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高等教育发展 提升高等教育质量

规范高等教育发展 提升高等教育质量 ——网上学习体会 南京理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李新民

当整个高等教育界在为“钱学森之问”、每年两会代表的质疑、社会大众长期的疑虑在不断反思之时，当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对高等教育的方式、内容不满而厌学之时，当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热衷于宣讲各种政绩和“第一”、进步之时，当南方科技大学为自主招生困顿而不懈努力的（成为《南方周末》）2012年大众关切的话题时，当众多“985”、“211”雄心勃勃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之际（成效令人哀叹，投入产出比之低让人愧疚），2011年，国家出台“教育中长期改革发展纲要》成为令人耳目一新的大事件，最让人热望的是温家宝总理在纲要发布大会也就是新世纪首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其中对相关问题的论述所释放出来的政府的决心和奋斗目标。但，半年过去了，如何落实《纲要》精神（姑且不论纲要中有多少内容还是无法完成的任务），到目前为止，无论是教育部、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尚未出台了多少与《纲要》配套、且可操作性强的计划、政策，一些已经出台或即将出台的计划、政策，给人的感觉还是空洞，这与《纲要》出台后各地出台的省级规划一样，多是难以看出可操作性的“计划”，如教育部“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意见”。而且很多应当落实到部门、地方的工作（也许我们对情况了解不够）因为写到了规划计划之中，再也无人问津了。 本次通过网上学习，以及自己通过其他途径的学习了解，本人以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规范高等教育发展、深化改革，进而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应当在以下方面加强研究，拟或加快工作进度，从而认真落实纲要精神，使各方都能明确任务、明确工作方向和目标，真正使高等教育在规范中改革，在规范中提高质量，在规范中推动改革，一步一步缩小与西方高等教育强国的差距，实现高等教育健康、持续、快速发展，否则，在当前的惯性下，要实现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目标，只会是重复习惯，再现传统，原地辗转，难以有实质性的进步，985、211成效不大就是明显的例子，现在即将展开的提升创新力的计划还是难以获得突破。要实现突破，必须有突破的观念、思路、作为，要有一以贯之的持续推动，只有这样，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成效才可期待。 一、实事求是，对规划进行再次和多次的研讨，认真梳理出规划要完成的任务，为把规划任务落实到位奠定基础。 中国城市建设最让人诟病的是规划多变，最明显的例子是马路今年修好，明年甚至年内就会像拉链一样再拉开，原因是规划不全面，建路的建路，马上要电线下地、煤气要管道下地，等等，于是，一条马路不知要拉开再合上多少次。这是城市居民体会最深的直观印象。还有一个老百姓经常讥讽中国人不重视规划的俗语：“规划规划，鬼话鬼话，墙上挂挂，换人换它。”这样的状况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司空见惯的。所以，不管有多少人现在就忘记了《纲要》，但作为落实它的主管部门，还是要将规划纲要涉及到的工作任务再次或多次予以研讨，制订出落实纲要的任务分解和行进路线图，定期对落实情况进行修订、考核、奖惩、公布，必要时敦请国务院领导予以协调支持。谁都明白，教育是系统工程，教育需要多个部门相互配合、协同推进，否则，很多工作难以落实。这也是很多国家把教育改革发展作为国家战略的最重要的内因。我国也将教育发展看作国家战略，但在实际工作中，很多部门不仅不落实自身的任务，甚至还相互推诿、扯皮，让中央和国家政策形同虚设，有的还为了部门职权利益而出手掣肘。 落实纲要，首先要对国有涉及的任务进行一次或多次的梳理，这是落实纲要，完成纲要任务的基础和条件。一些部门，慑于职责或当时的任务，在制定规划时应付差事，但过后则弃之脑后。待到要总结时，胡编乱造政绩，蒙混过关，欺骗上下。这是现实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只有以明确的形式将任务分解清晰，并向全国人民予以公布，接受各方监督，才能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宏观层面的工作必须首先到位，为大学发展创设良好外部环境，为大学改革指明方向，构建法律、政策等基础。 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专门就如何改革政府对教育管理的问题做了充分论述，指出：“促进教育发展，政府责无旁贷，但必须切实转变职能，把该管的管好，把该放开的放开。我们提倡自主办学，不是说对学校放任不管，而是如何管，以什么手段管，管到什么程度的问题。政府的管理应该是宏观管理而不是微观管理，应该是间接管理而不是直接管理。要改进管理方式，减少和规范对学校的行政审批和直接干预，更多地运用法规、政策、标准、公共财政等手段引导和支持教育发展。”（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www.gov.cn 2010年08月31日 ）作为总理，从最高层次上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应当说，这反映了政府的认识，说出了百姓的期待。但笔者认为，这其中或者说幕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一是通过立法，真正可操作性地界定政府管理高校的方式方法手段和界限，为高校推进改革，坚持学术至上、追求真理、自主办学创造条件。这涉及到对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的修改。又如，谁都知道，在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下，坚持党对高校的领导，坚持党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此基础上再创新国家对高校的管理（依法）。但目前为止，对如何实施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还是一个非常宏观的界定，高校在运行中还是摸着石头过河，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出台了相关规定，但还是比较原则且不具有法律效应，出现的问题很多，急需提高建立健全法律、规章予以规范。 二是对中央各部门之间关于改革发展高等教育的职责提高法律法规进行规范，使之行使权力在法律的框架之内，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协调、依法监督，接受人大。就政府对高等教育管理的手段而言，笔者以为，首先是规划，这个规划不是教育行政部门所做的规划，而是国家层面的规划。应当在国家级的规划中，对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科技等做统一的部署和规划，以此引导全社会各方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凸显教育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和政府总体的工作安排，明确政府各个部门中教育改革发展中的任务。在此安排下，教育行政部门再做落实性的规划，而不是依靠教育行政部门的规划去给其他部门安排任务、协调行动，也不是依靠一些虚体的领导小组之类的机构来抓落实和协调。事实一再证明，这样的方式很难起到应有的作用。 三是提高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创建专业咨询、评估、服务等“第三部门”的生存、成长和发展，通过法律，为他们发挥作用提高条件和保障，真正解决政府一方独大、揽权滥权的现象发生，让政府、大学、第三部门良性互动，政府成为领航者、小政府、服务型政府，让第三部门发挥应有作用，让高校成为真正独立自主办学的实体法人，形成一个合理的治理框架和运作良好的体制、机制，让制度成为规范各方的保障。我们常常以中国特色为由强调西方经验的不可复制性，那么，改造、扬弃之后的引用西方多少年来行之有效的做法为什么不可以？还有人以我们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党对大学绝对领导的要求而拒绝西方成功做法的引入，殊不知，党领导的方式完全可以在合法合理的运作框架和体制机制内得到解决。例如，我们完全可以以增加政府、社会、企事业法人、自然法人的方式，扩大大学治理结构的组成要素，让大学的党委书记出任由这些各方、多元代表组成的董事会的董事长来绝对大学的发展方向、大事要事等，提高这些解决党和政府政令的落实，同时限制和规范校长独立行使校长管理权力，让其在规范的框架和空间内行使权力、实现大学科学治理，同时落实“党委领导下”的问题和担忧，解决党委书记与校长的矛盾。因为党委书记不必再在学校发展中事事参与、件件过问而引发矛盾。 三、通过建立校级董事会，扩大大学的办学主体，促进大学内部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保障各办学主体的主体地位和权益。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通过吸引更多主体参与、投资和管理大学，改变政府一极独大而成为大学的办学者、教育提供者、管理者，忽视大学生存发展对社会需求的呼应等问题。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设想和指导方针是政府作为整个社会经济供需的协调者、裁判、政策制定者等角色，以解决纯粹市场经济竞争引发的供求不平衡和社会危机。但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这种理论的弊病是养成了全能型政府及其很多问题而难以真正解决好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问题。高等教育目前还在执行着这样的思路和做法，试图通过简单的政府作为，推进教育现代化，实现建设教育全国的目标，国家一厢情愿地实施了各种工程、计划，但东西和大学教师、特别是大学教师，除了对投入和经费牵引感兴趣之外，能否实现目标并不是其第一位的考虑，致使这些雄心勃勃的计划等成效都不大，就如同大学内部，近些年来为了适应国家、上级的各种工程等的需要，也实施了各种计划和工程，但实践证明，成效都不大。其深层次原因都在于一方一厢情愿，另一方都在弄虚作假、虚与委蛇。 当前大学管理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其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大学与社会脱节、大学一味唯上，表现在内部就是行政化、学术权力被边缘化甚至被湮灭、教师学生主体地位没有得到重视等，再往上去探寻，就是大学办学主体单一——政府，大学的管理者只要一心讨好这一主体则可，对现有的办学主体，如教师、学生、管理人员，目前现有的捐资助学者等的地位权益都顾及很少，对学术权利与行政权利之间的关系很少研究，操作中很少考虑，对社会需求与学科专业发展的内在逻辑之间的关系考虑不够、思考不深，一味按照上级的“指挥棒”转，要么粗糙地按照所谓社会的要求而无视学科专业发展现状与可能，简单地要求学科向什么发现发展，运用行政权利和资源干涉学科发展，要么一味强调学科内在逻辑而忽视社会发展需求（当前巨大部分情况是这样），决策轻率、运作盲目，得不到教师的认可和支持，效果不佳。 从根本上讲，只有改变政府单一办学主体、通过法律法规确定其他办学主体的地位，让社会更多的法人、自然人参与到办学主体行列中，成为学校大事、要事的参与者、决策者、监督者和管理者，让各方的利益在博弈中得到协调和满足，把校长的独立行政管理权利和运作思路、模式，臵于有这些主体组成的董事会之下，其规范性自然会得到加强，唯上的压力也会得到舒缓。在内部，通过教代会、学术委员会、学生会等各类组织的相互制约、监督、协调，保障校内这些主体的利益和诉求得到满足，既有利于和谐校园建设，也有利于学术权利、学生主体积极性的发挥。如果还是囿于现在的思路、做法和运作模式，即便是我们把改革的口号，拟或在内部进行多少微调，其效果都是可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