铜器用于贵族阶层的各种礼仪活动，成为礼制的工具，因而被称之为“礼器”。在中国古代，“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所以，礼器只归贵族使用，是贵族身份地位的标志，死后大部分随葬到墓穴里。同时，奴隶主贵族内部等级森严，使用青铜器的数量和规模必须同他们的地位相当。如周朝礼制规定：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决不能超越这个规定，否则就是非礼。当反映等级制度的行为规范被严格地确立下来，便形成了“礼制”。

2、青铜器造型与装饰特点

青铜器造型大都端庄凝重，纹饰富丽而怪异。

作为礼器，青铜器在造型和纹饰上要体现一定的政治主题和宗教观念。在先秦时代，神和权力至高无上，人被鬼神化。青铜礼器造型端庄凝重，纹饰富丽而怪异，无疑有助于造成一种严肃、静穆和神秘的气氛，体现了早期奴隶制社会统治者的威严、力量和意志。

青铜器上的主要纹饰： 饕餮（tāotiè)纹（兽面纹）、凤鸟纹、龙纹、夔(kuí)纹、云雷纹、乳钉纹等。其次有蝉纹、蚕纹、鱼纹、象纹等。

饕餮纹是传说中的怪兽形象，是一种想象中的奇异动物。它由正面的动物颜面组成，包括虫、鱼、鸟、兽的部分形体特征，它运用综合或分解的手法组成图案，可能是由虎或象、牛的头、羊的角、鸟的羽和足、蛇的身等器官拼凑而成的。它表现精巧，结构严谨，外貌凶猛而庄严，体现了统治者的威严、力量和意志。

凤鸟纹 凤鸟纹是一种想象中的神鸟，头部有华丽的冠饰，嘴部为呈弯钩状的啄，体躯和尾部装饰性很强。凤鸟是风神，又是天神的使者。

龙 纹

有蜿蜒躯体的动物大都归属为龙纹。在中国神话中龙是水神，被视为神秘的灵物，人们把它看作自然力量的形象而加以崇拜。夔

纹 夔纹是传说中的一种近似龙的动物。图案多为一角、一足、张口、尾上卷。通常作侧面描写。多作为器物上的主纹。

云雷纹

云雷纹是大多是连续的回旋状线条。一般称圆形的为云纹，方形的为雷纹。多用作地纹（底纹），以衬托主要文饰。

蝉 纹

鱼 纹

象 纹

3、青铜器造型和纹饰的演变

先秦时代的青铜器艺术可分为四个时期：

（1）初期---殷商前期

青铜器还明显地具有陶器的某些特征，器型幼稚而古朴，尚未脱离原始的风味；有的器表全为素面，无纹饰。 这一时期，鬼神的观念和奴隶主贵族对现实世界的统治尚未结合的紧密，所以器物上饕餮纹也处于松散状态，还没有后期那种威严、恐怖神秘的气息。

这件器物几乎是犀牛的写实造型。素面通体无纹饰，躯体上的铜绿斑剥，给人以质地粗厚的感觉。背有口，失盖。

雷纹扁足鼎（商前期）河南郑州出土

（2）盛期---商后期至西周初期

青铜器造型庄严、典重、古朴。全身施饰，多在全身雷纹中施以饕餮纹、夔纹。能鲜明地体现出“礼器”的性质，含有丰富深刻的政治宗教意义。从审美角度来看，这一时期的青铜器最有价值。

《兽面纹斝》（商后期）

斝是古代盛酒器，是中国最早的礼器之一。器物的颈、腹部各饰兽面纹。腹部兽面纹，双目突出，带有神秘感。 《乳钉雷纹三耳簋》（商后期）

高圈足，人面兽形耳。腹饰乳丁雷纹，圈足饰兽面纹。三耳簋目前仅见一件。

《司母戊鼎》（商后期）河南安阳武宫村出土

因腹内壁铸有“司母戊”三字而得名。重达875公斤，是目前已发现的中国古代形体最大和最重的青铜器。该鼎造型庄严雄伟。 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饰纹。在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各部分主纹饰各具形态。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双耳为两虎食人纹，足为兽纹。

《人面盉》（商后期）河南安阳出土

“盉”是温酒和调酒器。此件器物的形体、花纹均及极诡异，盉盖是半浮雕的人首，长有双角，器身的纹饰是龙身，人的两耳是供手开盖用的把手，达到了实用与审美的统一。

《龙纹钺》（商后期）陕西城固县出土

“钺”，古代兵器。镂空的龙疾旋与器面上，有很强的装饰感。可以推断，这件钺已不是直接用于战场上的兵器，而是统治者权威的象征。

《龙虎尊》（商后期）安徽埠南出土

这件青铜器上，纹饰丰富：龙虎尊的肩部饰以三条蜿蜒向前的龙，龙头突出肩外，近于圆雕。尊的腹面上各有二组双身虎噬人纹。值得注意的是，虎噬人未咽的形象在一些鼎的把手上也有出现，它表明，在商周，人与动物是反受支配的关系。

《折觥》（西周早期）陕西扶风出土

“觥”是饮酒器，也是盛器。折觥的造型是一个动物的综合体，有笨拙、厚实之感。

（3）转折期---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

青铜器造型与纹饰日趋简率，带状花纹增多。

这一时期，奴隶制趋向衰落，与之相适应，青铜器的造型与文饰日趋简率，人们已不象殷商以来那样对天地鬼神感到恐怖了，而作为那个时代精神的艺术符号饕餮纹也多缩小而降于附庸地位。带状花纹增多。总之，这一时期青铜艺术给我们的感受不再是神秘、恐怖的狞厉美，而是一种典雅和谐美。

《宜侯矢簋》（西周）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

“宜”是地名，“矢”是人名， “簋”是一种食器。分器身和圈足两部分，器身有四个兽首耳，圈足上有四个扉棱。整个形体端庄敦实，主要有涡纹。此簋内底有铭文120余字，是关于西周实行分封的重要史料。

《大克鼎》（西周晚期）陕西扶风县法门镇任村出土

造型宏伟古朴，沉稳坚实。纹饰是三组对称的变体夔纹和宽阔的窃曲纹，线条雄浑流畅。如果说大克鼎的形制和纹饰显示出庄严厚重，给人以威严与权力的联想，那么铸于鼎腹内壁上的长篇铭文则蕴涵着丰富的史料价值。铭文共28行290字，为西周大篆的典范之作，也是研究西周奴隶制度的珍贵资料。

（4）衰落期---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

这一时期随着奴隶制的衰落，新兴地主势力逐渐加强，与此相适应，青铜器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变化，代表着政治和宗教意义的种种神灵在青铜器表上逐渐消失了，青铜器出现世俗化的气息。

青铜器在造型上，轻便适用，质薄形巧；在纹饰上出现了生活气息浓郁的图案，如狩猎、习射、采桑、宴乐、攻战等。这是新兴的封建统治阶级推行奖励耕战政策在青铜器艺术上的反映。

《莲鹤方壶》（春秋）河南新郑出土

这件方壶体现了青铜艺术风格的转变，它摆脱了浓重诡异的传统青铜造型，有一种走向清新俊逸的趋势。壶的底部是虎，身上浮雕有蟠螭(pán chī)纹，在莲花瓣般的口沿上，屹立着一只张翅欲非的仙鹤，它直挺长颈，舒展体态，为整个壶的造型创造了生机。这种活泼轻松的审美趣味，是对沉闷宗教思想的解脱。

《宴乐狩猎水陆攻战纹壶》(战国）

宴乐攻战的主题出现在青铜器上，是战国时代艺术的新内容。此壶图景包括采桑、宴乐、奏乐、戈射、渔猎，水陆攻战。它几乎容括了战国时期最主要的人的社会活动，神与兽支配人的观念被重视人的活动的观念所取代，是对人的精神、力量的热情赞美。

4、青铜雕塑 时期的青铜器,不仅只被当作工艺品来欣赏,同样可以作为雕塑艺术来欣赏。许多青铜器作品的纹饰就是绝妙的浮雕艺术佳作。

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造型方式与原始陶塑一样，分为三种：

⑴ 青铜鸟兽形器

全器采用一种动物形象或具有独立雕塑意味的形式。如象尊、羊尊、鸭形尊等。它们本身就是完美的圆雕艺术。

《鸮尊》(xiao) (商) 河南安阳妇好墓出土

此尊作鸮形，有一双圆睁的小眼和一双龙形的大角，吻部突出，双腿粗壮有力，宽尾下垂，构成三足，造型稳定。该尊还集多种纹饰为一器，十分协调，有豪华、威严的气氛。器物口下内壁有铭“妇好”二字。可能不是实用酒器，而是用以祭祀的供奉品。

《猪尊》（商）湖南湘潭出土

此尊腹体圆浑，腿粗尾短，既突出了猪的特点，又十分适合盛放液体的功用。背上所立木鸟，是尊盖的钮，增加了几分意趣。

《虎食人卣》（商） 湖南省安化、宁乡交界处出土

“卣”，盛酒器，有提梁。虎以足和尾撑体，口含一人，体附在虎体上。一般青铜器都是造型形式服从于实用要求，即能盛放东西，但此件青铜器的实用性让位于造型，器表的不规则削弱了实用效果。倘若去掉提梁，就是一件完整的圆雕。

⑵ 用圆雕、浮雕、透雕形式的人或动物对青铜器局部进行装饰。

《四羊方尊》（商后期）湖南宁乡出土

此尊造型简洁优美，采用线雕、浮雕手法，把平面图象与立体浮雕，器物与动物形状有机地结合起来。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鬼斧神工，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此尊具有精细得罕见的纹饰。器腹上圆形四个羊头，形象逼真；器身上的卷云纹鱼羊的卷角谐调呼应，使器物呈现出鲜明的个性。

《人面方鼎》（商后期）湖南宁乡出土

鼎腹四面各有一浮雕人面，神态严肃，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以人面作为装饰的青铜器。古代传种中有“黄帝四面”的说服法，因而有人认为它是黄帝的形象写照；也有人认为是战争中敌国首领的形象，用以纪念战功。不管怎么说，商代晚期，人们已经从对鬼神顶礼膜拜的狂热中逐渐摆脱出来，有了重视人的创造力的观念。从“铸鼎象物”到铸鼎刻人，这是一个深刻的变化。

（3）独立的青铜雕塑

这类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85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遗址中出土的商代晚期的大型青铜铸像，发掘出数十件青铜大型人像、人头像和人面像（面具）。

广汉三星堆古属巴蜀国。这批铜像的发掘不仅为中国古代雕塑史上增添了色彩，也为深入探讨巴蜀文化渊源提供了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