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为故国招魂——读钱穆《国史大纲》
有感
民国时期，清华大学在校长梅贻琦的主推下，成立国学院，并聘请了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与赵元任。
与之相对应，北大亦有大师支撑国学体系，独树一帜且名播天下者，有傅斯年、胡适等一众大师。其中有一位，学历不出众，但国学精深，被中国学术界尊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这位大师，便是名著《国史大纲》的作者，钱穆，钱宾四先生。
对于钱宾四先生，我幼年时便已有了解，先生生平多苦难，一生辗转江左、北平、西南、港台诸处，晚年虽入居台湾素书楼治学授课，然胃病甚剧，患黄斑变性症，终至双目失明。
《国史大纲》一书，成书于1939年六月，大致推算草拟书文的日子应当是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期。彼时的中国，正值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之际，社会动荡，满目疮痍。钱先生于此种社会现状下，随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辗转大半个中国。在云南昆明岩泉寺，钱先生开始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中国通史的考证与写作之上。
当时生活的窘困、物资的紧缺以及内忧外患的状况都使钱先生将对中国命运的思考贯穿于全书始末。
书中开篇便写道：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减，
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如上四项，开篇就已点明要旨：可称国民者，首先便应当对本国历史有所认知，尤其应当对本国历史深怀温情与敬意。
温情与敬意，钱先生此说，当是首次将本国历史与文化脉络赋予了温度与灵魂。此一学说，在当时极为特殊的社会背景，特别是特殊社会背景下的文化脉络传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至成书的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各种各样的新式科技、人文思潮、教育理念、法务革新等“舶来品”喷涌而入，国人思维发生急剧变化，加之本身积贫积弱，国人奋发发起了大大小小数十次的革新救亡运动。
然而数度革新，几度遗恨。
甚至有人在“舶来品”的冲击下，认为中华自古之数千年文化已是守旧糟粕，应当全盘放弃，哪怕是与钱先生幼年同在钟英中学读书的师弟瞿秋白先生，也主张放弃传统之汉字，改为以拉丁语进行文化的改革。
中华文化受到几千年来最大的冲击与否认。
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以钱先生为首的一批文化学者提出
应当对中华传统文化保持温情与敬意，是至为难能可贵的。
若然对当时之历史、文化与战争形式全无了解，是绝然无法读懂《国史大纲》一书的，也是绝难明白以钱先生为首的这一批文化学者的伟大付出的。
在国破家亡、满目疮痍的岁月，钱先生在著写《国史大纲》一书时，坚信文化绵延数千年的祖国，依旧有本身治愈自身的力量，那就是文化的传承与民族的自信。
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对这样坚强的祖国与博大的文化怀有温情与敬意呢？
正是因为这些伟大学者对于文化传承的付出，我们才仍可手握书卷，砥砺前行。
若文脉断裂，我们又是哪般模样？
历史无法假设，但此刻，我却深感幸运。
斯人已逝，风骨仍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