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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古文运动的理论主张中国唐代中叶及北宋时期以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为特点的文体改革运动。
因同时涉及文学的思想内容，所以兼有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性质。
这一运动发起于中唐，但它的成功却在北宋。
除韩愈、柳宗元外，唐宋八大家中的其余6人，即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都是北宋中期人。
古文这一概念由韩愈最先提出。
他把六朝以来讲求声律及辞藻、排偶的骈文视为俗下文字，认为自己的散文继承了先秦两汉文章的传统，所以称“古文”。
韩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将改革文风与复兴儒学变为相辅相成的运动。
在提倡古文时，进一步强调要文以明道。
所谓道，就是与佛教、道教相对立的儒道。
文道合一，以道为主，这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基本观点。
他还将自己的主张贯彻于实践，写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大大提高了古文的水平。
他是古文运动公认的领袖。
柳宗元在古文运动中的地位仅次于韩愈，其论文亦提倡文以明道，他写出大量散体文，取得与韩愈相当的成就。
由于韩愈、柳宗元等人的宣传倡导和创作实践，唐后期古文写作极盛，质朴流畅的散体终于取代骈体，成为文坛的主要风尚。
韩愈的古文，本有“文从字顺”和“怪怪奇奇”两种风格，后追随者们片面发展了韩文奇崛艰深的一面，古文运动逐渐衰落，骈文又在晚唐五代的文坛上占据了主导地位。
北宋建国之初，柳开曾大声疾呼恢复韩柳的古文传统，但所继承的则是唐代古文运动末流奇涩古奥的遗风，王禹偁也反对五代以来浮艳相尚的文风，但所见与柳开不同，他在提倡“韩柳文章李杜诗”的同时，把“传道而明心”和“句易通、义易晓”作为古文写作的标准，纠正了柳开等人文风的流弊。
继承王禹偁古文传统而作出了较大贡献、成为北宋古文运动中坚的是欧阳修等人。
欧阳修等人也主张“文与道俱”，但已偏重于实用，而不专指遥远的道统和空洞的性理，对四六文的骈偶形式，也采取了比较实事求是的灵活态度。
欧阳修进一步开创了平易流畅、骈散结合的古文新体制，使其成为宋代古文的基本特色，并为此后元明清诸代所遵循。
概述韩愈的文学思想一、韩愈韩愈：中国古代的伟大文学家之一，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其郡望是昌黎，故又称韩昌黎。
韩愈是一个关心国计民生，敢于直言诤谏，也颇有政绩的人。
二、韩愈的古文理论1.韩愈的古文理论之所以在当时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和产生巨大的作用，主要是他把古文写作和提倡儒学复古主义思潮紧密地结合到了一起。
2.政治目的：改革弊政，中兴唐室。
3.主要内容（1）他非常明确地提出了文以明道、注重实用的思想。
（2）他重视文章内容的充实，不轻视文章写作的技巧，他提倡古文并不是要人们机械地模仿先秦两汉文章的语言，他希望创造一种吸收唐代语言发展中的新成果、甚至某些口语因素、并对先秦两汉文学语言加以改造的新的书面语言，或者说，一种适合于唐人习惯、具有时代特点的新的文学语言。
三、古文理论是文章学理论，而不是文学理论；古文代替骈文是语体改革，而不是纯粹文学体裁的改革。
四、韩愈古文理论的积极意义1.古文理论中强调的文以明道思想，对克服某些文学创作中内容贫乏、片面追求形式美的错误倾向，是很有意义的。
2.古文家注重人品与文品一致，要求作家把提高道德修养水平作为创作前提，进一步发展了道德文章并重的传统。
3.古文创作的成功为文学创作的语言表达形式开辟了更广的前景，充分说明了用单行数体的散体形式和对偶骈俪的四六骈俪一样，都可以创作出艺术水平很高的作品。
这种文学语言的改革，不仅促进了散文的发展，而且对小说、特别是文言小说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中唐时期传奇小说的繁荣，就是很好的证明。
4.韩愈发展了孟子的文气说，提出了“气盛言宜”论，这对文学创作中重视表现作家鲜明的个性特征有很重要的意义。
5.韩愈古文理论的不良影响对文学思想发展也有它的不良影响，他没有分清文艺散文和一般非文学文章（如公牍文、应用文等）有本质不同，没有认识到对这两者应当有不的要求，从而在文学观念上又回到南朝“文笔之争”以前的状态。
6.韩愈文学思想中非常有价值的一点是他提出了文学创作是“不平则鸣”的产物。
韩愈的古文理论中国的散文分为骈体和散体两类。
先秦两汉的“古”体，单句散行，六朝以降，骈俪之风盛行。
此风一直延续到唐代。
唐人要从思想上重振道统，在语言表达方式上必然要革除章句之繁琐，回到经典儒学的文体，于是由唐代儒学的复兴产生了古文运动。
一、文道关系的演变文道关系是儒家文论的一个永久性话题，它随着儒学的兴衰而变化。
文道关系围绕重道轻文或重文轻道而变化，追求文学的艺术性、重文学形式技巧的文学思想同原道、宗经、致用的功利主义文学思想彼此斗争，此消彼长。
唐代的古文运动是以复兴儒学为旗帜，以文体改革为中心的散文革新运动。
古文是以先秦的散体文为代表的文章形式，其特点是散行单句，不拘格式。
骈文萌芽于两汉，兴起于魏晋，盛行于南北朝和初唐，其特点是讲究骈俪、对偶、丽藻、用典和声律，它是一般文章写作引入诗赋创作的语言技巧的结果。
骈文作为中国散文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出现了一批脍炙人口的佳作，如孔稚圭的《北山移文》、庾信的《哀江南赋序》、王勃的《滕王阁序》等。
骈文对文章艺术形式美的追求，体现了中国人的宇宙观和文化传统。
但是，在所有文章（包括应用文）中推行骈体化，不顾需要地堆砌典故、推敲格律，一味追求华艳的辞藻，用形式的追求取代思想的追求，甚至障蔽思想感情的表达，又使文章的写作走向重文轻道的华而不实道路。
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们正是基于这一点，从复兴儒学出发，提出文章写作中的复古运动。
唐代古文运动家倡导文章“复古”，有文化重振（复兴儒学）和散文自身发展两方面的原因。
从后者来说，是看到了先秦散体文在记事、说理方面的各种风格和不拘格式的明显优点。
在叙事方面，先秦散文日趋详尽、细腻，记叙文字表述准确，形成的“春秋笔法”寓褒贬于一字之间；在说理方面，思想的活跃与逻辑的推演，使说理文字论证严密，避免疏漏。
墨辨逻辑推理严密，《墨子》一书的文字极为简练严密；道家对个人内心生活真实的眷念，采用“卮言、寓言、重言”的话语方式，形成了“无端涯之辞”的语言特点；纵横家气势雄健、锋芒犀利、纵横捭阖；儒家质朴敦厚、文质彬彬。
韩愈的文学主张韩愈的文学主张后人韩愈评价颇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杜牧把韩文与杜(甫)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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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韩愈的文学主张其论说文观点鲜明，辞锋犀利，气势宏伟，说理透辟，逻辑性很强，感情强烈。
其记叙文常常采用叙事为主，兼以议论和抒情的手法，既能够生动地刻画出人物形象，又能够体现出作者的思想和情感，如《张中丞传后叙》就采用了这种手法。
其抒情文感情真挚，抒写委婉，如《祭十二郎文》把悼亡的悲情和生活琐事的描写融会在一起，写得凄婉动人，催人泪下。
被誉为“祭文中千年绝调”。
韩愈十分重视语言艺术，这与他“文以明道”重道而不轻文观念有关，他曾主张“词必己出”、“陈言务去”、“文从字顺”，语言的匠心独运才能达到明道的目的。
他的散文语言精练生动，准确鲜明，流畅而多变，富于创造性和表现力。
韩愈的文章语汇丰富，既善于吸取古代的词语，又善于运用当代的语言，熔铸成古朴而新奇的语言。
他的许多精警新奇的语句至今流传，如“佶屈聱牙”、“蝇营狗苟”、“动辄得咎”、“俯首帖耳，摇尾乞怜”、“不平则鸣”、“弱肉强食”、“痛定思痛”等等。
他的文章句法以自由多变的单行散句为主，也常常有意运用一些骈文的句法。
韩愈著作选读马厌谷兮，士不厌糠籺。
土被文绣兮，士无鄗褐。
彼其得志兮不我虞，一朝失志兮其何如?已焉哉，嗟嗟平鄙夫!——《马厌谷》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
岂敢尚幽独，与世实参差。
古人虽已死，书上有其辞。
开卷读且想，千载若相期。
出门各有道，我道方未夷。
且于此中息，天命不吾欺。
——《出门》汴州城门朝不开，天狗堕地声如雷。
健儿争夸杀留后，连屋累栋烧成灰。
诸侯咫尺不能救，孤士何者自兴哀?母从子走者为谁?大夫夫人留后儿。
昨日乘车骑大马，坐者起趋乘者下。
庙堂不肯用干戈，呜呼奈汝母子何!——《汴州乱二首》利剑光耿耿，配之使我无邪心。
故人念我寡徒侣，持用赠我比知音。
我心如冰剑如雪，不能刺谗夫，使我心腐剑锋折。
第八讲韩愈的古文理论韩愈(公元768～824)，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与思想家。
河南河阳(今孟县)人，祖籍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
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评价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这两句话道出了韩愈在中唐时代乃至于在中国文学史与文化史上的重要作用。
中唐时代特殊的气候与中国文化发展至此时的时代课题，造就了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与文学家。
下面我们来讲两个问题：一、古文运动兴起的原因与韩愈的原道论韩愈的古文理论以文以载道为基点，同时也对中国古文的写作特点作了阐述。
总体上来说，他的古文理论对于如何运用古文来传道教化百姓，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意见，是中唐文人对于日渐衰颓的儒家之道在文学领域的重振。
韩愈出生在中唐时期这一各种矛盾都十分尖锐与激烈的时代。
他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公元768年)，也就是安史之乱后的第五年。
韩愈一生经历了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五朝。
韩愈所处的年代，是唐代急剧转向衰变的年代。
安史之乱后，藩镇势力尾大不掉，中原地区战乱频仍，全国经济重心逐渐移到江淮流域，依靠南方物力的支援，唐王朝还能勉强应付边患，平定藩镇的叛乱。
在贞元、元和年间，唐王朝统治者还能保持外表的升平气象，但由于“均田制”的被破坏，连年战争，军费浩大，社会上一大批官僚军士与僧侣靠着百姓的赋税养活，再加上统治者的奢靡无度，致使百姓处于困苦不堪的地步。
同时，皇帝信任宦官，腐朽势力控制着朝政，正直官员的谏诤往往受到压制与打击。
在这种情况之下，重新恢复儒学的权威，巩固皇权，确立正道，以振兴大唐帝国，就成为一批有志匡世的知识分子进身入世的忧患情结。
韩愈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了他的人生历程与文学活动的。
危机四伏的时代，动荡不安的局势，文化建设面临的课题，造就了韩愈这样的文化伟人。
作为一名文化伟人，韩愈一生的主要成就在于他领导了当时的古文运动，并且在散文创作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他以其关于古文运动的理论与杰出的创作实践，改变了六朝以来的骈骊文风，开创了中国古代散文的崭新时代。
韩愈、柳宗元古文理论及其异同辨析
柳宗元和韩愈同为唐朝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文学家，都提倡过古文运动，也提出过有关教育方面的观点。
韩愈明确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
他将明道和事功紧密结合起来，用文章表达其排斥佛老，反对割据、振兴儒学的宗旨，这为他的古文理论注入了强烈的现实因子。
柳宗元也阐述“文者以明道”，要求文章要“辅时及物”。
韩愈标举重道而不轻文的观念，充分认识到“文”的作用，他曾指出“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
提倡复古而不泥古，反对因袭而能创新，是韩愈文学理论超越前人的重要方面。
柳宗元在阐述“文者以明道”的同时，也能充分认识到“文”的功用。
他说：“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可见对于“文”，他也有充分的重视。
柳宗元的文学理论大体上与韩愈接近，也强调“文”与“道”之间的关系。
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他明确的提出“文者以明道”。
总的来看，韩愈和柳宗元在评价骈文时出语尖刻，在强调“文以明道”观念时又能强调“文”的作用，凸显“人”的价值，重视文学语言，文章气势等艺术层面。
他们对“道”的认识是有区别的。
韩愈所说的“道”是纯粹的儒家之道，而柳宗元所说的“道”，虽以儒家之道为主，但也兼取诸子百家之道，他所说的“道”比韩愈要广阔得多。
另外，柳宗元所说的“道”，还有较强的现实性。
对“文”的认识也有区别，韩愈所说的“文”是文章的“文”，还没有严格区分文学与非文学，而柳宗元已比较清楚地加以区分了，而且对文学与非文学的特征有所认识，认为“著述者流”“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谓宜藏于简册也。
另外，韩愈有复古主义倾向，而柳宗元则反对“荣古陋今”等。
韓愈的古文理論韓愈的古文理論韓愈的古文理論, 大約可分為以下幾點:(1) 提出「文與道合」/ 文以載道韓愈的文學觀是反駢重散, 在思想上主張尊儒排佛, 要追隨「古道」, 主張文學為貫「道」之器, 也就是要有內容,「學所以為道, 文所以為理」, 可說明為道學文的道理。
於《答李翊書》云:「行之乎仁義之途, 遊之乎詩書之源, 無迷其途, 無絕其源, 終吾身而已矣。
」把仁義詩書合而為一, 便是說明文道合一的理論。
(2) 唯陳言之務去韓愈為了推動古文運動, 因而提出要師承古人。
但所學並非古人的文辭, 要習的是古人的創作精神態度, 所謂「師其意, 不師其辭」。
棄去古人創作上的糟粕, 求取其精華為學習的範疇; 亦即謂: 「本之書, 以求其質; 本之詩, 以求典恆」的創作原則和路徑。
同時, 他更主張語言要獨創, 反對因襲, 所謂「言必己出」, 要「務去陳言」, 反對剽竊, 強調語言的創造性。
(3) 提出內容決定形式韓愈反對那些徒事辭采華美忽略內容而追求形式美的文章。
韓愈認為不同的內容, 應用不用的形式來創作, 那才可以把要宣揚的文章思想, 恰當地表現出來, 即所謂「內容決定形式」的理論。
(4) 提出「文氣」的理論韓愈認為「文氣」是由仁義道德產生的浩然正氣, 與才性無關。
必要:「行之乎仁義之途, 遊之乎詩書之源, 無迷其途, 無絕其源, 終吾身而已矣。
」如能實踐, 浩然正氣必充滿心胸, 寫出好的文章。
浩氣正然之盛, 創作時必可願長即長, 欲短則短。
韓愈把文氣、仁義、詩書聯為一體, 置天賦才氣不顧, 是他論文氣的獨見。
(5) 提出不平則鳴, 文窮而後工的理論韓愈提出不平則鳴, 文窮而後工的理論。
受刺激越大, 怨憤越多, 文章越工。
認為聖賢著作都因「意有所鬱結」,「而抒其憤思」。
因此也提出好的作品不出於王公貴人, 而是發「羈旅草野」。
否則便是無病呻吟。
1.简述韩愈的文以明道？
答：（1）“文以明道”是韩愈提出的古文运动的主要理论，最早是在《争臣论》一文中提出的。
（2）文以明道理论的主要含义是：学习古文的目的是为了学习古道。
文是手段，是形式；道是目的，是内容。
韩愈所谓道是以孔孟为正统的儒家思想体系，带有明显的伦理色彩。
（3）韩愈虽本于道，但并不轻视文，他主张“用文尚能”，把重道与尚文结合起来，并对散文的艺术形式作了多方面的探讨。
（4）韩愈的文以明道理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积极意义，对于恢复儒家的正统地位，维护唐王朝的统一，具有一定的现实内容。
（5）韩愈这一理论有力地冲击了骈体文，他要求恢复和发扬三代、秦汉文章重视思想性和社会性的优良传统，用自由流畅的文学语言和单句散行的新型文体去代替骈体文，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完成了文体和语言的革新。
（6）这一理论也有局限性，它过分强调了文学的政治性，而忽略了它的现实性，忽略了文学反映现实的功能。
韩愈的古文理论中国的散文分为骈体和散体两类。
先秦两汉的“古”体，单句散行，六朝以降，骈俪之风盛行。
此风一直延续到唐代。
唐人要从思想上重振道统，在语言表达方式上必然要革除章句之繁琐，回到经典儒学的文体，于是由唐代儒学的复兴产生了古文运动。
一、文道关系的演变文道关系是儒家文论的一个永久性话题，它随着儒学的兴衰而变化。
文道关系围绕重道轻文或重文轻道而变化，追求文学的艺术性、重文学形式技巧的文学思想同原道、宗经、致用的功利主义文学思想彼此斗争，此消彼长。
唐代的古文运动是以复兴儒学为旗帜，以文体改革为中心的散文革新运动。
古文是以先秦的散体文为代表的文章形式，其特点是散行单句，不拘格式。
骈文萌芽于两汉，兴起于魏晋，盛行于南北朝和初唐，其特点是讲究骈俪、对偶、丽藻、用典和声律，它是一般文章写作引入诗赋创作的语言技巧的结果。
骈文作为中国散文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出现了一批脍炙人口的佳作，如孔稚圭的《北山移文》、庾信的《哀江南赋序》、王勃的《滕王阁序》等。
骈文对文章艺术形式美的追求，体现了中国人的宇宙观和文化传统。
但是，在所有文章（包括应用文）中推行骈体化，不顾需要地堆砌典故、推敲格律，一味追求华艳的辞藻，用形式的追求取代思想的追求，甚至障蔽思想感情的表达，又使文章的写作走向重文轻道的华而不实道路。
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们正是基于这一点，从复兴儒学出发，提出文章写作中的复古运动。
唐代古文运动家倡导文章“复古”，有文化重振（复兴儒学）和散文自身发展两方面的原因。
从后者来说，是看到了先秦散体文在记事、说理方面的各种风格和不拘格式的明显优点。
在叙事方面，先秦散文日趋详尽、细腻，记叙文字表述准确，形成的“春秋笔法”寓褒贬于一字之间；在说理方面，思想的活跃与逻辑的推演，使说理文字论证严密，避免疏漏。
墨辨逻辑推理严密，《墨子》一书的文字极为简练严密；道家对个人内心生活真实的眷念，采用“卮言、寓言、重言”的话语方式，形成了“无端涯之辞”的语言特点；纵横家气势雄健、锋芒犀利、纵横捭阖；儒家质朴敦厚、文质彬彬。
先秦“百家争鸣”的文化氛围中，历史散文的作者要考虑史事的表述与评价，诸子散文的作者要考虑如何表述自己的思想见解，说客们考虑的是如何驰雄辩以耸动视听，说服人主。
总之，先秦散文取得了令后世瞩目的多方面成就，这是它不断为后世所称道和向往的主要原因。
后世主张复古的文人常常以向它认同与回归作为革除文坛流弊的途径。
当然，作为先秦散文发展基础和指导思想的功利主义文学观，也成为后世一切复古运动的指导思想。
在文与道的关系问题上，凡是主张复古的散文理论，无不遵循文以载道的原则。
只有那些着眼于技巧的雕琢和艺术上追求的作者，才会偏离文以载道，表现出重文轻道的倾向。
唐代的古文运动在韩、柳之前就已经开始酝酿。
在韩、柳之前，一批古文家，如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在文道关系上，提出宗经，即要求用一种符合儒家经典的思想，去充实文章的内容，使文章有益政教。
在宗经的原则下，要求文章质朴简洁，反对藻丽雕饰。
但是他们是在复兴儒学的前提下倡导古文运动的，所以其文风只是一味模仿先秦儒家散文，没有吸收庄子散文的滂沛汪洋，纵横家的凌厉激切，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没有新的创造。
真正代表古文运动实绩的散文作家，是韩愈、柳宗元。
二、“文以明道”说韩愈的古文理论和古文创作成就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属于里程碑式的人物。
苏轼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
”（《潮州韩文公庙碑》）刘熙载进一步分析说：“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
盖惟善用古者能变古，以无所不包，故能无所不扫也。
”（《艺概·文概》）柳宗元与韩愈齐名，都在古文运动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绩中作出了令后人瞩目的成就。
和韩愈相比，他的哲学和政治思想更具有历史的进步性。
韩愈、柳宗元以他们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绩，使古代散体文发展到成熟的高峰，从而完成了古代由以骈体文为主到以散体文为主的历史性转变。
韩愈、柳宗元的古文理论，在对待文与道的关系问题上，都主张以道为本，文以载道。
韩愈反复说：修其辞以明其道。
（《争臣论》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
（《答陈生书》，《韩昌黎全集》卷一六）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
（《答李秀才书》，《韩昌黎全集》卷一六）读书以为学，缵言以为文，非以夸多而斗靡也。
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
（《送陈秀才彤序》，《韩昌黎全集》卷二0）韩愈一再声明他是为了提倡古道才写作古文，“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
”（《题哀辞后》）韩愈所说的古道，是正统的儒家之道，其主要内容就是“仁义”。
他在《原道》中说：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已无待乎外之谓德。
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丝麻，其居宫室，其仓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
……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
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这个到孟子就中断了的道统，韩愈下决心要“回狂澜于既倒”（《进学解》）。
韩愈对孟子特别崇敬，因为他要明的道，内容主要就是仁义。
韩愈在《原道》中要求君主能让老百姓安居乐业，无温饱之忧，正是对孟子“仁政”、“民本”思想的具体发挥。
韩愈力排佛老，也是从革除政治弊端出发，他认为但是朝野上下信奉佛老，是导致儒家仁义不行、社会动荡不安的主要原因。
韩愈行“先王之教”，维护严格的等级制度，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反对藩镇割据，加强中央政权。
所以他反复强调要正君臣的名分。
《原道》篇说：“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丝麻、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
”他如此强调要维护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就是为了从舆论上削平藩镇割据的势力。
由此看来，韩愈给儒家传统文学观的明道说赋予了与当时政治生活密切相关的实际内容，改变了他的前辈们空言明道的性质。
三、“气盛言宜”、“不平则鸣”说韩愈的文论受孟子直接的影响，除了他所说的“道”上承孟子“仁义”之外，他还在孟子倡养“浩然之气”的基础上提出了“气盛言宜”说。
刘熙载指出：“昌黎接孟子知言养气之传，观《答李翊书》，学、养并言可见。
”（《艺概·文概》）在《答李翊书》中，韩愈告诫弟子，立言作文要建立在立行养气的基础上，“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
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华。
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他用果树的根与果、油灯的膏与光作比，说明有了仁义，讲的话才和蔼可亲。
在“养气”说的基础上，他提出了“气盛言宜”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
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
”气好比水，言好比浮在水面上的物；水大，浮物跟着水势而动；气势旺盛，语言便随着旺盛的气势发出，或长或短，或高或低，无不合适。
强调“有德者必有言”，强调内在的道德修养比外在的语言表现更为根本、更为重要，是儒家文艺观的传统。
韩愈继承并发展了儒家的这一思想，与他对骈文流弊的深刻认识有关。
骈文末流在创作上掉书袋、形式上过于追求精巧密致，其病根在于骈文作者的生活贫乏、思想空虚、精神境界卑下。
韩愈要从根本上扭转这种不良文风，所以强调文品与人品的深刻联系，提出“气盛言宜”说。
那么，作家的这种靡足珍贵的“盛”气从何而来呢？在韩愈看来，它来自于创作主体与社会环境的冲突之中。
这就是他提出的“不平则鸣”的著名命题。
他在《送孟东野序》中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
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
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
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
人之于言也亦然。
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
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评者乎！他把上古以来许多的思想家、文学家都称作“善鸣者”，他们的善鸣乃是由于“不得其平”。
韩愈把“不平则鸣”上升为一个普遍的规律，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如此。
就人来说，复杂险恶的社会环境，难以规避的矛盾冲突，激起了作者的不平之情，并促使他们将心中积蓄的这种情感一吐为快。
《送孟东野序》是针对孟郊仕途失意、生活穷愁而发，所以韩愈在这里提出的“不平则鸣”，主要是从鸣其不幸、鸣其不平立论，而不是从鸣国家之盛说的。
这种思想在他的《荆潭唱和诗序》中也有表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
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
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
穷不极则文不工，有不平而后有勃发的感情。
在这里，韩愈认识到文学创作行为是主体既往的不平、愤怒、愁苦郁积到一定程度后的爆发与宣泄。
“和平之音”、“欢愉之辞”之所以淡薄、难工，是因为作者缺乏酝酿、激化和强化自己创作情绪的生活经历，而没有足够强度的创作情绪，就不会有发自内心的足够强度的创作欲望，因此也就难以写出有质量的文学-作品。
“不平则鸣”与明道说同时存在于韩愈的文学思想中，就使那种不平则鸣、那种强烈的喜怒哀乐的感情抒发和功利主义的文学观统一起来，从而使他提倡的古文运动，创造出了许多实际的业绩。
韩、柳的古文中，悲愤不平之作比比皆是，而且有不少取得了文学上的巨大成就。
韩愈的不平而鸣之作论者列举多有分析，即使是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其中也浸透、隐藏着一种无可排遣的愁苦与悲哀。
这使他的游记散文，明秀之中带着清冷，而不是带着欢快与热烈；有时候这种冷色调中再杂以哲理的深深的感慨，更流露出他写这些山水游记时的实际心境。
如《小石城山记》中写自然景物天造地设的奇美，之后议论说：“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
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劳而无用。
神者傥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
”作者慨叹于夷狄奇才的不为世用，认为反不如本就无有，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从柳宗元的创作实践中反映出来的这种“不平则鸣”思想，与韩愈在理论上的阐述相呼应，说明韩、柳古文运动的成功不仅在于以明道相号召，而是在明道说的功利倾向中，加进了发愤抒情的写实因素。
这种强烈的社会性创作情绪，使他们的创作内容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