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伍子胥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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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伍子胥研究述评A Review of the Studies on Wu Zixu Since China'sReforms and Opening-up付 朝 刘庆俊/ Fu Chao Liu Qingjun收稿日期:2016-2-28作者简介:付朝,渤海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庆俊,山东孙子研究会副会长、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孙子研究》 执行编委。
引言伍子胥研究在改革开放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其主要表现:一是注意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引入新理论新方法,开拓了一些新领域、提出许多新课题。
如文化传播和产业开发研究等;二是注意综合研究和全面发展,使一些新老课题都得到长足进展。
在文献研究、人物研究、艺术形象研究和文化产业开发研究等方面都取得许多重要成果;三是注意为文化发展和现实需求服务。
如经大量调研论证使纪念伍子胥的苏州端午习俗与秭归、汨罗和黄石西塞神州会端午习俗一起被纳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文化发展和产业开发提供了理论依据;四是一大批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成为研究的中坚力量等。
在此基础上,如何面对大数据时代范式转换的新形势和文化产业开发4.0版等新要求,使伍子胥研究进一步实现整体性的创新突破,就成为一个重大课题。
这既是严峻挑战,也是难得的机遇。
为此,笔者根据网上丰富翔实的资料对其研究概况加以综合分析。
这是一种尝试和探索,也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种方法和路径,应不失为一件有益的事情。
一、文献运用的多重维度长期以来,伍子胥研究主要沿两条主线进行:一是历史人物研究;一是艺术形象研究。
因历史文献是其生命活动的重要记载,亦为其艺术化过程提供了依据,所以二者都离不开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分析鉴别。
于是文献研究成为其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有关伍子胥的文献大体有三类:正史记载、野史杂记和文学演绎等三种文本。
因流传过程中的相互影响和渗透作用,三种文本各有其不同的价值意义,所以要进行一番分析整理工作。
对此,前人已做过一些研究,改革开放后亦迅速成为热门话题。
无论是专题研究还是综合性研究,首先确定文本性质及流传演变情况几乎都成为必备内容。
其重要成果有:刘树胜《正史·传说·讲唱文学》①、顾永新《伍子胥故事丛 考》②、黄亚平《伍子胥故事的演变》③、高云萍《伍子胥故事的历史演变》 ④和《伍子胥故事研 究》⑤、孙莹莹《从历史到传说》⑥、张志娟《伍子胥传说研究》⑦、刘丛《从正史到杂史—伍子胥复仇故事在史传系统中的流变》⑧、杨华、冯闻文《伍子胥故事的文本流变和中国古代价值观》⑨等。
这些成果均试图从不同的视角来厘清其历史本事和故事演变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对其发展流变做出说明。
如《伍子胥故事研究》即对其早期记载进行了穷尽性研究,逐条筛选考析其重要记载:包括《左传》 6条、《国语》2条;伍子胥同时代及战国时期学者的评述,包括《韩诗外传》《说苑》中涉及孔子、子贡、子石、遽瑗、屈原、乐毅、陈軫、李斯等记载11条;诸子中的《庄子》《荀子》《鶡冠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诸多记载;汉代《战国策》《公羊传》《谷梁传》《新书》《盐铁论》《说苑》 《新序》《论衡》《法言》等记载;以及《越绝书》《吴越春秋》等相关内容。
认为伍子胥故事在《左传》《国语》中还只是零星记载;经过《韩非子》《吕氏春秋》的集中加工才使其形象丰满起来,事迹的叙述也有了故事化倾向;至《史记》为伍子胥作传,首次形成完整系统的叙述。
后经《越绝书》的进一步渲染,至《吴越春秋》基本定型;遂形成后世小说戏曲等文学创作的基础。
并试图从历时性角度理清相关文献发生发展的脉络,将其文献分为历史文献时期(战国到西汉)、历史文献向文学文本的过渡时期(东汉到魏晋南北朝)和文学文本(隋唐到明清)三个时期。
在回顾伍子胥故事发展演变情况时还试图对各类文献的文本性质及其价值意义加以说明,应为有益的探索。
但真正说清其本事文本与故事传说之间的复杂关系并非易事,对某些重要文献的文本性质及其记载的真实性等也还都存在争议。
所以,对伍子胥文献的考析梳理还很难尽如人意,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既然在所用资料大体相同的情况下很难突破,那么不妨改变思路,以求创新。
于是有人就另辟蹊径,将其作为传说来研究。
如张志娟就在《伍子胥传说研究》中力图在新的理论框架下重新审视其研究情况,并对1927年郑振铎发表《伍子胥与伍云召》以来的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评估。
认为以往研究的重点不外乎是单篇或多篇文本的形象研究,着意于探究其美学意义及文化内涵;或着意于故事发展的历史演变(主要以故事和变文为例);或是探究戏曲的系列划分及意象变化;或是研究其精神信仰及地方风物;或对相关事迹的考辨等。
认为虽然都取得可观成果,但由于基本使用大体相同的材料和研究范式,甚至将故事记录史和人物生命史混为一谈等,如不进行认真反思,将很难取得新的突破。
这就对伍子胥文献研究提出了新的期待。
当代阐释学认为,文本是通过书写固化下来的生命表达式。
一切思想意识、文化心理和个体的欲望体验等都被记入其中。
这是一个构造起来的整体,既是客观存在,也是心理联系。
因此哲学释义学主张将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结合起来,从哲学意义上予以统一。
⑩所以,以伍子胥传说为主题,将其作为生存方式和人生智慧来研究,这就摆脱了长期以来汲汲于本事考析和文本论辩的困境,从而在范式转换的意义上取得新进展。
同时,考古发现和新文献的出土也为伍子胥研究增添了活力。
随着湖北云梦睡虎地等一大批汉简等早期文献的出土,许多资料首次面世。
如睡虎地77号汉简《伍子胥故事简》即为其故事演化研究提供了可靠依据。
学者据此推断伍氏复仇情结的基本来源,说明在秦汉以后虽然大一统社会的形成和君权思想不断加重,但其血族复仇和以理抗君的做法依然受到重视。
而张家山汉简《盖庐》篇的面世亦为研究伍子胥思想和吴越学术思想提供了新资料。
虽然对其文献性质还存在争议,但通过进一步探索争鸣亦将有助于学术发展。
二、生平事迹的客观评说改革开放后由于解放思想,打破禁区,在历史人物研究方面也取得许多新进展。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生平研究、思想理论研究和历史贡献研究。
在生平研究方面,学者注意将史籍、方志、家谱、传说和实际走访相结合,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重新铺排其生平事迹,取得一些重要成果。
如李光荣《万里寻访伍子胥》一书不仅加强了伍子胥前半生研究,还通过大量调查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后裔繁衍研究的空白。
对一些疑难问题,如对掘墓鞭尸等说法的真伪(鞭尸说、鞭墓说和无鞭说),学界也力求通过探索争鸣而深入探讨。
同时,还注意将其活动置于大国争霸的历史环境之中,在比较中分析其历史特点。
如20世纪90年代初《孙子兵法》研究成为显学,伍子胥与孙子的关系也成为一大热点。
在吴国崛起过程中伍子胥周围聚集了诸多人才,如楚国的伯嚭、齐国的孙武及吴国本土的专诸等,而伍子胥正是其相互联系的节点和纽带。
正是由于其反复推荐孙子才受到吴王接见,登上春秋争霸的历史舞台。
有人还收集二者关系的大量资料在网上发表,受到广大网友关注。
随着生平研究的不断深入,对其历史分期亦日益明朗。
因生平分期有助于对人物简历的明晰化了解,过去也有过一些不同分法。
如有的从艺术表现出发将其分为孝子复仇和忠臣遇害的前后两期;从历史人物角度也有三、五、六、七等不同说法。
笔者认为,其分期的主要依据应为历史记载、重要活动和社会影响。
据此,以分为五段为好:1、父兄遇害,舍命出逃。
大胆走上叛逆逃亡的复仇之旅。
2、逃亡途中的严峻考验,增加了对社会的全面认知,也进一步磨练了坚强意志。
3、辅佐阖闾夺权,实现吴国崛起。
这是伍子胥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
他自吴王僚五年至夫差十二年遇害在吴国活动长达38年之久。
其治国安邦的杰出才能得以充分展现。
4、失宠吴王,忠不见用。
主要原因是在国家战略和目标选择上与吴王的分歧越来越大,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
伍子胥坚决主张先灭掉越国以大规模增加国家实力,然后再问鼎中原。
吴王则迫不及待地要通过伐齐会盟诸侯以图霸业。
这就注定了他忠而遇害的悲剧命运。
5、赐剑自刎,遗恨终生。
吴国人在江边设立祠堂,取名胥山。
并由此而形成祭奠伍子胥的风俗和精神信仰等。
在思想理论方面,以张家山汉简的出土为契机迅速形成一大热点。
学者深入分析其思想背景和文化环境,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治国用兵的理论实践做出全面评价。
如王宏强《伍子胥思想研究》一文即据此对其思想理论做出全面评价。
认为伍子胥的思想理论是强调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坚持恩怨分明的伦理道德观,在识君用人、忠贞直谏等方面均具突出特色。
认为伍子胥的思想重点是以治国用兵为目的;而孙子的思想则集中于兵学理论,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筑其吴国崛起的理论双璧。
并将其思想理论概括为:“是以治国用兵为目的内涵丰富的有机整体,是春秋晚期南方地区思想发展的一个缩影,带有深刻的时代和地域烙印。
” 在历史贡献方面,伍子胥一生出将入相,先后辅佐两代君王,成就了一个大国的奋发崛起。
学者纷纷肯定其历史贡献。
如王卫平《试论伍子胥与吴国的强盛》一文即充分肯定其在吴国发展壮大和江南经济开发中的历史贡献。
认为他协助吴王确立国家发展的战略方针,主张大力发展生产,建立巩固的国防,并亲自督建姑苏城防,为吴国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军事上以股肱重臣的地位全力支持孙子的英明指挥,取得一系列辉煌战绩等。
认为“如果没有伍子胥,春秋后期吴国的诸多历史事件将会完全以另一种方式演绎。
”所以,伍子胥不愧为一个杰出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和谋略大师。
三、艺术形象的交相辉映建设民族文化离不开文艺,艺术形象研究被称为第二主线。
这一时期重点关注三个方面内容:题材样式的发展流变;现实创作的理论指导;优秀作品的鉴赏分析。
首先,研究题材样式的发展流变情况,既可说明文学发展的历史规律,也可为创作改编提供参照。
如为何此类题材能成为创作的热门话题而绵延不绝,以及各时期的变化特点和表现形式等。
前述故事、传说、变文和史传文学等研究就都涉及作品的内容处理和艺术特点。
关于戏曲方面的成果也较多,重要的有王海燕《元明伍子胥戏研究》、童宏民《古典戏曲中的伍子胥形象》、吕文丽《元明戏剧舞台上的伍子胥形象及其审美特征》等,均着重分析其艺术形象的美学特征,以发掘人物塑造的创作经验。
还有一些比较研究也都很有特色,如单芳《伍子胥变文与伍员吹箫杂剧比较》、 愈樟华《论伍子胥列传与伍员吹箫对伍子胥故事的不同演绎》和廖小君《论史记人物塑造对左传的超越-以伍子胥为例》等。
有的比较相同情节在不同作品中的演绎情况,有的比较不同体裁中的艺术特色,有的比较不同历史时期对同一题材的不同处理等,对新时期伍子胥题材的文艺创作改编和鉴赏分析都不无益处。
其次,是研究当下流行作品,以提出针对性建议。
目前的流行作品主要有两大类:历史小说和戏曲影视。
都有大量保留节目和新编作品。
如何不断提高艺术水平以扩大社会影响,这也是伍子胥研究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