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清末改革与社会冲突

云梦学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ＹＵＮＭＥＮＧ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２０世纪初，迫于内外交困的清王朝终于以改革者的姿态宣布变法图强，开始了所谓的“新政”，而由此引起的新旧观念的碰撞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并最终导致社会矛盾迅速激化，加剧了社会动荡与不安。

一、社会冲突的主要表现方式新政时期的社会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１、抗捐抗税斗争。

为了实行新政，清政府必须想方设法筹集经费，为了筹款，清政府不得不向下摊派，这是清末新政经费的最主要来源。

１９０３年１２月２４日清政府发布的两个上谕，就向各省派款每年达９６０万两。

①清政府向下派款，而这些款项，各地方政府又通过提高部分商品物价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

如直隶，１９０２年袁世凯拟“每户售酒百斤，抽捐制钱一千六百文，并准其于常价之外，每斤增加十六文发售。

”②此外又出现了许多新名目的税捐，如粮捐、房捐、新捐、学捐、铺捐、膏捐、统捐、摊捐等。

１９０９年６月，度支部提议抽收田房契税，每买地花费一两，应向地方政府捐银９分，税银６分。

各省督抚有加抽旱烟、糖酒、典契税及肉厘的，有开征当税、谷税与酒锅油糖帖费以及宰牛税的，还有的用棉花、桑蚕与矿务之利来抵补洋土药税厘。

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和各种以抵补的名义而开征的新税无疑增加了人民的负担，使人民生活更加贫困，社会矛盾更加尖锐。

２、毁学风潮。

新政时期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创办新式学堂。

至１９０９年，国内各类学堂约为５．７万所，学生１６０余万人。

③民国元年，全国学校达到８７２７２所，学生达到２９３３３８７万人。

④但由于这些新学堂在创办的过程中没有考虑当地的实际情况，因措施不当而激发了与民众的矛盾。

比如有的学堂占用寺庙等公产，冲撞了民间传统信仰，在江苏各州县占有很大比重。

以吴县、江教、高邮、南通、邳县、阜宁六地为例，学堂所占用寺庙在各地寺庙中的百分比分别为６７．８％、５０％、７８％、１００％、３０．９％、７１．０％。

⑤有的学堂由于将会田充作经费，触动了民众利益。

有的学堂由于经费不足而加抽学捐，以致引起当地群众仇学情绪。

有的地方则是民众听信谣传，迁怒于学堂。

３、反户口调查。

为筹备立宪，清廷决定在全国实行户口调查，以为立宪之基础。

《东方杂志》撰文指出户口调查对于现代国家政治建设的积极意义，⑥但是民众对户口调查却没有清楚的认识，相反关于户口调查的种种流言却像野火一样迅速蔓延。

“或曰将以抽丁当兵，或曰将以按人勒税”。

⑦有些传言甚至称：调查册为修建铁路所用，或填枕木，或顶桥梁，⑧因而在乡间受到极大的抵制。

如“雩都县调查户口，乡愚大为反对，又被会匪从中煽惑，致滋事抢劫。

”⑨浙江兴县调查户口，巫师散布谣言，谓“查去之户口，系卖与洋人作海塘打桩之用，若不从速收回……八月初二日必将死尽”。

于是，“七月十三日，白阜埠一带，鸣锣聚众，十四日晚，拆毁李家村乡董张礼门房屋”。

巫师又声言：有阴兵相助，无须畏惧，民众益发有恃无忌。

⑩４、反禁烟。

１９０６年１１月，清政府颁布《禁烟章程十条》，决定“将洋土药之害，一律革除净尽”。

清政府由依赖鸦片税收转而作出禁烟的政策，显示出旨在改革社会弊端的决心。

但此时，经济、政治领域已经形成了畸形的“鸦片经济”和不同的利益群体，这就预示着禁烟的阻力不仅很大而且很复杂，再加上措施不当，极易召之各方面的抵抗。

在烟农方面主要以武力对抗禁烟，在烟商方面则主要是罢市等较温和的抵抗方式。

如“四川湄州禁烟严迫，乡民群起反对，竟将局署围攻打毁，地方匪徒，乘机起乱”。

○１１根据各种媒介和官方记载，全国在１９０６年至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各地发生的对抗鸦片禁政的事件共计６７次，其中，１９０６年和１９０８年各３次，１９０７年达１４次，１９０９年６次，１９１０年２７次，１９１１年１４次。

二、爆发社会冲突的原因综观人类社会的任何一次改革都是对现有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因此也都是在各种社会阻力下艰难进行的。

早在日俄战争之前，荣禄曾预见说：“是事（新政改革）得失，关系甚巨，行之不善适足以召乱促亡。

上既决行之，吾亦不敢略论清末改革与社会冲突靳霞（武警北京指挥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北京１０００１２）摘要：历史上的“清末新政”实质上就是清王朝主持的一次改革，但由此引起的新旧观念的碰撞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却远远超出了清政府当时所能控制的范围，并最终导致社会矛盾迅速激化，加剧了自身的覆灭。

关键词：清未；改革；社会冲突中图分类号：Ｋ２５６．９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６３６５（２００７）－００４８－０２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１１－１８作者简介：靳霞（１９７４－），女，山东菏泽人，武警北京指挥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４８第２８卷谏阻，异日之变，或病躯不及见耳”。

○１２史实证明，荣禄之言并非无根游谈。

新政之所以会激发如此激烈的社会冲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作为改革主导的清政府没有强大的财力来足以维系新政的推行和持续发展。

据宣统二年编制的预算统计，清政府于１８９９年的财政赤字即达１３００余万两，１９１０年却增至８０００万两左右。

“新政”计划庞大，改革力度坚决，但各省除了摊付巨额赔款、债款、上缴宫廷挥霍等款外，其他如练新军、办实业、兴学堂、派留学、办警政、地方自治、各类调查与选举，样样需费，而且非有巨额投入不可。

对于连支付赔款与借款都不堪重负的清政府来说，经费问题就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

为了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转及新政的推行，不得不下令各地自行筹款，并一再加重捐税，加重人民的负担，成为社会冲突的重要导因。

“新政之行无非为保安民生而设，臣窃见各省大吏动以举办新政为词，为竭泽而渔之计，是行政之效未见而民之害先形，”“不肖者但为收盈之计，不复为久远之谋，吏治之坏原本于斯”。

○１３其次，新政的主要目的在于“强兵”，进而继续维持清政府的统治，而非富国强民。

清政府下令实行新政源于八国联军侵华和义和团运动，此时，不仅立宪派主张改革，就是各省督抚和外国人也都有如此要求。

清政府的统治处在危机之中，为了防止各种反满势力的壮大及联合，同时也为了争取地方和外国人的支持，清政府才不得已而为之，所以，它并不真正关心改革的实际内容，而只是保持改革的门面。

因此，清政府在改革初始时态度非常消极，只是在日俄战争以后，逐渐地认真起来，但此时情势早已为清政府所不能控制。

第三，新政措施不当，导致民怨沸腾，最终酿至广泛的社会冲突。

宏观上言之，清未新政可以说规模大、措施全，但却唯独没有关于民食生计的相关措施。

这一点，在随后的社会舆论中多有抨击。

如赵炳麟所言：“臣恐纸片上之政治与事实上之政治全不相符。

从纸片上观之，则百废具举；从事实上核之，则百举具废。

官吏之巧黠者，装袭虚文，张皇门面，以欺陛下之爵禄，面剥民间之膏血，近年度支所入岁逾一万万两，一切练兵之经费、新政之诛求、铜元之损失，何一非取给于民？八口之家不聊其生者比比皆是也，”“臣不仅为中国前途悲矣，国取诸民，民取诸土，今欲为国家筹经费，尤官先为民人谋生计”。

○１４１９０９年刊登的一篇时评，对新政事业进行了讽刺性的总结：“（光绪三十年后）北京使馆扩界至皇城，天津城拆平，大沽炮台毁平，赔款外债如山，捐税日重，官制大改，新衙林立，运动奔兢钻营馅附之风盛行，士习浮华，民多游惰，工商困滞，闲人日多，出洋留学每年漏出资财数千万，各省学堂聘用外人为教习以及购置仪器、玩物等，岁亦数百万。

衙门巍然，学堂焕然，马路平坦，电灯辉煌，马车发达，麻雀进步，富商渐少，阔官日多。

”○１５从中可以看出，新政各事项中，无一事利于下层群众，对于百姓而言，接受的只有转嫁到自己头上的名目繁多的各种捐税，而这些高昂的花费和苛捐杂税并未对改革中的钻营者造成丝毫影响，反而使他们中饱私馕，成了改革的最大受益者。

“未蒙新政之利，先受新政之害”的民众只能把积蓄的怨恨发泄到新政上，当时有人描述说：“中国办一新政则起一风潮：军政则征兵起风潮，警政则巡警起风潮，教育则学生起风潮、愚民起风潮，自治则调查起风潮。

呜呼！新政之难办如是”。

○１６此外，清最高统治者与各地方主政者之间矛盾重重，各谋私利，各自谋政，不能团结一心，共举国事，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推行新政的力度。

同时，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改革者没有一以贯之的策略、政策和步骤计划，缺乏必要的宏观控制。

对于广大的民众而言，一方面迫不得已反抗各种盘剥，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思想守旧、盲目相信谣言，一哄而起又一哄而散的实际状况。

三、结论清政府因积贫积弱而被迫推行“新政”，因推行“新政”而增加摊派与苛榨，因苛榨而激起下层人民的接连反抗，或毁厘卡、击警局，甚至冲捣学堂，既带来社会的动荡，使外部社会环境不利于“新政”，又增加了“新政”的异己力量，进而形成影响社会稳定与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强大阻力。

“新政”不但没有整饬腐败问题，反而使它变本加厉，贪官趁机再捞，既增添“新政”的难度，也败坏“新政”的形象，加重了民众对改革的不满和抵制情绪。

因此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必须防止并严历打击贪污腐败。

因为官员从中贪污将会影响改革的初衷，激起民众的反感与抵制。

同时，必须充分顾及变革中民众的利益，努力减少现代化变革的代价。

从新政推行的历史经验分析，改革的关键在于改革者能否驾驭和消化相关成果，并且有计划地纳入不断推进的改革轨道中，成为深化改革的一种动力，而不至于成为统治者的对立物。

注释：①《光绪朝东华录》（五），总第５１１６－５１１７页。

②《光绪朝东华录》（五），总第４９２５页。

③吴廷嘉《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１７３页。

④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第３６７页。

⑤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１９８４年６月初版，第２１０－２１１页。

⑥《东方杂志》，１９１０年４月，第４期，《内务》。

⑦《东方杂志》，１９１０年７月，第８期，《记事》。

⑧《东方杂志》，１９１０年７月，第８期，《记事》。

⑨《东方杂志》，１９０９年１０月，第１０期，《记事》。

⑩《东方杂志》，１９１０年８月，第８期，《中国大事记》。

○１１《东方杂志》，１９１０年７月，第７期，《中国时事汇录》。

○１２苏同炳，《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百花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下册，第７０５页。

○１３《申报》１９０６年８月５日。

○１４《申报》１９１０年６月８日。

○１５《盛京时报》１９１０年３月１９日。

○１６《正宗爱国报》１９０９年４月２４日，《演说中国新政之进步》。

［责任编辑、校对鲁涛］靳霞：略论清末改革与社会冲突４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