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周作人
赵兹昌
现代文学史上谁是最伟大的文学家，斩钉截铁，答曰：鲁迅。“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是史上对鲁迅的最高赞誉，这是谁说的？不是我，是毛主席。毛主席将鲁迅神化是有很大的政治需求的，就像古代君王不断神化孔子一样。但实质上体现了鲁迅的伟大，并且我相信，在新的阐释语境下，鲁迅将越来越伟大，鲁迅学的分支会越来越多，记得我在大一时，听着《男儿当自强》读鲁迅，真是痛快不已得意忘言。无独有偶，有一个与鲁迅同时代的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与鲁迅双峰并峙，被冯雪峰称为“中国第一流的文学家，鲁迅去世后，他的学识文章，没有人能相比”，他是谁？鲁迅的弟弟——周作人。
周作人相比鲁迅来说，很少有人对他有一个深入地了解，我想与一个重要事件有关——周作人在危亡之际担任过伪职，也就是俗称的“汉奸”。抗战爆发后，大批文人学者随国民政府南迁，大都汇聚在西南联大，而周作人坚持留在
沦陷的北京，当全国文艺界和广大读者十分关心他的安危出处时，周作人失节了。中国人痛恨汉奸，政府当局者比之一般百姓更加痛恨背叛。随着解放区的壮大和新中国的成立，极左的文艺思潮狂飙，鲁迅的文学成为革命文学的代表，一反一正，他弟弟周作人的文学自然成为反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并被不断的打击埋没，以致一个文学大家少有人熟知。但天不丧斯文，历史又是有情的，公正的，历史进程是“曲线中的直线”。周作人要在新时代里发光发热了。我们山师做得很不错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实用教程》的下编中单独拿出一章来讲周作人。
现在我与大家一同谈一下周作人，本来不敢乱讲，一再推脱，直到今日。章太炎的大弟子黄侃曾说，人五十岁前不著书，可惜他潇洒一世，绝学独步天下，却只活了五十岁。由此看来，做人也不能过于低调，不宜妄自菲薄，现在不讲也许再无机会了。
周作人（1885-1967），鲁迅之弟，浙江绍兴人。原名櫆寿，字星杓，号知堂、药堂、苦茶庵老人，又名启明、启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学者。
周作人曾师从章太炎，可以说是黄侃的小师弟，章太炎章疯子，一代国学大师，他的老师又是谁？俞樾。俞樾什么来历？曾国藩大家想必都知道，他最得意的门生是谁？大家
一般会想到李鸿章，他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俞樾。曾国藩说，李鸿章与俞樾，一个拼命当官，一个拼命写书。太上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李鸿章立功，俞樾立言。其实还是曾国藩厉害，一人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一人全占了。话说我在年轻的时候，有人告诉我，“当官要看曾国藩，经商要看胡雪岩”，我那时梦想是想当官的，买过一套《曾国藩语录》，一度痴迷，后来发现并不适合我，便把心收在青灯黄卷上了，现在那语录一句也背不过了。言归正传，这么说俞樾是周作人的师祖，热爱《红楼梦》的同学应当知道有一个伟大的散文家兼红学家俞平伯，他是俞樾的曾孙，也是周作人最得意弟子。这就有意思了，我徒弟的曾祖是我的师祖。学问传承，一是家承，一是师承，学问传承关系对一个人的学问造诣深浅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大家大都是平民子弟，没有家学渊源，又来到山师这种学校，要自己多努力了，不然怎么在学问的净土上踏上一脚呢？
大一一年，我读的书以现代文学的居多。现代文学三十年是一个辉煌的时代，百家争鸣，与战国时代、晚明时代有很大相似，是中国思想文化的爆发期，而现在是社会主义和谐期，文学在浅吟低唱，不然被和谐，我也很和谐。现代文学史上名家非常多，鲁郭茅巴老曹，加上周作人、钱钟书、林语堂、沈从文、张恨水、萧红、张爱玲、赵树理等，他们的著作都看过一些，但读来最爱的还是鲁迅周作人兄弟的作
品，周氏兄弟是文学双峰，可以傲视群雄。
可惜周作人通常不为人们熟知，熟知了也常常不被称道，我前面说过这与他曾失节做过北平日伪文教官员有关，一时汉奸，终身汉奸，实在是千古遗恨。但所谓汉奸真的就那么可恶，足以抹杀一个人的所有功绩？我们学习文学，要想有所精进，必须敢于打破体质加于我们的意识形态束缚，（有志于在仕途上平步青云的同学例外，可以翻阅《曾国藩语录》去），不要沦为政治的传声筒。中国知识分子总有一种为王者师的情怀，甘愿与掌权者暧昧不已，枪往哪里打，他就往哪里骂，还以此为荣，正是鲁迅所说的文鬼，是文学败类。国家体质存在本身是否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还是一个没有定论的大问题，为什么非得用“行为是否符合体制化的道德”来作为评价一个人的最高标准？当我们总用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的眼光扫视一个人的价值时，那必定是失真的。生逢乱世，一介书生闭门读书自保，且并未图财害命，本不可厚非，比之当时南下祸国殃民的一些文鬼来说，又是高一层的。
我是坚持认为人道主义高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周作人在讲“人的文学”时，对“人道主义”加以阐释，说它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何为人道？如何人道？引文：“要讲人道，爱人类，便必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至于无我的爱，纯粹的利他，我以为是不可能的。”
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并不是最高道德，国家本身是一个暴力机构，是上层群体谋求占据特权的工具，加之爱国的报答往往落在所谓朝廷身上，并不在平民身上，记得有人说“我爱国了，国爱我了么？”。都是人群中的一个，谁又有权利以公谋私，拿体制道德来把别人打入十八层地狱呢？
1926年北洋的言禁枪杀，1927年国民政府的大屠杀，在野知识分子四处流亡，在一个连做奴隶都不得的社会里，还谈什么爱国！
在这里给大家抄录了周作人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作的几副对联，都是耿介文人的怒吼：
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
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
死了倒也罢了，若不想到二位有老母倚闾，亲朋盼信；
活着又怎么样，无非多经几番的枪声震耳，弹雨淋头。（挽刘和珍杨德群）
什么世界，还讲爱国？
如此死法，抵得成仙。（挽胡锡爵）
周作人当年不愿离开北平，我想有这样一个原因：这位曾多次亲眼见过国民党与军阀杀人抢掠，并在他们的迫害下
有过逃难经历的人，再也不愿意随着这样一个让人生不如死的政府一起逃难了。他与鲁迅一样，绝不忘记，决不宽恕，内心充满着未被时间的流逝而冲淡的深深地憎厌，此之谓“义无再辱”，不与这样的政府同流合污。换作我也会这样选择的，鲁迅曾强调不要以为做外人的奴隶坏做自己人的奴隶就好，那个时代骂周作人的人与周作人的区别是，他们不是日本人的奴隶，而是国民政府的走狗，用鲁迅的说梁实秋的话，这类人是“丧家的资本主义的乏走狗”。
比之在军阀时代、民国时代都官运亨通的胡适陈源，以及在民国左翼联盟、解放区、新中国反右时代、甚至在文革之后都充当文学领袖的周扬同志——这些对不同政权具有暧昧关系的虚伪软弱的文人，我们的周作人小汉奸要可爱多了。周作人在“三·一八”与“四·一二”时，曾大担抨击胡适陈源这些官僚文人，并因抨击时政而被迫逃亡。在自觉无力回天时，周作人选择“闭门读书”,在写作时避开政治，在失节后便只说些草木鱼虫，这正是中国古人所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也是对周作人追求的中庸主义的一种注脚。周作人有一半是中国传统文人，有着很大的隐逸情怀，中国传统文人“入世为儒，出世为道”，有着于世变通的现世智慧，往往不愿去进行决绝的抗争。
周作人毕竟不是鲁迅，他不会在痛苦中虚无地对抗绝望，他在政治强压下采取了一种既怕又不屑的态度。乱世中
文人难有作为，“闭门读书”这是最佳避世之策。但外族的入侵、国事的混乱、政治的黑暗······这些因素不容许任何一个文人安逸。周作人在乱世中摆下的书桌注定不能安逸，不为蒋伪，则为日伪；不为日伪，则为刀下鬼。中国文人的命运从来坎坷，妄想自由独立，却没几个能自保。王国维在北伐军入京前义无再辱地沉湖了，陈寅恪以悼王国维为机立石明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到了身世浮萍，文革中也不得好死，周作人闭着的门被军阀敲开过，被中华民国敲开过，被日本军队敲开过，最后被红卫兵敲开过，他被红卫兵打死后这扇门便永远的闭不上了。真是：兴，文人苦；亡，文人苦。所以提醒各位以后可要小心，但有一技之长，不做文人。但你若做了鲁迅所谓的“文鬼”，我可能会骂你，最起码我可以偷着骂，或者像周作人那样——鄙视你！
下面来谈一下周作人的文学。
周作人写诗，写散文，也写小说，但最体现其文学成就的是他的散文。周作人凭借散文横行一世，现代散文可与之比肩的寥寥无几。而在郁达夫的眼中，仅有鲁迅可与之双峰并峙，二水分流。他说：
“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以鲁迅周作人两人的为最丰富最伟大。······鲁迅的文体简练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了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这是鲁迅作文的秘诀。······与此相反，周作人的文体，又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繁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散漫，句句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对，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读完之后，还想翻转来从头再读的。”郁达夫大家都了解一些吧，他是周氏兄弟很要好的朋友，也是现代文学的佼佼者，后来被日本人杀害。
周作人散文分为三部分：知堂杂著，知堂小品，知堂书话。大家知道周作人为什么给自己起号“知堂”么?
民国二十一年，即1932年，周作人做《知堂说》，文章不长，但很有内容。现在抄录一遍：
“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荀子曰，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此言甚妙，以名吾堂。昔杨伯起不受暮夜赠金，有四知之语，后人钦其高洁，以为堂名，由来旧矣。吾堂后起，或当作新四知堂耳。虽然，孔荀二君生于周季，不新矣，且知亦不以四限之，因截取其半，名曰知堂云尔。”（解释之）
这是周作人作文的观念，即不妄谈，要诚实，不指导民众，不做导师。
知堂杂著包括周作人早期尖锐的战斗性杂文和大量不带有批评性质的温厚的议论文，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是其文论，如《人的文学》《新文学的要求》等，都是轰动一时的名作，提出了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学观。例如，人道主义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的区别，便在著作的态度上，是以人的生活为是呢，非人的文学为是呢这一点上。这是周作人早期文学观的基本点，那时他是激扬文字挥斥方遒的。他还大胆的列举了中国十大非人文学，当然，是单从纯文学上举例:
1、色情狂的淫书类；
2、迷信的鬼神书类《封神榜》《西游记》等；
3、神仙书类《绿野仙踪》等；
4、妖怪书类《聊斋志异》《子不语》等；
5、奴隶书类，一种主题是皇帝状元宰相，一种是神圣
的父与夫，即宣扬父权与父权的书类；
6、强盗书类《水浒传》《七侠五义》《施公案》等；
7、才子佳人书类《三笑姻缘》等；
8、下等谐谑类《笑林广记》等
9、黑幕类
10、以上各种思想和合结晶的旧戏。
其实现在看来有些是欠妥的，但在当时是很大的进步，
周作人后来对自己的这种文论引以为羞。民国二十六年四月，也就是公元1937年4月，周作人在散文《自己所能做的》中这样说：
“三十年前不佞好谈文学，仿佛是很懂得文学似的，此外关于有好许多事也都要乱谈，及今思之，腋下出汗。后乃反悟，详加检讨，凡所不能自信的事不敢再谈，实行孔子不知为不知的教训，文学铺之类遂关门了，但是别的店呢？”
尽管周作人自加反悔，但其文论杂著仍旧是很有价值的，就像钱钟书自己说《围城》是小时候的玩意，很羞愧，不好意思拿出来，但《围城》文学的思想的价值都很大，将知识分子穷形尽相，堪比《儒林外史》。作家的作品出版后，作品便是独立的，解释权便归于读者了。
知堂小品即是周作人的小品文，也就是他最早提倡的美文。知堂小品给人最明显的印象是“闲谈草木虫鱼”，周作人对普通人生与各类事物有着琐细的关怀，当然其中也有很多不得已。在《草木虫鱼·小引》中，有这样一段说明，我在此抄录了一遍：
“有些事情固然我本不要说，然而也有些是想说的，而现在实无从说起。不必说到政治上去，即使偶然谈谈儿童或妇女身上的事情，也难保不被看出反动的痕迹，其次是落伍的证据来，得到古人所谓的笔祸。”
“万一讲草木虫鱼还有不行的时候，那么这也不是没有
办法，我们可以讲讲天气罢。”
这是明显的对文禁的不满，需要稿费，但不想附和当局，出版方也不想成为《南方周末》，不想像英国人那样无聊地谈天气，只好谈谈草木虫鱼了。不过，在具体的文章中他还是体现了平淡冲和的文风的。
知堂小品的特点或者说周作人在其小品文中追求的是什么？我想借用刘绪源先生《解读周作人》中的一段话加以说明：
“它（知堂小品）不能改变外界的现实，也不指望能改变它，而只想给能够“会心”的二三友人一点安慰，一丝“可喜”，一阵短暂的休憩。他既不同黑暗妥协，也不同黑暗抗争，他蔑视这黑暗，却只写那些虽被黑暗笼罩却仍保持着自己独立的美的事物，哪怕这事物再小再琐碎也无妨；而他表现的这种美，又不与黑暗相对抗，只是人们从他这种静静的玩味中，能体会到外界的强大的黑暗的存在，能感受到他那苦涩的心境罢了。可以说，这种“苦中作乐，乐中含涩”的滋味，正是知堂小品的第一个基本特征。”大家想进一步了解周作人可以到图书室借阅一下这本《解读周作人》。另外，钱理群的《周作人传》《周作人论》，舒芜的著作《周作人的是非功过》，关峰的《周作人文学思想研究》以及陈思和、止庵的一些研究文章。要读周作人原作，以止庵校订版本以及舒芜编选的为好。
周作人的知堂书话在他一生的著作中占有大量的比重，甚至超过了他所一直提倡的小品文。其特征是：寓心境于读书，寓思想于学问，寓热切于冷门。他在写书话时大量地抄书拼贴组合而成为自己的文章，时人大有说他偷懒的，给他起了个“文抄公”的绰号笑话他。其实这是为文的一种境界，周作人崇尚“简约”，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甚至“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是深得禅宗妙味。只要抄得过瘾，抄得有趣，他是宁可将自己隐在背后，尽量少写几行文字的。并且他的这种抄书后的拼贴与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拼贴是不同的，后现代主义的拼贴是对传统文体的大解构，想通过对解构主义的运用达到一种支离破碎的审美效果，而周作人那时没有后现代主义，不去进行文体解构，他达到的是浑然天成的效果，自己什么也不说，却什么都说明白了，而且天衣无缝，恰到好处。他不是江郎才尽，而是登峰造极，抄书之作正是周作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方。抄书体无可非议，非议抄书体只是自取其辱的行为，是骂了自己。还有，他抄的书很多是人们没接触过的，并且他将抄的书组合得浑然一体，他不注明作者出处的话，也许我们就上当了。记得《红楼梦》组曲作者王立平回答别人“你做的曲子怎么不好听”时，他只说：“提升你自己。”同样，面对我们可能会不
喜欢的知堂书话时，也要记住“提升我们自己”。抄书以为文，实在是“六经注我”的妙招。譬如，周作人在谈养鸟时，引了郑板桥《十六通家书》一节，即是郑板桥之见，又是自己的观点，而且带了古韵，得与昔人若合一契之乐，作文至此，何其快哉呀！下面给大家抄了那段引文：
“所云不得笼中养鸟，而予又未尝不爱鸟，但养之有道耳。欲养鸟莫如多种树，使绕屋数百株，扶疏茂密，为鸟国鸟家，将旦时睡梦初醒，尚辗转在被，听一片啁啾，如云门咸池之奏，及披衣而起，见其扬翚（hui）振彩,倏来倏往，目不暇给，固非一笼一羽之乐而已。大率平生乐处欲以天地为囿（you），江汉为池，各适其天，斯为大快，比之盆鱼笼鸟，其巨细仁忍何如也。”
这段好吧，越读越有味道，我们也得以领略一番明清小品散文的雅趣，要多谢文抄公了。
抄书体本身也是周作人在散文文体上的一大创举，后世应当感谢他，但抄书体的写作要求很高的功底，写不好就不伦不类了，所以可以偷着尝试一下，不要轻易让人看。
已经将周作人的几种散文著作谈了一遍，下面来简单概述一下周作人的散文风格：
不求华美，自创新格，归绚烂于平淡，含丰饶于简朴。
苦涩与朴拙，是周作人散文从神到形的两个重要特征。
即周作人自己所谓的的“涩味与简单味”。
可能大家对所谓的“涩味与简单味”不太理解。先说“苦涩味”，它有这样几个层面：
首先，从社会观上看，周作人对社会现状，常常是极度不满的。一开始他还骂，后来不能骂了，他便将这些不满内敛，在文章中隐现。
第二，从思想的或世界观的角度看，这种苦涩还出于周作人内心深处那种令人难以承受的空寂感。这点与鲁迅是很相似的，只不过鲁迅更勇敢更直接地表达了出来，在《野草》散文诗中的那种抉心自食的勇猛令人畏惧又痛快，漫天荒草，荷戟独彷徨，找不到生命，找不到意义，多么的空寂呀！
第三，从历史观上看，周作人也是与众不同的，周作人有一句话“历史唯一的用处是告诉人又要这样了！”这是一种历史循环论，他在文中常说，他所处的时代与晚明时代是多么的相像呀。陷入历史循环论中，便很难对未来抱有希望，也就陷入了永久的哀苦中。
第四，周作人的苦涩味，更在于他对周围普遍的人生充满着细微的感受与同情。文人大多是敏感的，感情细腻的，有着大同情心，而周作人生逢乱世，见过的人间悲苦不知有多少。
周作人的散文有种“简单味”，乍一看会有一种笨笨的感觉，其实这是一种对无技巧的追求，是无招胜有招。他在
《自己的园地·旧序》中有这么一句“凡庸的文章正是凡庸的人的表现，比高雅而虚伪的话要诚实的多了。”很有人格魅力不是么？在另外一篇文章《本色》中，他有更到位的说法：
“写文章没有别的诀窍，只有一字曰简单。······大抵说话如华绮便可以稍容易，这只要用点脂粉功夫就行了，正与文字一样道理，若本色反是难。为什么呢？本色可以拿得出去，必须本来的质地形色站得住脚，其次是人情总缺少自信，想依赖修饰，必须洗去前此所涂脂粉，才会露出本色来，此所以为难也。”
“简单味”不是笨，是大巧若拙，是不屑于技巧。巴金也曾说：“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小说一般强调技巧是吧，但你看看巴金的小说，线索明晰，语言简洁明了，不会去故能玄虚，与周作人的散文有同工之妙。
鲁迅与周作人都是伟大不朽的，都是我所崇敬的文人。他们二人具有相互阐释的功能，我在思路走不通或感到费解的时候，常不自觉地拿鲁迅来解释周作人，或拿周作人来解释鲁迅。张爱玲的第一任丈夫，也是身为大汉奸的胡兰成曾在《中国文学史话》上说，“我认为，周作人和鲁迅乃是一个人的两面······两人的文字，对于人生的观点上，有许多地方周作人与鲁迅是一致的，几乎不能分辨，但两人晚年
相差如此之远，就在于周作人是寻味人间，而鲁迅则是生活于人间，有着更大的人生爱。”
其实可以理解，周氏兄弟的自幼环境及经历是相似的，都经历了家族的衰败，都是学水师出身，都去日本留过学，都在日本听过章太炎讲学，都学成回国搞新文化运动等等，加之亲兄弟又有基因上的相似，有着相似的人生观是可以理解的。
但在1923年，鲁迅与周作人失和，起因是家庭间的矛盾，具体不清楚，不敢乱说。失和后，二人也慢慢地二水分流了，风格有对立之势，并且都达到了各自领域的最高峰。但兄弟失和是很痛心的，二人都深受影响。失和后，鲁迅通过对林语堂的批评，对周作人进行了原则性批评，因为林语堂是追随周作人写闲适散文的，这是兄弟二人思想矛盾分歧的第一次爆发，也可以看做他们二水分流的一个明显的表现。而周作人更是时常对鲁迅进行人身攻击。兄弟异路，也许就是作为成就中国现代文学的两大不朽的代价吧。
尽管兄弟二人由和睦到失和，风格由趋同到大异，但他们的作品总体上有着很大的相似性，这也许与他们的人生观还是相似的有关。
首先，是话题相同，如：涉及“礼教吃人”；涉及知识分子思想出路的；反映“国民性”麻木，同时兼及到辛亥革命未能影响国民现状的；涉及妇女儿童的等。
其次，是调子的相同。周作人的心态是阴郁苦闷的，文章的情调总是阴沉沉的；鲁迅也是阴郁深沉的，乃至有些阴暗了，有的人称之为有鬼气。
其三，是语言追求上的相同。在追求“涩味与简单味”的“杂糅调和”上，他们二人做过同样多的努力。相比之下，周作人的语言更为丰腴肥厚，鲁迅则更为苍韧瘦硬，周作人“简单味”重一些，鲁迅“涩味”更重一些。
最后，鲁迅与周作人还有一个共同的语言特征，即他们都很自然地习惯于用回环往复的文句组成自己的文章。这一点从我一开始引用的郁达夫的话里也看得出。
刘绪源在其著作中有一章的题目是这样的：
蓬头垢面的“过客”与心绪郁结的“绅士”
——关于人生与艺术的选择这个题目很有内涵不是么？一个指鲁迅，一个指周作人。周氏二兄弟都是苦难的，也都是伟大的，这是两颗苦难的伟大的灵魂。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现在我们很难对前人的人与文做一个恰到好处的评价，只能尽力去接近那个恰当地点。我们最后看一下周作人对自己的评价吧。
他原是水师出身，自己知道并非文人，更不是学者，他的工作只是打杂，砍柴打水扫地一类的工作。如关于歌谣，
童话，神话，民俗的搜寻，东欧日本希腊文艺的移译，都高兴来帮一手，但这在真是缺少人手时才行，如各门已有了专攻的人他就只得溜了出来，另去做扫地砍柴的勾当去了。因为无专门，所以不求学但喜欢读杂书，目的只是想多知道一点事情而已。所读书中于他最有影响的是英国的蔼里思的著作。
——周作人谢谢大家。
2011年10月
浅谈《初恋》 初恋是什么？可能现在我们第一反应是第一个交往的人。其实真正的初恋是，人的爱情萌发的最初部分，也可以说是人第一次尝到"情"的滋味，不一定是真正的爱情。周作人在《初恋》一文中，就描写过他的初恋，懵懵懂懂，青涩而美丽，被称为“史上最干净的初恋”。 《初恋》是周作人《夏夜梦》中的一篇，最初面世于“副刊的开山祖师”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镌》（1922年9月1日）上。周作人的早期散文中,《初恋》不能算最出色、最有名的,比之《故乡的野菜》、《苦雨》、《喝茶》、《乌蓬船》等篇,该篇不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然而,它却是看过了即不能忘记的一篇。 《初恋》的故事情节很简单，给人平平淡淡的感觉，仿佛在叙述他人的故事，但里头所写的男孩第一次恋慕异性的感觉实在准确极了,会使不少读者想到了自己类似的经验。《初恋》里的杨三姑娘外貌算不得美丽，“仿佛是一个尖面庞，乌眼睛，瘦小身材，而且有尖小的脚的少女，并没有什么殊胜的地方。”却能够调动起正处于青春期的“我”的全部情感：纯洁的情意和心灵的感动。三姑娘脱凡超俗，可以不顾及大人们的是非恩怨，搭讪宋姨太太后随即走来，看“我”映写陆润庠的字帖。与大人们的势利、刻薄、浮华的“毡裘气”相反，三姑娘的行为更显出人间真情，尤其是她怀抱着猫的样子更使人怜爱。然而她的纯真，却未能使她免于宋姨太太之类人的诅咒，而后最终早殇于霍乱。这样的女孩子的一生，实在是在平凡不过的。作者的本意，似乎也不在于写出她命运，兴发人生无常的叹惋，寄托一点人道主义的同情；而只是借她的存在，来追忆一段少年心事。 虽然“我”知道自己是“丑小鸭”，但还是会在她面前表现出振作与欣喜。回想我们小时候，便深觉感同身受，那种懵懵懂懂，不求目的，就是简单地开心并乐意见到的欣喜。细腻的心理描写，没有粉饰，却把少年之间单纯委婉的爱慕表现的淋漓尽致，而后的“英雄救美”的心声，更是锦上添花，多了含蓄的真挚，让人动容。 在那个宋姨太太一类人中，杨三姑娘俨然微拂的春风，融出条条雪道，如仙女般立于凡尘，温馨而优雅，烤暖了处于困苦与冷眼中的人心，难怪周作人不惜使用了两个“第一”热烈地剖陈衷肠：“在我的性的生活里总是第一个人，使我于自己以外感到对于别人的爱着，引起我没有明了的性的概念的对于异性的恋慕的第一个人了。” 没有一见钟情的轰轰烈烈，也没有父母之命的心绪不宁，彼此多是心与心的贴近，“始终没有想到男女夫妇的问题”，没有哪怕一丝一毫的功利贪图，却多了无穷的力量和辽远的回响。性的生活可以是两性生理的渴求与震颤，也可以是别无旁逸的情感的专一与迷悦，传达着彼此的真性，唤出彼此心底的快乐。同时，自我充溢了倔强的力量与痴绝的情愫，甚至挣扎和疯癫，“每逢她抱着猫来看我写字，我便不自觉的振作起来，用了平常所无的努力去映写，感着一种无所希求的迷蒙的喜乐。并不问她是否爱我，或者也还不知道自己是爱着她，总之对于她的存在感到亲近喜悦，并且愿为她有所尽力。”这样神秘而圣洁的个人情感与体验，毫不顾虑得失，也不希图所谓回报，纯粹一片名副其实的托尔斯泰似的“无我爱”。 周作人的初恋的描述，不正是一个十四岁男孩的一段纯洁的心曲？但这一切，不过是少年心事的一段涟漪，是很容易被时间的手掌抚平的。而结尾“我那时也很觉得不快，想象她的悲惨的死相，但同时却又似乎很是安静，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突兀而起，平淡而结，不正说明了这一点。“不快”
浅谈周作人散文的艺术特色 说起周作人，不得不先提一提他的兄弟鲁迅。从小学到高中的语文课本上鲁迅的文章不仅仅是重点篇目还是考试时候必出的考题。鲁迅在中国文坛上是以辛辣讽刺批判的风格著称的，而他的弟弟周作人恰恰与其相反。可以讲兄弟二人都是文学改革浪涛中的先驱，但两人的风格却截然不同。比起鲁迅的凶狠周作人显得温和了许多。我们暂且撇开其在政治上错误的选择，单单在散文创作这一领域，周作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他为中国散文开辟了一条光明大道，并且首次引入了美文这一概念。本文，笔者就想围绕他散文创作的艺术风格谈谈自己的看法。 大部分人谈起周作人散文的艺术风格，都会用上平和冲淡这四个字。对于散文创作而言，平淡的的确确是其最高的境界。可以说平和冲淡是周作人始终没有放弃追求的或者说是努力靠近的创作方向和心境。他的文章无论是随笔还是文理评论都有着心平气和说理的特点，确实很少有剑拔弩张的句子。他的平淡，不是不用技巧，相反倒是匠心独运，只是不露痕迹而已。这就是为何人们说周作人散文中的一个重要艺术特点是“平和冲淡”了。周作人总是以平淡作为他孜孜追求的理想。这种平淡，在他的著作中是到处都找的到的。如〈喝茶〉中“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又抵十年的尘梦。”还有〈北京的茶食〉中的“我在西四牌楼以南走过，望着异馥斋的丈许高的独木招牌，不禁神往，因为这不但表示他是义和团以前的老店，那模糊阴暗的字迹，又引起我一种焚香静坐的安闲而丰腴的生活的幻想。” 然而周作人终究还是一个复杂的人。在其不少文章里面都寄托着正统的思想，而并不是一味的平淡无味，这些虚实，抒情性的散文不仅仅在描述真实的生活还临摹了真实生活的美与丑。还有不少正经之作，内容相当严肃与尖锐。因此单纯的用“平和冲淡”来概括他散文的艺术特色也不是最为确切。就连他自己也不太认同自己真正做到了平和冲淡，在他《我的文章》中周作人是如此来评价自己的作品的，他说“平淡，这是我所最缺少的，虽然也原是我的理想，而事实上绝没有能够做到一分毫，盖凡理想本来即其所最缺少而不能做到者也。”至于自己文风他只是觉得“在于未能平淡闲适处，即其文字多是道德的”。事实上，对现实的忧患，即使是建立在对人生悲观基础上的“乐生主义”，但是都不能使他做到真正的平和冲淡。对于《故乡的野菜》这样的纯散文来说，他在表面上的确是追求着一种清新淡雅的感觉，但实际上却表达了他的精神寄托以及内心深处最最深刻的伤悲。一开始，他并没有用很浓烈的语句去表达对故乡的怀念，反而说自己对故乡并没有太多的感情。但到了后面又流露了“但是吃去总是日本风味，不复是儿时的黄花麦果糕了”的失望与伤感。显然他也没有忽视自己的情绪，只是在表现情绪的时候不那么张扬而已。就像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一般，文字很清新很脱俗，是一篇美文，但是事实上却是作者对现实的逃避，是对自己情绪的一种代偿，有着极其忧伤的情调。
浅析周作人散文风格 前言 以往提到周作人最先想到的便是其在政治上的偏离，直到上学期偶然借阅了钱理群所著《周作人》传，莫名的被这个追求平淡、孤独苦寞而又学识渊博的人所吸引。于是开始借阅其作品。觉得其散文也是别有味道。尤其喜欢他在“闭户读书”时期的作品。于是选择浅析其散文风格作为期末论文。一方面是出于对其散文的喜爱，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对一直将其散文风格形容为“平淡”稍有疑义。 文章概要 写这篇文章主要是为了研究周作人的散文风格。以往对周作人散文风格的评价往往都是“平淡冲和”，或者“平实冲淡”，但我本人对此并不是很赞同。打算先了解前人对其散文风格的看法，找到自己与前人观点的异同。通过分析周作人作品《雨天的书》、《故乡的野菜》、《苍蝇》等所包含的丰富的意味及周作人自身的性格特点来分析，希望能以此证明，用“平淡冲和”来形容周作人的散文是不准确的。 正文 前人对周作人散文风格的研究 1、以金燕《灰色天空下的温暖一评周作人散文的创作风格》，孙艳平《论局作人散文平和冲淡的艺术风格》和刘春香《周作人散文的冲淡美》为代表，新世纪以来学术界对周作人散文中“平淡”、“冲淡”等艺术特征都给予充分言述。 2、吴仁援的《论周作人散文的风格》则开篇便明确指出用“平淡”来总结归纳周作人散文的基本特质或者整体风格都是不准确的，认为“周作人散文中透溢弥漫出的是苦涩味、流氓态、人文性、平民化、浙东气，由此而形成的其散文的显著特征是平缓、平正、平实、平易、平质”。 3、阿英在《周作人小品序》中所提到的：“平淡冲和”这正是周作人小品文的最显著的特色，也就是田园诗人所必然采取而发展到高度的形式。就现代的小品文成果上看，在“新小品”还没有成长，而“杂感文”不能算主要的小品文的时候，周作人的小品文，在史的发展上，我们是不能不予以重大的估价的。
浅谈周作人散文的苦涩之味 中文三班倪娟娟 周作人是现代文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作家，他的创作尤以散文的成就最为突出。笔者浅陋的谈谈对其散文的苦涩之味的感想。 周作人的著述博杂，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早期开创者之一。周作人在《两个鬼》中说：“在我心头住着DuDaimon，可以说是两个鬼。”“这两个是什么呢？其一是绅士鬼，其二是流氓鬼。”“我对于两者都有些不舍，爱绅士的态度与流氓的精神。”周作人还说他自己是“叛徒”和“隐士”的合身。体现在创作中，就有了“浮躁凌厉”和“平和冲淡”两种风格不痛的散文。而笔者通过阅读这两类文章，觉得有一共通之处：大多数文章的笔墨间隐含着淡淡的苦涩。这里两种风格虽然都贯穿于整个20年代周作人的散文中，但“平和冲淡”更能作为体现周作人散文的突出特点。“平和冲淡”是指具有“绅士鬼”精神的文学味浓郁的一些文章，大多创作于五四时期，取材来源于生活而远于现实，讲求趣味。这与周作人对待生活的态度有相同之处，更能反映他的气质和性格。这类文章中普遍隐含着苦涩之味。 周作人的散文提倡“为艺术”﹑“为人生”，反对一切文以载道的个人言志派，带有对旧文学的反抗和批判。五四运动以后，他的理想中的个人主义兼人道主义产生了动摇，对应于强大现实的不可触动，使他开始明白各种西方学说与思潮并不真正适合于当时的中国。他在《山中杂信一》中写道：“我近来的思想动摇与混乱，可谓以致奇其极了，托尔斯泰的无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行的大路。”这是他的矛盾，他无法将原本的人道主义与佛家道义良好的融合，更无法与他自己一直很推崇的西方学说糅合成一体。从而构成了他独特的精神世界：平和冲淡，略微含有苦涩。在他的散文中，他贯用娓娓的语调絮谈，将知识﹑智慧﹑哲理﹑趣味﹑冷漠﹑敏感﹑苦涩都融入笔端呈现给我们。 周作人的散文深具苦涩之味。他的大部分散文都是貌似平淡，其内在思想情感却实是忧愤抑郁的。他曾经说过：“盖世间所有唯辱与苦。”在《药味集·序》中，他说：“拙文貌似闲适，往往误人，唯一二旧友知其苦味。”在这里他很明白地道出了自己文章内在的苦涩。周作人深受西方﹑日本文化的影响，有着启蒙思想的头脑冷静而理智，因此，当他无力地怀着悲哀的心看着中国五四运动以后的革命运动不断地遭遇挫折和失败，他的信仰开始蒙上阴暗苦涩的影子。他的信仰是和五四反帝反封建时代精神一致的，他的《山中杂信六》中写道：“我们昏乱的国民久伏在迷信的黑暗里，既然受不住智慧之光的照耀。”“极少数的人能够以科学艺术或社会的运动去替代他宗教的要求，但在大多数是不可能的。”“我的理想或者也只是空想；将来主宰国民的心的，仍旧还是那一班的鬼神妖怪吧！”对这些在中国仍然扎着根的“痼疾”，他亦是有心无力。 周作人深受尼采的世事轮回观的影响，“生存就其本来面目而言，并无意义和目的，但不可避免地轮回，无止境地化为虚无……这是虚无主义的最极端形式：虚无（‘无意义’）是永恒的！”有时他陷于极端黯黑的宿命，认为中国也好，人类也好，都在重复他们的愚蠢和罪恶，万劫不复。“凭了他的理知，批评万物，终于归到只有自己，但是对于这唯一的自己也不能深信。”“自知如能将此种怅惘除去，可以近道，但一面也无不珍惜之意，觉得有些怅惘，故对于人间世未能恝置，此虽是一种苦，目下却尚不忍即舍去也。”这种宿命观表达出了一种苦闷的孤寂感。《山中杂信二》中他说到：“但我心底里有一种矛盾，一面承认苍蝇是与我同具生命的众生之一，但一面又总当它是脚上带着许多有害的细菌，在头上面上爬的痒痒的，一种可恶的小虫，心想除灭他。这个情与知的冲突，实在是无法调和，因为我笃信‘赛老先生’的话，但也不想拿了他的解剖刀去破坏诗人的美的世界……”这是佛教思想中的博爱与现代革命思想的矛盾，一种难以调和的苦闷孤寂。
浅谈五四时期周作人的翻译思想 杜鹃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他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经过西方文化的洗礼，经历过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并最终走上了翻译生涯，将近半生的时间与精力奉献给了他所钟爱的翻译事业。周作人一生著译约一千五百万字，翻译约占去一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能像他那样兼事著译并取得如此成就的怕是屈指可数。 如果说周作人作为文学家与思想家的地位是在五四运动中才开始得到认可的话，那么他作为翻译家的声名则成于更早时期。周作人正式从事文学翻译可追溯到1904年，译作有《侠女奴》、《玉虫缘》、《荒矶》、《天鶓儿》。其中《侠女奴》译文序基本上反映了他早期激进的翻译思想，借用异域文学作品中具有叛逆精神的人物形象来激发国人的热情，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争取民族独立与个性解放。 鸦片战争后的科技翻译和晚清小说翻译，基本目的大都在于启蒙、新民和新政，于此相比之下，周作人的翻译思想则多出了某种超越成分，他提出了“学以移情”的观点，此观点的提出已经超越了上一代翻译家，它在我国整个翻译史上是具有开拓意义的。 五四时期，由于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强力推动，新文学开创基业的急切需求，以及新闻出版业与新式教育的迅速发展，翻译文学迈进了一个新纪元。翻译文体逐渐丰富，促成了白话文学语体的成熟。周作人早期的翻译可划分为古文与白话两类译文，为顺应时代的要求，周作人也意识到古文译书会行之不远，他毫不迟疑地弃而舍之，成为白话文坛和译坛的开拓者。周作人最初成熟的白话文学作品也应该说是他翻译的《童子Lin之奇迹》、《皇帝之公园》、《酋长》、《卖火柴的女儿》等，伴随着翻译艺术的进步，他的白话写作能力也在逐渐提高。 鸦片战争以来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机，逐渐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在品尝了巨大的耻辱之后对民族压迫的话题分外敏。继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等反帝爱国运动的发生，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的文学得到了五四时期翻译界的热切关注。回顾周作人早期的译事活动，我们认为他应该是译界“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作品的第一人。他曾与鲁迅合译《域外小说集》，翻译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五四时期这方面的翻译更多，译有波兰、南非、新希腊、犹太、保加利亚、芬兰等弱小民族的作品。周作人对波兰作家显克微支十分推崇，曾译过他的《炭画》、《乐人扬珂》、《天使》、《灯台守》、《酋长》等。在这一时期，周
周作人的散文理论【浅析周作人的新诗理论】 周作人的第一首新诗发表于1919年2月15日《新青年》的第 6卷2号，这是五四前最长的一首诗，胡适称赞它是“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周作人的新诗并不多，《过去的生命》是周作人的唯一一本新诗集，有诗二十六首，小品一篇，出版于1929年11月。周作人的新诗在五四时期颇有影响，周作人的诗论较之新诗却似乎更有成就。他的新诗与诗论是一致的，二者甚至可以相互印证。下面从三个方面来进行比照。 首先，在诗歌的本质特点上，周作人认为，“诗是人情迸发的 声音”[1]，这可以说是周作人对诗的本质最基本的认识。周作人十 分看重感情的真实，他指出，“所谓真实，并不单是非虚伪，还须有迫切的情思才行，否则只是谈话而非诗歌了。”[2]针对封建卫道士 胡梦华对汪静之的《蕙的风》的攻击，周作人提出，情诗是理所当然存的，认为在静之的诗里有很多佳句，誉之为“诗坛解放的一种呼声”，批评胡梦华的大惊小怪为“眼光未免太短”。这一切都是基于“人情”，强调感情的真，可见周作人对诗的本质的把握是十分到位的。在他自己的诗集《过去的生命》中，周作人有四首诗是写到男女情感的，分别是《她们》、《高楼》、《饮酒》、《花》，甚至在《花》这首诗中，他加注，“仿某调，学作情诗”，从中可以看出他对情诗的支持。《花》的确有情诗的味道，“我爱这蔷薇花，/爱她那酽酒似的滋味，
/我便埋头在她中间，/让我就此死吧。”其感情真挚热烈，文字直接大胆，这对于扫除诗坛的不良风气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周作人从个性解放的立场出发，认为必须在批判封建基础上才能确立诗歌正确地位，为此他强调个性的表现和创作的自由，他说：“努力去写出预定的概念，却没有真实地强烈地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其结果当然是一个单调。”[3]他的意见是，“最好任各人自由去做他们自己的诗，即使不然，让各人抒发情思，满足自己的要求也是很好的事情。”[4]在《过去的生命》中，周作人写了一些很平和冲淡的小诗，如《儿歌》、《慈姑的盆》，了了数行，信手拈来，却透着清隽幽雅，近似于他的散文。1921年周作人在北京西山养病时，曾写过一组《山居杂诗》，其七首，分别写了藤萝、石榴、核桃、苍蝇等，应该说这些短诗全都打上了周作人的烙印，与他在三十年代提倡的小品文一样，都具有鲜明的周作人的特点。“一丛繁茂的藤萝，/绿沉沉的压在弯曲的老树枯株上，/又伸着两三枝粗藤”，这样的诗句抒发情思，满足自己的一时之感，正体现了周作人的诗歌主张。 其次，周作人明确地指出新诗的诗体是自由体。他在《论小诗》一文中说，“做诗的人要做怎样的诗，什么形式，什么内容，什么方法，只能听他自己完全的自由”。[5]他认为，新诗采用自由体便于自由地抒写真情实感。在《过去的生命》序言中，他指出他的新诗是
浅谈周作人 赵兹昌 现代文学史上谁是最伟大的文学家，斩钉截铁，答曰：鲁迅。“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是史上对鲁迅的最高赞誉，这是谁说的？不是我，是毛主席。毛主席将鲁迅神化是有很大的政治需求的，就像古代君王不断神化孔子一样。但实质上体现了鲁迅的伟大，并且我相信，在新的阐释语境下，鲁迅将越来越伟大，鲁迅学的分支会越来越多，记得我在大一时，听着《男儿当自强》读鲁迅，真是痛快不已得意忘言。无独有偶，有一个与鲁迅同时代的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与鲁迅双峰并峙，被冯雪峰称为“中国第一流的文学家，鲁迅去世后，他的学识文章，没有人能相比”，他是谁？鲁迅的弟弟——周作人。 周作人相比鲁迅来说，很少有人对他有一个深入地了解，我想与一个重要事件有关——周作人在危亡之际担任过伪职，也就是俗称的“汉奸”。抗战爆发后，大批文人学者随国民政府南迁，大都汇聚在西南联大，而周作人坚持留在
沦陷的北京，当全国文艺界和广大读者十分关心他的安危出处时，周作人失节了。中国人痛恨汉奸，政府当局者比之一般百姓更加痛恨背叛。随着解放区的壮大和新中国的成立，极左的文艺思潮狂飙，鲁迅的文学成为革命文学的代表，一反一正，他弟弟周作人的文学自然成为反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并被不断的打击埋没，以致一个文学大家少有人熟知。但天不丧斯文，历史又是有情的，公正的，历史进程是“曲线中的直线”。周作人要在新时代里发光发热了。我们山师做得很不错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实用教程》的下编中单独拿出一章来讲周作人。 现在我与大家一同谈一下周作人，本来不敢乱讲，一再推脱，直到今日。章太炎的大弟子黄侃曾说，人五十岁前不著书，可惜他潇洒一世，绝学独步天下，却只活了五十岁。由此看来，做人也不能过于低调，不宜妄自菲薄，现在不讲也许再无机会了。 周作人（1885-1967），鲁迅之弟，浙江绍兴人。原名櫆寿，字星杓，号知堂、药堂、苦茶庵老人，又名启明、启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学者。 周作人曾师从章太炎，可以说是黄侃的小师弟，章太炎章疯子，一代国学大师，他的老师又是谁？俞樾。俞樾什么来历？曾国藩大家想必都知道，他最得意的门生是谁？大家
/ 浅谈周作人的散文风格 中文摘要 周作人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散文家之一 他一生的创作，除了三十几首新诗和二百来首旧体诗外.全部都是散文。它的散文有杂感，文艺短评、随笔等类。其中，影响较大，艺术成就越高，风格也较成熟的，还是他那些美文小品，不仅显示了散文大家周作人精湛艺术造诣。同时，也形成了周作人独特而成熟的艺术风格. 关键词：周作人、散文风格.
目录 第一章：引言 第二章：用作人散文最大特点是冲淡平易 第三章：周作人散文其主要特点是充满涩味 第四章：周作人散文给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幽默第五章：周作人散文众所公认特点是富有知识性参考文献
第一章. 引言】=、1 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士大夫家庭，原名櫆寿，字仲密，又字启明别名苦雨斋，苦茶翁1901年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在管轮班学习；1906年赴日本留学期间与日本姑娘羽太信子结婚；1911年回国，1917年至北京，先后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学校文科教授 “五四”时期，他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骁将，文学研究会的发配人之一。“五四”时期是周作人一生中最辉煌，对中国新文学奉献最大的时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座高标。后半生沦为民族的罪人。舒芜曾说：“对周作人先前的历史功绩，我们要实事求是地给予肯定，没有人能超过他，没有人能替代他。 平淡自然、和平冲淡、闲适……这些说法都是前人对周作人散文风格的概括。周作人自己也曾经说：“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境地。”①“平淡自然”，这是周作人给自己散文风格所作出的定位。“觉得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愉快的事。”②他希望自己的文章能到达这样的一种境界。不仅如此，他给废名、俞平伯的作品写的序言中，也一再地强调、推崇冲淡平易的文学创作风格。由此可见，冲淡平易、不仅是周作人希望到达的境地。同时，在他的散文创作中，也形成了冲淡平易的艺术风格。 他常写一些人人都能看得见，感受得到的事或物。即使是生活中的一些重大事情，他也能以一个普通的见闻者、参与者的身份叙出。在他的作品中，他不故作高深地议论，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就是一些精辟的警句也很少见得到。他的散文，无论谈事、谈人、谈政治、谈文艺……，都象同友人拉家常，叙旧情。叙事状物，写景，他都能做到朴素、自然。发表感想或看法，没有长篇大论，而是舒徐不迫地絮絮而谈。比方他的《人的文学》这篇文章在他所有的散文中，篇幅算比较长的了。但是，他并未摆出一副宏论的架势，而是采取随笔那样的写法，把意思一层一层地、有条不紊地说清楚、说明白。关于“三一八”惨案，周作人写了好几篇散文，大多是如实的记事，虽也有内心的感情，却少激烈的议论。甚至有些记叙，让你感到惊人地客观和冷静。最激烈也不过是说一些这样的话：“凡青年夭折无不是可惜的，不过这回特别的可惜，因为病死还是天行，而现在的戕害则是人功。”③，“死了倒也罢了，假设不想到两位老母倚闾，亲朋盼信。活着
以《故乡的野菜》为例 浅谈周作人的散文艺术特色 11届汉语言文学2班李思盈45号 摘要：平和冲淡是周作人的散文风格的突出特点，而在《故乡的野菜》中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普通的野菜蕴含着作者对故乡似淡非淡的 故乡情。正是他这种闲适地对待生活的艺术态度，读者才有机会静静的体会到那种淡淡的愁思。野菜不仅是他装载思念的家常特产，更多的是勾起儿时美好的回忆的载体。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赏析《故乡的野菜》来深入了解周作人的散文艺术特色。 关键词：周作人《故乡的野菜》散文艺术特色 周作人（1885.1.16～1967.5.6），浙江绍兴人。初名櫆寿（后改为奎绶），字星灼，1909年又改号为启明，常用笔名有岂明、开明、独应、仲密等。虽然周作人幼年在家乡的私塾书屋（三味书屋）里接受传统的汉学教育，但后来在国内新学的风潮中，于1901年到南京进入江南水师学堂，当时专业科目都用英文书，他因此有了相当的英文基础，后来考取官费生，和哥哥鲁迅、好友许寿裳（季茀）等人留学日本。 五四时期及20年代是周作人散文创作的鼎盛期，散文集有《自己的园地》（1923年）、《雨天的书》（1925年）、《泽泻集》（1927年）、《谈龙集》（1927年）、，另有诗和散文《过去的生命》（1929年）。 周作人散文历来就有浮躁凌厉和平和冲淡两种风格。五四前后及20年代谈时事的杂文属于浮躁凌厉的一类，而五四时期的杂感、读书随笔及20年代他称之为“美文”的艺术性散文，则属于平和冲淡的一类。[1] 一、散文的艺术特色 虽然周作人和鲁迅是两兄弟，但是性格上自小就属截然相反的两类。鲁迅正直敢为，不平则鸣，在是非间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周作人则和顺平静，用心专注，不爱惹事，即使在不良的环境中也能随遇而安。这在双方的作品中也能体验得到。《故乡的野菜》可以从淡、深、动、静来剖析其艺术特色。 （一）淡 纵观全文，它的基调就是一个字——淡。仿佛没有对故乡有一个很深切的概念，作者开篇便“漫不经心”地说着故乡的“水到渠成”性，说那只是“钓于斯
浅谈周作人散文的语言特色 作为曾一度沦为民族罪人的周作人，其人生的思想道路，确是被他自己的性格和文化传统里 的消极因素所决定的，本身就是一个悲剧，但我们不应该由此而拒绝他一生所留下的的蕴藉 丰厚的文化遗产。 周作人曾经与其兄鲁迅都是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初期站在第一线上冲锋陷阵的骨干分子， 在创作和理论两方面都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过积极的贡献。并曾在《新青年》《新潮》《语丝》“文学研究会”等重要社团中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周作人最早是作为翻译家出现的，其翻译作品，曾一度成为广大青年人 的精神食粮和向外看世界的窗口，在1924年之后，周作人将写作的重心转向了散文，并一 发不可收相继出版了《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等几十部散文集，成为 现代散文的开山大师。 今天，曾一度被封杀的周作人的散文又再次热了起来，从而再一次证明了其巨大的艺术魅力，更显示了散文大家周作人的深湛艺术造诣。在本文中，笔者将就他的后期散文的语言特点谈 几点拙见。 本论 周作人曾引戈尔特堡评英国性心理学家蔼理斯的话以自喻，说他的灵魂里有“叛徒和隐士”“流氓和绅士”两个鬼【1】，20年代，他既写过针砭种种社会时弊的杂感，说着“流氓似的土匪 似的话”而差不多同时，又主张宽容，提倡中庸和“费厄泼赖”。这就很自然的使他的散文分为 注重议论批评的杂感和偏于叙事抒情的小品两类。前者固然也力求和平委婉，但尖锐泼辣， 剑拔弩张之语频出，思想意义较强，后者则纯粹以平淡闲适为主了，但艺术成就较高。语言 特色鲜明。 舒徐自在的语言 周作人的散文因为本着“说自己的话”的宗旨，故而比较自然流畅，舒徐自在，具体表现在以 下几点 （1）简素质朴的文笔。周作人散文语言朴素平易，不中藻饰，不刻意求工。其散文大多为 小品文，篇章短小简洁，一般六七百字，最短的甚至不到150字儒如《知堂说》，信笔写来。《赞成大团圆》，作者有几个外行朋友谈论戏剧写起，写出了中国人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文 笔简洁但叙事清晰明白，最后一句意见一致，感觉很是愉快。文笔质朴，如像初学写作之人，《古代的酒中》作者写道火酒据说是起于元朝，这烧法是从外族传来的，那么可知以前有的 只是米酒，也是用糯米所做，有陶渊明要多种秫可以知道。唐诗中常用药酒，那当然也是用 黄酒的吧，我们乡下从前老太太们浸补药酒便是用老酒，因为古人喝的都是新酒，陶渊明葛 巾漉酒固是一例，杜甫也说尊酒家贫只归醅，这与绿蚁新醅酒可以对照，这绿蚁也即是酒滓，可见自晋至唐情形还是相同，唐时也有葡萄美酒，却不见通行”短短185个字，却写出了中国古代常见的几种喝酒风俗，以及它们的制作原料，文字简素质朴，饶有趣味。 （2）庄谐杂出的幽默趣味周作人散文，有一种寓庄于谐，亦庄亦谐，庄谐并出的艺术手法，例如《哑巴礼赞》?一文中，作者明明讽刺中国社会没有言论自由的弊端，从而引起人民的愤怒，但作者写来出诸反语，正话反说赞美哑巴归根结底，哑巴的所谓病还只是在“不能言”这 一点上，据我看来，这实在是不关紧要，人类能言本来是多此一举，试看两间林林总总，一 切有情共不白遂其生，各尽其性”，中国处世哲学里很重要的一条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哑巴者，可以说是能够少一事的人。语云”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说话不但于人无益，反而 有害。即此可见，一说话，话中既含有臧否，即是危险，这个年头儿，人不能老说“我爱你” 等甜美的话——况且仔细检查，我爱你即含有我不爱他或不许他爱你等意思，也可以成为祸
亲切和隔膜——浅析周作人对《阿Q正传》的 评论 李和明 苏东坡的诗《题西林壁》是历来传诵、脍炙人口的名篇。“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佳句流传，会心而笑的，代不乏人。在文学批评的历史上，同时代的批评家评论同时代的作家作品，由于他们对作者的处境往往有比较真切的体察，对作品产生前后的社会气候和文艺气候等有比较切实的感觉，因此，谈论起来，也就往往比较能够给人们亲切的印象。然而，有一利必有一弊。过于近距离的观察和批评，也往往可能带来错觉，特别是因为批评家和作家之间有许多观念和意识都会以自己很难察觉的方式，同时受到时代和社会的制约，因而在批评过程中，造成隔膜，有时候反而还不如后代的读者分析得更加客观和恰当。尤其是对文学作品的客观效果的认识方面，“同时代”本身就是严重的局限。我们可以通过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 鲁迅先生的小说《阿Q正传》发表以后，从批评的角度说，我们现在大家熟知的较早而又较有影响的文字是茅盾先生所作的。而且，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有关《阿Q正传》的分析
评论，也还是基本上没有突破当时茅盾先生的主要观点。其实，要说比较早而又比较全面地评论《阿Q正传》的文章，还有发表在1922年3月19日《晨报》副刊上的一篇，题目也叫《阿Q正传》，而它的作者，赫然正是当时文坛上炙手可热的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鲁迅先生的胞弟——周作人先生。 我们知道，周作人早期的文学评论作品大部分收在《自己的园地》一书中，但是，非常奇怪的是，现在我们所能够见到的《自己的园地》，甚至包括周作人其他的文学评论作品集中，都见不到他这一篇批评《阿Q正传》的文字。我们也知道，周氏兄弟严重反目的时间是1923年7月。而《自己的园地》正是1923年结集的，不清楚是不是由于这个原因，初版中就没有收入这篇文章，以致有许多专门关注鲁迅先生作品研究的人，比如李何林先生，他的《鲁迅论》称得上是保存早期鲁迅研究的文章最丰富的本子，可是其中也找不到周作人的这篇文章。至于周作人把这篇文章抽去的真实原因，我们现在已经很难完全确切地说明；周作人先生自己曾经对此作了一点说明，强调是因为受到了成仿吾的讥讽，为了避“后台喝彩”之嫌而抽去的。他还说，这篇文章在发表以前，曾经给鲁迅先生看过，并且得到了哥哥的首肯（见周作人的《关于鲁迅》）。周作人的这个说法是否真实，我们不能妄加揣测，我们只知道，在鲁迅先生后来作的《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
浅谈周作人散文的艺术特色 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曾经是中国新青年心目中一个辉煌的名字。即使后来的逐渐暗淡也并没有淹没他在现代散文创建上的巨大功绩。通过他与鲁迅在“杂文小品”上的大胆尝试与辛勤实践，使这种古已有之的文体焕发出青春的活力；而对美文的倡导与创作，又给新文学开辟出了一块新土地。他的文笔朴素流畅、舒徐自如中略带幽默和轻松，读后给人一种亲切而自然的感觉。 很多学者都曾以科学的态度评价过周作人，谈他的人生态度、文学造诣与历史功绩。谁都不能否认他在新文化运动中作出的多方面贡献，而更值得人称赞的便是他在散文创作上的突出成就。他的小品文创作近千篇，这在我国现代散文作家中，堪称稀有。这使得人们提起他的名字，便和“小品文”联系在一起，深植于读者心中。 一 周作人的散文创作，大体有“人事的评论”和以抒情、记叙为主的“美文”这两类。相应地，也就出现了“浮躁凌厉”和“平和冲淡”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每种风格又各有自身的特点，显示了他深湛的艺术造诣。 （一）浮躁凌厉
所谓浮躁凌厉的风格特色在周作人“关于人事的评论”中显得很明显。这类注重了议论、批评的杂感，触及现实，针砭时政，战斗的锋芒包藏在“湛然和蔼”的平淡叙述中。这又是他与别人的不同之处。在当时的文艺界中，很多人以满腔热情、激愤之词，写出了慷慨激昂的话语，用尖锐之词控诉一切不合理的事物。而周作人却没有因为所要表达事物的不同而改变其一贯的习文风格。依旧是那样的温文尔雅，但却在字里行间、行文之处来评时政，发感慨。我们且看他是如何展现的： 第一：对于封建传统思想的批判，写的淋漓酣畅又亦庄亦谐。在《祖先崇拜》这篇一千来字的短文里，周作人以进化论为思想武器，对于“在自然律上，明明是倒行逆施的封建伦理观念”进行了理直气壮的批判。但他的批判、反抗又自与别人不同，于挑战、评判的态度中又见中庸与平和。对于封建礼教宣扬的那一套虚伪的所谓“风纪教化”，周作人也毫不客气地加以嘲讽。如当时上海的湘沪警察厅明令禁止携带十岁上下的女孩进浴堂，理由是“有关风纪”。周作人在《风纪之柔脆》一文中写到： 与此段文字，周作人把道学家的这种荒谬与虚伪，看作是特别可笑、可恶的。而且中国人长期在这种假惺惺礼教束缚下，产生了一种更加虚伪、变态的心理，礼教之弊害及非人道也就可见一斑了。 第二：在讽刺军阀暴政的文章中，他所借鉴的是日本现代散文家户川秋骨的“幽默与讽刺”的写法，让被讽刺的人看了不舒服，却又
壮美和优美：周作人的双重境界
周作人，何许人也？可能有些人会说：“是鲁迅的弟弟。”亦有人会言：“一大汉奸”。没错，但除此之外，就对他了解甚少了。我原来也是这样，但趁着暑假这一大好机会，我也翻阅了大量的书籍、文献，想真正走入这一复杂人物的内心深处。但是终究因为才疏学浅，无法面面俱到，也很难深层次的分析，所以只能浅谈一二而已。 关于周作人，决非用“好”或“不好”就能概括，此人可谓甚是复杂。就他的作品而言，说实话我非常喜欢，但是就是因为他晚年的错误行为使他前功尽弃，甚至身败名裂。他与其兄鲁迅是中国最伟大的散文家。鲁迅的杂文，他的小品文，分别代表中国散文艺术的“阳刚”和“阴柔”，或者说是“壮美”和“优美”两种美的最高境界。在他的笔调下，谈到苍蝇也谈道水乡的乌篷船；谈到江南的野菜也谈到北京的茶食；谈到爱罗先珂也谈到希腊哲人；谈到被屠杀的尸体也谈到平安的接吻。读他的文章，好象一个久居北京的人突然走上了去西山的路：鸟声使他知道了动与静，松涛和泉鸣使他明白了美与丑；既而又会到了都市，他憎恶喧嚣，憎恶人与人之间的狡狯，他憎恶不公平的责罚与赞美，他憎恶无理由的传统的束缚，这是多么神奇的一次旅行，充满了隐逸和叛逆的一次旅行。他的文章可以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内而外地散发出一种魅力，一种另人无法抗拒的魔力，催促着你一遍又一遍
地吟诵，他的诗是那么的朴实，他的字里行间透露出一条告诫，一个道理，一种启示。让人从他的短文中恍然大悟，明白做人的真谛。正如冯雪峰所说的：“周作人是中国第一流的文学家，鲁迅去世后，他的学识文章，没有人能相比”。我觉得这样说毫不过分。 我将他的《小河》读了又读，想了又想，一次次进入他带给我的那种幻觉中，我仿佛见到了“浑融清澈”的小河，见到了稻子忧虑的表情，见到了着急的桑树，感受到了那种意境，那带一点朦胧，含几分清澈的境界。这种境界是他个人的，而打破了那个晶莹透彻得太厉害了的玻璃球，引导新诗人寻找别样的境界，就这而言，他的功劳是历史的。 他学识之渊博，想象之丰富，实非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可以抵及的。他的诗，他的文都带着那么一丝青涩之苦。《雨天的书》、《苦茶随笔》、《苦竹杂记》从这些集子的名字中就可略晓一二。 但是他所犯下的罪行是我们所有炎黄子孙所不能饶恕的。记得当时抗日战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南下，许多文人如：胡适，茅盾，夏衍都离开了北平，创立了西南联大，陈独秀、胡适、茅盾等人三番五次写信要求作人南下，但就在这种水深火热之时，一念之差，他就成了千古罪人，一个千夫所指的大汉奸，对于其堕落为汉奸的原因我总结了以下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