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相近，习相远
论语公冶长篇：「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夫子之文章，古注即是儒学经典之文，子贡认为容易学，性与天道则难学。天道还比较容易一点，性最难。性是心的本体，亦称心性。学儒把自己的心性学明白了，就能成为圣人。孔门弟子，以及后世儒生，凡欲学为圣人者，无不注重探讨心性的道理，但因心性的道理难明，以致后来有性善性恶之说的问题难以解决。
性善之说出于孟子，当时与孟子论性的学者有告子等人，在孟子告子篇里，告子曾提出不少难题来问孟子，今举一例：「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解答，水的流向诚然不分东西，但一定是向下流，而不向上流，归结：「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再说明：「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与孟子相反的则为荀子的性恶说。荀子性恶篇：「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认为，人性生而好利，顺之则争夺生，而辞让亡。人性生而疾恶，顺之则残贼生，而忠信亡。人性生而有耳目之欲，顺之则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荀子针对人性之恶，乃主张：「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
性善性恶两说理论，终战国之世，无人提出第三说，直到西汉，始有扬雄发表另一见解，他在法言修身篇里说：「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自扬子提出「善恶混」之说，后儒探讨心性之学，不出孟荀扬三说，但这三说谁能得孔子言性之意，实为一大问题。
论语阳货篇：「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两句话把「性」与「习」分辨甚明。此处孔子所说的「性」，与周易系辞传孔子所说的「太极」，名异而实同，都是心的本体，都未说是善是恶。而且得孔子心传的曾子，所作的大学，只讲「明明德」，「格物致知」，再传的子思所作的中庸，只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出都未讲善恶，足见性无善恶。有善有恶是指「习相远」的「习」而言，习是习惯。习惯是心的作用，心习于善则善，心习于恶则恶，如尚书太甲篇：「伊尹曰，兹乃不义，习与性成。」不义就是不善。性无善恶，归于性，便是相近。习有善恶，顺于习，便是相远。所以性善性恶以及善恶混诸说，但就习相远而言，非就性相近而言，探讨心性道理者不
可不知。虽然如此辨明，并非就明白了心性，尚须格物致知与率性等实际用功，始能有所窥见。
《中庸》日：“天命之谓性。”上天赋予的就叫做性。性就是我们常说的本能，而一切生物的本能都具有力求生存与发展的特性。人当然也不离外。
荀子给人性的定义是：“性者，天之就也”。“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和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荀子·正名》）这是从性的本源来讲的，他指明人性是先天遗传的不学而能的自然本性。荀子还说：“性者，本始才补也。”（《荀子·礼论》）就性的特质讲，指明性是未经加工改造的原始素材。
懂仲舒给性下的定义是：“性者天质之补也。”《实性》）说明性是与生俱来的自然素质。刘邵指出：“性质禀之自然，情变由于习染。”王夫之说：“夫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之。”就性的来源说，性是受之于自然的，是人生的一种生理现象，它是在日有所生、日有所成中发展而形成的。”这正如王安石所说：“目之能视，耳之能听，心之能思，皆天也。”（《老子注》）
所谓人性化教育，就是要“以人为本”把人性论与学知论作为教育立论的主要依据，遵循人性发展的自然规律与“天性达学”理论，以发展人的自身潜能为基础，采取人性化科学手段与教育方式，对受教者进行智力潜能的开发，人格心灵的“唤醒”，创新学习能力的培养，使其成为充满生命活力，具有健全人格与鲜明个性的教育。
人性化教育主张，教学要“以学为本，因学论教”；倡导“学当立人之性”，“教当尽人之才”；要发挥学习主体的能动性与创造性，在自主学习与探究过程中，教学生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做人，从而使其发展人性、塑造人性与完美人性，最终达到成就优秀人才的教育目的。
人性化教育要求，教育者都要善于抓住中国教育的实质性问题：一是要做到“据性挖潜”，善于发掘学生的体能、智能与心里特征，注重智力潜能与学习潜能的开发，善于发扬学生的优点和长处。二是要做到“蒙以养正”，善于发现学生身心发展、学习生活、人格修养、社会交往、行为表现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做到及时指导、启发或矫正；重视启蒙教育的先导性与示范作用；强调从小养成有利于学习与发展的良好习惯；提倡正心修身，“涵养天性”，“务本建本”，“修养德行”，教学生学会做人，培养道德品质高尚的人格；注重情感意志、兴趣爱好、自信自强、诚实守信等健康心里的培养。三是要做到“授之以法”，教学中要重视实施科学的学习过程和原则，
做好学习教育与学习指导；要遵循学习规律，教学生掌握科学学习方法，学会自学自得本领；要指导学生多闻见，慎思考，训练创新能力，做到自我发展成才。四是要重视“实践创新”，人性化教育主张“知行统一”，学思习行结合；重视“学以致用”，强调发展智慧；要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能把学知、思考、感悟与力行统一在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之中。
孔子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意义：首次提出了人的天赋素质相近，打破了贵族比平民天赋高贵的思想，是人类认识史上的重大突破，成为人人可以接受教育的理论依据。
孟子“性善论”
强调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四心”（性善论）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
荀子“性恶论”
“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仪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
三子的差别
孔子主张透过「仁」、「守礼」等伦理道德来恢复社会秩序；孟子主张回复人本来的善性，并加以发扬光大，便可以成就各种德行；荀子则认为人性本来是恶的，必须通过礼法，使各阶层的人安守本份，社会才会安定。
中国古代最早的官学几乎是与国家同时产生的。据文献记载，早在夏商时期，即开始创办了正式的官办学校，这些学校开始传授语言文字、数学、天文、历法等方面的知识。到了西周，官办学校开始完备并自成系统。西周官学分中央“国学”和地方“乡学”两级。国学按年龄程度又可分为大学与小学，大学又分天子所设的大学“辟雍”和诸侯所设大学“泮宫”。辟雍规模很大，由“成均、上庠、辟雍、东序、瞽宗”等五学构成，传授不同的科目。乡学则是只按地方行政区设立，有塾、庠、序、校的类型。西周国学的教学内容是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六艺”之教包括了西周贵族所必须具备的文化修养各种知识技能。在国学中传授“六艺”之学的教师由文官担任，据《礼记》《周礼》记载，西周的教官主要有大司乐、大乐正、小乐正、大师、小师、大胥、小胥、师、执礼者、典书者等，这些人中大多是不同等级的典司礼乐的职官。由于他们本人即拥有“六艺”的丰富知识和技能，故而能将其直接传授给前来学习的贵族子弟。
汉代是中国封
建社会官学制度的确立时期。自汉武帝创太学之后，官学制度开始走向完备。汉代官学也分中央和地方两大类。中央官学中有大学程度的太学，还有专科学校性质的鸿都门学。地方官学则有学、校、庠、序等。汉代“独尊儒术”，各级官学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太学的教师称博士，由精通经学的学者担任。汉武帝时在太学内设五经博士，博士只须精通一经或一经中的某一家，实行分科施教。地方官学的教学内容也是儒家经学，由经师教学。
汉以后，官学又有进一步演变和发展，尤其是中国封建社会最繁荣的唐朝，不仅在政治经济方面十分强盛，学校教育也十分发达，成为官学制度最完备的时期。像汉代一样，唐代官学也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但是，唐代官学的教学科目更丰富、学校种类也更多。如在中央官学中，有专修儒经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广文馆学，还有律学、算学、书学等大学性质的专科学校。另还有关于医学、卜筮、天文历法、兽医、校书等职官性专科学校。地方官方除专修儒经的学校外，还有医学、玄学方面的专科学校。唐代官学的专职教师称博士、助教和直讲。在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就学的学生，专修儒经；专科学校的学生则主要学本专业的知识，兼修儒经。如本学专科学生得读《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等书。
宋明以来，官学制度又有进一步演变和发展。首先，学校的类型有了增加。宋代新增武学与画学。元代的地方官学增设诸路阴阳学，分设天文、历算、三式、测验、漏刻、阴阳、司辰等科目，这对科技教育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元代所创的社学，对传播农耕科技知识和其他文化知识也有积极作用。其次，官学的教学内容又有增加。南宋以后，“四书”成为更加重要的基本教材。另外要求增读文史等内容，包括学习《通鉴》《史记》《汉书》及韩文、楚辞等。但是，宋明以后的官学也呈现衰败的局面，特别是明清以后，由于科举制度和各级官学传习八股时文，使官学的名誉扫地，反而是原来作为私学兴起的书院有了蓬勃的发展。
官学系统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教育教学的社会组织形式。在研究、传授各种知识技能，传播学术文化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
官学是指中国封建朝廷直接举办和管辖，以及历代官府按照行政区划在地方所办的学校系统。包括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最主要的官学教育制度。
中央官学
国家的中央官学，在汉朝正式创办。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纷乱，官学时兴时废，及至唐朝，中央官学繁盛，制度完备，南宋以
后逐渐走下坡路。到了封建社会后期，中央官学逐步衰败，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名存实亡。清朝末年，完全被学堂和学校所代替。根据中央官学各自所定的文化程度、教育对象和教学内容的不同，可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官学分为最高学府、专科学校和贵族学校三大类。
最高学府
太学和国子监是中国封建国家的最高学府 ，是封建王朝培养人才的主要场所。太学和国子监在办学育才、繁荣学术、发展中国古代文化科学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在中国和世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历代太学、国子监都注重考试。但考试形式方法不尽相同。汉初定岁试，后实行二岁一试。考试分口试、策试和设科射策。东汉桓帝永寿二年(156)，更定课试之法，每两 年考一次 ，不限录取名额，以通经多寡授以不同的官职。这种注重课试、以试取士的做法，打破了世卿世禄、任人唯亲的制度，对于选拔封建贤德之才，具有积极的意义，在当时世界教育史上也属罕见。唐代中央官学的旬试、岁试、毕业试；宋代太学的三舍试法；明清国子监一年积满八分为合格的积分试法，都可看成是汉朝太学课试方法的继承和发展。太学、国子监强调自修、自由探究学术。汉代尤是。以后历代均不同程度地继承和发扬汉代太学这一优良传统，并培养出许多大学问家。
专科学校
如东汉末创立的鸿都门学；南朝的史学、文学、儒学和玄学；唐宋明三代分别创办的书学、算学、律学、医学、画学、武学等，都是属于培养某种专业人才的专科学校。它们的教师、教材、教法、生徒及管理制度等都有比较完备的规定。
贵族学校
如东汉的四姓小侯学，唐朝的弘文馆、崇文馆，宋代的宗学、诸王宫学及内小学，明朝的宗学，清代的旗学、宗学，都是属于这一类型。东汉明帝永平九年(66)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四姓小侯开立学校，置五经师。初期可入学的，只有四姓子弟。后来，门户开放，一般贵族子弟，不分姓氏，皆可入学。此学影响渐大，声名益彰，匈奴亦慕名遣子入学。
特点
教育的等级性加强。
打破了儒学垄断，开启了专科实科教育的局面。
表现出教育行政专门化的趋向，突出表现是北齐国子寺的设立。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内涵：中学系指传统儒家的经、史之学，是中国固有文明或国粹；西学系指西文、西艺或西政。体指本质或根本；用指形式或效用。要言之，即在保存或维护中国古老精神文明的前提下，学习或仿效西方的物质文明。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地主阶级洋务派的指导思想，张之洞在其著作《劝学篇》中全面论述
了这一思想。
张之洞所言的西学，包括“西政”和“西艺”两部分（有时他还另列“西史”，即西方各国历史）。“西政”有“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历、劝工、通商”等，即西方各类具体的制度和行政管理措施。“西艺”有“算、绘、矿、医、声、光、化、电”等，即西方各类科学技术。他认为这些新学确有实用之效，“此教养富强之实政也”，反对守旧派一概将其贬斥为奇技淫巧、异端邪行。但是，引进西学有一个明确的原则界限，就是“果其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者”，即不能触犯封建王朝的根本利益。如推崇自由、平等、博爱“泰西哲学”，则必须坚决抵制，维新派希望仿照资产阶级政体，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主张也是不能接受的。
由此可见，中体西用区分了二者不同的功能，并将西学作为一个整体予以认可，从而为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制度措施的系统引进开辟了道路。但中学与西学的地位仍是不平等的，中学是本体，是基础，西学之用，决不能触犯中学为体。张之洞所主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本质，就是在坚持封建专制及伦理纲常的前提下，适当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及某些社会管理制度措施，以为我所用。中体西用的观点既维护了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又提供了适当变革、以解外忧内患的原则措施，因而得到清统治当局及社会政界和思想界多数人士的认同，成为近代新教育制度建立的政策基础。
历史进步性：
“中体西用”理论为“西学”教育的合理性进行了有效的论证，促进了资本主义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在此原则下实施的留学教育和举办的新式学堂也给僵化的封建教育体制打开了缺口，改变了单一的传统教育结构。
局限性
提高君权抑制民权，重视男权轻视女权，尊重儒经攻击异说。
作为文化整合方案是粗糙的，在没有克服中、西学之间固有矛盾在情况下直接嫁接，必然引起两者之间的排异性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