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新论 读书笔记 钱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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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笔记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的读书笔记怎么写此书洋洋四十万言,内容精深,思辨独到,文采优美。
颇得太史公“春秋笔法”之真传,又遵从史学研究之严谨;视野开阔,不拘泥于旧有成果和官方表述,另辟蹊径,透过现象寻找更符合逻辑的真由。
通过阅读此书有如下感受:其一,以“新陈代谢”作题十分形象。
倘若把历史比做人生,人在经历成长和变迁的同时,其内部也将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总趋势为:排除旧物,生长新物。
这样人才能正常的生存,历史也就得健康地发展。
其二,对于历史事件的评价不能仅从事件之结果来判定,而要把事件放置在一个相当的时间跨度内分析和考量。
以郑和下西洋为例,如今教科书的评价满是溢美之词全然忘乎了郑和下西洋之真正目的:寻找逃亡的建文帝朱允炆。
这可以解释为何郑和之后再无郑和。
陈旭麓先生大胆写道:“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所处的被动局面,不是开始于鸦片战争,而是从郑和航海以来已见端倪了。
中国之航海规模远胜于后来的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直流,但两者的目的完全不同,我们以俯瞰世界的姿态出行,他们以探索未知世界的先驱者形象出发。
一为寻人与招安;一为财富和新大陆。
其三,能够抛除纯粹的民族感情来分析问题。
陈先生也说过“历史研究会动感情,近代百年中的这一段至今还能使人听到历史中的呻吟和悲呼。
但是,同情和憎恶毕竟不能代替理性分析。
对于历史科学来说,后者更加重要。
历史的精神在于理性分析,过多的感情色彩会使其失去原色,好看但不真实。
这一点比之如今对历史的戏说和误读之风,来得实在,来的淡定。
以作者对资本主义的观点可以看出其理性的思考。
资本主义冲入中国,处于隔绝状态的中国被暴力打开了国门,旧的制度和礼俗必然会如“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解体”(马克思语)一样崩溃。
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一种痛苦的进步。
其四,变的哲学。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曾经提到“其实历史就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
新陈代谢也就是一个“变”字。
钱穆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钱穆《国史新论》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关于中国与西方,由于民族不同,文化不同,而历史进程亦不同。
上自政治组织,下至社会体制,双方莫不有其重大之相异点。
主要者,如宗教一项。
西方自罗马帝国崩溃,基督教即为彼方上下所共同信仰,形成为西方社会一指导中心。
直至最近一世纪,基督教信仰,虽渐趋微,但仍有其一份潜势力存在。
然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下,并未产生出像其他民族一般的宗教,此是一大可注意之事。
远在三千年以前,西周王朝兴起,刷新加强封建制度。
在那时,中国已形成一统一局面,但只可称为封建的统一,与秦汉以下之郡县统一有所不同。
其时有周公制礼作乐,用为西周王朝指导统治封建诸侯之最高规范。
下到春秋时代,先则王室衰微,继之则齐、晋霸业亦复不振,礼崩乐坏,西周封建制度,遂汲汲不可终日。
但在春秋二百四十年中,列国贤君卿大夫,接迹而兴,那时的贵族阶级,尚受西周初年周公所定的礼乐熏陶,表现出一种极深的文化修养。
换言之,乃是有一种教育力量在指导政治,只一读《春秋左氏传》,即可详知。
在当时,社会上已逐渐有一种士阶层兴起。
此一士阶层,在上不成为贵族,在下有异于平民,乃由贵族中之疏亲远裔,以及平民间之俊秀子弟,学习了当时贵族阶层所奉行的种种礼乐,而进身到当时的封建政体下服务。
所以士之兴起,在当时,乃是社会一种新行业与新流品。
孔子亦由士阶层中崛起,惟孔子主张以道义士来替代职业士。
为士者,不仅为谋求职业,更贵在职业上尽其行道守义之更高精神。
孔子乃远承周公以学术领导政治之理想,来扶植起新兴的士阶层。
墨家继孔子儒家而起,此后战国时代百家争鸣,新兴的士阶层,已替代了春秋以前之封建贵族,而成为此下中国社会一领导的新中心。
在战国时代人所完成之《管子》书中,已明白提出了士、农、工、商之四流品。
封建时代之平民,由封建贵族以井田制度授地为农。
但到战国时代,自由工商业兴起,封建贵族掌握土地与经济实权之旧社会,已彻底改变。
而更重大的改变,则为新起了社会领导中心之士阶层。
钱穆《国史大纲》读后感关于钱穆《国史大纲》读后感(通用10篇)钱穆《国史大纲》读后感篇1平常我喜欢看书,上大学时去的最多的地方除了篮球场、自习室和实验室就是图书馆。
几乎每个星期我都会去一趟图书馆。
如果因为学习或其他事情很忙,长时间不看书,心里就会不踏实,总觉得缺点什么。
我喜欢广泛地看书:从《春秋左氏传》的动辄火拼到《铁凝散文集》的细腻描写宛如细水长流,从《金属材料学》的宽泛讲述到《固体物理》的严谨推导,从《老人与海》的硬汉形象到《飞鸟集》的恬淡老人,从《诛仙》中张小凡的执着到《梦里花落知多少》中三毛的哭泣,书籍一直陪我走过了大学四年,从来不离不弃。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在这里,我想向大家推荐一本书:《国史大纲》,作者钱穆。
钱穆老先生是我最尊敬的人之一。
钱老写过很多关于历史的书,我都喜欢看。
其中尤其喜欢看钱老的《国史大纲》。
读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从书中感受到钱老对祖国的强烈的热爱。
大师对祖国的热爱跃然纸上!《国史大纲》是让人尊敬的,因为她有一个让人尊敬的作者。
钱老在《国史大纲》的序言里说,编写该书的背景为抗战时期北大、清华等大学都迁入昆明成立西南联大,钱老任教于西南联大,苦于没有合适的给学生讲历史的教材,于是在战火中编写了该书,历时数载。
如此认真写书的作者现今社会不多。
而钱老只上过小学,但博学笃志,终成大家。
只钱穆的名字就足以让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国史大纲》是让人温暖的。
整本书大师对祖国的热爱一直温暖着看书的人。
打开书序言就可以看到“当信任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
我喜欢看历史类的书籍,对历史的要有“温情”是我第一次听说。
我们接受的高等教育要求我们要像旁观者一样看待历史,看历史不应该带有感情。
《国史大纲》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历史,这对于喜欢尝试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是相当具有诱惑的。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笔记一、如何研究中国通史历史有其特殊性、变异性与传统型。
研究历史,首先当注意变,无时代之变,便无历史可写。
中国的上古史当断在战国末年,秦以下,郡县政治大一统局面开始,便应该是中国的中古史了,而近代史自宋开始。
研究历史之变,亦宜分辨其所变之大与小。
粗略言之,中国史的趋势,似乎总向团结融合的方向走,虽然其间也有如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以及如今天般的分裂时代。
中国史即是中国人之来历与其真实性之表现。
历史传统,乃指其在历史演进中有其内在的一番精神,一股力量,亦可说是各自历史之生命,或说是各自历史的个性,这一股力量与个性,亦可谓是他们的历史精神。
研究历史,第一种是自上而下,自古及今,循着时代先后来作通体研究,第二种就是自下溯上,自今及古,由现代逆追到古代去,第三种便是纯看自己的兴趣,或是依随于各自之便利,即以作为研究历史的肇端。
时代之横剖面,应见其政治制度、社会形态、经济情状、学术大端、人物、风尚、性格等,且要综合起来互相会通。
不妨分途、分期、分题、分类。
中国人治史,须史才、史识与史德并重。
写史一种是随时增新地写,一种是旧史新写。
二、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讲政治,则重要在制度,属专门史。
三通,即唐杜佑《通典》、南宋郑樵《通志》、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后人承续至九通至十通,二十四史、九通,乃中国史书中最大两类结集,治史者必备。
清阮元讲,一人不通二通,即不得谓之通人与通学。
即《通鉴》与《文献通考》。
王室世系,表示国运之绵延,宰相更迭,则为政事之时新。
西方论政重权,中国论政重职。
唐代始有考试制度,汉代则为察举制度,均由官办。
版图两字,版即指户籍,从户口调查而来,汉代平准制,是一种调查物价的措施,随后由社会上用自治方式推行,即所谓社仓制度。
研究中国制度史,不该专从制度本身看,而该会通着与此制度相关之一切史实来研究,原因有二,一是制度必针对当时实际政治而设立运用;二是每一制度在其过程中也不断地有变动而修改;研究制度,必须明白在此制度之背后实有一套思想与理论之存在。
国史新论钱穆九州版一.中国社会演变1-38页一1-11页1.中国封建制度始于西周,是一种社会制度,而非社会形态。
中国封建政治制度是自上而下建立的,是统一政府为了加强对边远地区的管理,而由中央分封的。
2.经济情形:西周封建,有两个作用,第一个是便于对殷王朝旧势力的管理控制,第二个是防御四周游牧民族的侵略3.社会形态:中西方的封建社会,都是有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
西方的贵族,类似于土豪,庄主。
而中国春秋时期的贵族,如诸侯卿大夫,是政治领袖。
4.井田制度:由于纳税方法的转变,平民从最初的不允许私有土地,逐步发展到,土地归农民私有,达到了耕者有其田。
逐步发展成了自由经济。
出现了贫富差距。
贵族和平民阶级被动摇,井田制度的破坏,促进了封建制度的崩溃。
5.士的出现:春秋封建时代上层贵族阶级世袭的政治特权,到战国时,没有了下层平民阶级农工商诸业,被制约的均产经济,到战国时解放了,在上既无世袭特权贵族,在下却兴起了,许多的富农新地主阶级和私人工商企业及新富人,士的阶层在战国时出现,士是由贵族阶级堕落,或由平民阶级晋升而成的一个中层阶级,他们可文可武。
那些平民学者代替了贵族阶级,他们拥有,天下一家的大同思想。
他们是以下大同政治的基础。
以上是第一章第一段的笔记,在这段中钱穆先生对比了,中国西周及春秋战国时期与西方封建的不同,梳理了社会形态,以及井田制,士阶级的产生,让我对那段社会演变有了较明晰的认识。
二2-16页1.秦汉时代,只有一个中央政府,中央乃至地方官吏,全由政府选拔贤才任用a.在政治上,无贵族世袭,汉初有封王侯,有封土,实际上地方民政财务军权都无权管理,王侯也受法律管制。
b.经济上,农民、工商业,向一个政府纳同一规定的赋税,担当同一规定的兵役,遵守同一种法律,享受同一规定的权利,在法律上,全体人民地位是平等的。
经济是自由的,因此出现贫富不均c.中国没有走上资本主义社会的道路。
因为中国始终有古代的制约经济与均产精神。
读钱穆《国史新论》劄记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江苏无锡人,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
字宾四,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江南大学教授。
1949年南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后并入香港中文大学)。
1967年迁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史学教授。
1990年在台北逝世,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钱穆著述颇丰,专著多达80种以上。
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等。
自2013起,陆续读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国史大纲》及最近的《国史新论》。
对先生的学养与学识深深折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作为老辈学人,钱穆先生有坚实的古文基础,用词考究,文章无赘言,古文韵味犹存,读之需缓,细细品味,余音绕梁,回味无穷。
当然要想看懂这些半白话文,字典须常伴左右,百度更是必不可少。
书名为《国史新论》,但内容主要在阐述夏商周三代之后中国传统文化。
重点从中国传统社会演变、传统政治、传统知识分子、传统教育、考试制度和历史人物几方面进行纵向讲解,同时伴有与西方社会在诸方面的比较。
所谓新论,即总有一些与传统史学不同的见解。
对中国传统社会是“封建专制集权政体”的表述提出异议“封建”一词是西方舶来品,“封建”就是分封建国,中国在秦汉之前可以说封建,但秦汉之后中国的行政建制是以郡县制为主,所以此处如果再以行政建制定义封建就会有问题。
国史新论读书笔记【篇一:国史新论读书笔记钱穆】钱穆《国史新论》读书笔记读钱穆的书总是有一种鞭辟入里,而又通俗易懂的感觉,同样《国史新论》也没有逃脱这样的思维,作者用一种新颖的方式介绍了自己对于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的解读,让人们能够从一个新的方向上去理解我们的社会。
读完钱穆的书我们可能会感慨,像这样能够把中国古代政治看得透彻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家。
简要介绍一下自己对于本书的感想。
首先是对于封建的看法。
钱穆先生说“中国古代之被称为封建的时代其实在于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的时代,相比于西方社会的封建领主分封采邑给其附庸,层层分封,从而形成西欧封建社会。
中国古代的封建国家是建立在西周分封制的基础之上的,自武王与周公之后,周王朝的统治越来越巩固,面对如此巨大的国家版图,如何治理成为了摆在西周统治者面前的一大难题,在此基础上,西周封建制应运而生,周王室逐步把自己的大批宗室亲戚,分封各地,以便统治。
”[2]先由天子分封诸侯,再由诸侯分封卿大夫,逐步扩张。
西周社会发展到春秋战国阶段,封建制度逐步瓦解,诸侯不再安于自己的职分,因此出现了诸侯争霸的场面,随着诸侯争霸的的不断升级,以及最终秦国的统一六国并在整个国家内实行郡县制,中国的封建社会由此解体。
“春秋时期贵族大夫保有着自己的土地,并向周天子进贡,而到了战国时期周天子的作用显得微乎其微,虽然在名义上有着天子地位,但实际上各个诸侯国拥有自己的土地,使得分封制度被打破。
”[3]而长久以来被国人所称之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其实就是指西周时期至秦朝始皇统一之前,而秦朝之后由于国家大一统的局面产生,君主独揽国家大权,因此在实质上这并非是一种封建制。
如果说中国自秦朝以来不是封建社会,由君主专权应该被叫做君主专制,而在实际意义上这又不是一种全部意义上的君主专制。
在中国古代,君主的权力受到了很大的制约,比如三公九卿制以及之后的三省六部制,这些制度体系的创建,在很大意义上对于维持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钱穆国史大纲读后感2000字1《国史大纲》是一部简要的中国通史,用大学教科书的体例写成。
内容包括自上古三代以迄20世纪中叶之中国历史的演变发展,尤其是经济与社会、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的状况及其相互影响。
全书力求通贯,便于读者明了治乱盛衰的原因和国家民族生命精神之所寄。
本书成于艰苦的抗战年代,作者的忧患之情跃然纸上,对学生积极抗战,增强民族凝聚力起了积极作用。
著者钱穆是著名的国学大师,江苏无锡人,原名恩,字宾四,民元改名穆。
先生毕生著书70余种,约1400万字,在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的通论方面,多有创获,尤其在先秦学术史、秦汉史、两汉经学、宋明理学、近世思想史等领域,造诣甚深。
《国史大纲》的《引论》甚为重要,表达了著者的文化观、历史观与方法论。
他指出,研究历史,撰写中国通史的目的在于:首先,能将我国民族以往文化演进的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的人们提供所必要的知识。
其次,应能在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今中国种种复杂难解的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的人所必备参考。
前者在于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的源泉,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于消极地指出民族最近病痛的征候,为改进当前方案所本。
这是钱穆撰写此书的主旨。
著者以独特的眼光注意把握时代的变迁,如战国学术思想的变动,秦汉政治制度的变动,三国魏晋社会经济的变动等。
钱穆的通史研究在立论的标准上反对以一知半解的西方史知识为依据,主张深入理解本民族文化历史发展的个性与特性。
他又以整体与动态的方法,把国史看作是一不断变动的历程。
他认为,几千年来的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学术思想是发展变化着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
就政治制度而言,综观国史,政治演进经历了三个阶段,由封建统一到郡县的统一,由宗室外戚等人组成的政府演变为士人政府这自西汉中叶以后,由士族门第再度变为科举竞选,考试和选举成为维持中国历代政府纲纪的两大骨干。
著者十分注意中国行政官吏选拔制度、士在文治政府中的地位、政治权力与四民社会的关系。
自序一国家当动荡变进之时,其已往历史,在冥冥中必会发生无限力量,诱导着它的前程,规范着它的旁趋,此乃人类历史本身无可避免之大例。
否则历史将不成为一种学问,而人类亦根本不会有历史性之演进。
中国近百年来,可谓走上前古未有最富动荡变进性的阶段,但不幸在此期间,国人对已往历史之认识,特别贫乏,特别模糊。
作者窃不自揆,常望能就新时代之需要,探讨旧历史之真相,期能对当前国内一切问题,有一本源的追溯,与较切情实之考查。
寝馈史籍,数十寒暑,发意著新史三部:一通史,就一般政治社会史实作大体之叙述。
一文化史,推广及于历史人生之多方面作综合性之观察。
一思想史,此乃指导历史前进最后最主要的动力。
第一部分先成《国史大纲》一种(商务出版),第二部分续成《中国文化史导论》一种(正中出版),第三部分于四五年前,曾在昆明继续公开作四十次之讲演,而未整理成稿。
其他尚有《政学私言》一种(商务出版),亦于第一第二两部分有所发挥。
积年所有杂文及专书,亦均就此三部分集中心力,就题阐述。
要之,根据已往史实,平心作客观之寻求,决不愿为一时某一运动某一势力之方便而歪曲事实,迁就当前。
如是学术始可以独立,而知识始有真实之价值与效用。
顷来蒿目时艰,受友好敦促,拟继续撰写《国史新论》一种,大体所见,仍与前成各种无多违异。
惟旨求通俗,义取综合,限于篇幅,语焉不详。
其为前数种所已经阐发者,能避则避,能略则略。
读者傥能就此新撰,进窥前构,庶可益明其立论之根据。
总之,求在发明古史真相,其于国人现代思潮有合有离,非所计及。
诊病必须查询病源,建屋必先路看墓地。
中国以往四千年历史,必为判断近百年中国病态之最要资料,与建设将来新中国惟一不可背弃之最实基础。
此层必先求国人之首肯,然后可以进读吾书,而无不着痛痒之责难,与别具用心之猜测。
至于语语有本,事事着实,以史籍浩瀚,囊括匪易,尚祈读者恕其疏失,匡其未逮。
循此而往,中国历史必有重见光明之一日,而国运重新,亦将于此乎赖。
一代儒宗钱穆传读后感
钱穆是一位典型的儒家;“古来大伟人,其身虽死,其骨虽朽,其魂气当已散失於天壤之间,不再能搏聚凝结,《一代儒宗---钱穆传》读后感。
然其生前之志气德行、事业文章,依然在此世间发莫大之作用。
则其人虽死如未死,其魂虽散如未散,故亦谓之神。
”这段话出自钱穆,当然拿来评价他也是很恰当的,此书是一位专门研究钱穆先生的博士所作,与一般传记比起来,此书更像是学术论文,大量引用钱穆先生的作品,其中有几段让我们非常受益,也很值得我们思考。
1、比如钱穆关于文明与文化的'论述。
“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言。
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
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
文化可以产出文明来,文明却不一定能产出文化来”也就是说,中国能够学习的只是西方偏向外在的,物质层面的“文明”,而无法学习西方的文化。
2、钱穆对自己的学生鼓励和对他们的自信,他对严耕望说:“你将来必然要成名,只是时间问题,希望你成名后,要自己把持得住,不要失去重心;如能埋头苦读,迟些成名最好!”这是何等一种自信!还有一点钱穆特别讲究读书的方法,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感触,他仿效古人刚日诵经,柔日读史之道,早晨读经、子,晚上读史,午间读闲书,课余时间则阅览杂书。
他还遵照曾国藩倡导的读书,必须通读全书的方法,戒除自己随意翻阅的坏毛病,读完一书,再读他书等等。
本书是一本人物传记,当然要用很大的篇幅来记录,钱穆先生的事迹,我不愿重述一遍,那还不如自己再重读一遍更好,我只愿写己比较有感触的几个小点。
我觉得钱穆先生就像一个书虫,在中国的经子史集中,翻来覆去,窥见了中国文化的真谛。
钱穆《国史新论》再论中国社会演变近人治学,慕效西方,每好分别以求。
如治史,从政治史外又必分出经济史、社会史等,条分缕析,可至一二十种以上。
然合固可求其分,分亦必贵于能合。
中西双方历史,本非先有限定,必走同一道路。
如言社会史,中西显相异,进程亦不同,治史者必强纳之于一型。
马克思分西方社会为农奴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社会诸阶层,此据西方史立论,其是否尽当且勿究,但国人治中国史,何时为农奴社会,何时为封建社会,争辨纷纭,莫衷一是。
惟中国社会,显未走上西方道路,则已明白无疑。
而国人遂群认中国至今仍是一封建社会,相当于西方之中古时期,一时若几成定论。
余尝谓中国古代有封建政治,与西方中古时期之封建社会有不同。
中国封建政治,远自夏、商迄于周代,已有长时期之演进。
其前亦如西方曾有农奴社会与否,古史渺茫,可勿究。
而在夏、商、周三代封建政治下,固亦可称其时乃一封建社会,显分贵族、平民两阶层。
但平民决非农奴,此就西周一代种种文献足可证。
而在贵族、平民两阶层间,又有一中间阶层,此即当时之所谓“士”。
《管子》书起于战国,其书中已明白提出士、农、工、商四阶层。
余故谓中国社会自春秋战国以下,当称为“四民社会”。
而自战国以下,又递有演进,仍可续加分别,以见与西方社会之进程有不同。
士之一阶层,起于何时,暂不详论。
然如管仲、鲍叔牙在齐桓公时,其出身显非贵族而当系一士。
在此以前,亦尚有士。
以后更层出不穷,至孔子而士之地位始确立。
后人又称之曰儒。
《说文》:“儒,术士之称。
”可见儒即士。
术士犹云艺士。
礼、乐、射、御、书、数为当时之六艺,能通一艺以上,即可上通贵族阶层,以供任用,甚至可当国政,为卿相。
一部《春秋左氏传》中,自管仲至孔子,其他尚多其例,兹不列举。
儒之后有墨,墨亦士,其自称则曰兼士。
儒、墨以下,百家竞兴,亦皆属士。
因于士阶层之兴起,而贵族阶层渐趋没落。
我故名战国时期曰“游士社会”。
至秦灭六国,封建政治终歇,继起者为郡县政治,而社会则仍为一游士社会。
钱穆中国历史精神读后感
许多年前,毛泽东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社会,在这里,每一个有历史意义的事件都应该受到高度重视,更不用说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宝贵经验。
”事实上,中国的传统文化为当今世界提供了无尽的线索,其中包括《钱穆中国历史精神》这本著作。
《钱穆中国历史精神》是由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钱穆所著,这本著作旨在展示中国历史精神,它试图发现和总结出中国文化的特质,以此作为指导当代中国的基础。
此书详细地阐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思想、行为规范以及文明成果,以及它们如何影响到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本书从探究中西文化区别出发,勾勒出了中国历史及其文明的图。
读完《钱穆中国历史精神》,我深深的感受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综合的理念框架,一个可以涵盖和包容许多不同派系的文化思想体系,其最突出的特色是对自然和和谐的尊重,对于以人为本和道德责任的着重;它更强调社会公正与人与人之间的负责;它更加注重仁义道德,力求宽容和谅解。
我们可以从这本书学到许多关于检验行为和价值观的技巧和方法,并将其应用于当今社会。
《钱穆中国历史精神》不仅带给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也将指导我们如何去处理身处当下的社会现实,可以说,钱穆的书给了我们一种理性的方式去理解和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从而使我们能够坚持传统的中国价值观,同时又不断探索和更新它们,以此来应对
当下的挑战。
总之,通过《钱穆中国历史精神》,我们对中国历史精神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也让我们从世界其他地方获得了启示,中国古代和当代的文明建立在多元包容的价值观之上,中国还有着能够指导我们应对当代挑战的优秀传统文化。
我们要继承并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让我们站在中国历史的精神家园上,使中国人民历时一千多年的苦难不再重演并真正实现光明的未来。
《国史大纲》读后感《国史大纲》读后感早就听说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是如何的振聋发聩,充满着真知灼见,只是一直没有心思拜读。
直到最近,在等考研的百无聊赖之中,才硬着头皮啃起了这部竖排繁体的历史教科书。
不过,钱先生的文笔显然比我们的那些苗正根红的史书要好读的多,再加之条分缕析的分析和多如浩海又恰到好处的史实,任何关心历史的人都会不试卷。
说起历史教科书是怎么样的,大家恐怕都不会陌生。
以分阶段的社会进化史为纵线,阶级斗争为轴线,从政治辐射到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条目虽然清晰,但文字干枯发涩,千篇一律。
我们所做的是将一些冷冰冰的事件从历史长河中抽出来让你死记硬背,不许质疑书本,不许有独立思考,这根本不是学历史,这是把意识形态强行灌输到人们的潜意识中去。
我常常在想,如果没有对历史的反思,即使将整本课本都背的滚瓜烂熟,也不知道中国是形成怎样兴盛起来的,又是怎样落后下去的。
像义和团运动那部分,书上只说这场运动是如何爱国,如何轰轰烈烈,一点没提那些团民是如何愚昧,如何残忍。
爱国主义教育固然重要,但不能理性对待就容易变成民粹主义,只知帝国主义罪恶,不知我们怎么给了帝国主义罪恶的口实。
钱穆先生想做的就是这一点。
在全书的序言中,先生就说的很清楚,他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全盘否定,以为整个中国封建史就是黑暗专制的代名词,没有任何光明可言;一种是全盘美化,以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这两种泾渭分明的倾向到现在依然如此,前段时间中医关于新儒学的'争论就是很好的例子。
先生看来(其实我们也是这样看的,只是有时候不是这么做的)两种态度都失之偏颇,前者以西方现代政治理念为标准进行生搬硬套,自然看来事事不顺;后者则是抱残守缺,这种观点本来没市场,但现在有些却因着民粹主义而复活,说什么儒家文明是人类未来的出路这样不着边际的话。
弃其糟粕,取其精华说起来很简单,但我们在没分清楚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的情况下,要形成理性的共识无疑是缘木求鱼。
不能理性对待国史不能算是懂得历史的人,不懂历史就不是一个有知识的公民。
这是作者根据在台湾战略顾问委员会上关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演讲稿整理而成。
作者写此书的目的,一是针对辛亥以来对传统政治的全盘否定,二是认为政治制度必须得自根自生,即使要从国外移植,也要先与本国传统融合沟通,才能发挥作用.他认为,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是无法长成的。
书中主要谈的是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作者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五个朝代,它大体上可以代表中国历史之全部进程。
本书历代制度介绍为主。
分别介绍了各个朝代的政府组织、选才制度、经济制度、兵役制度等。
同时,作者认为,孤立地讲制度是不足取的。
要讲政治,得精熟一代的人事;制度间是相互配合的;制度是流变着的;制度的创立有人事的需要;制度的利弊要听取历史意见,即当时人的评判;制度有地域性;制度和文化也有关联。
所以,政治不能孤立地讲。
稳定的禁锢——士人专政与土地束缚“稳定”这个词对于中国历代政治实在很特殊:一方面,“稳定”几乎是所有时代的政府施政最重要的着力点,甚至现在我们还在讲“创建和谐社会”;另一方面,我们的政治模式和社会结构确实相当稳定,以至于我们的“封建社会”能持续两十几个世纪,其中的改朝换代不过是坐龙椅的人换了个姓氏,基本的政治模式和社会结构鲜有变动。
和西方国家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所花的几百年相比,我们长达两千余年“封建君主专制”实在领人难以理解。
我对此也一直困惑不已,直到看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我想,我们实在是大大地误解了我们历史和政治。
何谓“封建”?根据字典上的解释,封建是“一种政治制度,君主把土地分给宗族和功臣,让他们在这土地上建国”(《现代汉语词典》,379页,商务印书馆,修订本第三版)。
照此解释,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对中国历史的分期实有相当大的问题:教科书中把春秋及以前归为“奴隶社会”,战国往后为“封建社会”,但事实上夏、商、周和春秋战国的政治制度才是符合上述的词典定义的,秦朝已经开始改行郡县制,以后各朝其实也和秦朝大同小异。
读钱穆《国史新论》有感——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及封建专制浅谈葛喜生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系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鏐之后,近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堪称自学成才而荣登中国最高学府历史教授宝位的奇才。
著作等身,著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先秦诸子系年》、《中国思想史》、《国史新论》、《中国历史研究法》、《朱子新学案》、《中国史学名著》、《孔子与春秋》、《论语新解》、《古史地理论丛》等,其夫人及门生整理结集的《钱宾四先生全集》凡1700万言。
早年因《刘向、歆父子年谱》出名,被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赏识推荐至燕京大学教国文,后又任教于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教授历史,大陆解放后赴香港任亚洲文商学院院长,后创办新亚书院。
为香港大学、美国耶鲁大学名誉博士。
1967年受蒋介石之邀定居台湾台北,去世后骨灰撒在太湖之滨魂归故里。
钱穆一生致力于历史学教育、研究和弘扬国学精神,年逾八旬双目失明仍治学著述不辍,此精神令人十分敬佩。
窃慕钱先生大名,购《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5年2月北京第二版)拜读。
一口气读了《中国社会演变》等篇,觉得钱穆把握中国历史社会的特点比较到位,故在中西方社会对比方面还是有自己的见地。
虽然他对中国古代历史了解得比较多、比较深,对各时期历史的特点归纳分析比较精当,但是,由于他缺乏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所以,看问题常常只是浮于表面而没有深入本质。
例如,他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封建社会,中国的封建社会仅存于夏商周,是自上而下的分封,西方的封建社会则是由下而上的契约式的,实不知他已将形式代替了本质内容,特别是他的封建社会的概念并不是唯物史观的封建社会概念,夏商周实际上是奴隶制社会。
他没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正确认识,认为全国人民都在同一个法律下生活,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平民可以经举贤良、察孝廉或参加科举考试而走上仕途、登上政治舞台。
钱穆《国史新论》读书笔记
读钱穆的书总是有一种鞭辟入里,而又通俗易懂的感觉,同样《国史新论》也没有逃脱这样的思维,作者用一种新颖的方式介绍了自己对于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的解读,让人们能够从一个新的方向上去理解我们的社会。
读完钱穆的书我们可能会感慨,像这样能够把中国古代政治看得透彻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家。
简要介绍一下自己对于本书的感想。
首先是对于封建的看法。
钱穆先生说“中国古代之被称为封建的时代其实在于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的时代,相比于西方社会的封建领主分封采邑给其附庸,层层分封,从而形成西欧封建社会。
中国古代的封建国家是建立在西周分封制的基础之上的,自武王与周公之后,周王朝的统治越来越巩固,面对如此巨大的国家版图,如何治理成为了摆在西周统治者面前的一大难题,在此基础上,西周封建制应运而生,周王室逐步把自己的大批宗室亲戚,分封各地,以便统治。
”[2]先由天子分封诸侯,再由诸侯分封卿大夫,逐步扩张。
西周社会发展到春秋战国阶段,封建制度逐步瓦解,诸侯不再安于自己的职分,因此出现了诸侯争霸的场面,随着诸侯争霸的的不断升级,以及最终秦国的统一六国并在整个国家内实行郡县制,中国的封建社会由此解体。
“春秋时期贵族大夫保有着自己的土地,并向周天子进贡,而到了战国时期周天子的作用显得微乎其微,虽然在名义上有着天子地位,但实际上各个诸侯国拥有自己的土地,使得分封制度被打破。
”[3]而长久以来被国人所称之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其实就是指西周时期至秦朝始皇统一之前,而秦朝之后由于国家大一统的局面产生,君主独揽国家大权,因此在实质上这并非是一种封建制。
如果说中国自秦朝以来不是封建社会,由君主专权应该被叫做君主专制,而在实际意义上这又不是一种全部意义上的君主专制。
在中国古代,君主的权力受到了很大的制约,比如三公九卿制以及之后的三省六部制,这些制度体系的创建,在很大意义上对于维持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从政治理论方面来说,先秦政治思想并不从主权方面着眼,既不主张君权至上,也不主张民权至上,而是一种君职论,强调君主在统治时只不过是在完成一项作为君主的职能。
这些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
在中国政治体系的实际运作中,官僚集团起着巨大的作用,这也能很好的解释为什么在历史上有很多昏庸无能的君主,但国家机器却能够正常运转。
在钱穆先生看来这种政府形式应该称之为“士人政府”。
“主导社会及政府的,并不是皇帝或者贵族,或者如中世纪欧洲时的宗教,而是士人。
”[9]士人传统的真正开启是在战国时期,其后历经汉朝孝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第社会,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等等,都是从社会中选拔受过教育的士人进行政府管理。
因此,不能断言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封建制亦或者是君主专制。
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被广大人民所熟知的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马克思的历史阶段论是以阶级斗争和生产工具作为划分标准,但“毕竟来自西方历史传统之下,并没有很好的解释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下的封建社会同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社会有很大的不同,”[23]但为什么在中国人眼里马克思的历史论断能够很好地被广大人民所熟知,而钱穆的观点却只是在很小范围内保持其傲然的姿态,这一点有着很深的历史因素。
但总体来说作为一个学习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人来说,应该很好地辨明自己的立场,并且基于社会现实而不是偏听
偏信所谓的真理。
其次,中国古代政治长期存在的合理性。
前面所讲到的在中国君主专制的大前提下,还存在这样一群为辅佐君主而设立的机构,这些机构被合称为官僚集团,而以宰相为首的官僚集团中,又以宰相与君主之间的相互关系影响了中国政治的发展。
皇帝和宰相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制衡关系,二者都不能独裁。
皇帝和宰相都是古代政治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有各自的职权划分,各司其职,基本上是严格按照一种程序来进行行政事务的实际操作。
但由于各个时代情况不同,君权与相权之间的这种职责划分也各有不同。
作者以自己多年的研究总结出这样的经验,突破了以往我们所认为的君主专制是由皇帝一人独大的观念,“虽然在现实政治中,皇权不断加强而相权不断减弱,但在皇权与相权的不断博弈中,中国的政治制度得以延续下来,这也是中国为什么两千多年来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君主专制统治的原因。
”[14]
中国古代政治系统中,除了皇室成员是有世袭特权的贵族阶级以外,其他的从政人员皆由社会中获取,秦隋之间主要通过察举,隋以后则主要通过科举考试。
这些其实都是一种选贤任能的政治理念,它有利于社会政治的稳定。
钱穆先生在书中还提出了知识分子对于国家的重要性的论述,“没有知识分子,对社会提不出有理想的,发展的策略。
”[7]这恰好又印证了之前所说的中国社会的士人特色。
皇帝的世袭实际上也是中国政治大一统的内在需要,而各部门之间分工明确,相互制衡,也能够防止普遍腐败的产生。
这些都使得中国传统政治得以绵延几千年而不因革命废止。
从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颠覆传统看法的论断,其中一个是对东汉至魏晋南北朝的门第制度的正面评价。
以前对门第的看法仅仅是一群世家子弟凭借着自己祖上的功业而获得庇佑,不务正业,以清谈为风,好服药追求长生不老。
在中国文人的作品中不乏有对其进行大力批驳的人。
但是作者认为“门第在其时一个重要作用即是传统文化之传承人。
当时社会动荡,人们的意识状态处于混乱之中,但是在门第中,因为世代相传之教育以及生活方式,均成功抵抗了大局下的文化错乱,从而使文化之接续不至于出现断层。
”[41]
最后,中国式发展道路与西方的差别。
自秦朝至清末,我国的政治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发展,虽然出现过王朝的更替,但本质上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倡导要反封建打倒封建专制,但实际上中国的封建专制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就结束了。
但这两千多年的历史,却又没有如西方社会一样,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
这种差别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士人对社会大众的教育而形成的。
“中国之士人,不拘泥于某一技艺之培养,如音乐、绘画、书法等等,而是着重于培养精神之自如与坚强,对承担社会责任的自觉自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才是他们所关心的。
”[38]即使是对技艺的训练,也不是以发展技艺为终极目标,而是欲借助技艺用之于精神之培养,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轨迹,均以精神生活的建设为首要,社会能够维持相对之稳定,但在科学技术上,因为对其的鄙视与不屑,所以并不看重或着重发展。
西方本身为一商业社会,以追求商业利益为目标,这种物质生活的追求,必然导致对外扩张之要求和对技术力量的开发。
而在社会思想上,强调个人主义以
及个人财产之神圣不可侵犯。
当近代以来,农业遭遇工业,传统对撞现代,精神抵挡物质,而在技术上的差距导致中国的稳定社会土崩瓦解,因此在思想意识上,当时的知识分子容易由现状得出中国传统之一无是处,而倾向于举盘西化。
“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处在对于西方文化的全盘肯定之中,从而忽视了本国文化的自发的生机。
”[52]当时的中国,全国上下都处于意识混乱状态,大动荡的格局下,很容易出现盲目的学习与盲目的抛弃,从而忽略了对自己国家文化传统的理解与信任。
如今,作为理性的中国人,我们应当秉承着一种基于自己国家文化的理解和对外来文化的兼容并包来理解我们所遇到的各种事务,如钱穆先生所说“中国今后的出路,要政治清明,要社会安定,不能盲目借鉴西方的理论来运行,应定要用我们内部的力量来解决”[54]给予当今社会一种更具有价值的理解,这便是历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目的,也不辜负作者对于中国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