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早期领导人袁文才王佐被杀真相

1 井冈山早期领导人袁文才王佐被杀真相

[导读]陈正人把袁、王被杀的事情告诉了毛泽东，他说这两个人杀错了，这是不讲政策。解放后。毛泽东同志的看法和以前一样，没有改变，还是认为杀袁、王是杀错了。

袁、王被杀是我党、我军早期革命历史上发生的一起冤案。建国后，他们两人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前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回忆说:“1930年10月，在红军最后一次打吉安时，我见到了毛泽东同志，把袁、王被杀的事情告诉了他。他说这两个人杀错了，这是不讲政策。解放后，大概是在1950年，那时我任江西省委书记，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江西工作情况的时候，有时也还提到袁、王的事情，毛泽东同志的看法和以前一样，没有改变，还是认为杀袁、王是杀错了。”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还特意会见了袁文才、王佐的遗孀，对袁妻谢梅香说:“袁文才、王佐不在了，他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当时造成错杀袁文才、王佐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当时党内一些“左”的政策，是造成袁、王被错杀的主要原因

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党的“六大”通过的《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提出“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以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他们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 2 除。让土匪深入革命队伍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这为错杀袁、王提供了政策依据。“六大”精神传到井冈山之后，永新县委书记王怀、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等人，主张把袁、王杀掉；毛泽东等人则坚决反对，最终还是统一到毛泽东等人的意见上来。实际上，“土匪”和“绿林”是有本质区别的。“土匪”是不论贫富，皆为其压迫和抢夺对象，社会各阶级包括贫苦农民都是恨之入骨的。“绿林”则不同，“绿林”本质上是农民武装，是农民起义军，宗旨是“劫富济贫”，贫苦农民是支持和保护他们的，“绿林”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湘赣特委和一些县委把“土匪”和“绿林”混淆起来，本来就是对袁、王队伍阶级性的模糊。

二、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义的影响，是造成袁、王被错杀的重要原因

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义是存在于边界、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迁移来的客籍人之间有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械斗。客籍人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至鄂南，约有几百万人。客籍人来的晚，只能占据相对比较贫瘠的山地，被占领平地的当地土籍人所压迫，素无政治经济权利。大革命失败后，在湘赣边红色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最为严重。

在当时的井冈山地区，大约20%的土籍（原住民）占据了大量的土地， 3 80%的客籍（主要是客家人）被迫成为佃农，受到土籍豪绅的压迫。而袁文才、王佐出身“绿林”，作为客籍民众领袖和客籍利益的保护者，得到广大客籍民众广泛拥护。可是，由于宁冈的土客籍矛盾由来已久，且结怨甚深，袁文才、王佐作为客籍革命派首领，在革命初期与龙超清、朱昌偕、王怀等土籍的永新县委及边界特委领导人之间关系还是很好的，袁文才的入党介绍人就是龙超清。但袁、龙等人都没有超脱于当地的土客籍之争，相处时间长了，他们之间的摩擦与纷争愈演愈烈，遂有“土籍的党，客籍的枪”之说。毛泽东率部上井冈后，采取了组织措施，化解矛盾，将龙超清调往莲花工作;任命袁文才为红四军参谋长，刘辉霄为前委秘书长，于1929年初随红四军行动;将何长工调任宁冈县委书记;同时，对边界县、区委干部也作了相应的调整。毛泽东率主力红军离开井冈山后，1929年下半年，湘赣边界特委与袁、王矛盾开始恶化。

三、袁、王自身的毛病及其部队存在的一些不良习气，是导致事态恶化的主要诱因

袁、王及其部队虽然已被编为红军，但长期的绿林生活对他们的影响很大。许多人过惯了自由散漫的生活，组织观念淡薄，纪律松驰；袁、王两人性情高傲，只信仰个人，不相信组织，看不起宁冈当时的县委书记龙超清和永新县委书记王怀，认为他们二人年纪轻，本事不大。因此，他们之间有矛盾，合不来。袁、王曾当着部队和特委县委的面说过“毛委员有帝王之相，是个中央才，跟着他是有出息的”、“我只听毛委员的”，为了把毛泽东留在井冈山，他们主动做媒，促 4 成贺子珍嫁给毛泽东。如今毛、贺结婚的象山庵已是井冈山的著名旅游景点，庵中一棵古树上，青年男女把象征美好爱情的红绸条挂满了枝桠。

袁文才本已随毛泽东率部队下山，却中途私自离队回到井冈山，虽接受了组织处分，但对队伍仍有影响，特别是对策反罗克绍这样的大事，既不请示，又不商量，擅自行动，是违反组织原则的。当然，这些问题均属于党内矛盾，有问题但也不至于要杀掉他们。

1929年2月袁文才从赣南擅自离开部队跑回井冈山，袁文才、王佐领导的部队不服从地方党组织的调派，纪律松懈。杨克敏在报告中提到：“袁、王对党的认识很薄弱，小资产阶级意识非常浓厚，信仰个人，不相信群众，个性很强，不接受批评，边界因此称为‘特殊党员’。他们相信自己万能，枪杆子万能而已”，最后发展到要武力解决的地步。而且，袁、王作为客籍民众利益的代表，在处理土客籍矛盾时，始终难以超脱，最后导致与土籍的边界特委负责人直接对立，也为自己引来了杀身之祸。

四、中央巡视员彭清泉的错误指导决策，作出了用军事手段处理袁文才、王佐的决议，这是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

1929年下半年，彭清泉（即潘心源）作为中共中央委派的巡视员到湘赣边界巡视工作。潘和袁、王都没有谈过话，仅根据他近半个月的巡视，就偏听偏信边界特委、县委的意见，在遂川于田联席会议上，通过了武力解决袁文才、王佐的决议。1930年7月22日《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性）报告》中记述道：“这一问题是中 5 央巡视员彭清泉同志办理的。”“解决了袁、王在政治上是有好影响，这问题完全由彭同志指定9位同志开会，CY（共产主义青年团（Communist Youth League）的英文缩写）完全没有通知，设法把袁、王骗到城里来”。足见于田联席会议作出杀害袁、王的决定是在彭清泉的指示下进行的，表现了当时党的一些负责同志只知机械地执行上级指示与决定，不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特别是将柏路会议已经议决过的事情重新推翻，更表现出极端的狭隘主义。

五、红五军领导人轻信了特委的错误意见，未作深入调查便草率派兵解决袁、王，对事件的发生也负有一定责任

当时，袁、王两部加起来有800余人枪，其战斗力与红五军不相上下。湘赣边界特委一班人知道，倘若用武力对付，非但达不到目的，弄不好还会反受其害。于是制定的策略，一是调虎离山，将袁、王诱至永新县城下手，二是借助红五军的力量。恰在这期间，红五军停驻在安福、永新边界地方。湘赣边界特委向中央和红五军领导人彭德怀反映袁、王的问题，有些问题并不是实事求是，但由于各种原因，彭德怀轻信了片面之词，同意借兵给特委解决袁、王。

如果红五军领导人能深察当时边界党和红军内的复杂情况，也许就不会听信特委的不实之词了。彭德怀后来回忆道：“朱昌偕（似乎还有王怀或其他人，记不清楚了）来我们军部，向军委报告情况。他们谈袁文才、王佐要叛变，袁、王有将参加边区县以上联席会议的同志一网打尽的可能。事情万分危险，请求五军立即出动挽救这一危局”。

“如果朱昌偕同志所反映的与事实不符，那么我们就犯了轻听轻信的 6 错误。”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井冈山时期的王佐,袁文才最后是如何死的?

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下山前夕，为了调整守山的力量，毛泽东主张留下三十二团 协助红五军，同时，为了加强红五军的力量，又从红四军抽调一部分干部充实到了红五 军，而袁文才则担任红四军副参谋长，跟随红四军大部队行动。 然而，令人吃惊的是，部队走到东固，袁文才竟一人私自跑回了井冈山。 袁文才欣欣然下山，为什么半途折返？据一些当年曾是袁文才与王佐部下的老人讲， 袁文才在进东团的路上，意外地得知了六大文件《苏维埃政府问题决议案》的内容，心 中惊慌，此致不告而别；再加上他地方观念太强，害怕此一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得来， 于是干脆三十六计走为上。

不过，袁文才终究是一位党员，在王佐的帮助下，他们找到了时任宁冈县委书记的 何长工，勇敢地承认了错误。宁冈县委给了他一个党内警告的处分，并让他继续担任宁冈县委常委。 事情平息了，但袁文才走了这不该走的一步，实为下策。 同时，袁文才这次不光彩的逃兵经历，也为他日后的杀身之祸埋下了祸根。 毋庸讳言，早年的绿林生涯也导致了袁文才和王佐一些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唯我独尊，目中无人。在井冈山除了毛泽东和朱德，袁玉不大瞧得起别人，他们眼里也只有朱毛。 也正因如此，朱毛下山后，袁王开始不大相信特 7 委的领导人，而特委的领导人因与 袁王在上客籍问题上积怨已深，看到袁王不听特委的话更是忿忿不平。

1929年的下半年。由于军事斗争的需要，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逐渐远 离了井冈山，向外游击，他们目的是要建立湘鄂赣根据地。 袁王部队虽然属红五军编制，但他们主要还是在井冈山一带活动，到了1930年的春节，袁文才和王佐开始实施他们酝酿已久的办兵工厂计划。 他们将目光瞄准了罗克绍。

宁冈县的赤卫队队长谢希安看到袁王对罗克绍待如上宾，礼敬有加，便跑到袁 王面前坚决要求杀掉罗克绍。 袁文才只白他一眼说了声：“你懂什么？” 郑春致也不懂，他问中队长，中队长是个聪明人，他莞尔一笑：“杀了他，怎么到 长沙去搞钢铁、洋硝。” 郑善致恍然大悟，但谢希安，最终也没有悟，他气呼呼地将此事告诉了担任宁冈县 委书记的龙超清和湘赣边界特委。 不过，谢希安说的是袁文才、王佐勾结茶陵大土豪罗克绍。

特委个别人在这件事上做足了文章。1930年1月18日，在袁王大难临头的前一个星期，衔命而来的彭清泉在遂川县的于田 圩主持召开中共赣西、湘赣边界两特委和红五军军委的联席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对袁 王的处理，包括详细的解决办法。 会议最后决定，袁王问题的解决，由彭清泉督促执行。 紧接着，特委下令，整编地方武装，准备配合主力红军攻打吉安，请袁文才、王佐速率所部赶到永新 8 城集结。

最后，袁文才、王佐终于带领部队在特委规定的时间内赶到了永新县城。 久积的忿怨，化作了种种罪名，纷纷落到了 袁文才和王佐的头上。

彭清泉叫住朱昌偕、王怀、龙超清等人，又连夜开会，决定由朱昌偕、 王怀火速赶往安福的洲湖，请驻扎在那里的红五军出面，帮助解决袁文才、王佐及其部 队。一切办妥，朱、王二人又先期赶回了永新。 第二天，特委对前事只字不提，杀猪宰羊招待袁王及其他县里来的地方武装。晚上， 又请来一个戏班子，在城里唱起了采茶戏，一派歌舞升平、太平无事的模样。 这天晚上，朱昌偕按照预定计划，将袁文才安置在尹家巷22号院里，王佐则安排在 尹家祠堂内，与刁辉林、李神龙住在一起。 24日拂晓以前，红五军第四纵队臂缠白布带，在郭炳生、刘宗义的带领下，按照特 委的交代，如期赶到了永新城。 彭清泉下令：“事不宜迟，立即行动。” 清晨4时许，一声尖厉的枪响划破永新城宁静的夜空，霎时，永新城内枪声大作。 朱昌偕一马当先，手提驳壳枪，冲进了尹家巷22号。睡梦中被惊醒的袁文才翻身而 起，急忙从枕头底下掏出手枪。 然而，已经迟了，朱昌偕手起枪响，袁文才裹着蚊帐，沉重地滚下床来。 住在尹家祠堂内的王佐听见第一声枪响，便已惊醒过来，他知道大事不好，马上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