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多元化时代的自由与宽容

价值观多元化时代的自由与宽容王咏梅(北京城市学院，北京100083)摘要：电视相亲节目“非诚勿扰”以大胆的表现形式和直白的内容，创造了电视相亲节目的火爆收视率，节目中嘉宾们近乎挑战底线的言论，既成就了其大红大紫，也广为社会各界非议，同时也是招致官方对节目整改的直接因素。

文章结合这一现象，浅谈价值观多元化时代自由与宽容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非诚勿扰”;自由;宽容;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129（2013）03－0013－03Freedom and Tolerance in the Era of Values PluralismWANG Yong-mei（Beijing City University，Beijing100083）Abstract：The TV programme“You Are the One”with bold forms and straightforward program content，creates a popular television dating show ratings，in which the speech of challenging near the bottom line from the guests，not only fulfilled a big break，but also were widely criticized by the community and became a direct factor of programme correction required by officials．Combining this phenomenon，this paper briefly talks about the significance of freedom and tolerance in the era of values pluralism．Keywords：“You Are the One”；freedom；tolerance江苏卫视的电视相亲节目“非诚勿扰”自播出始，就以其直接大胆的表现形式和嘉宾们充满勇气的雷人话语，创造了火爆的收视率，节目中“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在自行车上微笑”的马诺、一心“要豪宅”的女孩朱真芳等，更是引起公众的关注。

也正是由于节目中过于大胆挑战底线的言论，引发了社会各界极大的争议和主流媒体的抨击，各界纷纷指责“非诚勿扰”引导了一种错误的、拜金的、低俗的价值观和婚恋观。

之后节目按照广电总局的要求进行了整改，有了党校女教授黄菡把关的现场，不复再有以前那样激烈的唇枪舌战，嘉宾们也避免了再像马诺那样赤裸裸地谈论关于金钱物质的话题，节目内容日趋温和下来，但随之而来的便是收视率的直线下降。

从最初的大红大紫到经历广电总局的干预，直至最终归于平淡。

轰轰烈烈的整改背后，既是大众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冲突，也是价值观多元化时代思想言论自由的一个缩影。

在此之前也曾出现过这类电视节目，比如1998年在湖南卫视开播的“玫瑰之约”，还有同年在上海东方电视台开播的节目“相约星期六”，但是“非诚勿扰”的火爆程度前所未有。

“这两年社会环境的变化，剩男剩女特别多，‘80后’、‘90后’敢于表达、表现的行为方式，为交友节目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

”［1］抛开节目内在设计的差异性不谈，这种把婚恋生活结合电视传媒的表现形式，越来越被普通大众所接受，这本身也反映了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变化。

嘉宾在节目中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当中不可避免会有出于作秀或者哗众取宠的目的，即便是纯粹真诚坦率地展现自我，其中也难免有庸俗的价值观或者是错误的言论。

当然，为了强化电视节目的引导功能和服务功能，进行纠偏本无可厚非。

不过，在价值观和社会生活方式多元化的当下，将节目中的言论问题上升到媒体的社会责任和道德底线的高度，我们也还需收稿日期：2013－06－16作者简介：王咏梅（1992－），女，河南信阳人，北京城市学院国际语言学部实习研究员，研究方向：社会发展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31要从言论自由的角度，以更加宽容和包容的态度去看待这一问题。

一、何谓“自由”斯宾诺莎说过，自由比任何事物都珍贵。

无论是思想自由还是言论自由都是弥足珍贵的。

关于自由，一直以来有很多种论述，既有庄子逍遥乘风而行的自由，也有哲学家对自由的必然性认识，同时有启蒙思想家洛克的“自由是其余一切基础”，还有约翰·密尔的自由观，“这里所要讨论的是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社会所能合法地对于个人行使权力的本质和限度。

”［2］自由社会是指在一个社会中不受欢迎的人也能安然度日。

那么衡量一个社会里自由的标准是什么呢？美国的自由主义预言家阿克顿勋爵认为，“我们判断一个国家是否真正自由，最可靠的检验办法就是其少数受到保护的程度。

”自由主义大师密尔也说过，“唯一名副其实的自由，是在我们自己的道路上追求我们自己的好处的自由。

只要我们不试图剥夺他人的这种自由，或不试图妨碍他们取得这种自由的努力。

”思想与言论是分不开的。

费希特曾驳斥了三种限制思想自由的观点：一是可以自由思考但不得自由传播；二是可以传播真理，但不可以传播谬误；三是无限制的思想自由会产生巨大的痛苦。

只有思想和言论拥有充分的自由，人类才能够有所进步。

“人类的能力如理解力、判断力、鉴别力、智力活动，甚至道德选择等等，只有在进行选择中才会得到锻炼。

”［3］自由的思想、言论会带来个性，而个性能够得以发展是人类幸福的基本因素之一。

“凡是在不以个人自己的性格而以他人的传统或习俗作为行为准则的地方，就缺少一项人类幸福的主要因素，这也是个人和社会进步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因素。

”［4］没有自由，我们失去的对“真理”的检验，况且一直被我们奉为神明的真理未必是绝对的真理。

没有自由思想的冲击，真理也会变成教条和僵化的东西。

“信条之存在竟像是存在于人心之外，其作用只在把人心硬化和僵化起来以挡住投给人性更高部分的一切其他影响；其力量只表现在不容任何新的和活的信念进入人心，而其本身则除作为一名哨兵坚守心脑使其空虚以外也对它们别无任何作为。

”［5］虽然没有像对付西塞罗的“公敌法令”那么直接和暴力，这种隐蔽的秩序足以让许多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但深思的人们已经看到，当社会本身是暴君时，即当社会作为集体而凌驾于组成它的各个个人时，它的专制的手段并不局限于通过政治机构而作出的措施。

社会能够并在执行他自己的命令；而如果它所颁发的命令是错误的而不是正确的，或者其内容是它所并应该干预的事情，那么他实行的就是一种社会专制；虽然他不常以那种极端的刑罚为支持，但却几乎没有逃避的办法，这是由于他非常深地诱入人的生活各个方面，由于它奴役了灵魂本身。

”［6］当一个国家对思想和言论实行“公敌法令”的时候，这个国家也将失去一部分的创造力和生命力。

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曾表达了他对娱乐节目的担忧，“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那么这个民族的文化必将走向灭亡。

”自由也并非是不受限制的。

西塞罗说过，“为了自由，我们做了法律的奴隶”。

权利是相对的，我们的言论自由权也如此，但是这绝对不是我们不能享有言论自由权的原因。

自由原则应用是有条件的，首先对于个人的利益，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代表。

“在仅仅涉及他自己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是绝对的。

对于他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心，个人是最高主权者。

”［7］而“人类之所以有正当的理由个人地或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加以干涉，唯一的目的就是自我保护。

”［8］所以，密尔对于自由原则的应用，有很经典的两点表述：“第一：仅触及自己而非他人利益时，个人不必因其行为对社会承担责任。

第二，个人对有害于他人利益的行为要承担责任，如果社会认为需要惩罚来保护的话，那么个人就会有可能招致社会的惩罚或法律的制裁。

”［9］二、价值观多元化时代的言论自由节目中的嘉宾以极富个性的80后“剩男剩女”为主，他们大胆、率真的个性彻底地颠覆了以往传统相亲当中双方矜持、含蓄的表达方式，同时也让结合电视这一媒体形式的相亲节目，在走向公开之后广受关注并饱受争议。

争议的焦点无非是嘉宾们公开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拜金思想和宣扬婚恋面前物质第一，使得原本应当纯洁神圣的婚姻爱情，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交易。

然而，在房价飙升、就业压41力大和贫富差距日益明显的社会现实面前，要物质还是要精神的困惑，早就已经成为了凸显的社会问题，况且婚恋中考虑物质因素本身也是无可厚非，但如果以物质因素代表一切那就应该三思。

这也许并无不妥，就像主持人孟非认为，存在一种自欺欺人的“鸵鸟心态”，“全世界找不到另外一个国家的人，全民性地对金钱和物质的渴求和贪婪超过今天的中国人。

但是我们在任何的场合下都还挺正经的，所以当女孩子在台上说她想要宝马想要房子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受不了”。

换而言之，“非诚勿扰”本身不过是一档娱乐节目而已，如果仅仅因为节目当中赤裸裸的谈金钱涉嫌宣扬拜金主义的思想，就采用行政手段来大力调整，难以体现对于思想自由的包容，而我们要考虑应该是如何引导的问题。

排除节目的编导和个人作秀的成分来说，嘉宾们的口无遮拦，反映的只是其个人的自我认知和价值取向，在谈及“媒体的社会责任和道德底线”之类的舆论背后，也许将是“非诚勿扰”的不可承受之重。

但是，正如鲍德里亚所说：“在这种关于真诚的工业文化中，被消费的还是真诚的符号……在功能关系场中，无耻和真诚互不矛盾地在同一种符号中交替。

”［10］对于“非诚勿扰”这样的节目，虽然打着“诚”字的招牌，策划和宣传也反复强调真实呈现，但是想要真正持守疆界，又谈何容易。

电视传媒在收视率和商业需求的驱动下，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被迫有意无意地制造“真实”，用摄像机选择和美化的真实里，充满了“导”和“演”。

此外，如果完全地抛弃价值判断，单纯追求收视率而无底线、无是非的呈现，那电视媒体的立场和良知在哪里？除了逐利之外，还能剩下些什么？三、永恒的主题:自由与宽容表达的自由是可贵的，一个人们敢于说真话的国度，才是自由的国度，才能更好地面对多元化的社会问题并且解决问题。

伏尔泰说过：我可以不同意你所说的话，但我将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每个时代都会有一些被后代视为不但错误而且可笑的观念，同样可以确定的是，现在流行的许多观念将被未来的时代所抛弃，正如许多曾经流行的观念将被未来的时代所抛弃，正如许多曾经流行的已经被现代所抛弃一样。

”［11］即使是对时政的抨击讽刺也无妨，孟德斯鸠认为这也是一种助力，“能够使一般人的怨愤转为嬉娱，使不满的人们得到安慰，减少人们对官职的嫉妒，增加人民对痛苦的忍耐，使他们对所受的痛苦，一笑置之。

”这便是宽容对于国家的好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