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讯问策略运用的法律界限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２Ｑ鲤生筮！塑堕！．！！Ｑ鲤』！望望堂！！ｇ垫ｉ翌塑！里！！乜！！：！堕坠！堡曼！！坚至垃堕望ｉ！！望ｉ！！璺箜！Ｑ竺塑墨坠里！Ｑ竺侦查讯问策略运用的法律界限毕惜茜（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１０００３８）【摘要】讯问策略是利用对方的劣势和弱点进行的心战智斗。

在法律允许范围具有正当性，但是又天然地具有危险性。

如何在讯问中既充分发挥策略的作用，又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有必要以法制原则透视讯问策略运用，明确讯问策略运用的法律界限，建立讯问策略应有的法律保障体系，将讯问活动真正纳入法制轨道。

对此笔者提出了讯问策略运用的比例原则、诚信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和防止虚假证据原则。

【关键词】讯问策略；运用；法律界限【中图分类号】Ｄ９１８【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２１４０（２００４）０３—００９８—０５随着我国民主与法制的健全，刑事诉讼中侦查讯问的有关问题尤为引人关注。

诸如讯问中的沉默权问题、律师在场问题、刑讯逼供问题等都与人权保障密切相关，是刑事诉讼改革的热点问题，而讯问策略运用的法律界限则是其中的难点之一。

侦查讯问是带有对抗性的活动，较量的双方必然要采取一定的手段，要取胜必须“棋高一招”，这种思维的对抗性又称“博奕性”，取胜的关键在于策略。

应当承认，策略都带有一定的欺骗性，坏人用策略往往被认为是欺骗，好人用欺骗被认为是策略，这是语言的艺术，而使用策略一词使人感觉“名正言顺”。

但如果策略运用不当，不仅仅是涉及讯问是否成功的问题，还有可能侵犯公民权利，败坏国家形象，损害社会善良风俗，损害司法效益（可能获得的是短期效果而失去长期效益），造成司法环境的污染。

在法制日益健全的今天，对讯问策略运用的法律界限的研究刻不容缓。

一、讯问中策略使用的正当性与危险性分析在讯问中，法律决定了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的关系是对立关系，一方想方设法打击犯罪，另一方则千方百计企图逃避法律打击。

可以说，讯问的过程就是双方较量的过程。

这种较量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证据的较量，按照我国的法律规定，如果仅有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没有其他证据，不能认定案件；而有证据，即使没有口供是可以认定的，可见证据的重要性。

在讯问中，如果有证据，那么侦查人员就掌握了讯问的主动权。

但是，侦查中，尤其是侦查初期，侦查人员掌握的证据往往是有限的，而且，大多数情况下犯罪嫌疑人是不会完全诚恳地、发自内心地承认犯罪事实。

即使在发达的西方国家，如美国，刑事科学技术也没有发展到能在哪怕是大多数案件中仅通过物证提供破案并定罪的依据的程度。

“在犯罪侦查中，甚至在最有效的侦查中，完全没有物证线索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而破案的唯一途径就是审讯犯罪嫌疑人及询问其他可能了解案情的人”。

［１］（Ｐ２）而此时，双方的较量就是策略的较量、心理的较量。

著名法理学家波斯纳说：“法律并不绝对地防止以欺骗手段获得口供；在审讯中是允许一定的小的诡计的。

特别是夸大警察已经获得的、对嫌疑人不利的其他证据，让嫌疑人觉得招供不会失去什么的预先战术设计，都是许可的。

”［２］因此，如果在讯问中完全禁止使用一切手段对犯罪嫌疑人施加压力，那么讯问则不具有作为一种侦查手段的意义。

【作者简介】毕惜茜（１９６３一），女，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系教授。

·９８·　万方数据讯问策略本身具有诡诈性，很多时候讯问活动中的策略会逾越通常意义上的道德界限，对于接受讯问的犯罪嫌疑人来说，任何讯问策略都不会是也不应是轻松和令人愉悦的。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４３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也就是说讯问策略的运用不能超越法律的界限，不能超越社会的容许，这样则具有其正当性，应当被法律所容许。

但应看到，在和犯罪嫌疑人面对面的较量中，侦查人员“必须站在较低的道德水平上，不能像遵守道德和法律的公民在处理日常事务时所期待的那样”。

［１］（Ｐ６）事实上，只要不超过一定的限度的策略就可以使用，这～点，很多国家的刑事侦查教材中都提到，实践中也是可行的。

讯问策略的危险性是因为讯问策略天然地具有“威胁”、“引诱”和“欺骗”的倾向，这是不容忽视的。

这种危险眭体现在某些讯问策略的使用容易导致无罪人在无奈、压力之下承认有罪，或是有罪的人做出虚假的陈述。

在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中，侦查人员常常通过一定的语言、行为，或营造一定的气氛，形成一定态势，使犯罪嫌疑人走入预先设计好的“陷阱”，使犯罪嫌疑人为争取“主动”而供述，也就是利用对方的劣势和弱点进行的心战智斗。

如两名同案犯均被抓获的情况下，将其中一名嫌疑人置于看守所不问，多次讯问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并与之有说有笑，此时前一名嫌疑人就会产生自己的罪行已被侦查人员掌握的错觉，多数情况下会选择主动供述。

当讯问不能获取犯罪嫌疑人的真实供述时，侦查人员有时会故意夸大所掌握的证据，使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崩溃，在走投无路的心理支配下供述。

但是，即使是无罪的人，面对这样的指控，或惧怕得到更重的处罚，或为了尽早摆脱诉讼的纠缠，也有可能选择承认有罪。

有些讯问策略的运用虽然并不会导致虚假供述，但是由于这些策略的运用本身已经超越了社会道德容许的道德的边界，也应当为法律所禁止。

讯问策略的危险性在我国讯问中表现尤为突出：一是目前我国侦查讯问尚处于封闭状态，律师也只能为犯罪嫌疑人提供少量的法律帮助，并没有讯问在场权。

一旦讯问中运用了失当的策略，犯罪嫌疑人就会处于权利被侵害的无奈境地。

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法律对此问题的模糊规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４３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根据法律对于刑讯逼供罪的规定及相关的司法解释，我们可以确定讯问中是否存在刑讯逼供的行为。

但是，法律并没有界定什么样的情况属于“威胁、引诱、欺骗”，只是简单地、全面地禁止。

法律规定的模糊使得侦查人员在使用讯问策略时有一定的随意性，讯问活动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依靠讯问人员的职业道德来维系。

侦查讯问这种关乎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权的警察权力如果只是依赖于实施者的个人素质将是非常危险的。

法律背景的模糊和实践中运用策略的迫切性使得侦查讯问中策略的运用有时过于小心，放纵了罪犯，有时又越出了法律，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破坏了司法的权威和尊严。

一方面讯问中侵害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事件时有发生，另一方面法律保障的缺失也降低了讯问策略的使用效果，讯问策略的运用现状并不令人满意。

据了解，讯问中采用得最多的是说服和以消耗时问为主的讯问方法。

因此，笔者认为，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讯问策略在讯问中的充分发挥，有必要以法制原则透视讯问策略运用，明确讯问策略运用的法律界限，建立讯问策略应有的法律保障体系，将讯问活动真正纳入法制轨道。

二、威胁、引诱、欺骗的讯问手段的比较法分析对于威胁、引诱、欺骗的讯问手段，联合国相关文件中并没有对此作出规定。

在各国刑事诉讼法和实践中，大多对此有一定的容忍度。

德国《刑事讼法》第１３６条规定：“禁止以刑事诉讼法的不准许的措施相威胁，禁止以法律没有规定的利益相允诺。

”这表明，德国刑事诉讼中允许以刑事诉讼法准许的措施“威胁和引诱”，只有超出这个界限的才被禁止。

日本刑事诉讼法规定了禁止采用胁迫的手段讯问，但是对欺骗和引诱手段并没有规定。

从其司法实践来看，除非是导致虚假自白的诡计，一般是被允许的。

英国《１９８４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也没有规定禁止以威胁、引诱、欺骗的手段讯问犯罪嫌疑人。

实践中，只有性质严重的威胁、引诱、欺骗侵犯了嫌疑人供述的自愿性时，才构成非法讯问。

美国也是如此，他们注重的是程序的合法、公正，而对讯问的内容没有详细的规定。

美国警察对嫌疑人作了承诺又不兑现算不算违法？对此认识也．９９·　万方数据不一致。

中国法律将欺骗规定为违法，在美国则没有。

在讯问中，美国警察常常使用心理胁迫、诱骗的方法。

１９４２年美国法学会制定的《模范证据法典》［３］规定，通过不太可能会产生错误陈述的威胁或允诺手段而获得的口供可以运用。

美国最高法院在１９６９年Ｆｒａｚｅｒ·Ｃｕｐｐ一案中默示地认识到涉及欺诈或欺骗的讯问的必要性，并认可了这种作法。

①美国刑事司法专家阿瑟·ｓ·奥布里等人所著的《刑事审讯》中就介绍了包括情感共鸣法、强烈诱惑法、减轻处罚法、假象欺骗法、夸大犯罪等级法、假造证据法等讯问方法。

［４］承认威胁、引诱、欺骗的讯问方法在侦查讯问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并非意味着我们对这类方法采取完全容许的态度。

不可否认的是，在任何国家，超出一定限度的威胁、引诱和欺骗都是非法的。

但是，各国因文化传统、法律制度的不同，对施加一定压力的讯问方法的容忍度上有所差异。

由于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确立了“任何人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的宪法原则，对于口供采用自白任意规则，也就是说口供的采信必须是其自愿情况下的供述，故而讯问中策略运用的合法性审查标准中最重要的就是要看口供的提供是否违背了自白任意规则。

具体的策略运用标准为：讯问中可以使用包括哄骗在内的手段，但是不得使法庭或社会受到良心的冲击或社会的震惊，并且不得有利于导致虚假陈述的出现。

美国最高法院曾将“良心上的冲击”这一概念应用于这样一个案件：一名被捕的吸毒嫌疑人，为了藏匿两个胶囊而一口咽下。

当时警察为取出胶囊，不顾他的反对将他带到医院抽取胃溶质，这一过程被认为是对法庭良心上的冲击。

而对“社会的震惊”的理解，美国安东尼奥·拉默大法官列举道：其一是警察装扮成牧师去听嫌疑人的自白；二是警察装扮成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来引出嫌疑人的有罪供述。

［１］（Ｐ２７６）美国最高法院在２００１年６月的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ｖ．ＡＮＧＥＬＡＲＵＩＺ一案的判决中确定了影响口供可采性的讯问方式。

最高法院认为，只要讯问中没有使用威胁（ｔｈｒｅａｔ）（对嫌疑人肉体或精神上折磨），误导（ｍｉ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包括没有实现或无法实现的诱导）或不当的承诺（ｐｒｏｍｉｓｅ）（与公诉方职能不相称，如与公诉方存在贿赂关系等），那么所得到的口供将被视满足自白任意性规则。

［５］我国司法实践中情况又是如何呢？事实上在讯问中，侦查人员并没有完全拘泥于禁止使用“威胁”、“欺骗”、“引诱”手段的规定，在实践中创造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讯问策略。

受中国传统谋略文化的影响，讯问策略常常是以虚实、隐露、直迂等关系的辩证结合。

在这些策略的运用当中，我们不难看出为了避免和现行法律的冲突，讯问理论研究者运用了“虚虚实实”等概念来替代“假、骗”这样的字眼。

“虚”则属于讯问技巧，有别于“吓、哄、骗”。

根据这一理论，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虚”可用，“假”不可用。

“虚”、“假”都是我们对讯问技巧标定的概念，但是关于两者之间的界限却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