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园诗话》研究解析

《随园诗话》研究

文古清

胡适引用《随园诗话》的几条信息作为某作者的证据是有价值的资料吗，其能成为有效证据吗？考证学的原则和方法是：无证不信，阙疑存异，孤证不举。然而作为证据的材料虽然不一定非取自信史不可，但也绝不能取舍良莠不分。何况阙疑存异，《随园诗话》何止阙疑，就其性质，原本属于一部诗事聊斋。完全不适合作为学术研究的科学证据。即使作诗人的行实记录都谎话连篇。因为袁枚作诗话并非出于考证诗人本事的目的，而且袁枚诗话很多所谓诗人根本就不会作诗。于小说更是毫不关渠，所以更不能用作小说及其作者相关联事物的证据。其为伪证的原因太多了！仅略陈数款要点如下。为简略计，以下暂称其为“随园”。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为求公允，本文愿以旁观者的视角全景检阅《随园诗话》，不加之任何先入为主的偏见。因此首先从古籍杂书的纵横角度相比较，其次考察众家各类评论，兼以证据的科学性略加检查胡适的取舍方法。最后再分析袁枚的三则涉红诗话原文。

以纵向的视角，与金匮石室，《六经》《语》《孟》之外的各类杂书比较，“随园”不属于有志于为正史拾遗补缺的稗官野史。

《齐东野语》自序：外大父掌帝制。朝野之故，耳闻目接，岁编日纪，可信不诬。余侍膝下，已有叙次。老病日至，忽漫不省忆为大恨。追念一二于十百，乃参之史传诸书，务求事之实，不计言之野也。

可见《齐东野语》的作者周密周公谨是何等周密谨慎！袁简斋何存半点周公谨之慎！

“随园”不属于小说野史：《三言》序：野史尽真乎，不必也，尽赝乎，不必也。《六经》，《语》，《孟》，谭者纷如，归于令人为忠臣，为孝子，为贤牧良友，为义父节妇，为树德之士，为积善之家。经书著其理，史传述其事，其揆一也。

从此意义上看“随园”又著何理？述何事？其揆与三言一类的小说远非一也。冯犹龙，撰书为寓理；袁犹猿！诗话为游戏。行止相去甚远。

“随园”不属于述野史、谈掌故、辑文献、有闻即录，只为猎奇，没有偏见，不需为金钱而奉承世人的笔记文学。也不属于有意于辩证典故真相正理的闲话随笔：《容斋随笔》原序：文敏公洪景卢，聚天下之书而遍阅之。搜悉异闻，考核经史，捃拾典故，值言之最者必札之，遇事之奇者必摘之，或加以辩证，或系以赞繇，天下事为，寓以正理。

“随园”不过诗俗事为，且仅寓诗才灵性之理耳。袁枚寸步之履无法洪迈。

横向检阅，即使与历代诗话者相比较，随园最低俗不雅！

《后村诗话》作者刘克庄，如《诗史通鉴》之司马温公，采撷正史，摘取典故，议论根据都来自史实记载并加以解读。

《沧浪诗话》作者严羽，如理学家朱元晦，议论富于禅宗哲理，条陈罗列清楚，言简意赅，没有闲话，废话。

《姜斋诗话》作者王夫之，如诗衙断案的酷吏判官，议论苛刻，裁决无情，甚至语言刻薄，诗坛之谏议御史。以姜自况，可谓老辣。

与以上三家诗话对比，《随园诗话》是一部什么书，其实就是关于诗人和诗文创作灵性的《诗话聊斋》，贱收贵卖的诗瓷当铺玩赏家，（袁枚不通长短句，有诗无词，因而脆弱，故称诗瓷，一笑。）收费附庸风雅真假诗人广告公司。是一部诗坛《子不语》。膏腴在于“话”，脊骨在于“诗”。

随袁与《后村诗话》相比，没有刘克庄广引历代人物典故的深邃史家博学。袁枚所引掌故大都取自坊间传闻，来自严肃史书甚少。子才不克。

随袁与《沧浪诗话》相比，没有严沧浪清晰讲述诗词创作的通用要领法则，总揽全局的清晰思路。袁枚不讲作诗的基本通常要领，只是强调灵性，说到底就是作诗的小聪明，但为初学者忌之：（香菱笑道：“我只爱陆放翁的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说的真有趣！”黛玉道：“断不可学这样的诗。你们因不知诗，所以见了这浅近的就爱，一入了这个格局，再学不出来的。）袁枚推介的恰恰就是这类小灵性。简斋不严。

随袁与《姜斋诗话》相比，没有王船山义正词严辩驳真理，敢于得罪人的倔强态度，以及一己真知灼见。袁枚为了名利目的，绝不不敢得罪人，特别不敢得罪是当时权贵，对要路公卿甚至推及其子女亲属只有不着边际的奉承。袁枚的诗话对时人没有批评，都是揄扬，好好先生。随园无辣。

或者正因如此，恰如红楼梦作者自云：“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适趣闲文者特多。”一般读者更喜读袁简斋的《随园诗话》。因为《后村》《沧浪》《姜斋》更似诗词研究的理治之书。而《随园诗话》就是关于诗词的适趣闲文！

吾人喜读后村，沧浪，姜斋诗话，也喜读随园诗话。概因《沧浪诗话》是诗话主食，诗体生长必不可少。《后村诗话》是副食大菜，汲取营养也不可或缺。《姜斋诗话》则是蒜酪芥姜，不其用则不知甘酸苦辣。而《随园诗话》则是茶语饭后的口香糖，咀嚼不缀，香甜溢于物表，久之则残余胶体沾粘皓齿朱唇，不甚雅观。化学物质也不可吞咽入腹，否则病之。

台湾女作家林海音50年代小说《晚晴》：“意外的，姚亚德竟失眠起来。他躺下去，一时觉得不困，便从床头随手拿了一本书，是《随园诗话》”。这里姚亚德是台府机关住集体宿舍的中年职员，《随园诗话》是民国及至台湾中小文员人手一册的消遣书，卧闲不寐的口香糖，养心安神丸。

《诗话补遗》卷五第三八条：“自余作《诗话》，而四方以诗来求入者，如云而至。殊不知诗话，非选诗也。诗话必先有话，而后有诗”。

袁枚采撷闲话更重于诗，就难免没话找话，道听途说（蒲松龄剪径邀单聊，袁简斋侃山录诗话），豆棚闲话，姑妄言之。恰如“苏子瞻在黄州及岭外，每旦起，若不招客与语，必出访客。有不能谈者，则强之使说鬼，或辞无者，则曰：姑妄言之”。

历代各家诗话已将作诗法则反复阐明。留待袁枚的只有灵性说，即知识以外的灵性，灵感，小聪明。袁枚在到处搜寻灵性警句，灵性诗人，以及诗人的灵性。一旦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就夸大其词。找不到就牵强附会。因此大话谎话连篇累牍，臆断梦呓，信口编造，浪漫美化了无数诗仙，诗翁，诗兄，诗弟；诗太，诗姐，诗妹。在袁简斋脑海中形成了诗人优伶剧场效应。能诌出一两句合辙押韵，甚至打油之诗，只要略有巧思，不是通篇抄袭，即为灵性。袁子才大肆收罗扫货不遗余力，然后乱点鸳鸯谱，随意封神榜，令乐于玩赏诗话佚趣之人读之皆大欢喜，安神养心，不亦乐乎？！袁简斋自问，何罪之有。后人胡引滥用，胡假虎威。而且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胡适找不到强如猛虎的证据，就以失眠者床头随手可得的猿猴游戏般的证据充数。）故又曰“胡假猿威”，与我猿何干！

况且，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说谎纵然有罪，何由起诉？只好参阅其他与袁枚不论亲疏之旁观者的评价批语。

《三国演义》作为本事有籍可查的历史小说，众目睽睽之下尚且胡编乱造肆无忌惮，孙坚斩华雄安在关羽身上，刘备阵杀蔡阳安在关羽身上，张辽袭杀文丑安在关羽身上，孙权草船借箭安在孔明身上，蒋琬耒阳县理事安在庞统身上etc, etc。历来编造故事，张冠李戴并没有人深究。对于诗话当铺袁捡摘，转卖“二手”诗事闲话之所在，必欲去除董家假子吕布（“二口”传闻散布），只能关张！即使刘关张于虎牢关也未能竟全功，“白门”楼生擒吕布还待其自家之人。

老袁至好诤友赵观察云松尝草就控袁讼词，却投告无门：《两般秋雨庵随笔*瓯北控词》：“为妖法太狂，诛殛难缓事：窃有原任上元县袁枚者，前身是怪，括苍山忽漫脱逃；年老成精，阎罗殿失于查点。早入清华之选，遂膺民社之司，既满腰缠，即辞手版。园伦宛委，占来好水好山；乡觅温柔，不论是男是女。盛名所至，轶事斯传。借风雅以售其贪婪，假觞咏以恣其饕餮。有百金之赠，辄登诗话揄扬；尝一脔之甘，必购食单仿造。婚家花烛，使刘郎直入坐筵；妓宴笙歌，约杭守无端闯席。占人间之艳福，游海内之名山。人尽称奇，到处总逢迎恐后；贼无空过，出门必满载而归。结交要路公卿，虎将亦称诗伯；引诱良家子女，娥眉都拜门生。凡在胪陈，概无虚假。虽曰风流班首，实乃名教罪人。为此列颖具呈，伏乞按律定罪。照妖镜定无逃影，斩邪剑切勿留情。重则付之轮回，化蜂蝶以偿夙孽；轻则递回巢穴，逐猕猴仍复原身。”

赵翼云松是与袁枚蒋士铨齐名的当时诗坛三大领军之一，进士出身，任观察使。

此“控词”虽为诙谐戏笔，但都是写实。没有一句虚话。戏笔时露批判的锋芒，据袁祖光《说元室述闻》记；“简斋读之笑曰：‘我未患头风，瓯北乃欲效陈孔璋耶?”’意谓赵翼仿陈琳檄文骂曹。其实袁枚面对“瓯北控词”很尴尬，无法否认赵翼所“控”，只能自我和稀泥，厚着脸皮哼哼哈哈敷衍了事。从而确切证明《随园》之话极不严肃，揭露其“轶事斯传，百金榆扬，虎将诗伯”的本质。（所以即使关张也解决不了问题，最终还得“赵云”。）

更有伍拉纳之子舒敦舒仲山《批本随园诗话》摘录部分批语如下：

1）“乾隆五十五六年间，见有抄本《红楼梦》一书。或云指明珠家，或云指傅恒家。书中内有皇后外有王妃，则指忠勇公家为近是”。诗话卷二第23条。

2）“傅文忠本不识字，何由知诗？子才《诗话》中之与鄂文端、傅文忠论交，皆借以吓骗江浙酸丁寒士，以自重声气耳。郑板桥、赵云松作文贱之。不足取也”。诗话卷九第40条。

3）“此等诗话，直是富贵人家作犬马耳。毕秋帆家本棉花巨商，以乾隆年中通榜，中举，由中书值军机处，继至大魁，皆于敏中等之力。毕太夫人诗既不佳，事无可记，选之何为？所以郑板桥、赵云松斥袁子才为斯文走狗，作记骂之，不谬也”。诗话卷一一第1条.

4）“毕秋帆高身长面，类山东人。其先世以棉花卖买起家，。子才称其诗比梅村，奉承太过，秋帆亦必不敢当”。诗话卷一一第3条.

5）“余十二岁随家母到随园三次。饭后见其太夫人，并其妾四人，皆不美。同声报怨“此处不好，四面无墙，闹鬼闹贼，人家又远。买食物皆不方便。鸱鹗豺狼彻夜叫唤，不能安睡”云云。亦可笑电”。诗话卷一一第30条。

6）“随园之先，故属吴姓”。诗话补遗卷一第56条。

7）“一部《诗话》助刻资者岂但毕秋帆、孙稆田二人？有替人求入选者，或十金或三五金不等，虽门生寒士，亦不免有饮食细微之敬。皇皇巨帙，可择而存者十不及一，然子才已致富矣”。诗话补遗卷四第56条。

8）“高丽书贾来京，凡遇厂肆新出诗文小说不论美恶，无不购归，本无名动外国之足言。即琉球，安南国人来购书者无不如是。随园之诗或尚指名购取，至云以重价购刘霞裳诗不得，怏怏而去，则真臆说也”。诗话补遗卷四第68条。

9）“福康安则膏梁纨挎，一无所用之童呆。所作诗文皆孙士毅代笔，福康安并不多识字也”。诗话补遗卷六第47条。

10）“李晓园名亨特即李翰之子，与余为至戚。字且不多识，何有于诗？此亦由贿嘱而来者。可笑！”诗话补遗卷七第23条。

11）“高丽贡使一岁两次到京，新旧书画捆载回国，并不问为谁何之作也。余在厂肆，曾开字画店，故知之甚深。若谓指名购袁、刘之诗，则欺世语”。（见《诗话补遗，卷七第三四条）

12）“鄂公留子才饭断无之事。乾隆二年以后，上令鄂公专在御园静养，日赐人参三钱，除计划大事外，从不与外人交结。虽内外大臣且不能一面，子才一外用知县何从留饭？更何从有此深谈？造言欺人一何可笑”。诗话补遗，卷八第35条。

舒敦是与袁枚生前多有来往，逝后尤存关心的晚辈世交之人，与袁枚绝无仇隙。然而批语所揭露的部分事实正是赵云松控词以外的确切确凿证据。或曰孤证不举，赵观察，舒公子则是多证共举，试图抵赖，胡搅蛮缠，都无法掩耳盗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