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高等教育改革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报告

“中华高等教育改革”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报告2003年12月20-23日，由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和香港大学华正中国教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中华高等教育改革”国际学术研讨会经过一年的紧张筹备，在厦门大学隆重召开。

来自美、英、德、新西兰、芬兰、挪威、澳大利亚、俄罗斯以及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等12个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研究专家和大学校长共150多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

大会共收到论文100多篇，编入大会论文集（上、下两册）90多篇。

与会代表围绕“中华高等教育改革”这一主题展开热烈研讨。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顾问、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名誉理事长、厦门大学高教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潘懋元教授，香港大学校长资深顾问、华正中国教育研究中心指导委员会主席程介明教授，美国著名比较教育学者、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主任阿尔特巴赫教授，俄罗斯教育科学院院长、院士尼康德诺夫教授等20多位高等教育研究大师作了大会报告，50多位专家教授在小组作报告。

大会研讨涉及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许多重要问题，在中华传统文化与21世纪高等教育改革、高等教育体制、高等学校招生体制、高等学校课程与教学改革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这次会议是厦门大学高教所与境外大学第一次联合主办国际会议。

香港大学华正中国教育研究中心是著名的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的权威机构。

会议体现了主办双方相互尊重、通力合作的精神，是一次“强强联合”。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这次会议是一次高规格、高水平、高质量的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是在中国大陆召开的有关高等教育研究的国际学术会议中最成功的会议之一。

会议的成功召开，对于进一步加强厦门大学高教所与香港大学乃至于世界许多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对于促进中国高等教育研究走向世界，从而促进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现将会议研讨的若干学术问题综述如下：1.中华传统文化与21世纪高等教育改革就文化因素对高等教育改革的制约及高等教育在中华文化发展中扮演的角色问题，有代表认为，文化的价值，主要在于它的历史性积淀。

因此，重视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但是，传统文化作为历史上的遗产，在时代性、阶级性上必然与现代社会和现代化进程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矛盾与冲突，因此，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和建设，摈弃传统中的糟粕和不适应成分，使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得以继续和延伸，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互相矛盾又互相适应的，传统文化吸纳了新的成分，才能丰富自身内涵不断向前发展。

高等教育担负着文化选择与批判、文化传承与传播、文化适应与创新的重任，文化发展与高等教育改革之间天然地具有一种直接且积极的紧密联系。

因此，从文化取向的视角研究高等教育改革，分析高等教育在文化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有代表以两岸大学高考改革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为例，分析了文化因素对教育改革的制约作用，指出教育决策要和文化背景相结合，才能使改革不致引发更大的社会和教育问题。

代表们认为，在21世纪，面对来自文化领域的挑战，大学应担负起进行自觉的文化反思和文化批判、建构全球化时代中华新文化精神的文化使命，具体而言，应融会中西方大学精神，保持高等教育的民族特色；把握中外合作办学的文化导向，促进中外教育的优势互补；提高中文学术地位，维持中外语言文化平衡；加强传统文化教学，培育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选择适宜的留学政策导向，提高留学教育的效益，等等。

在对中华文化与二十一世纪高等教育改革所进行的研讨中，代表们还分别就所涉及的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文化殖民理论、文化中心与边缘理论、中体西用等理论进行了见仁见智的分析与批判，体现出了相当的理论水平。

2.高等教育的全球化、国际化与本土化在本次研讨会上，代表们并不拘泥于概念问题，而更加关注全球化、国际化与本土化背后的一些共同趋势与特征。

他们将全球化作为一个基本的背景，研究和探讨这一背景下高等教育的变革和使命。

（1）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新趋势与新特征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一种历史现象，这一概念所反映的思想和实际活动由来已久。

但在全球化时代，代表们认为，应将研究重点转向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新趋势与新潮流的理解。

今天，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信息技术与网络社会的兴起与推动、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等种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高等教育国际化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趋势，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开来，并在办学观念、供给模式和运作机制等方面都发生了改变，呈现出种种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

有代表通过对世界上一些国家的留学生政策的比较分析后指出，今天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已突破传统的文化交流的单一目标而具有多重目标，经济因素，特别是追求商业利润或经济利益在影响和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此外，还有代表就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全球范围内各国相互竞争的趋势、地区和国际间组织在高等教育国际化中所起的作用、国际化内容从“存异”趋向于“求同”、国际化形式由“有边界”向“无边界”过渡等新趋势和新特征发表了意见和看法。

代表们一致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种种新趋势和新特征，给高等教育和各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影响和冲击,非常值得我们了解和把握。

（2）WTO与高等教育国际化当WTO的游戏规则介入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运行过程中时，多数代表表达了对高等教育发展前景的关切。

代表们认为，在WTO的框架下，资本与市场运作所遵循的游戏规则得到了全球意义的扩张，WTO的介入使得高等教育国际化成为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复制资本与市场所具有的权力关系的手段。

高等教育国际化背后一种正在硬化的约束和这种约束背后既定的权力框架以及各种权力关系之间的不平衡关系正在凸显。

WTO的介入使得高等教育国际化与国际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在内容和形式上逐渐趋同和融合，已很难将二者做一个清晰的划分。

从某种程度上说，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发展加快的过程，就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加深的过程。

对于刚刚加入WTO的中国高等教育来说，国际教育服务贸易仍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如何将高等教育国际化与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有机联系在一起并使二者相互促进，对重新认定和占领我国高等教育在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位置意义重大。

（3）全球化时代的世界高等教育体系及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地位与发展道路当前，高等教育的全球化与国际化程度日益加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不可避免地共处于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

以阿特巴赫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这一世界高等教育体系是由中心和边缘要素组成，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的高等教育处于世界高等教育体系的中心和支配地位，它们的准则、价值观、语言、科学革命和知识产品主宰、挤压着其他国家的观念和实践，发展中国家大学只有靠加强自身，达到由西方主要国家主要大学所认可的国际先进水平，才能成为国际学术主力，其他别无选择。

对此，有代表从对依附理论解释角度的批判入手，联系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历程与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实际，对上述观点进行了质疑，并对“中心—边缘”，“借鉴—依附”“主动—被动”等关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尽管存在分歧，但代表们就以下结论达成了共识：高等教育全球化和国际化的历史就是一国在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寻找教育的本土性与全球性之间的平衡点的历史，这一平衡点是否能找到，今后会往哪一方向偏移，目前还很难预料，但可以肯定的是，不断扩大的西方文化和学术影响将使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面临严峻挑战。

有代表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作为一个特殊的高等教育市场，已引起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经销商”的广泛兴趣。

中国高等教育在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居于特殊地位，我们应关注其中的有利因素、不利因素及权力关系。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的加快，有代表表达了对保持中国高等教育独立性与本土性问题的担忧，如何在当前的国际化中争取制度碰撞与文化交融的良性互动，是我国必须审慎思考和对待的一个问题。

各位学者见仁见智，为中国参与高等教育全球化与国际化提供了种种可能的路径。

3.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与市场化（1）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今天，两岸四地的高等教育都已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数量、质量、经费、结构和就业问题始终困扰和影响着各地高等教育朝向更深层次和更大规模的发展。

如何解决这些困难？有专家指出，最重要的在于传统教育思想的转变和政府政策的正确制定。

对于普遍存在的对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道路认识不清、思路不明的问题，有专家深刻地指出：精英与大众是21世纪初中国高等教育的两个发展方向。

这既是中国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的需要，也是高等教育达成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在中国大陆，精英教育的发展，主要是提高质量，提高水平，也要适当增加数量。

大众教育的发展，主要是扩大规模，增加数量，并按照劳务市场的需求，培养适销对路的人才。

在朝向两个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注意保护精英教育机构。

相对于以往人们对高等教育数量、质量、经费、就业等问题的关注，大众化进程中高等教育的结构问题成为此次研讨会上的讨论热点。

有代表通过对内地和香港高等教育在数量与结构、质量与结构以及经费与结构关系的比较和分析，认为大众化进程中高等教育的结构问题是牵动数量、质量和经费等问题的核心问题。

数量的扩张导致结构问题出现，结构的不合理又造成质量的下降，而经费的来源和划拨方式是形成新结构的主导力量。

还有代表以2003年台湾《大学法修正案》作为切入点，分析了台湾近年来高等教育机构的定位与分工问题。

此外，还有代表呼吁应加强院校研究，以利于具体高校的定位指导。

（2）关于高等教育的市场化问题市场化是由精英向大众教育过渡过程中逐渐被引入到高等教育中的一个概念和运作机制。

关于高等教育市场化，代表们关注的问题集中于以下几点：其一，市场化的概念，是否能运用在高等教育的经营管理上，并有助于高等教育的发展？其二，高等教育市场化是否违背了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改变了大学的理念与公益属性？其三，高等教育市场化后，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是否有所改变？其四，高等教育市场化后，应建立何种机制，保证教育质量不致下降？经过讨论，多数代表对教育逻辑与市场逻辑相结合持保留与质疑的态度。

代表们认为，从当前的情况来看，还无法得出市场导向对高等教育而言是利是弊、是转机或者是危机的结论，政府在引用这个概念和运作机制时，应审慎处理。

具体到中国大陆的高等教育市场化问题，有代表认为，市场在推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高等教育改革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些改革是对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一种回应。

还有代表以私立高等教育与资本市场的联姻为主题，讨论了市场因素对高等教育活动尤其是融、投资体制的影响，并认为私立高等教育介入资本市场可能是市场化影响下的高等教育发展的最新动向，引起了代表们的极大兴趣。

除了上述几个论题成为此次会议备受关注的焦点外，大会报告和小组讨论还涉及了新时期的高等教育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关系问题、高等学校与政府的关系问题、知识和权力的关系问题、高等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问题、高等教育招生和考试制度问题、少数民族高等教育与女子高等教育问题、高职教育和自学考试问题、高等教育研究问题、国外高等教育改革问题、素质教育问题等等有关中华高等教育改革方方面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