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而又往往被人们忽视的方面。
从马克斯·韦伯的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的理论出发，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由技术和（合）理性结合而成的工具（合）理性或技术（合）理性是理性观念演变的最新产物；在当代，工具理性已变成社会的组织原则，它渗透到社会的总体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造就了异化、物化或单面的社会和单面的思维方式及思想文化，
他们揭示了工具理性的特征、形成和危害，并分析了资本主义、合理化和统治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科学技术消极的社会政治效应的理性根源，并阐明了一种辩证的或批判的理性观（实质理性或批判理性）。
从韦伯到卢卡奇再到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工具理性批判的思想具有明显的师承关系。
1韦伯继承和发挥黑格尔关于理性是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规律性的思想，将哲学的“理性”（reason）概念改造成为社会学的“合理性”（rationality）概念，用以说明资本主义发展。
按照韦伯的观点，所谓的“合理性”乃是指人们逐渐强调通过理性的计算而自由选择适当的手段去实现目的。
他将合理性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工具（合）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即一种强调手段的合适性和有效性而不管目的恰当与否的合理性；另一种是实质的（合）理性（substantiverationality），即一种强调目的、意识和价值的合理性。
韦伯认为，近现代理性观念所经历的是一个实质理性不断萎缩，工具理性不断扩展的演变过程。
这不仅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知识和经验存在着的数学化倾向有关，而且也与理性观念自身的内在倾向有关。
合理化过程的发展方向基本上是朝向工具理性的扩张，尽管这种扩张与科学技术发展密不可分，但在早期则与实质理性本身的作用有关。
正因为实质理性将目的和价值作出明确界定，然后对这些目的与价值的实践手段才有可能持续发展，但是，一旦这些手段（工具理性）发展、成熟，它自身便获得了自主性和独立性，或取代目的本身，或为别的目的服务。
例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新教徒为荣耀上帝而主张营利，这促进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但当资本主义成熟之后，手段变成了目的，变成为营利而营利，而原有的宗教目的被人遗忘了。
在韦伯看来，科学技术构成工具理性的基础，或者说，它本质上就是一种工具理性。
科学研究最初是针对某种实质理性而发的，或者是为了游戏、好奇，或为了反对宗教迷信，或为了更好了解和控制自然，改善物质条件和提高生活水平；但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便取得自主性，逐步将目的、价值和意识一类的东西放在一边，而单纯追求工具、控制的手段，原初追求真理，创造福祉的科学技术一再被用于邪恶的目的。
它将人类社会变成铁牢笼，把人变成机器上的螺丝钉。
科学技术只能保证手段的正确，却不能反省、批判其追求的目的。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工具理性日益扩张，实质理性日益萎缩，工具理性取得全面胜利，其结果则是一种十足的“非理性”。
因此，韦伯主张限制工具理性，恢复实质理性的权威，把价值、目的、意义一类的东西重新引入科学技术，对科学技术在工业社会及其文化系统中的角色加以重新定位。
韦伯还论及资本主义、（合）理性和统治三者之间的关系。
在他看来，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这种联系表现为：西方特有的理性观念在一个物质和精神的文化系统中实现自身，而这个文化系统在工业资本主义中得到了全面的发展，这种文化系统旨在一种特殊的统治类型，这种统治已经成了现阶段的命运，这就是总体官僚政治。
因此，正如马尔库塞所说：“韦伯所设想的理性，表现为技术的理性，表现为生产和通过有计划的和科学的机构所实现的物质（物和人）的转化。
这种机构是为着可计算的效率这个目的而建立起来的；这种机构的合理性组织着并控制着物和人、工厂和整个科层、工作和闲暇。
”〔1〕
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特别是其中的《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这篇长文中展开了对形式理性或科学理性（即工具理性）的批判。
这种批判是在他的“物化”理论的框架中展开的。
他吸取了韦伯、黑格尔等人的有关的思想因素，从马克思主义的“商品拜物教”中推导出“物化”范畴，用以表示原初不具有物的形式的东西如意识、理性等转变成为物，表示物与物的关系掩盖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在“物化”关系中，关键或基本的东西是“建立在被计算和能被计算基础上的合理化原则”〔2〕，即形式（合）理性或科学理性。
他将形式理性或科学理性看作科学技术发展和理性观念演变的产物，看作一种思维方式或理解世界的方式。
在这种思维方式之下，人类理性被归结为数学上的可计算性、逻辑上的形式化和机械上的可操作性。
具体说，形式理性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特征：（1）它与数学和精确科学的发展同步，反过来又同越来越复杂的管理技术、同生产的发展发生相互作用；（2 ）它将一切东西都看作工具，将生产的各方面孤立起来，导致了各种形式规律的出现，一切都被归结为建立在同等关系基础上的可计算性和可操作性；（3 ）它表现为一个合理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过程，换言之，资本主义的合理化过程就是形式性的物化或异化的过程。
卢卡奇指出，现在形式理性或科学理性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渗透到人的身体和灵魂，成了组织化的统治原则，它造成了资本主义的种种异化现象。
它用物的关系掩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工人同自己的劳动、自己的产品相异化；工人被归结为一种抽象的量，一种没有多少价值的机械化和合理化的工具；形式理性也日益深入到人的心理、意识之中，导致了人们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想的丧失。
因此，作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形式理性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由此出发，卢卡奇致力于批判理性或辩证理性即辩证法的重建，他主张通过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哲学的研究，来确立一种总体性及主体客观相互作用的辩证法，重振批判理性的雄风，弘扬理性的革命批判精神，以此与形式理性相对立、抗衡。
他将辩证法看作一种正确、合理的思维方式，用辩证法反对形式理性。
2沿着韦伯和卢卡奇的理论传统，法兰克福学派加强了对工具理性的批判，这成了法兰克福学派许多著作如《启蒙的辩证法》、《理性之蚀》、《单向度的人》、《知识与人的旨趣》等的一个主题。
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及对批判理性的重建的基本论题及观点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首先，法兰克福学派对理性的含义、工具理性和批判理性的对立作出说明。
何谓理性？马尔库塞在《哲学与批判理论》一文中作了如下的规定：“理性，是哲学思维的根本范畴，是哲学与人类命运联系的唯一方式……理性代表着人和生存的最高潜能；理性和这些潜能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
”〔3〕他在1941 年出版的《理性与革命》第二篇导言中较全面地考察了理性概念，并评估它们的构成因素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
他列出理性概念在哲学史上出现的五种含义：（1 ）理性是主体客体相互联系的中介；（2 ）理性是人们借以控制自然和社会从而获得满足的多样性的能力；（3）理性是一种通过抽象而得到普遍规律的能力；（4）理性是自由的思维主体借以超越现实的能力；（5 ）理性是人们依照自然科学模式形成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倾向〔4〕。
他强调第四、五种的含义，认为理性原是一种超越现实的批判能力，而在科学中，理性的概念已被技术的进步所支配，依照自然科学的模式塑造人和社会生活已成为当代理性主义的趋势。
但理性越是在自然科学中得势，人在社会生活中就愈不自由。
这里已包含了批判理性与工具理性对立的思想了。
霍克海默在《理性之蚀》中明确区分两种类型的理性：主观理性（工具理性）和客观理性（批判理性）。
他认为，主观理性强调手段及其与目的的可能的协调，“理性最终被当作一种合作协调的智慧能力，当作可以通过方法的使用和对任何非智力因素的消除来增加效率”〔5〕。
主观理性也就是工具理性，它的价值由对人和对自然界的操纵来衡量，一种活动是合理的，仅当它为一个目的（商业的、保健的、娱乐的等）服务。
实用主义的真理观最明显地反映了这种主观的或工具的理性。
与主观理性相反，客观理性是实在固有的一个原则，是一种生活方式，即一种与生命、自然谋求和谐的方式，它提出一个“真理的”和谐世界的可能性；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伟大哲学体系都以这种客观理性作为基础；客观理性在实在中有自己的结构，并且对于那些努力进行辩证思维或具有爱欲能力的人是可以得到的〔6〕。
客观理性强调对现实的批判和超越，它以人的自由解放作为最高的目标，因此，它又是一种批判的或解放的理性。
其次，法兰克福学派考察理性观念的历史演变，追溯工具理性和批判理性对立的根源，特别着重分析工具理性是如何战胜批判理性而取得支配地位的。
批判理论家们认为，工具理性成为当代发达工业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并不是忽然发生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它是理性观念演变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
他们指出，批判理性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占主导地位，这可以从柏拉图开始到黑格尔的伟大哲学体系中得到证明。
批判理论家们认为，工具理性和批判理性的对立有其历史渊源，工具理性的根源远在资本主义发展之前。
韦伯在探索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时，不但追溯到基督教，而且追溯到更远的犹太教。
同样地，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的辩证法》中发现了工具理性的根源也在犹太教，而到了所谓的“启蒙时期”它已成型而清晰可辨。
他们认为，那种旨在征服自然和使人们从世界的魔境中摆脱出来的启蒙精神（解放的理性），追求一种对自然加以统治的知识形式，它抛弃了诸如实质、因果性、属性一类的形而上学范畴，而把世界仅仅归结为它的量的方面；它追求抽象的范畴体系，要求思维或理性的抽象普遍性，而由推理的逻辑发展出来的这种抽象的普遍性在现实中有其基础，是现实统治的反映。
这正是启蒙精神的特别有害之处。
启蒙精神象任何体系一样是极权主义的，它把思维和数学混淆起来，把数学化的程序变成思维的程序，理性或思维变成物或工具。
因此，本来作为直接性东西否定的思维或批判的理性变成了抽象性的思维或工具理性，而工业则把这种理性物化，以至于拜物教到处盛行。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第二篇“单向度的思想”中详尽地考察了理性从批判理性蜕变为工具理性的历程。
他指出，在当代，极权主义的技术理性领域是理性观念演变的最新结果，理性由批判理性变成技术理性以社会的科技进步作为前提，并有其逻辑方法论的基础。
一方面，社会在一个日益增长的技术积累中再产生自身，生存斗争和人对自然的开发变
得更加科学和合理。
科学管理和科学分工，极大地增加了经济、政治和文化各部门的生产效率，其结果是更高的生活标准，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基础上，这一理性的事业产生了一种精神和行动的模式，它甚至为该事业的最具破坏性的特征辩护、开脱。
科学技术理性的操纵结合成社会的控制形式。
另一方面，形式逻辑和数学构成技术理性的方法论基础，借助数学和逻辑分析，自然被量化和形式化，现实与先天目的、真与善、科学与伦理等被分割开来。
在这种方法论之下，科学技术理性是中立的。
只有对自然规律的探索才是合理的，价值成了主观的东西，形而上学只是一个假定，人道主义、宗教道德等不过是理想。
剩下的只是一个量化的世界，其客观性越来越依赖于主体；在科学技术理性的极端形式中，一切自然科学的问题都消解于数学和逻辑中，客体的概念则被消除。
哈贝马斯以稍微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与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相同的思想。
他指出，努力把人们从偏见中解放出来的理性由于其内在逻辑而走向自身的反面。
在古典启蒙时期（即霍尔巴赫等人为代表的启蒙主义时期），理性自身成为反对现存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武器，在它那里，恶与假、真理与解放是一回事，它公开对之作出评价。
因此，在古典启蒙时期，理性的活动同自我解放本身的旨趣是结合着的，而对虚假意识的批判同时也是抛弃这种意识所由产生的社会条件的实际行动。
但随着科学、工艺和组织的进步，这种联系被打破。
理性逐渐丧失了解放的功能，越来越局限于技术效能；它不再提出目的，而只是组织手段；理性具备了工具的特征，它为物质和社会的工艺效劳，于是理性变成了工具理性。
再次，法兰克福学派剖析工具理性的危害，阐明批判理性的作用。
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马尔库塞认为，技术理性的基本特征是：（1 ）它是在技术、理性和逻辑的基础上形成的；（2 ）它以自然科学的模式来衡量知识，尤其是以定量化、形式化作为知识标准；（3 ）它把世界理解为工具，关心的是实用的目的；（4）它将事实与价值严格区分。
说到底，技术理性是一种单面性或肯定性的思维方式。
因此，技术或工具的理性先验地适用于维护社会的统治制度，它排除了思维的批判性和否定性，其本质就是统治的合理性。
在当代，抽象的技术理性已经扩展到社会的总体结构，成为组织化的统治原则，非人的管理和操纵已感染了整个社会系统。
这不仅在技术应用的具体目标上，而且在技术的起源上都是如此，自动化技术理性的出现则是一种独特的统治形式。
对自然的理性控制和对工作过程的官僚控制，或者通过整合，或者通过对偏离的有效压制，构成了实际上不会遭到反对的社会“幸福意识”的基础，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层次上发生了需求的管制和进步思想的消除。
法兰克福学派特别剖析了技术理性统治给社会的思想文化所造成的危害。
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的辩证法》中，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对此都有精彩的论述。
对于批判理性的作用，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既然批判理性的本质是批判性、否定性，那么，它的主要功能就在于摆脱现实的束缚，批判和否定现实，为人类的自由解放效劳。
在霍克海默看来，批判理性的责任在于无情地揭露丑恶的现实，猛烈地抨击愚蠢的和具有欺骗性的思想。
它要根据真理的否定性而揭露非真实的东西，使人的存在真实化。
这种“劳作”中凝结了否定的方法，即揭露有限东西中的偶像性，并把被理解为绝对的伟大思想简化为一定社会的相对真理。
批判理性提出思想和现实，目的在于对两者加以比较并超越当前状况。
马尔库塞则指出，批判理性从人的历史存在出发去解释人及其境界的整体，并力求去发现存在的最终极和最普遍的根基；批判理性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它的批判性和否定性，在于对现实的超越和对未来的展望；它关注人的存在和本质，关注人的自由、幸福及潜能的实现，并认识到这些东西的实现有其现实的条件。
最后，法兰克福学派还把所谓的传统理论（当代资产阶级的各种哲学社会思潮，特别是实证主义）和批判理论（黑格尔的辩证哲学、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社会批判理论）分别当作工具理性和批判理性的集中体现来加以评判。
在霍克海默等人看来，理论乃是独特的理性，是关于世界和我们自己的一种合理的知识；而传统理论特别是实证主义是工具理性的集中体现，或者说，它们本身就是一种工具理性。
传统理论家将理论看作由基本命题和推出命题组成的有逻辑联系的推理系统，即看作一个封闭的科学命题体系，将理论变成一种描述事实的工具，它片面地强调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证性，消除了理论思维的批判性和否定性，使理论失去了它的本质作用，变成屈从于现实、为现存制度辩护的工具，沦为意识形态，起着消极的社会作用；在传统理论那里，理论与实践、主体与客体、价值与事实是分开的，理论被当作一个独立于社会实践之外的王国，它不关心人的苦难的现实和人的自由解放的条件。
与此相反，批判理论作为批判理性或辩证思维的体现，它主要不在于理论是否成为一个科学命题体系，而旨在于现实的超越，即对现实的批判和否定；在批判理论那里，理论与实践、主体与客体、价值与事实是关联着的。
与其说理论研究是一种脑力劳动，倒不如说它是一种特殊的实践形式或是革命实践的智力部分；理论要关心人的本质、自由和幸福，关心异化和苦难根基的消除以及合理社会的建构。
显然，法兰克福学派既直接继承和发挥了韦伯和卢卡奇的观点，又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理性观。
一方面，他们沿着韦伯的思路来考察理性观念的演变，把韦伯的形式理性改造为工具理性或主观理性，而将实质理性改造为客观理性或批判理性，并进一步发挥了韦伯关于理性的消极性，尤其是它与统治关系的论点。
同时，他们也利用了卢卡奇的“物化”思想，展开对工具理性危害的分析。
另一方面，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性观直接继承和发挥了黑格尔的辩证理性观，并力图吸取当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强调人的自由的思想因素来补充或改造黑格尔的辩证理性观，以克服包括黑格尔的辩证理性观在内的理性主义中强调客观必然性而忽视人的自由这一维度的倾向。
如果我们将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与黑格尔的观点加以比较，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两者之间的师承关系：黑格尔将思维划分为知性和理性，批判形式（工具）理性而颂扬批判（辩证）理性，不满足形式逻辑而创立辩证逻辑，推崇辩证方法的批判否定精神；法兰克福学派则将理性划分为主观的理性（工具理性）和客观的理性（批判理性），攻击工具理性而颂扬批判理性，他们同样反对形式逻辑而拥护辩证逻辑，推崇思维的批判性和否定性，如此等等。
3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及其批判的理性观呢？显然，他们的观点中有某些合理因素。
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在一定程度上看到当代理性观念演变的特点，注意到了科技进步给人的理性观念、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重大影响这样一个普遍的事实，尤其是注意到了在当代工业社会中科技进步导致工具理性横行这一点；他们力图在理论上把握科技进步与理性观念演变之间的关系，试图从理性或思想的深处揭示资产阶级政治统治与人对自然统治之间的关系，并抨击工具理性给社会生活尤其是社会文化领域所造成的危害。
第二，与第一点密切相联系，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力图深入到人类理性观念的深处去揭示当代科学技术的消极社会政治效应的根源。
他们不是简单地列举当代科学技术所造成的种种消极现象（他们对此十分清楚），并进而否定科学技术的作用，而是从科学技术与人类理性关系及其演变的角度，指出科学技术的作用范围（它是建立在人类技术旨趣的基础上以满足人类对自然控制的目的），指出它在当代成为统治、控制工具或工具理性帮凶的深层次原因。
第三，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自觉地将工具理性与批判理性以及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处处对立起来，反对前者而颂扬后者。
他们强调理性的本质在于其对现实的超越，对现实的批判和否定，强调矛盾思维在认识现实中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发挥了黑格尔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弘扬理性的革命批判精神。
这在工具理性和实证主义横行、泛滥，辩证法在西方受到普遍非难的时候，更是难能可贵的。
法兰克福学派还指出并批评了传统理论即当代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理论的消极性。
此外，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还提出了某些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如关于工具理性与资本主义统治的关系以及它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关系问题，关于工具理性和批判理性及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的对立问题，关于两种理性的不同逻辑基础，以及关于批判的理性如何将批判性或否定性与人的自由相结合的问题，如此等等。
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提出了一些可供参考的见解。
但是，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及其理性观也有缺陷。
我们指出几个主要之点：其一，在关于科学技术与理性的关系问题上，法兰克福学派和卢卡奇片面强调科学技术对理性影响的消极方面，将科学技术看作工具理性的基础，看作一种单面的或肯定的、排除批判否定精神的思维方式的帮凶。
而事实上，科学技术的精神气质是求实求真，它揭示世界的矛盾运动和辩证发展，因此，它在本质上与辩证的思维方式相联系。
其二，在关于科学技术消极性根源问题上，他们把科学技术的消极社会功能及政治效应，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即从理性深处说明科学技术消极性的必然性，从而赋予科学技术以“原罪”的性质，客观上为现代工业社会的科学技术使用方式所带来的种种恶果进行开脱，这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一种伟大革命力量的观点。
其三，在工具理性与批判理性对立的问题上，法兰克福学派及卢卡奇直接从技术、理性及逻辑的结合引申出“工具（技术）理性”概念，这是费解的；将形式逻辑当作工具理性的基础，把形式逻辑等同于单面的或肯定的思维方式，也是错误的。
他们关于批判理性的论述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尽管他们宣称要恢复或弘扬理性的批判性和否定性，但是，在批判性与继承性、否定性与肯定性的二律背反面前却显得束手无策。
他们实际上只要批判、否定，而不要继承和肯定。
〔1〕〔3 〕《现代文明与人类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81、175页。
〔2〕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98页。
〔4〕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纽约1941年版，第253—255页。
〔5〕〔6〕霍克海默：《理性之蚀》，纽约1944年版，第8—9、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