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主义

世纪之交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其对科学社会主义提出的新挑战一、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一)世纪之交资本主义在生产力的新变化及表现。

首先是体现在战后以来。

西方资本主义各主要国家以科技为突出代表的生产力及所带动的社会经济呈加速发展、加速突破与加速更新趋势。

且调整与发展的周期和阶段性变化频率显著缩短和明显。

在这样的态势下，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西方发达国家从工业化社会(工业经济)向信息化社会(信息经济或知识经济)的转变，从经济发展的消耗、破坏型增长方式向集约、保护、再生、可持续型增长方式的转变正在加速成为现实。

这种最新发展变化的趋势集中反映为：1、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以信息技术为主的高技术产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迅速上升，促使产业结构发生新的深刻变化。

目前，主要发达国家的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不到3％；第二产业的比重变化不大，但趋势是下降；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则显著提高，已在60％以上。

以美国为例，其高技术产业的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已占30％一50％以上，其中信息产业所占比重达15 ％一30％，即使以15％计，信息技术产业也已超过美国的支柱产业之一的汽车业，成为最大的产业部门，并且还在迅速扩张。

另有资料表明，1996年，全球信息技术产品的全球贸易额已超过“7000亿美元，占当年全球贸易额的10％以上。

此外，信息技术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渗透力”极强，它广泛应用于其他高技术产业，促进其迅速生成和发展；应用于传统产业，促进了“夕阳产业”的改造和“旧貌换新颜”；应用于金融、商业和运输业等，大大提高了这些服务业的效率。

所以，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西方经济中，信息技术产业已取代传统产业，成为起主导作用的产业。

也因为信息技术产业应用的广泛性这一特点，使其突破了三大产业原有的界限，使它们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

因此，有人认为可把信息产业(或知识产业)作为“第四产业”来看待。

2、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就业结构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其显著特点是“知识工人”的迅速增加和非知识工人的减少。

如美国近些年来，数以百万计的新就业者中，知识工人占90％，今后不久，他们就会成为最大的职工群体。

这些人有更高的教育水平、文化素养和丰富的专业知识，使用的基本工具是计算机和其他相关的信息技术设备，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

3、为了适应信息社会对知识型劳动者和各种专门人才的需求，教育和培训事业的改革和加强正在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和社会关注的重点，对人力资源的学校教育和在职培训紧密衔接，二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同时教育社会化趋势也日益加强，互联网络和各种媒体成为教育和培训的新手段。

4、由于高新技术的不断突破和广泛应用，由于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人力培养的上述新变化，也由于工业化带来的严重后果促其改变经济发展模式，西方发达国家在本国本地区，通过近二十年的改造和转移，已在很大程度上将传统的资源消耗和环境破坏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了可持续发展模式，使其被严重污染的生态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自然资源正在得到有效保护；科技对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效率的贡献比率，已从50年代的大约50％提高到目前70一80％，使其经济的集约化水平大大提高，远远领先于发展中国家。

(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

随着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的转变。

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发生了相应的调整和新变化。

这集中体现在西方的企业所有制、结构及管理制度和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变化上。

首先，从8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先后着手对落后于信息化大潮的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组，但也保留了一些承担一定社会职能的重要企业掌握在国手里。

第二、在高技术、特别是信息和生物技术领域，建立了一批新型公司，他们随着高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而异军突起，在不长的时间内就跻身于世界最大公司的行列。

如1997年美国报刊公布的世界大公司排行榜上，在前50家中至少就有15家是新兴的从事信息、制药等高技术产业的公司。

他们不仅是在高技术上体现了新型，而且其组织方式和管理体制也破除了传统的框框，开了新管理体制的先河。

第三、9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百年的资本主义企业史上第四次企业兼并狂潮，其特点是来势凶猛，涉及几乎所有部门、超大公司和国际兼并迭出，得到了政府的鼓励和支持，其着眼点在于增强本国大公司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排挤和压倒他国竞争对手，控制世界市场。

这些企业通过合并和兼并，不仅扩大了企业规模，更重要的是以此为契机，实行企业重组，精简机构人员，改革管理体制，提高效率和竞争实力。

第四、高技术的发展为大量中小企业提供了新的活动空间，使他们获得新的活力。

如美国，近几年每年创办的70万一90万的新企业里，绝大多数都是中小企业。

第五、企业纷纷适应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市场需求变化多端的情况，正在改变过去那种部门分工过细、层次过多、等级森严的管理体制和产生于大工业时期沿袭已久的劳动组织形式，使企业组织形式和管理体制变得更少层次、更少家长式、更少血腥味、更为灵活、更有人本味、更具有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大制造商和众多承包商(或供应商)的关系变得象合作伙伴关系。

第六、在广泛采用信息技术和以脑力劳动为主的时代，新的企业管理体制和劳动组织形式使企业主与员工的关系不再是大机器生产和以体力劳动为主的时代那种赤裸裸、血淋淋的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工人也不仅仅只是被当作“机器的附属物”和“会说话的工具”，而是变得更象合作共事关系。

因为企业要适应新形势变化的需要，就必须把工人或下属员工“解放”出来，力求增强他们的主人翁意识，让他们尽可能地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性地独立完成工作，在让他们充分分担责任的同时，也让他们分享必要的甚至是充分的权力、信息、知识、报酬和现代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

如果说西方企业管理体制的调整与改革是微观层次上生产关系为适应生产力的突破性发展变化而进行的某种变革，那么西方国家对经济体制的调整和改革则是在宏观层次上生产关系为适应生产力的新发展而进行的变革，而且这两者是互相联系和互相促进的。

西方国家经济体制的调整与改革，主要表现在：第一、国家对宏观经济干预和调节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发生了变化。

70年代西方出现的经济滞胀，使他们认识到凯恩斯主义理论和政策也不是任何条件下能奏效的灵丹妙药。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西方国家以英美带头，宣布摒弃凯恩斯主义，转而采纳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的主张，实行紧缩政府财政预算、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减少税收、刺激投资的政策，从而达到抑制通胀、克服滞胀、振兴经济的目的。

但执行的实际结果是，通胀受到控制，经济增长率却依然低下，政府财政赤字也不断扩大，国家负债连年增加，社会收人分配不公现象加剧，贫富差距扩大。

到90年代，这种方针政策已难以为继，必须再次进行调整。

1992年，美国克林顿当选总统后，他采取了两种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兼而有之的“中间路线”，即一方面政府降低某些税收，削减政府财政开支，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为此在一系列领域，如通信、银行、金融市场、交通运输等领域，放松或取消限制，鼓励企业竞争和兼并；另一方面，政府政策的重点又向另一些重要领域倾斜，比如在科技研究与开面，政府加强了鼓励、扶植和支持。

政府的政策目标的重点，已不再是大大提高经济增长率，也不再济信息化、全球化，增强全球竞争力，力争在世界市场上占有更大的优势和份额。

这种经济指导思想和经济政策减少了党派色彩或学派学彩，增多了务实精神，反映了西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逐步走向成熟。

1997年，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上台后，同样也在走这种“中间路线”。

第二、西方各国对经济体制进行的改革，虽在改革重点以及采取的步骤和措施上不尽相同，但一般说来，除前面提到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外，还都进行了财政和税收体制改革，以减少财政赤字；进行金融体制改革，以稳定金融体系；进行劳动工资制度改革，以降低失业率；进行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进行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调整，以将中央权力更多地下放给地方，让地方更多地承担医疗保健、教育培训等任务；进行外贸体制改革，以减少壁垒，推进自由化。

第三、以美国为主的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进行的经济体制调整和改革已收到了一定成效，各国原已建立的经济模式也正在或将逐步发生变化，走“第三条道路”的思潮正在西方兴起，它力图解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既要有更高的效率，又要争取社会公平；既要鼓励竞争、承认差别，又要缩小贫富差距；既要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又要减低通胀和实施人们所希望的社会保障制度；既要更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又要使政府干预恰到好处；既要对外扩张，又要对国内市场加以保护；既要吸收他国模式的某些长处，又要保持本国模式的一定特色；如此等等。

西方发达国家必定是带着这些调整、改革、探索及其相关新变化进入了21世纪。

(三)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一系列最新发展和变化，西方国家的社会和上层建筑也发生了一些相应的重要变化。

首先是在社会领域方面，较资本主义发展的以前阶段，也较当代其他社会类型和发展阶段的国家，比较成功地解决和保证了处于极富和极贫之间的绝大多数中间阶层较稳定的教育、就业、收入、社会保障和宽松的现代生活；让本国广大劳动人民也能随着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和物质精神财富的不断涌现而分享现代化的文明成果当然，、这首先是社会化大生产和经济持续循环发展到一定阶段和水平的必然结果)，社会文明果实不仅仅只是一少部分大资本家和富有阶层享有的专利；相当程度上解决了经济和社会竞争的公平性，法律面前平等性，以及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形式与内容的某些统一性；极大缩小了城乡差距，城乡一体化正在成为现实；较好解决了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

社会领域的这些主要和重要的变化，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大为缓和，社会基本矛盾往往也不是以激烈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且大都能够在社会正常、成熟的机制内得到调节和解决。

这就使整个社会在橄榄型阶级阶层结构、政治与法治机制、社会心理和大多数公民认同等方面获得了稳定发展的基础。

其次，资本主义国家的职能也发生了重大演变，适应国家职能从“守夜人”、“警察”到“社会管理者”、“总资本家”的演变，其政治制度和功能进行了全面的调整，经历了新的发展，如公民权力的扩大、法治的加强、政治结构两极化的发展、代议民主制到行政集权民主制的演变等等，国家对社会发展的管理、调控和推动作用大为增强。

再次，当代西方国家的文化呈多元发展趋势，以好莱坞、摇滚乐、麦当劳、可口可乐等为代表的世俗文化和揉合传统的现代高雅文化并存发展，体育、影视、歌唱、时装模特等文化明星主导着大众文化潮流，文化的管理体制更加完备，大众传媒借助现代技术有了空前发展和强大影响，所有这些西方文化随着西方经济的强大和资本的对外扩张，成了当代世界极具影响的强势文化，并与东方的传统文化发生强烈的碰撞、冲突，对其产生巨大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