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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教化思想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董仲舒（公元公元179年-104年），东汉末年至西汉初年的文学家、教育家和政治家，被誉为“古代中国家教之圣人”。
他强调人的修养和道德教育的重要性，主张以人为本，注重培养人的品德和修养，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一些启示。
董仲舒强调对人的修养和道德教育的重视。
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但需要通过教育来培养和发展。
董仲舒主张注重品德教育，培养人的道德情操和道德观念，使其具备正确的价值观、行为规范和社会责任感。
这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提醒我们，在培养学生的知识和技能的更要注重培养学生的道德和品质，提升其综合素质，使其成为有担当、有责任感、有道德操守的公民。
董仲舒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
他认为一个人如果修身齐家，就能在家庭中展现出高尚的品质和行为，进而影响整个社会，促进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董仲舒的思想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启示我们，要强调公民个体的责任和义务，从个人、家庭到社会，不断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要重视培养学生的家庭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激发他们的社会参与和公共事务管理意识。
董仲舒注重培养人的思想独立和创新精神。
他主张培养人的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鼓励人们勇于思考，勇于创新。
董仲舒的思想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启示我们，要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意识，鼓励他们勇于挑战传统观念，积极探索和创造，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贡献。
董仲舒提倡以仁义为核心的道德伦理观。
他认为仁义是人与人之间应有的道德关系，是社会和谐和稳定的基础。
他主张人要行善积德，以仁义为准则，为人处世、处理人际关系提供指导。
董仲舒的思想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启示我们，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公平正义观念和同理心，培养他们的人际交往能力和团队意识，使他们能够在社会中形成和谐、公正、包容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
并且要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国家意识，使他们不仅仅关注个人利益，更能以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为己任。
董仲舒教化思想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董仲舒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他的教化思想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有着重要的启示。
首先，董仲舒强调以人为本，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
在当代，教育也应该以人
为本，注重学生的身心素质培养，全面发展学生的个性和才能，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
其次，董仲舒提倡道德教育，认为道德是教育的核心，要以准则和规范的方式引导人
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中，也需要强调道德教育，让学生了解
道德的重要性，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法治意识。
第三，董仲舒强调崇尚天理，认为人类生活与宇宙万物是一体的，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让人们遵循宇宙的规律而不是自己的私欲。
在当代，也应该重视环保意识，在思想政
治教育中强调保护生态环境，推进可持续发展。
第四，董仲舒倡导实践教育，认为教育应该与实践相结合，学以致用，让人们在实践
中不断提高自己。
在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中，也应该注重实践教育，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
知识和技能，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变化。
综上所述，董仲舒的教化思想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有着深远的影响和启示，需要将其
理念运用到当代的教育中，为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做出更大的贡献。
人性与天道的契合——董仲舒人性论初探作者：王永飞来源：《消费导刊·理论版》2008年第04期[摘要]董仲舒批判地继承了先秦诸子的人性学说，并着重假借天道的权威，阐述人性的本质与意义问题。
本文旨在探索性地运用逻辑的思维方式，梳理董仲舒人性论的各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从整体着眼解读其要义。
[关键词]董仲舒人性论善质早在先秦时期，一些思想家就已经对人性问题进行了探讨。
两汉中期，儒学大师董仲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前者做了继承、批判与总结性的工作，并提出了自己对于人性的新见解。
为了能够系统而有序地阐释董仲舒的人性论观点，笔者采取逻辑的解说方法，将其在文中一一展开。
一、董仲舒人性论的哲学基础天人感应论是董仲舒人性论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础。
董仲舒认为天是有意志的，是万物和人类的主宰者。
“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1](p518)“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
[1](p385)意思是说，宇宙万物是由天创造的，人之为人的本根也是天。
如此以来，他不仅揭示了人之为人的形上根据，还为人性的高贵找到了一个较为权威的归宿。
董仲舒认为，天地万物之中，人才是最宝贵的，人性也优于而高于万物之性，“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2](p236)。
从这一理论出发，董仲舒认为人性象天，“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性由天者矣”；[1](p386)“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可养而不可改”；[1](p31) “今善善恶恶，好荣憎恶，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
[1](p68)人是天的副本，人的情性也是由天道决定的，人性只可以养而不可以改。
董仲舒把人性与天道相联系，即从宇宙生成的高度来说明人的本性及存在，这样就为主体人格的自我完善与超越奠定了基础，从而把儒家的人性理论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二、董仲舒人性论的界限范围在对人性论展开讨论之前，我们必须对董仲舒关于“人性”讨论范围的界定加以缜密的追问。
在董仲舒看来，值得认识和研究的“人性”并不是广泛意义的人性，而仅仅是指狭义上的人性即“中民之性”。
董仲舒读后感在读完董仲舒的著作后，我深感这位古代思想家的智慧与洞见。
他的思想犹如清泉，在历史的长河中洋溢着深远的哲学意味。
董仲舒的学说不仅对于当时社会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也为后世的政治学、伦理学等学科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指导。
下面我将通过对董仲舒学说的分析，来探讨他的思想对当代的启示。
董仲舒的哲学核心是对人性的理解。
他认为人性本善，并主张通过教化来改变人们的行为和思想。
他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提倡人们通过学习来修身养性，以达到道德的崇高境地。
这种观点与孟子的思想相似，都认为人性之善是可以培养和提高的。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也对我产生了很大的触动。
他认为人与自然是相互关联的，人应该与自然相和谐共生。
他主张人们应该顺应天地规律，秉持正直、诚实、愿意为他人利益着想的品质，以实现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统一。
这种哲学观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自然，保护环境，为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此外，董仲舒对于君主的治国思想也十分独到。
他主张君主应该以身作则，注重自身的修养和道德品质，以身作则来治理国家。
他认为君主应该以仁德为本，尽力造福百姓，同时也要遵循天命，依照天人合一的原则去处理国家事务。
这种理念对于当今现代国家治理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董仲舒的学说对于我们开启心灵的智慧之光，启发了我们思考人生的真谛与价值。
通过学习董仲舒的思想，我深刻体会到一个人只有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人文素养，才能够在个人、家庭和社会中实现全面的发展与进步。
同时，我们也应该顺应自然规律，与自然互助合作，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总之，董仲舒的学说对当代社会仍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他的人性观念、天人感应和治国思想等方面的思考，都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而深刻的视角。
通过不断探索和学习古代智慧，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理解社会，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董仲舒的教育思想董仲舒的教育思想神秘主义学说董仲舒只是用来麻醉和威吓人民的，而对于统治者却强调人事的重要，认为“事在强勉”，“治乱兴废在于己”，只要尽力“行道”，那就会“德日起而大有功”，就可以收到速效，统治地位就可以巩固。
在董仲舒看起来，君主的重要职责是实施教化。
他认为仁、义、礼、乐都是治道的工具，古代圣王所以能够长治久安，都是礼乐教化的功效，所以王者的职责就在于“承天意以从事，任德教而不任刑”，“以教化为大务”。
我们从这里看出了董仲舒认识到教育作为统治手段的重要作用。
在把教育工作放在政治的第一位的思想指导下，董仲舒要求汉武帝不但要“求贤”，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养士”。
他说：“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
”养士三法以太学为最重要，所以他又说：“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
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
”他要求汉武帝“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
他又认为当时的吏治不贤明，其原因在于选举不当。
他对当时纳资授官和积日累久的升官办法提出了批评，建议“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通过试用，便当“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
他认为只要这样尽心求贤，天下之士便可得而官使，只要遍得天下的贤人，就那伯象三王那样的兴盛也容易做到，象尧舜那样的名声也可以赶得上。
兴太学和重选举董仲舒认为这两种具体措施必须统一在一种统一的思想指导下，才能发挥为当时政治服务的作用。
他指出当时思想的不统一，对于政治的统一是很有妨碍的。
他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
”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这便是“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策。
他认为这样一来，那么“邪辟之道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
董仲舒为中国封建社会找到了“儒术”作为最合适的上层建筑，以儒家思想代替汉初的道家思想作为整个政治的指导思想，并且为汉代及其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制定了“独尊儒术”的文化教育方针。
董仲舒教化思想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董仲舒是秦汉新儒学代表之一，其教化思想是其哲学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教化的核心是使人们通过学习、教育和自我修养，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即在道德和行为上达到“圣人”的标准，在治理和领导上达到“君子”的标准。
董仲舒的教化思想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
首先，董仲舒的教化思想强调教育的重要性。
他认为，人性本善，只是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而变得不良。
因此，通过教育和自我修养，可以唤起人们内在的良善本性。
这一思想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指出了方向。
当代社会中，人们的道德水平和行为方式受到外部环境的复杂影响，政治教育可以通过在幼儿园、学校和社会等各个阶段有计划地提供道德教育和德育课程，帮助人们保持内在的良善本性，从而建立社会正义和和谐。
其次，董仲舒的教化思想强调自我修养的重要性。
他认为，只有通过个人的自我修养，才能使人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
这一思想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提示了一个方向，即政治教育应该不仅是有计划地教授道德和公民意识，而且也应该培养学生的自我修养意识，使其意识到个人发展需要不断地自我修养和提高，并从中体验到人生的真正价值。
第三，董仲舒的教化思想提出了内外合一的思想。
“内圣”和“外王”之间相互补充，彼此缺一不可。
这一思想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是，须要注重个人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即以个人身心和精神健康为标志和以和谐社会为目标。
这种“内外合一”思想的引领在于儒家的“天人合一”的大境界，它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人人平等，没有贵贱高低”的核心理念相吻合，旨在实现自主、平等、和谐的人际关系，以满足新时代“构建自然、平等、和谐的社会主义文明”的形式性目标。
综上所述，董仲舒的教化思想强调了教育、自我修养和内外合一的思想，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重要的启示。
我们应该在每一个教育和文化传承领域中理解和运用董仲舒的教化思想，为实现和谐社会和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性三品说的人性论和社会伦理思想（一）董仲舒吸收了邹衍的“五德转移，治各有宜”的说法，并加以改造，形成自己的历史观。
董仲舒的历史观是复古主义的循环论，他为了论证汉王朝统治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提出“三统’’、“三正”的学说。
“三统”就是黑统、白统和赤统。
“三正”就是夏以寅月（农历正月）为正月，商以丑月（农历十二月）为正月，周以子月（农历十一月）为正月。
寅月以黑色为上色，因此夏为黑统，丑月以白色为上色，商为白统，子月以赤色为上色，周为赤统。
历史的变化，就是三统的周而复始。
汉代继周而起，应以寅月为正月，这就叫做“改正朔，易服色”。
用这种办法表示一个新的朝代统治者重新受天命，所谓“新王必改制”就是指履行这种类似宗教的仪式。
很明显，“三统三正”是一种历史循环论，但同邹衍的“五德终始”说的意义不同。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强调“尊今”，而“三统”说则强调“治古”，他说：“若其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
”（《楚庄王》）历史上虽然朝代更替了，但封建制度的根本原则是没有任何变动的，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是不能有任何触动的。
历史的每一循环，都不过是复古的表现，所以他又提倡“奉天而法古”，他说“春秋之于世事也，善复古，讥易常”（《楚庄王》）。
照董仲舒的说法，“三统”是“三而复”。
还有“再而复”，“四而复”，“五而复’’，“九而复”的各种东西，随着朝代的改变而改变。
但改变是循环的，“复”就是循环。
这种复古主义的历史循环论，论证了封建制度的永恒性和不可侵犯。
可见董仲舒吸收了五德说的历史观的一些思想资料，但加以改造，使之为已居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服务。
董仲舒在人性论问题上，提出了性三品说，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即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圣人之性是天生的善，斗筲之性是天生的恶，都是不可改变的，因此也可以不叫做性。
只有中民之性，可以经过教化成为善性，可以叫做性。
中民之性是指多数人的人性能够接受封建统治者的教化而言，他认为人性虽包含了善的素质，但不经过教化还不能成为善，他说：“禾虽出米而禾未可谓米也，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善也。
董仲舒-董仲舒的人性论是建立在他的天人合一思想基础上的，天规定了人性性(xìng)三(sān)品(pǐn)说(shuō)。
人性学说。
汉董仲舒和唐韩愈的人性学说。
董仲舒把人性区分为所谓”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
所谓“圣人之性”。
是天生的“过善”之性。
是一般人先天不可能。
后天不可及的。
“斗筲之性”。
是无“善质”的。
生来就“恶”的。
教化无用。
只能采用刑罚的手段来处置他们。
而“中民之性”。
也就是万民之性。
是“有善质而未能善”。
必须通过王者的教化才能成善。
董仲舒主张”名性不以上。
不以下。
以其中名之”。
因”中民之性”可上可下。
可善可恶。
”性待渐于教训。
而后能为善”。
韩愈进一步提出”性之品有上中下三”并把”性”和”情”对立起来。
”性”的内容为”仁﹑义﹑礼﹑智﹑信”。
是”与生俱生”的;”情”的内容为”喜﹑怒﹑哀﹑惧﹑爱﹑恶﹑欲”。
是”接于物而生”的。
参阅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实性》﹑唐韩愈《原性》。
王道教化。
董仲舒在继承孟。
董仲舒荀人性论的基础上。
融合阴阳思想。
将人之情性纳入天人哲学体系之中。
提出了“性善情恶”的命题和初具雏形的“性三品”说。
董仲舒人性论的最后落脚点是强调王道教化对于万民成善的决定性作用。
这有助于加强君主的政治责任和树立君主的至上权威。
“性善情恶”和“中民之性”不仅使董仲舒的人性论显著区别于先秦儒家的人性论。
初步解决了孟。
荀人性论遗留的问题。
而且为他人性理论最终的政治依归——王道教化。
提供了理论根据。
以天之阴阳释人之情性。
董仲舒人性学说汉董仲舒和唐韩愈的人性学说。
董仲舒把人性区分为所谓”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
所谓“圣人之性”，是天生的“过善”之性，是一般人先天不可能，后天不可及的。
“斗筲之性”，是无”善质”的，生来就“恶”的，教化无用，只能采用刑罚的手段来处置他们。
而“中民之性”，也就是万民之性，是“有善质而未能善”，必须通过王者的教化才能成善。
董仲舒主张”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
董仲舒的主张:董仲舒的主要思想及其影响董仲舒的主张本文话题:董仲舒的主张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科学知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董仲舒思想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曾出现了许多耀眼的思想家，他们适应时代的需要，提出了许多具有开创性或者具有预见性的主张，而这些主张对当时和以后的中国历史进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董仲舒主要活动于汉景帝和汉武帝时期，他是汉初杰出的大儒，他治学严谨，学识丰富，为适应汉初政治上加强封建大一统和发展封建经济的需要，他提出了许多对当时的政治经济以及思想上都产生重大影响的主张，而且其中一些思想主张对中国后来的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初的社会形势董仲舒生活在西汉前中期，战国后期以风靡之势统一中国的秦王朝经过二世而亡，西汉在农民浪潮以后得以建立，汉代建立以后农民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作为基本矛盾仍然存在，在汉代封建剥削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汉代的封建剥削主要有:其一是领户制即所谓的封建领主制;其二是豪强地主实行的租佃制。
汉承秦制，继续实行奖励军功的食邑制度，这一方面是刘邦为自己夺取天下招揽人才，另一方面是解放奴隶，实行封建制，更好的适应历史的发展要求。
此外汉初尤其注重对暴秦短命而亡的总结，对农民起义尤为重视，因此汉初轻徭薄赋，于民生产。
除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外，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中央集权和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封建富商和封建政府之间的矛盾，豪强宗族地主和封建官僚地主之间的矛盾，而这三个矛盾整体上还是中央集权政府一方与富商、宗族地主以及地方割据势力一方的矛盾。
他们之间的矛盾在汉初社会中超过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两个敌对阶级的矛盾，成为了汉初的主要矛盾。
汉初时，由于刚刚结束秦末战争，汉初几位统治者都实行休养生息，轻租薄赋的政策，人民生活得以安定，然而到汉武帝使土地兼并迅速膨胀，对封建政权和封建经济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同时关系国家生活的盐铁，铸钱很多都未集中在中央，商业经济发展严重影响了封建中央政权的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