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特的族群理论述评_徐大慰

巴特的族群理论述评徐大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上海　200062)摘要:族群研究的重点是族群边界问题,族群边界的作用在于组织、沟通、结构和规范人们之间的互动。族群认同在于自识和他识,只要人们在互动中保持族群认同,就会确立其成员的标准和标志其族群边界的方式,因此,族群边界是由族群认同生成和维持的。族群是具有文化差异的社会组织,而不是文化承载和区分的单位,共享文化是长期社会进程的结果。多族群的相互依赖取决于族群间的互补性,其文化不同是族群间长期差别造成的结果。族群研究的一般方法是把理论与实证相结合,探究族群认同与族群边界保持,而不是研究个别族群的内部构成和历史。关键词:巴特;族群;族群边界;族群认同;社会组织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7)06-0066-07

TheReviewofBarth'sEthnicTheoryXUDa-wei(theDepartmentofHistory,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Shanghai,200062,China)Abstract:Themainfocusofthestudyofethnicgroupsisethnicboundaries,whichorganize,commu-nicate,structuralizeandstandardizepersonalinteraction.Ethnicidentitydependsonself-ascriptionandascriptionbyothers.Intheinteraction,whenactorskeepethnicidentity,theyestablishtheirmembershipandboundaries.Inthissense,ethnicidentitygeneratesandmaintainsethnicgroupsandboundaries.Ethnicgroupsaresocialorganizationofculturaldifference.Ethnicgroupsarenotculture-bearingunits.Thesharingofacommoncultureistheresultofsocialprocesses.Theinterdependenceofseveralethnicgroupsdependsonthecomplementaritiesofthegroups,andtheethnicdifferencesresultintheirculturaldifferences.Thegeneralapproachtostudyethnicgroupsistocombinetheoryandempiricalfacts,andexploreethnicidentityandboundarymaintenance,butnottoinvestigateinternalconstituteandhistoryofseparategroups.Keywords:Barth;Ethnic;EthnicBoundaries;EthnicIdentity;SocialOrganization

挪威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特(FredrikBarth,1928-)以其在族群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而闻名于世,由他主编的《族群与族界———文化和差异的社会组织》(1969年)是研究族群的奠基之作,他提出的族群边界理论(ethnicboundaries)对学术界产生深远的影响,现在他和他的弟子及其追随者在

收稿日期:2007-11-11。[作者]　徐大慰(1977—),女,安徽省寿县人,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挪威卑尔根(Bergen)大学社会人类学硕士,师从GunnarHaaland教授,GunnarHaaland教授的导师是FredrikBarth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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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第6期(第27卷总第118期) 贵州民族研究GuizhouEthnic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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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27.General.No.118)人类学界已经形成巴特学派(Barthian)。巴特的族群理论虽在国内已有所介绍,但都不够全面准确,很有必要对他的族群理论进行全面细致的梳理和评介。

一、巴特的族群边界理论族群研究的重点在于界定族群的边界,而不是探寻族群内部的文化内容。族群是通过与别的群体的关系加以定义和通过边界加以突出的。族群边界论不强调族群关系的类型和分类,也不关注不同群体的内部构成和历史,而是关注族群得以产生和存在的不同过程。除了强调不同族群与生态环境相适应的不同方式之间具有某种联系之外,巴特的族群边界理论并未从空间的角度来阐述边界。族界可能会有相应的地理边界,但它主要是指一种社会界限。族群边界自身是随时间而变迁的社会产物,族群成员的认同边界会随着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出于利益和价值的考虑而有所变化。族群的文化与社会组织的形式,可能在没有取消族群边界前就发生变化,也可能在边界加强的同时文化上变得更相似。文化和社会组织方式的变化未必就会带来族群边界的变化,族群边界可以跨越文化、社会、经济、生态区分单位得以存在和维持。界线两边的人们都可以通过一些区别于其它群体的标志,比如着装、食物、语言等,来表示自己对各自族群的认同。个体的选择再加上具体的社会状况,有时会将自己的同胞变成整个族群的仇人。由此看来,族群间的界线既不能说明界线两边的群体在文化上有多少共同点,也无法说明在界线之内、在群体内部能够允许多少文化上的差异存在。族群边界的作用并不在于隔绝人们的交往互动,而是在于组织、沟通、结构和规范人们之间的互动。两个人同属某个族群,则意味着他们享有统一的评价和判断标准,如果把某人看成他者,暗示着双方有着不太相互理解的认可,价值判断和行为判断的标准也不同。族群边界保持依赖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尽管有人会跨越边界,但是原有的边界依然存在,也就是说,类别式(categorical)的族群特征不取决于人口稳定或缺乏流动,也不取决于互不接触和互不交流信息。恰恰相反,持久、稳定和重要的社会关系,恰好跨越了族群的边界,并且建立在二分的族群地位之上。类别式族群特征包含着排除与合并的社会过程,正是通过这样的社会过程,互不相关的类别得以保持。只有显著的行为差异存在或文化差异存在,族群的存在才有意义。通常情况下,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进行互动会降低双方的差异性而趋于规则和价值观的融合。因此,建立于族群界限上的交往和互动就会保持各自的标准和族群间的文化差异。族群成员的多样性认同并不影响族群本身作为一个独立群体的存在,因为结构性对立一直是族群存在的基础,而不为个人乃至一部分人的认同多样性所动摇。一个族群成员可以根据不同的场景和需要采用不同的身份,而且不会造成认同危机。如果族群的结构性对立消失,那么最明显的文化差异也会随之消失,族群和族群成员的同化也就会出现。巴特主要从现象学角度,从族群结构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族群边界来解释族群现象,而不是用历史主义或者还原论的观点来解释它。在族群边界论的框架中,找不到对于族群源头的追溯,找不到把民族看成是“想像的社群”和“现代工业化产物”之类的论述。[1]在1993年阿姆斯特丹召开的《族群与族界》国际研讨会上,巴特指出,虽然在60年代他和他的同事们并不清楚如今后现代语境中那些晦涩的术语,但是,或许他们是最先将后现代的、结构主义的文化理论应用到人类学的实践者。因为那时候他们尚未将族群边界或文化体系看作是想当然的东西,他们强调的是具体的情境和场景而不是原生因素,重点研究当时的文本措辞和斗争手段来探究过去,影响事件形成的因素与事件本身是同时存在的。巴特认为族群边界是思想内部的,对族群边界的划分不需要强调文化特征,仅需要把族群看作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群体是由族群边界确定,而不是由其文化要素确定的,这里的“文化要素”包括语言、宗教、习俗、法律、传统、物质文化、烹饪等。巴特的这个论点后来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金克斯(Jenkins)指出:“坚持认为在文化变化和族群区别的非连续性之间并没有简单的对等关系,它·67·

徐大慰:巴特的族群理论述评避免了从形态学上列举文化特性来分析族群的错误。然而,这种论点也可以与建议文化要素在区别之外同质,而这种区别是以某种不相关方式的武断的社会结构为依据,这当然不是事实。”[2]巴特在后来的《“族群与族界”的未来》一文中承认:“文化内容与边界相对应的论点,像被阐明过的那样,无意识地起到了误导作用。是的,这在分析边界过程中是一个问题,并不是要列举全部内容,像旧式的特征列表那样。但是……在一个族群中,其中心的和文化的价值制度和行为可以深刻地参与其边界维持。”[3]

二、巴特的族群认同理论族群认同在于自识(self-ascription)和他识(ascriptionbyothers)。族群认同来源于族群成员的出身和背景,那些据信能反映其世系和起源的文化、传统和历史便会被挑选出来当作族群的标志,但他们所拥有的共同文化不是族群首要的和决定性的特征,只要人们在互动中保持族群认同,就必然会产生辨认其成员的标准和标志其族界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族界和族群是由族群认同生成和维持的,那些用以区别族群的外在文化特征不过是族群认同和族群边界维持的一种暗示或结果(implication)。把归属认同当作族群的关键特征,至少能够解决两个概念难题:(1)只要把族群定义为既具有归属性又具有排他性的群体,族群单位的延续性问题也就清楚了,即,它的延续性取决于族群边界的维持。尽管那些标志族群边界的文化特征可能发生变化,那些族群成员所拥有的文化特点也可能发生变化,甚至一个族群的组织形式也可能发生变化,但是,只要族内人和族外人之间的划分没变,族群边界尚存,族群就能够延续。(2)表征成员关系的是社会因素,而不是依据一些由其他因素生成的外在客观差异。显而易见的行为差异并不重要,某人声称是A族群的成员而非B族群,意味着他要以A族群的而不是B族群的标准来解释和评判他的行为,他分享A族群的文化。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一个族群内部成员之间实际存在的外在的行为差异并不妨碍他们声称他们属于同一个族群。自我认同是族群认同的关键标准。一小群帕坦人政治上作为俾路支(Baluch)部落成员承担义务,农牧业生产却与科希斯坦人(Kohistan)相同,但仍然自称为帕坦人。改变族群身份的动机源于生存环境的变化,某些族群身份会更加适应当时当地的环境。族群身份与特定的文化价值标准相联系,当个人原来的文化价值标准束缚其现在行动时,这种价值标准就会被打破,与之相连的族群身份也不会被保留。完全改变族群身份的原因不总是很清楚,有的例子不遵从普适性的文化整合规则。许多例子表明,在特殊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下,个人和小群体可能会改变其居住地点、谋生方式、政治归属或成员关系,但这不足以说明为什么这些变化会导致族群认同的变化,而族间的人员变动又不影响族群分类。身份认同与价值标准相融合。要回答族群多样性共存的基本要求是什么,就要先回答一个地区出现族群差异所需要的条件是什么。组织上的要求显而易见,除此之外,还要把人们进行类型化以及接受不同群体具有不同标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这不能解释文化差异为什么产生,但能说明文化差异如何持续。每个族群都有一套自己的价值标准,不同族群间的价值取向差异越大,族际互动的限制就会越多,整个社会系统中某些会冒犯其他族群的行为都将被小心避免,族群划分强化了文化差异。族群认同和有形资产存在联系。在达尔富尔(Darfur)和中东这两个地方,个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截然相反,形成鲜明对比。在中东,生产资料一直是私有的,或者是部分共有但可以转让,人们可以通过专门的和严格的交易购买或租赁土地等资产;而在达尔富尔,耕地根据需要分配给当地社区的成员。因此,在达尔富尔地区,族群边界维持机制是非常简单的,人们由于从事一种特定的谋生方式而获得生产资料,这种谋生方式包括了一整套的生活方式,而所有这些特点都被归入富尔人(Fur)和巴加拉人(Baggara)的族群标签下。在中东,人们可以通过交易取得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而这不涉及其他活动,无需影响族群认同,并为多样化打开通道,牧民、农民和市民可以同属于一个族群,·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