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历程和特点
刘文婷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经济系05级
摘要：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目前经济发展的热点话题，本文总结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概念和
效应，回顾了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历程，最后分析了长三角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特点。关键字：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
1．区域经济一体化
1．1区域经济一体化概念
在国际上，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从关税同盟问题提出的，在比较纯粹的国际贸易领域中,
讨论得较多的是贸易壁垒与贸易利益, 再進而转向生产领域某些方面的联合，
乃至消除各国
经济活动中种种障碍的措施。
1969年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在1954年第一个提出经济一体化的定义”经济一体化就是将有关障碍经济最有效运行的人为因素加以清除，通过相互协调和统一，创造最适宜的国际经济结构。”
美国学者贝拉.巴拉萨1973年则将经济一体化定义为既是一个过程,又是一个状态,认为作为一个过程,一体化意味着取消国家间的经济歧视,强调了动态性质;作为一个状态的一体化意味着国家间不存在各种经济歧视,强调了静态性质.
经济学家利兹·马克鲁普则认为该定义过于狭隘，“事实上经济一体化可以有一国之内的各个地区的，也可以有各国之间的”。
一般而言，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在参与成员范围内减少与取消歧视性的贸易壁垒以及采用一定程度上的共同的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的政策，以期消除成员间的差异，促进资源的最佳利用，求得整体最优的经济结构和经济效果。其出发点是使每一个成员能获取比单独一个时更大的利益。
1．2区域经济一体化效应
1．2．1关税同盟理论
西方学者将关税同盟当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典型形式。因此，对关税同盟的研究与探讨
也就比较广泛而深入。
贸易创造效果(Trade Creating Effect)是指由于取消了同盟内的关税壁垒，使生产转向同盟内最有效率的供应者所产生的利益。关税同盟成立后，能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进行更专业化的生产，某成员国的一些国内生产品从其他生产成本更低的国家进口，结果使本国该项产品消费开支降低，从而扩大了需求，增加了贸易量。同时，使本该用于该种产品的
生产1
资源被更为有效地用于他处，从而提高了生产利益。
贸易转移效果(Trade Diversing Effect)是指由于关税同盟对外设立统一的关税壁垒，使某成员国在购买同盟内廉价的产品时可能导致某种转移性损失。关税同盟成立前，该国可从世界上生产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国家进口产品，同盟成立后，则通常转向从同盟内生产效率最高的国家进口，可能使进口成本增加，消费开支扩大。同时，这也意味着关税同盟外最有效率的生产能力和最有效的资源被闲置。米德、利普西等经济学家利用供求曲线进行了更为精密而深入的阐述与分析得出:关税同盟在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结构相似的国家间建立，可得较多的贸易创造效应。
贸易扩大效果(Trade Expansion Effect)是指成立关税同盟后，某国能够更便宜地买到某商品而导致消费量和贸易量的增加。
产品替代效果(Inter-Commodity Substitution)是指关税同盟成立后，由于相互间废除关税，并发生贸易转移，使得国内产品的价格比率发生改变，从而发生产品之间的替代，导致消费结构的变化。
由于关税同盟的成立，彼此间废除关税，故可以减少征收关税的行政开支;同时，关税同盟内实现商品自由流动，取消了走私，也可以减少费用。由于关税同盟的成立，经济力量加强，统一对外进行关税等谈判的力量同时加强，这有利于关税同盟贸易地位的提高和贸易条件的改善。
此外，还有获得规模经济的利益、加强成员间的竞争、刺激投资、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加速经济增长等动态效应。
1．2．2大市场理论
提出大市场理论的代表人物是西托夫斯基和德纽( J . F. Deniall)。大市场理论是针
对共同市场提出的。共同市场在一体化程度上比关税同盟又进了一步，它将那些被保护主义分割的小市场统一起来，结成大市场。通过扩大市场，获得规模经济，从而实现经济利益。也可以一般表述为，通过建立共同市场，使得市场扩大，将比较分散的生产集中起来进行规模化的大生产，这样，机器得到充分利用，生产更加专业化、社会化，高新科技得到更广泛的利用，竞争更加剧烈，从而生产成本下降，加之取消了关税及其他一些费用，使得销售价格下降。这必将导致购买力的增强与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也会增加。消费的增加又促进投资的增加。于是，便进入了良性的循环之中。[1]
2．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发展历程
至2004年底，以占全国国土总面积2.19%的土地，以及全国总人口10.28%的人口，创
造了将近全国四分之一的生产总值、三分之一的外贸出口，吸引了五分之二的外资，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强有力增长的“引擎”：2004年，全国GDP净增加19263亿元，长三角就贡献了6099亿元，贡献率达到31.66%。
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是属于大国内部一个特定区域的经济一体化，是在全国统一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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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的区域一体化，按理说应该比较容易，障碍较少，但实际并非如此。下面回顾一下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历程。根据陈建军的研究归纳为三次浪潮。[2]
前近代时期，上海无论在地理空间上还是在长江三角洲的城市序列中都处于边缘的地位，那时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城市是苏州和杭州.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上海也就成为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窗口和枢纽。以此为契机，国际资本和上海周边已经有相当程度的资本主义产业基础的江苏、浙江民间资本以及居民大量的涌入上海，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上海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近代产业的形成和江苏、浙江有密切的关系,30年代上海商界名人中宁波籍人士占了25％
1949年以后，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条块分割，同一地域内但行政隶属关系不一的省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有所削弱，但是支撑上海发达的制造业特别是轻工业和纺织工业的依旧是周边浙江、江苏的农林水产业。这一时期，浙江和上海的经济关系主要是在国家计划经济的框架中实现的，当时在上海设有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华东局” 由于华东局所在地是在上海，这无疑强化了上海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华东地区的区域中心地位。从产业分工的角度讲，改革开放以前上海和周边地区的区域经济关系是一种以垂直分工为主的区域经济关系。
第1次浪潮1982年12月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成立上海经济区仅包括上海市和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和南通，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和宁波等10个城市，后来扩大到浙江、江苏和上海两省一市。1984年，安徽省加入进来，1985年江西省加入了进来。到1987年福建省也参加了进来。在地方与地方之间竞争强化的背景下，加上经济区的不断扩大，使协调更加困难，上海经济区的实践在组织形式上不能说是成功的。整个80年代，在中国经济版图的势力分布上，上海经济的退潮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同时也拖累了整个长江三角洲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20世纪70年代末，上海的GDP在全国的GDP中的份额为7％，1990年，降到了4．08％，以致这一时期尽管浙江和江苏都有不俗的经济增长的表现，长江三角洲二省一市总体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8．4％，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但是在内涵层面上，上海经济区成立对当时江浙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上海经济区成立刚好是江浙地区的乡镇企业大发展的时期，因此，上海经济区在很大程度上为浙江和江苏，特别是苏南和浙北、浙东北地区的乡镇企业利用上海的资源提供了便利。许多浙江的乡镇企业利用上海经济区的有关组织机构和上海的国有企业挂上了钩，进行多种形式的技术经济合作，充分挖掘和利用“上海”品牌。上海的“星期天工程师”对江浙地区的乡镇企业发展，对长江三角洲区域内部的技术转移和产业区域转移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第2次浪潮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海在总结了前10年有关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浦东开发开放的战略思路，浦东开发向江苏和浙江等上海周边地区提供了两个方面的发展机遇：一是加速改革的机遇，二是引进外资的机遇。如何利用浦东开放开发的机遇，上海、浙江、江苏不同部门所采取的行动是不同的。在省级政府层面上，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主要形成了两个协调会议，一是江浙沪省(市)长座谈会，二是长江三角洲十五市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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