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松建：《里尔克在中国：传播与影响初探，1917-1949》傻按：此篇文字，Dasha先在“香港文学资料库”（.hk/search_sim.jsp）找到的题名，而后不经意找到了网上有全文（修订）。
张建松身在新加坡而钩沉中国文坛旧事，是极其不易的，资料的缺失也是可想而知的，且尚能超越卫茂平《咏物诗人里尔克》（/text.asp?ID=1654），比如徐迟、比如唐湜，不得不叹服。
张建松亦因身在新加坡而不能够充分掌握中国现代文学的史料，且自身犹不通德语，因此，臧否之际有些局囿、有些隔膜，比如，论里尔克对郑敏、陈敬容等人的影响，不过是在讨论里尔克某种英译本对她们的影响。
就像在CNKI里能够找到的大量关于里尔克与冯至的论文，其绝大部分不过是在表述“冯至译出里尔克的文字对冯至的影响”。
所以，张建松“结语”所标称的“创造性转化”，可能更是“自欺欺人的误读”。
第三，《中国文艺》2卷2期（1940年4月1日）署名“丙子”的《布里格随笔》片断译文。
张松建推测“‘丙子’可能是北京大学德语文学教授杨丙辰，当时他正主编中德学会创办的《中德学志》。
”而张中行有文回忆杨丙辰说“杨先生是通德语的老前辈，翻译德文著作不少，现在记得的还有《费德利克小姐》和《火焰》，都编入商务印书馆的《世界丛书》。
他名震文，但名很少用，在学校，在社会；著作，译书，总是用杨丙辰。
”由是，尚需在Dasha这个网站阅读到此文的诸君抱持一定的审慎。
全文转贴自网络，对个别明显的手民之误如“唐?”、“?西文學批評研究”，聊作订正。
里尔克在中国：传播与影响初探，1917-1949张松建发布时间：2007-5-17 10:18:16 来源：中国艺术批评阅读：1096作者简介：张松建，新加坡国立大学哲学博士。
研究领域为现代汉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
专著《新诗现代化：中国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潮探源》即将出版。
另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发表论文和评论二十余篇。
奥地利作家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被誉为"自歌德、赫尔德林之后最伟大的德语诗人"。
他的诗集《时辰书》、《图像集》、《新诗甲乙集》、晚年的《献给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和《杜伊诺哀歌》、散文《论山水》和《旗手克里斯多夫·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论文《罗丹论》、诗体小说《布里格随笔》等等，以深邃的思想和精湛的艺术，诚为世界文学中的瑰宝1。
里尔克的影响是国际性的，从欧洲大陆到英国、北美，直到辽远的东方，一个世纪以来，广被博及，佳评如潮。
中国学者对译介里尔克也毫不示弱，他们翻译里氏诗歌、散文、随笔和小说，撰文议论里尔克的诗艺及阅读感言，而且身体力行，斟酌损益，在其影响下从事现代诗的理论探索和艺术实验，逐渐形成一个不容忽视的小浪潮。
尤为重要者，尽管其它西方现代派诗人--例如法国的波德莱（Charles Baudelaire, 1821-1967）、爱尔兰的叶芝(W. B. Yeats, 1865-1939) 、英国的艾略特(T. S, Eliot, 1888-1965) 和奥登(W. H. Auden, 1907-1973) --对中国诗人也产生过或多或少的影响2，但是，相形之下，"艾略特对中国诗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某些被判定是与现代诗歌有关的写作技巧和艺术观念上，奥登的影响差不多完全限囿于修辞领域，只有里尔克的影响超出了上述领域，对中国诗人的人格风貌和精神态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里尔克在这里提供的是一种诗歌精神上的范式，隐秘地满足了中国诗人对诗歌的现代性渴望"3。
毫不夸张地说，里尔克与中国诗人的因缘，促成现代汉诗成长历程中的重要因素之一。
本文透过钩沉文艺杂志和报纸副刊上的有关文章，厘定出一条清晰可辨的里尔克在中国的传播线索，不避繁琐，以广知闻。
在此基础上，以冯至（1905-1993）、陈敬容（1917-1989）、郑敏（1920-）、吴兴华（1921-1966）的诗篇为例证，检讨中国诗人如何接受里尔克的影响，由此见证文学影响的复杂多方以及现代汉诗的一个面影。
上篇里尔克在中国的传播：史实辨正非常明显，翻译不仅是指文字上的互译活动，而且是指文化间的交往行为，在文学翻译的过程中，面对同一个被翻译的对象，翻译者的兴奋点、价值取向和理解能力也会有所不同。
所以，在众多的学者译介里尔克的过程中，出现个人喜好上的差异和认识水平上的偏差，也就不足为怪了。
当然，我所关怀的"问题意识"始终是：在翻译里尔克的过程中，翻译主体获得了什么？被翻译的主体又获得了什么？我把关于里尔克传播的资料归为三类：一般性的简介、作品翻译和学术评论，下面分而述之，顺便评判其得失所在。
早在1922年，以崭新面目出现的《小说月报》就已开始介绍德语文学，也多少涉及了里尔克，第13卷第8号的《战后文艺新潮》就提到"列尔克(Maria Reiner Rilke)，一本最好的《罗丹》(Rodin)研究的作者"4，但仅此而已，未有进一步介绍。
到了1923年3月，余祥森介绍德国象征派文学，概括了里尔克的生平史略，列举了他的一系列代表作，称其为象征派代表作家之一，但关于他的诗艺的叙述却不大准确："利氏底诗深含有宗教的色彩，平等的精神。
他见得到的，都写得到；但不喜描写人间一切恶浊的，苦痛的；所以他底诗极其温籍绮丽，他早年的作品比晚年的还佳些 (5)说里氏作品有宗教色彩，那当然是不错的；但说他不喜描写恶浊和苦痛则未免失实，因为他的早期作品有不少篇幅描写麻风病人、乞丐、娼妓、江湖艺人、落拓者、疯子等畸零人，表现"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以及自己如何与他们苦乐关情。
至于说他的晚期作品比早年逊色，更是离谱。
1923年12月，无明翻译了日本学者生田春月的《现代德奥两国的文学》，其中有一段介绍了里尔克，但把他误为女诗人--利尔克Rainer Maria Rilke是生长于普拉亚克地方的人，从便宜上，也可以算入奥国籍。
波米米亚现时是捷克斯拉夫国。
利尔克就她是诗人的话说起来，虽然和德美尔（见前）完全是别种人，但可以和德美尔并称的。
她是真正的抒情诗人，《梦之冠》、《形象之书》、《时令之书》等诗集，把他的真性情表现了出来。
短篇集《回溯人生》，童话《小神话》，一幕剧《家常茶饭》、《白衣夫人》都表现浪漫主义的特质。
6此文写作年代较早，仅注意到里氏少作，尚未见到他完成于1922年的《十四行诗》和《哀歌》早已脱离了浪漫抒情的套路。
及至1926年9月，文学史家郑振铎发表了《文学大纲》第33章《十九世纪的德国文学》，结尾部分这样介绍里尔克："李尔克(R. M. Rilke, 1875-) 也是一个重要的诗人；曾在巴黎为大雕刻家罗丹(Rodin) 的书记。
他的诗形式极秀美齐整，而有神秘的意味，为后来一班少年表现主义的抒情诗人的先生" 7。
1929年，余祥森撰文介绍本世纪前二十年的德国文学，他再次议论了里尔克的诗艺--还有一个长于吟咏的诗家里尔克(R. M. Rilke, 1875--) 。
他的诗歌经过许多的变迁；最初歌咏的是青年与故乡之回忆；次乃转以神秘象征的色彩，追纪中古的奇事艳质，而对于现代的苦痛与罪恶，则避之惟恐不及。
《画像集》(Buch der Bilder)一集，尤为高雅清新。
至于《时间集》(Stundenbuch, 1906) 则取材于俄国，是作者亲身尝受的立秘之忏悔录，再此类以意领会的诗集之中，堪称独步。
他的《新诗集》(V ene Gedichte, 1907)则列写人间一切对象，而皆赋以种种声色意义。
自是之后，他已渡过了自印象派到表现派的桥梁；他的神秘的热诚于新进作家中竟成一派模范。
然而他的结构至是渐失完美，他的格式渐失工整，他的文字渐失纯洁；盖已轻视唯美的幻想而重切实的表现。
但他却不自作表示，只籍事物来表现他们固有的特性（松建按：原文此处遗漏一逗号）《新诗别集》(Der neuen Gedichte anderer Teil, 1919)就是明证之一。
此外他用这副天真的心灵以写高雅，愁倦的情绪，在叙述作品中最收效果的是长篇小说《劳立德的两樯船》(Malte Laurids Brigge, 1919)，这是德国现代最珍贵的散文作晶（按：疑为"品"字之误）之一；惜知之者甚鲜。
8这里除了《布里格随笔》书名错译外，对里氏之评价大体正确。
一年半后，汪倜然发表了短文《奥国诗人李尔克之美妙的自传》9，此时距里氏之忌日恰好五年，很可能是迄今发现的最早专论里尔克的文章。
自此之后，中国作家对于里氏的译介日渐增多。
里尔克是一虽不多产然而多能的作家，兼擅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文类。
他的不可胜数的书信，不是记录日常琐事的实用文体，而是精致隽永的美文，谈论人生、艺术、爱情、命运，娓娓道来，朴素亲切。
古代中国散文中本来就有书信体的文类传统，而且里尔克的书信大多涉及青年人最为关切的问题且确有艺术魅力，因此中国作家对其颇为心仪，加以译介，也就不难理解了。
1936年4月1日，杜纹呈主编的北平《绿洲月刊》创刊号上率先发表了冯至翻译的《给青年诗人卡卜斯德的信》。
十二年后，当时任教于北平中法大学的青年教师叶汝琏，据法文译本译出里尔克的《给女朋友的信》和《给一个青年画家的信》，分别刊载在沈从文主编的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77期（1948年2月7日）和89期（1948年5月1日）。
当然，对于里尔克的书信翻译最力者，首推冯至。
1931年，冯至根据德文原版，翻译里尔克著名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在"译者序"里面，冯至介绍了翻译缘起和本书的旨归："里尔克除却他诗人的天职外，还是一个永不疲倦的书简家；他一生写过无数比这十封更亲切、更美的信。
但是这十封信却浑然天成，无形中自有首尾；向着青年说得最多。
里边他论到诗和艺术，论到两性的爱，严肃和冷嘲，悲哀和怀疑，论到生活和职业的艰难--这都是青年人心里时常起伏的问题"。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出版不久，立即引起了读者的兴趣：王逊在1939年的《云南日报》上发表了阅读感言10。
五年后，署名"石樵"的长篇评论也出现了11。
石樵赞同关于"寂寞"、"忍耐"、"悲哀"等问题的看法，认同"诗不徒是情感，而最主要的却是经验"的见解："我们看里尔克晚年写他的长篇哀歌时可说是达到了'物我一体'的地步，万物与他中间连一点距离都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