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奖科学家，让科学流行起来
【素材回放】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于2018年1月8日在京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张高丽、王沪宁出席大会。在热烈的掌声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获得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南京理工大学王泽山院士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侯云德院士颁发奖励证书。
【素材解读】
奖励杰出人才，契合创新创业、科技兴国的时代特征，彰显了高瞻远瞩、揽月潜洋的伟大抱负及视野格局，同时有利于激发全社会对科学的热爱，有利于提升公民科学素养，有利于提高中国在世界科技舞台上的地位。人才代表着一个国家科技领域的发展潜力，未来中国的发展，必须要有雄厚的人才队伍——对科学家的尊重与重视，将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科研，潜心钻研，为国家建设和发展添砖加瓦。科技是国之利器，国家要强大、企业要兴旺、人民生活水平要不断提高，必须有强大的科技支撑。加快各领域科技创新，掌握全球科技竞争先机，这是我们提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出发点。夯实科技基础，发动科技创新的强大引擎，让科学家拥有更多的财富和铁杆粉丝，让知识与创新更具备含金量，让科学享有受人尊崇的地位和号召力，进而让科学流行起来，这可以看作是未来科学大奖自带的广告效应，也是打破陈规，披荆斩棘，开拓我国科学发展道路和前景的重要力量。
【适用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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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怀祖国，心系人民，敢于担当，勇于超越的科学精神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激发科学精神，鼓励科技创新
奖励杰出人才，契合创新创业、科技兴国的时代特征
推进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升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增强了我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振奋我们的民族精神
有利于激发全社会对科学的热爱，有利于提升公民科学素养，有利于提高中国在世界科技舞台上的地位
当下，一些功利化、娱乐化的社会环境让追求科学家梦想、培养科学态度的现实日显“骨感”科技是国之利器，国家要强大、企业要兴旺、人民生活水平要不断提高，必须有强大的科技支撑
一年一度的国家科技奖励大会，将见证蓬勃进取的中国科技力量，走向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素材锐评】
奏响中国创新最强音——从国家科技大奖看创新走向
王泽山、侯云德两院士摘取2017年度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双响”，基础原创“多点开花”；科技奖励“年度大戏”彰显时代意义，中国力量再攀高峰……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８日在京举行。作为我国最权威的政府科技奖励，这场颁奖大会无疑是科技界的盛事。今年更有着不同寻常的时代意义——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之后和中国科技奖励制度进入“深改时间”后的首次国家科技奖励大会。重大科技成果从零星到井喷，从量变到质变，人们看到，中国科技正站在飞跃发展的新起点。
“８０后科研少壮派”国家科技最高荣誉标注创新力量吴文俊、袁隆平、王选、黄昆……自1999年以来，29名杰出科学家摘取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天眼”探空、神舟飞天、墨子“传信”、超算“发威”……谈及近年来我国科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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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井喷现象，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火炸药专家王泽山院士如数家珍。
“新时代，我们的科技事业走出了仿制跟踪，进入了创新征程，我感到了科技兴国、科技强国的强大力量。在知识爆炸、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的未来前途无量。”王泽山说。
今年已82岁的王泽山，笑称自己是“80后科研少壮派”。现在的他每年仍有一半的时间在出差，精力旺盛得跟小伙子一样。
60多年专注火炸药研究的王泽山“用科学研究科学”，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做出超越国外水平的原创成果。近期他和团队正在酝酿的一项研究，极有可能成为又一具有颠覆性意义的“黑科技”。
同为最高奖得主的侯云德，与病毒“斗”了一辈子。这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步伐轻快，年近九十还在上班。
26年前，侯云德开风气之先当“创客”——在地下室里建起中试生产线，创立我国第一家基因工程药物公司。现如今，“双创之花”已经开遍神州大地。
10年前，79岁的侯云徳被任命为“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总师，再次创业的他带领团队为我国建立起72小时内鉴定和筛查约300种已知病原体和筛查未知病原体的检测技术体系，在突发疫情处置中“一锤定音”。
面对世界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日益兴起的态势，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强大的科技创新力量。无数“80后”老科学家正和“80后”年轻人一道，共同标注时代的创新力量。
自然科学奖“双响”基础原创“多点开花”
时隔11年，2017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迎来“双响”——唐本忠院士团队“聚集诱导发光”和李家洋院士团队“水稻高产优质性状形成的分子机理及品种设计”双双折桂。
国家自然科学奖奖励那些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领域，阐明自然现象、特征和规律，作出重大科学发现的个人。自1999年以来，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秉持“慎之又慎、宁缺毋滥”的高标准原则，曾9年空缺，距2006年产生两个一等奖已有11年。
“值得关注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每年都有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项目问世。奖项从较为集中的基础物理学领域，扩展到化学、生物学，呈现‘多点开花’之势，创新拔尖领域更加多元。”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说。
基础研究是支撑科技强国的“创新源”。如同一条河流，基础研究是“上游”，决定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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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游”的技术创新和“下游”的技术推广和产业化。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
从赵忠贤院士领导铁基高温超导体研究到潘建伟院士团队的多光子纠缠研究，从王贻芳院士领衔发现中微子振荡新模式到唐本忠院士团队聚集诱导发光等研究……近年来，我国基础研究不断进步，局部已“领跑”全球。自然科学领域“贤必举欧美”的时代开始“终结”。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
“中国基础研究在世界版图上的地位持续上升，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应该看到，我们抢占了一些‘山头’，但在更多尖端领域的‘大山头’，尚需战略布局并持之以恒攻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关键领域、卡脖子之处实现赶超创新能力体系建设迈上新台阶纵观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的获奖项目，他们当中既有对高性能碳纤维复合材料构件在加工技术与装备上的突破和发明，也有燃煤机组超低排放关键技术的研发及应用……在油气开发、现代煤化工、深海探测、交通基础设施等多个重要领域，我国通过自主创新取得了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促进清洁能源发展，加快海洋强国建设，深化高铁“走出去”战略等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
进入新时代，我国科技发展突飞猛进，涌现出来的部分科技成果具备全球领跑实力，科技奖励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得到进一步彰显。国务院办公厅2017年印发了《关于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方案》，这是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创新型国家建设凝心聚力的重要举措。
进入新时代，构建既符合科技发展规律又适应我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科技奖励体系，显得尤为重要。以创新为导向，一大批举世瞩目的超级工程和在科技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组织得到国家科技奖励，目的就是调动更多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创造力，通过自主创新取得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体系建设迈上新台阶。”科技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王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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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创新第一动力的地位和作用，突出以科技创新引领全面创新，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美国《福布斯》双周刊网站登文称，岁末年初，“一条硅龙”的概念已经成为主流。自2008年以来的10年间，中国在技术和创新领域快速发展。“如果说中国跑赢了这场技术竞赛，那已经不再是笑谈了。”
“让人民生活更美好”是科研人员“不变的初心”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科技创新也要瞄准这个“靶心”。
科技创新既要“高大上”，也需“接地气”。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榜单上，３项水稻研究成果（团队）名列其中：除了李家洋院士团队外，袁隆平杂交水稻创新团队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创新团队），潘国君团队完成的“寒地早粳稻优质高产多抗龙粳新品种选育及应用”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017年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杂交水稻创新团队的一个丰收年。正如评审小组对袁隆平创新团队的评价，“紧盯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需要，攻坚克难、不断创新，经过21年的建设，已形成以袁隆平等为带头人，持续领跑世界的创新团队”。
经过十多年研究，李家洋团队成功克隆出水稻理想株型基因ＩＰＡ１，为突破水稻尤其是杂交稻的产量瓶颈，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有价值的基因资源。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佳木斯水稻研究所潘国君团队，则针对寒地早粳稻生育期短创高产难、稻瘟病和低温冷害频发稳产难等问题，历经20多年研究，创新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寒地早粳稻“龙粳”系列。
食药健康事关百姓福祉。此次获奖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等团队针对中药大品种三七研发与应用的关键科学问题，形成了基于系统生物学原理的集成植物育种、栽培、化学物质发现、药效机制破解、生产自动化及循证医学研究的关键技术与方法，在“种好药、做好药、用好药”上做出了新文章。
“唯有在自己的土地上产生出一批代表人类创新发展的中国科学巨匠，才能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尊重。”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所长孙晓波表示，当国家实力积累到一定阶段，财力、政策和机遇捕捉的能力都上了一个台阶，科技发展就会迈入历史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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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将是未来产业革命最受关注、最有希望实现新突破的领域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协党组书记怀进鹏表示，下一步我国将继续鼓励营造生命科学创新研究的良好氛围，通过科技创新为人类健康贡献更多“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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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具体授奖情况如下：
1.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南京理工大学王泽山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侯云德院士；
2.国家自然科学奖35项，其中一等奖2项、二等奖33项；
3.国家技术发明奖66项，其中一等奖4项、二等奖62项；
4.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70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21项（含创新团队3项），二等奖146项；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7人：厄尔·沃德·普拉默（美国）、肖开提·萨利霍夫（乌兹别克斯坦）、张首晟（美国）、菲利普·戴维·寇茨（英国）、陈德亮（瑞典）、施扬（美国）、保罗·斯潘诺斯（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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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心天地守真科学
——回眸历届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
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即将揭晓，在此之前，我国科技领域的这个最高奖励已连续颁发17届，其中有27人获得该奖项中最有分量的最高科学技术奖。从第一届的获奖者吴文俊和袁隆平，到上一届的获奖者赵忠贤和屠呦呦，作为我国万千科技工作者中的杰出代表，这27人诠释了中国科技发展的广度、中国科研精神的高度。他们的科学贡献有目共睹，他们在科研工作中体现出的精神和品格同样值得大书特书。
风骨坚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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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问你，这些科学大家最打动你的是什么？家国情怀、爱国报国的赤子之心以及为此的无私付出，可能是很多人的选择。
27位最高奖获奖者均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前，国家的贫弱、人民的疾苦，他们有切身体会。在那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师昌绪、叶笃正、徐光宪、吴良镛、谢家麟、郑哲敏、张存浩、程开甲……27位获奖者中的绝大多数早年都曾求学海外，本有机会留在国外并得到更好的物质回报和发展机会，但他们都选择了回国。正如师昌绪所说：“我们这一代人在被列强欺凌的旧社会长大，留学后冲破一切阻碍回国，一干就是几十年无怨无悔，就是抱着一个强国的梦想。”
那些曲折动人的归国故事我们已听过很多，不必赘言。他们为国请命、百折不挠的风骨，一言一行皆可见。为我国核武器事业而隐姓埋名的于敏，在1984年冬天又一次来到西北高原试验场进行核武器试验。在这片曾多次踏入的苦寒之地，他想起诸葛亮的矢志不渝，六出祁山，于是高声朗诵《后出师表》：“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场面，怎能不令人动容。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从国外购进一台超级计算机，但由两位外国专家监督使用，干什么、不干什么都得经他们同意，这深深地刺痛了搞计算机研究的金怡濂。“我们深感自己没能为国分忧……下决心自己开发，要让我们的计算机在国际上有一席之地。”最终，他主持研制的“神威”计算机让中国在国际上扬了神威。
这些科学大家在做选择时很简单，只要国家需要，就不会有第二选择。从研究合成石油，到火箭推进剂及发动机，再到高能化学激光，张存浩一次又一次改行。有人不解，但他很坚定：“这是国家战略需要的前沿课题，不能讲价钱。”同样，徐光宪也曾四次改变科研方向，从量子化学到络合物化学、核燃料萃取、稀土分离，最后又回到量子化学。为何如此？他说，科学研究应该时刻关注国家的需要。正如他当年执意回国时所说，“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
他们为国争气，从不退缩。王忠诚经常对学生说：“拿起手术刀，在世界神经外科的状元榜上，不断刻上‘中国’这两个字！”屠呦呦为尽快研制出青蒿素以解决疟疾之忧，以身试药。王小谟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研制国产预警机，使中国预警机有了个外号——“争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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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他们正是如此实践，把国与民扛在肩头。叶笃正说，学成后最担心的就是报国无门。袁隆平说，与大地贴得更近，看天空才会更远。王选说，一个人如果把自己的工作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很有可能创造出更大的价值。王永志说，这辈子其实只想说一句话：能参与国家和民族几件大事是我的荣耀。
不失本色
作为科学家，27位获奖者从未失去本色，求真求实，让科学研究保持着那份质朴和神圣。
他们坚持真理，让科学保持纯粹。有一次，程开甲设计的核试验测试方法遭到一位副司令员反对，有人劝其屈服。程开甲说：“我不管他是不是副司令员，我只看他讲不讲科学。”
他们心无旁骛，为科学甘愿坐冷板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物理学界在通过铜氧化物超导体探索高温超导机理的研究上遇到瓶颈，很多人转投其他领域，但赵忠贤坚持不放弃，相信超导还会有突破。多年坚守，他的科研人生迎来另一个高峰。
他们始终如一，对科学爱得深沉。吴良镛85岁时在南京某博物馆工地视察时突发脑梗，很多人以为其建筑生涯至此画上句号，但他在医院进行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康复治疗。“别人一天练4个小时，我就练8个小时，我告诉自己，必须尽早站起来，回到我热爱的建筑领域。”
他们热爱科学，所以绝不涂抹、玷污她。晚年的黄昆经常收到学术会议的邀请，都一一拒绝。他认为，学科发展这么快，去了以后说和不说都不好。不说，你架子大；说了，又怕说错话。郑哲敏一生坚持做科研要实在，晚年所获荣誉愈多却愈惶恐，他担心年纪大了，怕做不出更多实实在在的事，“像欠着什么，还不清了似的”。谢家麟的学术秘书看到其在指导学生论文时做了大量工作，有时把谢家麟的名字放在作者之列，但谢家麟坚决要求划去，他讨厌学术界“搭便车”的陋习。
甘为人后
他们不服老，上下求索，闲不下来。刘东生被人称为“超级老头”，78岁亲临南极、北极和青藏高原进行实地考察，88岁高龄仍亲赴罗布泊考察。吴孟超90多岁仍站在手术台旁，只要不出差，每周都要上台做手术，“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倒下，就让我倒在手术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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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声80多岁仍到田间地头看小麦，组织实施“渤海粮仓”项目，向盐碱地要粮。闵恩泽80多岁时“还想再干点事”，要将最高科技奖的奖金用于“中国石化发展战略性、前瞻性、基础性的课题，也就是明天、后天需要开展研究的课题”。吴征镒是平足，野外考察时经常摔跤，但花甲之年两次进藏，爬上喜马拉雅山北坡，自嘲“摔跤还能发现新物种”。
“真正优秀的科学家应该既是充满自信的，又是高度谦逊的。”这是吴文俊的话，这是他和那些科学家们的写照，他们为国奉献时敢为人先，了却天下事后甘为人后，淡泊以明志。
谷超豪先后涉足微分几何、偏微分方程和数学物理等领域，除了应国家之所需，还有一个原因是为后人开路。他的学生洪家兴院士说：“他带着大家探索、开路，而等找到了一条通往金矿之路后，他就把金矿让给跟随他的年轻人去继续挖掘，自己则带着另一批年轻人去寻找另一个金矿。”
王振义荣获被誉为世界肿瘤研究“诺贝尔奖”的凯特林癌症医学奖不久，辞去上海血研所所长的职务。他说，人生就像抛物线，人的体力、创造力达到某个高度后就不可避免地要进入下降趋势，要让更有能力的人来干。“我最乐意看到的，是血研所能不断挑战新的高度。至于我个人，退下来后也不会闲着，我会当好顾问，当好士兵。”
给后人开路、让路，对前人更不能忘恩。刘东生获泰勒环境奖后，特意拜访其当年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王恒升。“那年父亲101岁了，脑子也不大清楚。刘先生还是执弟子礼，毕恭毕敬地把证书展开，捧给父亲看，鞠躬感谢业师的培育之恩。”王恒升的女儿王莹棣感慨，“如此人品风范，怎能不让人敬佩。”
他们是硕儒、是大家，却俯首甘为孺子牛。在“嫦娥一号”工程中，总指挥栾恩杰、总设计师孙家栋、月球应用科学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被称为“铁三角”。在这个团队里，孙家栋把所有的工程技术难题都揽在身，甘为人梯。他对欧阳自远说：“我是给你打工的，我的责任是把你的眼睛和手，延伸到月球。”
由于在各领域的开拓性、奠基性的贡献，这些科学大家经常被人称作“某某之父”，比如孙家栋被称作我国“卫星之父”，于敏被称作我国“氢弹之父”，王小谟被称作“中国预警机之父”等。但他们本人从未以此自居，相反，对社会上给予的这种称呼感到不安。“我一看到这种报道，就想写信给作者，让他们改过来。”孙家栋说。
无论通向科学山峰还将经历多少艰辛，一代代中国科技工作者都不断努力攀登，追求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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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我们中国人的科学梦想和荣光。老一辈科学家那些令人景仰的精神与品格，也将继续传承下去，点亮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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