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证据制度看我国被诉人权利之保障

从证据制度看刑事诉讼法被诉人权利摘要继2004年“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后，2012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也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作为刑事诉讼法的根本任务之一确定下来。

在1994年聂树斌案、佘祥林案，1999年杜培武案，2000年李久明案，2002年赵作海案等冤案频发，在社会引起极大影响的大背景下，尊重和保障刑事诉讼案件中被诉人的权利，已经越来越成为刑事诉讼活动的重要要求。

本文将从证据制度入手，从非法证据排除、举证责任、证据证明力等方面，窥斑见豹，试论述被告人权利保障这个大课题的冰山一角。

关键词：被告人权利保障证据制度非法证据排除举证责任与权利证据证明力正文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被诉人权利保障的问题由来已久，自1998年我国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起，到2004年我国终于将“尊重和保护人权”正式写入宪法，在人权保障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

2007年，《律师法》修改，规定了更为广泛的律师权利，但由于当时《刑事诉讼法》并未修改，两相抵触之下，《律师法》许多新规定并未得到执行。

与此同时，1994年河北石家庄聂树斌强奸杀人案、1987年湖南怀化滕兴善杀人碎尸案、1994年湖北荆门佘祥林杀妻案、1999年昆明杜培武杀人案、2000年唐山李久明杀人案，2002年赵作海杀人案等多起案件，相继因真凶意外落网或被害人“死而复活”等偶然性原因再起波澜。

几起案件中非法证据采集，刑讯逼供现象严重，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影响，使更多的人开始思考我国刑事诉讼司法程序中的各项漏洞，刑事诉讼中保护被诉人的呼声此起彼伏。

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将“尊重和保护人权”写入总则，并且在被诉人权利保障方面完善了诸多制度，无疑是有了长足的进步。

尽管这部承载了法学界和社会各界人士诸多期望的法律在很多制度和原则上还有着不小的缺陷，但也让整个社会看到了我国刑事诉讼法人权保障方面进步的希望，也激励了更多的学者和群众参与到被诉人权利保护问题的讨论与思索中。

下面，本人将从证据制度的方面进行几点分析，力求揭开被诉人权利保障问题的冰山一角。

在我国法制相对不够健全的情况下，刑事诉讼中被诉人权利保护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几乎贯穿了刑事诉讼程序的方方面面，那么，为什么要选择从证据制度来分析呢？其原因有三：首先，证据是法官赖以判定被告人是否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依据，对最终判定被诉人是否有罪，是否应受到刑事追究具有最直接的影响；其次，对于被诉人各项权利来说，最根本最基础的是人身权利，具体地说，是其生存的权利和生命健康的权利。

而纵观我国现阶段国情，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这种权利最容易也最经常受到侵犯的环节，正是证据收集环节。

证据制度对被诉人人身权利的保障具有最直接的影响；最后，无论是在法律规定中还是在现实司法活动中，我国证据制度的缺陷性毋庸置疑，由此导致冤假错案泛滥，对被诉人的权利保障造成了极大阻碍。

一、非法证据排除——刑讯逼供几时休？刑讯逼供并不是中国人独有的“伟大创造”，但确实在中国证据制度发展历史中占有了极大的比重。

自秦代起承认有条件的刑讯：“能以书从迹其言，毋笞掠而得人情为上，笞掠为下。

”南北朝时期始定测立、测罚之法，到唐代规范拷掠，再到明清刑讯趋于滥用。

直至新中国废除刑讯逼供之前，中国的审判者好像只学会了做一件事，就是想尽各种方法从可怜的被诉人口中掏出那一点本就不多的所谓“证据”，然后据以定罪。

以至于现代中国的刑事诉讼侦查人员似乎也有了一点继承老祖宗“光荣传统”的倾向，刑讯逼供屡见不鲜，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形同虚设。

堪称现代中国刑讯逼供之典范的，莫过于1999年昆明杜培武杀妻案了。

这是一个堪称“错到离谱儿”的冤案：1998年4月，杜培武的妻子昆明市公安局通讯处女警员王晓湘和该市路南县公安局副局长王俊波双双被枪杀，惨死在一辆“昌河”微型车上。

公安机关迅速将杜培武定为重大嫌疑人，进行了逮捕询问，在仅有一张《传唤证》的情况下对杜培武进行了近一月之久的刑讯逼供，直至其按照侦查人员意思做出口供。

杜培武在之后就侦查机关刑讯逼供行为，向检察机关提起了申诉，并配合其拍摄了作为证据的伤口照片。

显然，这桩中国式“辛普森杀妻案”的当事人，与辛普森有了完全相反的结局。

在杜培武当庭申诉受到刑讯逼供，并出示证据“血衣”，要求检察机关出示所拍伤口照片的情况下，甚至在有证据证明杜培武不具备作案时间，辩护人也就刑讯逼供进行了辩护的情况下，法院依旧选择了无视，仅仅依据一份按照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本应排除的口供，一份警犬嗅觉鉴定报告，和一份根本不具证明力的测谎结论判定被告人犯有故意杀人罪，并“依法”判处死刑（二审改判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直到2000年真凶杨天勇意外落网，杜培武才被无罪释放。

我们姑且不论杜培武案中明显的程序漏洞问题，单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问题来分析。

首先，建立并严格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是杜绝刑讯逼供，保障被诉人人身权利的前提。

“刑事诉讼法对于那些任意侵犯宪法所确定的人身权利的侦查行为，几乎没有确立任何有效的程序性制裁机制。

”虽杜培武案发生时，刑法中已有关于“刑讯逼供罪”的规定，刑事诉讼法中也禁止非法取证和刑讯逼供，但没有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为基础，不能完全排除刑讯逼供所得证据，刑讯逼供的利益需求就仍然存在。

如果连刑讯逼供这种严重侵犯被诉人基本权利的行为所得的证据，都能如杜培武案一样能够被公诉人作为起诉的依据，甚至能够被法院无条件采纳为定罪量刑的依据，那么对其他类似违法搜查、违法扣押、违法监听等行为所得的证据的排除又怎么可能实现？没有完善的非法证据排查制度，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权利的保护就永远只能是一纸空谈！其次，在法律中明确非法证据排除机制的启动条件。

在杜培武案中，我们可以明显发现杜培武已经按照程序对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的行为向检察机关提起了申诉，并将证物“血衣”带到了庭审现场。

但检察机关却拒绝提供证物“照片”，相应的司法救济程序也并未启动。

对一项制度而言，存在是其有效的前提，而启动是其发生效力的开始。

2012年修订《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但对其启动程序和条件的规定却极为模糊，仅规定可由审判人员依程序启动和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启动，并要求申请启动需“提供相关线索或材料”。

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是即使在当时人及其辩护律师、诉讼代理人申请的情况下，是否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决定权在仍人民法院，且并无具体规定明确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必须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为审判人员在应启动该程序的条件下拒绝启动制造了条件；二是要求“提供相关线索或材料”实际上将本应由监察机关承担的非法证据举证责任部分转移到了被诉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身上。

最后，明确非法证据排除的举证责任在于公诉方。

这是因为我国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力量严重失衡，被诉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处于被追诉的不利地位，且其本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取证调查的能力极为有限，远远低于公诉方国家机器的力量。

而类似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非法证据采集行为往往发生在侦查机关内部，其证据也并非辩护人等外部人员容易取得的。

而且对于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这样的国家机关而言，法无明文规定即禁止，他们有义务对自己没有法律规定以外的非法行为进行举证，侦查人员有义务出庭作证并对自己的取证活动负责。

被诉人应享有沉默权——尽管在此次刑事诉讼法修订中并未确立——并且没有义务为侦查机关的行为负责举证。

二、举证责任与举证权利并重举证责任是指在法院审理过程中，由控辩双方承担的提出证据证明自己主张的责任，如果不能提出证据或提出了证据但达不到法律规定的要求，将承担其主张不能成立的后果，是一种义务。

而相对的，举证权利则是控辩双方提出证据证明自己主张的权利，主要包括：证据出示申请权、证据出示权、运用证据证明诉讼主张的权利。

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

”将公诉人的举证权利以举证责任的形式固定下来，故而在我国的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举证责任更多地是相对于公诉方而言，而举证权利，更多的是相对于抗辩方证明被诉人无罪或罪轻的权利而言的。

出于控辩双方平等对抗、保护被诉人举证权利的要求，必须把抗辩方的举证权利放在于公诉方举证责任平等的地位。

首先，必须改变我国刑事诉讼司法程序中重视公诉方举证责任而淡化被诉方举证权利的倾向，改变法庭调查与法庭辩论趋于形式化的现状，实现双方的权利制衡。

整个刑事诉讼过程，是诉讼参与各方权利发挥的过程，而且，这些权利都在国家司法权的范围内运行，在这一过程中，任何一方的权力扩张（或者缺乏相应限制），都可能使其他诉讼参与方的权利受到损害。

由于公诉方对于被诉人有罪的举证责任是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实现了以责任保障权利的要求，其举证的权利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保障。

但是相对的，对于被诉人一方的举证权利的保障却是不完善甚至流于条文化形式化的，严重为公诉方扩张的控诉权所压制。

尽管法律中同样规定了侦查、检察、审判人员收集被诉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的证明职责，但是在具体的刑事诉讼中，由于公诉方在法庭审判中承担的职责是证明被诉人有罪，而不是查明事实真相，其所出示的证据也都基于证明被诉人有罪这一目的，必然会忽视那些证明被诉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

由公诉方承担收集并出示证明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的责任，相当于要自己收集证据驳斥自己的主张，无异于要求一个人抓住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举起来，非但是不现实的，简直是可笑的。

因此，事实上“对控方证据的反驳，只能以辩方证据的出示与分析为前提。

”而在我国，辩护方的证据出示申请权、证据出示权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在现实司法实践中，在辩方急需出示证据满足自己需求目的的情况下，控、审双方以免除辩方义务为由，而使辩方的证据得不到出示，就可能使辩方的诉讼目的的实现受到阻碍，并最终导致辩方承担其不应承担的法律后果。

的确，出于无罪推定原则，禁止强迫自证其罪，被诉人没有举证义务，但这是相对于证明被诉人有罪的举证而言的，不能以此为由从事实上剥夺被诉人证明自己无罪的举证权利。

这种现象在杜培武案中表现也十分明显，当杜培武要求检察机关出示证明他受到了刑讯逼供的照片时，却受到了检查机关的拒绝。

而杜培武的辩护律师刘胡乐当庭指出，证明杜培武承认杀人的简短的录像只是审讯过程的一部分，杜的无罪辩解和被逼供的场面被省略了，希望当庭播放全过程。

这个要求也被法院拒绝了。

杜培武证明自己无罪的申请证据出示权和证据出示权被事实上的剥夺了。

事实上在佘祥林案、赵作海案、李久明案等多起冤案中，法庭拒绝被诉人一方出示证据的现象也十分明显，法庭定罪的依据几乎全是公诉方的一家之言。

如果不改变这种重举证责任而轻举证权利的现状，不改变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形式化的现状，被诉人权利保障根本无从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