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刑法之学科定位与建构

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从择一到二元李　梁（中央民族大学　法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提要：　关于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在我国刑法理论上存在单一罪过说与混合罪过说之争。

在单一罪过说内部，又有过失说、故意说与择一罪过说之争。

过失说和故意说不但不能穷尽《刑法》第３８８条的文义，人为地缩小了处罚范围，而且不符合严厉打击环境犯罪的刑事政策要求；混合罪过说的致命缺陷在于违反了定罪上严格区分故意与过失这一责任主义的基本要求。

择一罪过说主张，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在规范层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究竟属于故意还是过失只能根据具体的犯罪事实来确定。

从立法现状看，择一罪过说比较符合实际，不但最贴近刑法的文义，而且最有利于贯彻严厉打击环境犯罪的刑事政策，同时有利于贯彻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理念。

但是，择一罪过说在有效贯彻责任主义和刑罚个别化以及实现犯罪预防等方面存在建构性不足的问题。

为此，实现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从择一到二元的转变，从立法上明文规定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并根据不同罪过形式设立轻重不同的刑罚，才是解决问题之道。

关键词：　污染环境罪；罪过形式；择一罪过说；二元罪过形式；责任主义中图分类号：　Ｄ９２４．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３－３６３７（２０２１）０１－０１０８－０８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简称《刑法修正案（八）》）颁行以来，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就成了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先后出现了过失说、故意说、混合罪过说、择一罪过说等不同观点。

各种观点“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相持不下。

从理论上看，这种学术争议给如何确定个罪的罪过形式所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对污染环境罪司法实践的影响更值得思考。

理由很清楚，如果把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确定为过失，那么就无法把故意污染环境的行为认定为污染环境罪，会出现处罚漏洞；如果把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确定为故意，那么过失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罪的行为就无法被认定为污染环境罪，同样会出现处罚漏洞。

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基本架构和内容关于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主体架构和基本内容，遵循中国刑法学界的主流共识，大体可以简要归结为以下三点:第一，关于犯罪构成的概念。

中国刑法学关于犯罪构成的通行定义是:犯罪构成是刑法所规定的，体现和决定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成立犯罪所必需的一系列主客观要件的有机统一整体。

根据这一经典定义，犯罪构成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其一，犯罪构成具有法律实定性:犯罪构成是刑法所规定的，包括刑法总则和分则的结合规定。

因此，犯罪构成乃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坚实保障。

其二，犯罪构成具有价值承载性:犯罪构成体现和决定某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各个犯罪构成要件本质上都是对犯罪社会危害性的不同侧面的表达。

因此，犯罪构成乃是犯罪本质的构成系统。

第三，犯罪构成具有有机统一性:犯罪构成是由一系列主客观要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组成的统一整体。

因此，犯罪构成是主客观相统一的定罪基本原则的忠实体现。

第二，关于犯罪构成的框架。

中国刑法学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在整体格局上表现为两大块四要件祸合式的结构。

两大块就是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将犯罪构成整体上划分为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两个板块。

四要件就是对两大块进行二次析分之后形成犯罪构成的四大基本元素即四大构成要件，依次包括: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

一个行为如欲认定其成立犯罪，必须同时具备上述犯罪构成的四大要件，缺失其中任何一个要件，都不可能成立犯罪。

第三，关于犯罪构成的意义。

一方面，从刑事法治建设角度而言，犯罪构成理论乃是刑事法治的支柱。

近代以来的刑事法治文明的标志性成果就是罪刑法定原则，犯罪构成理论给罪刑法定原则提供了实质性的支撑和实体性的依托，因而成为刑事法治文明的一个重要支柱。

另一方面，从刑法学科体系角度而言，犯罪构成乃是整个刑法学体系的基石，因为:其一，犯罪构成是犯罪概念的延伸:犯罪构成以犯罪成立要素系统的形态对犯罪概念进行了实证解读，因而犯罪构成成为犯罪概念的延伸;其二，犯罪构成是犯罪本质的构成:犯罪构成要件从主客观不同侧面对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进行全方位多侧面的诊释，因而犯罪构成与实施犯罪相互表里也就成为犯罪本质的构成;其三，犯罪构成是刑事责任的根据:启动刑事追究的前提和基础是行为符合犯罪构成，因而犯罪构成也成为刑事责任的根据。

法学的学科定位与法学方法" 古希腊人所开创的学术传统是真善合一的，尽管他们区分自然的真理和伦理的真理。

在希腊人看来，一个真的判断同时就是善的。

这一真善合一的学术传统是人们的知识欠发达、学科分化不够的表现。

真善合一的传统与科学方法的单一和不分同在。

近代实验科学发展起来以后，实证的方法大行其道。

由于希腊开创的真善不分传统的影响，实证方法向社会科学中传播，这大大促进了关于社会知识的科学化。

然而，正所谓物极必反。

由于忽略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社会科学患上了实证病。

其不良后果之一就是社会科学中的价值相对主义在实证主义旗号下的复活。

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学术研究的方法应当与学科性质相适应。

再好的方法，如果用错了地方，也会适得其反。

出于这样的考虑，愚以为，讨论法学方法首先要给法学以正确的学科定位。

而法学的学科定位又与科学观息息相关。

让我们从科学观谈起。

与此同时，中国也发生了一场几乎是与西方同样主题的讨论：以张君励为代表的新儒家同丁文江等人关于科学与人生观关系的讨论。

张主张人生观应当由玄学实际上是由儒学去解决。

丁则主张科学应当解决人生观的部分问题。

这时候，以真理的代言人自居的一些人出来作裁判：张固然是唯心主义，丁以及包括较公允的梁启超、胡适之等均成了折衷主义。

他们宣称，科学当然可以解决人生观问题，而且这可以在物质世界中找到根据。

[3]这一思潮设定的任务不是维护科学的尊严与权威，而是以科学的名义强化新的思想权威，这就使对同一问题的讨论得出了与西方正相反的结论：意识形态的权威，这个新的权威恰恰是在科学的大旗之下的。

科学替代传统的“天”成了价值权威的渊源，这个“科学”的靠山则是实实在在的“物质”，在社会中就是“物质生活条件”。

进一步要问，谁是这个注定一言不发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代言人呢？当然是“物质生活条件”的支配者。

这就是中国的逻辑。

因此，上世纪初那场发生在中国的希腊式的诸神的战斗并未能维持多长时间，一旦有一神在物质上战胜了他的敌人，真正意义上的战斗便告结束。

环境法逻辑起点标准及理论体系环境法作为一门新兴的法律学科，其理论体系和逻辑起点标准的建立对于推动环境保护工作和促进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在本文中，我将探讨环境法逻辑起点标准及理论体系的建立。

一、环境法逻辑起点标准环境法有别于其他法律学科的核心特点在于其概念基础具有国际性和全球性，而且具有全球影响的环境问题已成为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因此环境法的逻辑起点标准必须遵从国际法的规定，特别是遵循《联合国宪章》、《联合国环境规划与发展公约》、《联合国贸易与环境问题公约》等具有普遍性的国际公约和条约。

在此基础上，还应当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环境法规和法律实践经验，形成一个科学、规范、合理的逻辑起点标准。

具体而言，在环境法的逻辑起点标准中，应该包括以下内容：1.环境法的基本原则。

环境法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应当是公平、公正、公开、透明、可持续、先于利益等原则。

2.环境保护的目标。

环境法所要实现的目标应当是促进环境保护，维护生态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

3.环境法的基本规则。

在环境法的合理、合法的逻辑起点标准中，应当体现的是科学规制的基本要素。

例如，环境法规定了环境影响评价的必要性和具体要求；环境法规定了环保手续的设定和审批办法；环境法规定了环境行政监管和环保技术标准的制定等等。

4.环境法的立法体制与监督机制。

环境法的立法与监督机制是环境法实践过程中的两个重要环节，其合理性将直接影响到环境保护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其中，立法体制应明确各级政府部门的职责和权力，建立相关专门机构或部门，整合环境立法和监督力量，实现立法和监督相结合，形成全面、有效的环境立法体系与监督机制。

二、环境法理论体系实践中，一个完备的理论体系对于环境保护工作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理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应遵循环境保护的基本法律原理，以保障公共利益、促进可持续发展为核心，覆盖政策、法律与管理三个方面，形成一个系统完备的环境法理论体系。

具体而言，在环境法理论体系中，应包括以下内容：1.环境法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