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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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不扶”问题导读:马年春晚上的小品《扶不扶》中,一句“人倒了可以扶起来,人心要是倒了就扶不起来了!”传遍大江南北。
2月12日这天,浙江宁波石碶街道后仓村附近,也上演了一幕真人版的《扶不扶》。
45岁的郑女士摔倒在路边,多次向路人呼救,都无人理会。
@付彪:原本是一个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如今却成了一道尴尬的难题。
表面上看,源于个体的遭遇使得人们对做好事产生了顾虑;深层次分析起来,无不是一种道德淹没,使得趋利避害与舍生取义发生错位,让不少人面对可能的风险和损失畏葸不前。
@苑广阔:为了让人心不倒,面对倒在地上的路人,我们当然要扶,但是考虑到社会现实,在如何扶、怎么扶这个问题上也大有讲究。
随着智能手机的全面普及,用手机拍一张照片、录一段录像,已经变得轻而易举,这也就在技术上为我们帮助别人的同时保护自己提供了可能性。
@葛亚夫:我们都会摔倒,既是围观者,也是当事人,甚至可能是肇事人,理应集体反思,而非一味地回避、抱怨。
在道德良知上,扶是下意识行为,不存在“扶不扶”的选择困境。
@布丁:对于这个问题媒体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不能为了关注刻意夸大事实,误导群众。
尤其是他人帮了自己还反过去坑别人的毕竟是极少数。
我自己也扶过好几次摔倒的老人,当看到老人在地上挣扎着起不来的时候,你要不扶都觉着良心上过不去。
而我扶完收获的,也都是老人的感激,那时候你真觉得帮别人对自己也是件好事。
@刘鹏:扶是内心里的选择,但不扶却是现实的表现,解决这种矛盾,还需要从现实入手,从舆论引导、法律支持入手,从严厉打击恶意讹诈行为入手,为善心培养一个善有善报的社会环境。
也唯有先实现了扶环境、扶法律、扶道德、扶人心,才有望实现让人们面对摔倒者,毫不犹豫地去扶助的目的!@刘运喜:“扶不扶”问题表明,社会道德建设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任重道远。
“扶不扶”问题也提醒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公民基本道德建设,加快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塑社会信用体系。
“扶不扶”怎么就成了问题?张连珍:一定要扶马年春晚小品《扶不扶》,成了今年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这个话题,多少有些沉重。
因为就在上周,深圳发生了起悲剧:一位女白领突然晕倒地铁口,50分钟里没人上前扶一把。
成年人面对这个问题如何选择?又该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下面,我们来听听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观点。
现场热议:你扶不扶?江苏省政协主席张连珍:不存在扶不扶,一定要扶昨天全国政协中共组分组讨论时,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政协主席张连珍说,要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深入浅出地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满腔热情地宣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事物、新典型。
在谈到公民道德建设时,张连珍特别提及了马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扶不扶》的小品。
“不存在扶不扶,坚定地讲,一定要扶。
”张连珍说,撞了人要扶,没有撞也会弄清楚的,这个小品的深刻寓意就是一定要扶。
“道德是由良心支撑的。
”张连珍指出,要通过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积极向上、崇德向善的力量,要把诚信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原则,推动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
发扬助人为乐精神。
倡导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著名笑星黄宏:当不了太阳,就当“太阳能”这一扶不扶的话题,在多个政协小组讨论上引起热议。
在政协文艺组的讨论现场,全国政协委员黄宏也说起了“扶不扶”的话题,“我肯定要去扶!”黄宏表示,社会需要弘扬正能量,我们不能作为太阳,但是可以作为太阳能,把太阳的温暖和光芒传递给别人。
扶不扶?一个助人为乐的搀扶都会传递一份温暖,对别人伸出援手的时候,也是对自己道德的完善。
南京市第一医院副院长陈鑫:这在国外,根本就不是问题“要是我碰到有人倒地,我潜意识就会去扶,这么简单的事情,现在搞得一个人倒在地上,你去扶他一下,就觉得你不正常了。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市第一医院、南京市心血管病医院副院长陈鑫认为,扶一下是最基本的道德行为,“我记得国内有这么一个案子,法官问,你没撞他,你为什么去扶他?这句话是多么让人心寒啊,稍微有点道德底线的人都不会这么说。
”“在国外有人倒了,你上前扶他起来,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陈鑫告诉扬子晚报记者,国外很多残疾车,一个人坐在轮椅上上坡的时候,常有人直接上去帮忙推一下是非常普遍的,“比如在国外公园散步,我看到有人在残疾车上没扶好,倒地了,我肯定是会去扶他的。
”他不解的是,为什么扶不扶的话题在国内变成了社会热点。
对于扶人前先拍照取证的举动,他说,“谁会把相机时刻携带着准备拍照呢,肯定是先救人啊。
”南京理工大学教授吴晓蓓:扶就好,做好事不需要顾忌“只要扶就是好的,做好事不需要顾忌。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理工大学教授吴晓蓓告诉扬子晚报记者,去扶一把是非常自然的行动,就应该去扶。
不过,她坦言现在生活中也存在着本来是好心做好事,但最后出现受委屈的状况。
“所以,一些人可能会事先拍照以免误解,我认为这样做也无可非议,只要是把人扶起来了,就是好的。
”吴晓蓓代表认为,做好事不需要统一的标准,做好事的行为不需要固化。
“我们当代的大学生如果碰到这种事情,我想都会去扶的。
”吴晓蓓代表告诉扬子晚报记者,现在社会上还是正能量多,不能因为怕被碰瓷就不去做好事。
是谁造成这个纠结?是教育的问题吗?幼儿园长答:老师教育孩子要关心帮助小伙伴在多起关于“扶不扶”事件的新闻中,学生常常成为被褒扬的对象,但也有因为扶了而被赖上难以自证清白的状况。
面对这一两难时,我们的学校教育应该怎么告诉孩子做出选择?谈到扶不扶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市浦口区霞光幼儿园园长蒋宇霞告诉扬子晚报记者,她肯定会扶,但当她面临这种状况,会邀请或倡议旁边的人一起做这件事情,“一方面人多力量大,能提供更多的救护和帮助,同时也避免后期的‘隐患’。
”她说,现在幼儿园的课程,包括社会课、思想教育、行为教育都会教育孩子们学会关心、互助和分享,当别的小朋友遇到困难时,孩子们会主动关心,提供帮助。
“我们会通过故事、游戏、目睹的事情,有计划地、随时随机地让孩子知道要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帮助。
”蒋宇霞代表举例说,比如一个孩子在活动中不舒服、或者感冒呕吐了,在老师的影响教育下,孩子会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关心安慰生病的小伙伴。
是环境的问题吗?北大副校长答:社会告诉孩子的有时完全相反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市浦口区霞光幼儿园园长蒋宇霞也坦言,孩子们在学校接受的教育都是正向的,但学校之外,有时候社会的引导、家长的引导跟学校的教育有可能不一致。
在这个扶不扶的问题上,学校教育应该如何教好孩子,同时又保护孩子?被问到这个问题时,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柯杨直言这个太难,“我觉得底线还是应该坚守的,这种扶了赖他还是有一些证据可以证明吧,要这么泛泛的说,学校应该坚持这样的教育。
”但她强调,我们的教育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课堂上教的东西会脱离实际,整个社会的状况决定了教育的好与坏。
“教育有时特别苍白无力,特别失望的是,你告诉学生的东西,社会告诉学生是相反的,其实学生挺难受的。
”柯杨感慨道。
是媒体的问题吗?资深记者答:扶不扶争议,媒体没推波助澜对于“扶不扶”的话题,资深调查记者、北京青年报深度部副主任李晨表示,在这个问题上,固然有个别媒体表现不佳,但总体来讲,媒体还是客观记录,其角色没有变化,“不认同有人说这个局面是媒体推波助澜导致”的声音。
李晨举了他的亲身经历,大概两三年前,他出小区,就看见一个人倒在地上,口吐白沫,很快一圈人围上,但无一敢上前拉一把。
“我也不太敢啊”,李晨说,“什么情况你都搞不清楚,扶出问题了怎么办?比如说加重对方伤情了,你能负责吗?”李晨的第一反应是打110,他的理由是警察毕竟处理这类事情更有经验,而且能查倒地者的身份,迅速通知其家人、送到合适的医院等等。
李晨表示,只有自己亲身经历类似的事情后,才会觉察到所谓“扶不扶”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不是说你扶起来就好,不扶就不是人,道德低下。
”而回顾到传媒专业上,他认为媒体在这件事情中的表现,还是在其职责范围内,“我们就是记录嘛。
”李晨表示,媒体本身就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大家不是说导致现在这个局面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媒体报道了很多扶了老人反被讹诈,这个我肯定不认同”,李晨表示,不能把根源归结到媒体身上,“难道我天天报道风花雪月,整个世界就太平了,不可能啊!”“根源还是在社会上,这当然是另外一个大的话题了。
”李晨说。
究竟如何消除人们扶还是不扶的疑虑呢?且看一些有识之士的献计献策:一、设立扶老风险基金,你扶老人,我买单。
某“搀扶老人风险基金”目前已募得款项40000多元,半年来已经接待过3位求助者。
基金的捐款者主要是高校教师、企业工会员工以及普通市民。
他们中既有5岁的小朋友,也有年近80岁的老人。
大家一致的心愿是,希望以基金的名义为因搀扶老人而深陷法律纠纷的人们提供法律援助。
谈方说,由于这类案件往往在事实认定上有一定困难,所以即便官司打输了,需要赔偿,对于判定确实蒙冤或无法界定的搀扶者,基金还可以为其提供经济援助。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大家的善举扫除风险,使人们在搀扶街边的老人时不再有顾虑,让好人放心做好事。
”谈方说。
这个基金其实是中国好人网好人基金下面的一个专项基金,意在探索一条化解因为好心搀扶老人而陷于风险和困境的解决之道,希望能够带给搀扶者以慰藉。
要告诉大家,遇到老人摔倒了请放心大胆地去扶,全国爱心人士做您的坚强后盾,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老人摔倒大家一起帮助,这应该是社会的主导风气。
本人的观点是:出发点挺好,看上去挺美,但是如果真的不能廓清责任方,这钱出得冤,甚至让肇事者得了好处卖了乖,慢慢的,谁还愿意给这个基金捐钱?二、法律扶起老人。
一系列“糊涂官司”的发生,给社会道德带来很深影响,不少公众坦言难以再向摔倒的老人伸出援助之手。
“许云鹤案的一审判决以及几年前南京彭宇案的判决,确实对公众心理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北京市法拓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昊表示,这些案件毕竟只是个案,不能成为人们“见危不救”“摔倒不扶”的借口。
刘昊表示,一些公众可能高估了出手救人的风险。
法律的举证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如果受害人认为施救者就是侵权人,必须要拿出证据来证明施救者的过错。
“仅仅由于我伸出援手就认为我是侵权人,这只是一种主观臆断,不能做这样的推定。
”万一好心施救真的被起诉了,刘昊建议,可以请目击者来作证,同时检查事发现场有没有摄像头,是否有视频资料。
另外,在救助过程中可以用自己的手机拍照固定证据,及时与公安机关、医院联系寻求帮助,并积极协助寻找真正的侵权人。
刘昊还认为,法院遇到类似这种各执一词又缺乏证据的案件,在审判时要慎之又慎,在无法判断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在依法作出审慎判决同时,还必须对判决的理由进行合乎法理的详细阐释,不能让公众产生太多质疑,避免因为判决本身的含糊其辞或其他错误造成舆论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