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馆、学堂与天津近代文学

２０１１年９月　Ｓｅｐ．２０１１　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第１３卷第５期　Ｖ０１．１３　Ｎｏ．５　

报馆、学堂与天津近代文学　

张宜雷　

（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天津３００１９１）　

摘　要：１９＿２Ｏ世纪之交，报馆与学堂成为天津近代人文知识分子首选的栖身之地。这使他们在传统文人的　“仕”、“隐”之外开辟了新的人生道路，也推动了天津文学的变革。报纸改变了文学作品的传播方式和写作方式，　推动了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形成，也促进了文学品种的热点转化。而学堂的基础教育中蕴涵了最基本的人性启　蒙和理性思维，并孕育了新的文学观念和文学作品。天津近代文学的发展，与报馆、学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关键词：报馆；学堂；天津近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１１０９．４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４３３９（２０１１）０５－０４５１－０４　

回顾１９～２０世纪之交的天津近代人文知识分子　

群体，可以看到一个十分明显的现象：这些人几乎全部　

供职于报馆与学堂。当时最有声望的启蒙思想家严复　

是北洋水师学堂的总教习，后任会办、总办，又是《国　

闻报》的创办者。与严复共同创办《国闻报》的友人夏　

曾佑与王修植，分别是育才学堂教师和北洋大学堂总　

办。严复又是《大公报》最初的投资人之一，他的另一　

好友英华是《大公报》总经理，其私淑弟子吕碧城则是　

《大公报》助理编辑和北洋女子公学总教习。而天津　

本土士林领袖严修则是南开学校校董，南开校长张伯　

苓亦是北洋水师学堂的学生。艺术大师李叔同回国后　

任教直隶高等工业学堂，后又南下出任《太平洋报》文　

艺部主编。办报与讲学，构成了他们人生的主要内容。　

此一现象的形成并非偶然。近代天津人文知识分　

子之所以将报馆与学堂作为首选的栖身之地，乃是因　

为二者皆属于“公共领域”（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ｈｅｒｅ）。按照哈贝　

马斯的说法，“公共领域是指介乎于国家与社会之间　

的，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地方”…，公共领域讨论的虽　

然是公共政治问题，但本身是非政治化的，是在政治权　

力之外建构的公共讨论空间，相对于权力系统来说，拥　

有独立性。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最初主要由学校、报　

收稿日期：２Ｏｌ１－０３－２５．　作者简介：张宜雷（１９５２一），男，副研究员　通讯作者：张宜雷，９４９　６３０　３６５＠ｑｑ．ｔｏｍ．　纸和学会组成　Ｊ。当时天津的新型学会并不发达，因　

此报馆与学堂就成为最主要的公共领域。　

古代知识分子即“文人”或“士”，其主要生存空间　

是官场与田园。他们根据个人志趣及与官方价值取向　

的异同，或仕或隐。但报馆与学堂的出现，却使近代知　

识分子有了新的人生选择。他们作为文化精英的使命　

感与责任感，可以通过讲坛和报纸对学生或社会公众　

发言而在这些公共领域得到实现。不必依附传统皇权　

之类政治权力，不必理会与官方见解的异同，仍然可以　

保持对公众事务的发言权，这就在“仕”、“隐”之外，开　

辟了新的人生道路，从而为这些知识分子提供了不同　

于传统文人的生存方式、活动领域和人际关系，也改变　

了他们的写作方式、作品传播方式和读者群体，这一切　

最终又改变了天津近代文学的形式和内容。　

学堂与报馆均为晚清西风东渐中出现的“新生事　

物”。天津的学堂在洋务运动中出现。１８７６年天津机　

器局设电气水雷学堂，１８８０年开办北洋水师学堂。随　

后又开办了武备学堂、北洋医学堂。１８９５年开办了以　

美国哈佛大学学制为蓝本的天津中西学堂（后改名北　

洋大学堂），同年又设育才学堂。稍后，北洋女子公　

学、北洋法政专门学堂等专门学堂陆续开办，以南开学　

校为代表的一批中等学堂也崭露头角。据统计，至辛　亥革命前的１９１１年，天津已有各级学堂１４７所，层次　

完整，门类齐全，被称为“通商各属之冠”　］。

　・４５２・　天　津　大　学　学　报　（社会科学版）　

报纸在天津的出现比学堂稍晚，最早的是１８８０年　

英国人办的英文报纸《北方邮报》。影响较大的是　１８８６年英国人办的中文报纸《时报》与１８９５年德国人　

办的中文报纸《直报》。严复的《论世变之亟》、《原　强》等五篇政论即发表于《直报》。１８９７年１０月，严复　

与维新派著名学者夏曾佑及友人王修植、杭辛斋等人　

创办了天津最早的中国人自己办的报纸《国闻报》。　

《国闻报》锐意变革，见解新颖，被称为与《时务报》齐　名的南北两大变法维新思想阵地。《国闻报》之后，英　

华于１９０２年创办《大公报》，以“开风气，牖民智”为宗　旨，标举“真实、正直、公平”的办报方针，成为北方影　响最大的报纸。《益世报》、《天津商报》、《醒俗画报》　等也是天津近代较有影响的报纸。据统计，ｌ８８６—　

１９１２年问，天津共有（存佚）报纸５５种，１９１２－－１９３７年　问更多达１２５种　，是我国近代与上海、北京并列的报　

刊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　

报馆作为一种聚集文人与发行报纸的机构，对天　津近代文学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　

首先是报纸的发行改变了文学的传播方式。古代　社会文学作品的传播主要是通过上呈下谕和私相授　

受、亲友唱和的方式。而报纸由于采用工业化的机器　

印刷技术和商业化的市场运营方式，具有发表速度快，　成本低廉和直接面对社会公众的特点。其传播速度和　

规模都是传统传播方式所远不及的。在这种情况下，　

作品一旦打动社会公众的心灵，就会迅即产生巨大的　轰动效应。如严复所作的《救亡决论》等五篇政论，在　

《直报》发表后，又很快为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转　

载，随即流传全国。《天演论》部分章节在该报的刊　ｍ，更是引起了数百年未有的巨大反响，于是本来与康　

梁并无直接联系的严复，也由此成为世人公认的维新　派最重要的思想家。又如吕碧城原为一名从亲戚处私　

逃至天津求学的女青年，到津后举目无亲，衣食无着。　

她写给友人的求援信幸被《大公报》总经理英华见到。　

英华以一位资深报人的敏感从中看出了吕碧城的文采　

和她对报馆的潜在价值，于是立即聘请她担任该报助　理编辑。从此，吕碧城的文章、诗词及个人照片开始络　

绎不绝地在《大公报》等报刊发表，竞顿时成为明星式　

的人物。吕碧城俊美的形象、时尚的服饰、风流倜傥而　

又高雅出尘的举止，都成为人们关注一时的话题。　

“由是京、津闻名来访者踵相接，与督署幕僚唱和无虚　

日”［５］。可以说，正是《大公报》这一近代传媒，造就了　

吕碧城私逃才女一夜成名的神话。　报馆不仅是报纸的编辑、发行之所，而且是人文知　识分子聚集之地。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批思想观　念或文学见解类似的文人聚集在一起，就为文学思潮　和文学运动的形成提供了条件。报馆不仅聚集起思想　

倾向相近的编辑和记者，还通过组稿、发稿和评论形成　了人数众多、见解类似的作者队伍以及更广泛的读者　

群体。而且，只要见解相通，不同的报馆甚至不同城市　

的报纸之间，也能够相互呼应。这就打破了地域之间　的隔阂，使文学思潮和运动能够迅速向全国蔓延。如　

梁启超逃亡海外后发动“诗界革命”，以《清议报》和　《新民丛报》为阵地，大力提倡和发表有“新思想、新意　

境、新语句”，主张变法维新的诗歌。但这两份报纸均　办于日本横滨，在国内为官方所禁止，因此难于产生较　

大影响，对内地作者的投稿和参与，亦甚不便。存这种　

情况下，英华主持的《大公报》挺身而出，大量发表此　类新派诗歌，与海外的《新民丛报》遥相呼应，为诗界　

革命运动在国内开辟了一片重要阵地。据统计，　

１９０２—１９１１年的１０年之间，《大公报》发表的此类诗　歌数量在五百首以上　，是国内发表此类新派诗歌最　

多的报刊。其中有些作品如吕碧城的诗作《有感》、浏　作《满江红》等，曾广为世人传诵。可以说，天津的《大　

公报》是“诗界革命”在国内最重要的阵地，在梁启超　发动的“诗界革命”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　

报纸使文学作品直接面对社会公众，作家预设的　

阅读对象变了，写作方式也不能不随之改变。如中国　

传统的古典散文，向来都是运用比喻、排比、夸张等手　法，以情感人，而不以逻辑论理见长。曾国藩就曾说　

过，古文表达无所不能，“唯不宜说理”。但一种新观　点写成文章，发表在报纸上，要让公众信服，就必须以　

理服人。这就不能只靠比喻、夸张，而非靠逻辑论证不　可。严复在《直报》发表的政论及他后来在《国闻报》、　《大公报》发表的多篇论文，就采用了以逻辑论证为主　

的写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对传统的散文写法是一　个重大的突破。二者深层的区别是对不同读者人际关　

系的理解：“以情感人”的传统古文面对的是以家族血　缘为纽带的传统宗法社会，而“以理服人”的逻辑理性　

论文面对的是近代城市社会，即没有血缘亲疏和七下　

尊卑的“陌生人”或日公众组成的契约社会。只有存　

这种契约社会中，才会有报刊这样的公共文化领域；也　

只有在近代报刊上，这种“以理服人”的文章才会受人　欢迎。如当时张之洞著《劝学篇》，提出“西政为本，西　艺为末”，实际上就是反对以科学的观点、方法看待中　

国社会与政治。严复对此反驳道：　其日政本而艺末，滋所谓颠倒错乱者矣。且　

其所谓艺者，非指科学乎？名、数、质、力四者，皆　第１３卷第５期　张宜雷：报馆、学堂与天津近代文学　・４５３・　

科学也。其公例通理，经纬万端，而西政之善者本　斯而起。故赫胥黎氏有言：‘西国之政，尚未能悉　

准科学而出之也；使其能之，其政治且不止此。’　

中国之政所以日形其绌不足争存者，亦坐不本科　学，而与公例通理违行故耳。是故以科学为艺，则　西艺实西政之本。设谓艺非科学，则政艺二者乃　

并出于科学，若左右手，然未闻左右之相为本末者　

也。（《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　当时张之洞是权势炙手的湖广总督，《劝学篇》又　

是清廷官方下令各省“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之作。然　而自从严复此论一出，“西政为本，西艺为末”的提法　即告销声匿迹。这固然是严复论证中蕴涵的逻辑理性　的力量，但也与近代天津为他提供了发表空间、传播市　

场和接受群体分不开的。胡适、钱基博等人称严复为　“逻辑文学”的先驱ｌ　，其实，严复还应是近代报刊政　

论文体的先驱。如果说梁启超半文半白的“新民体”　

为报刊政论文提供了流畅而通俗的语言，那么严复的　“逻辑文学”则为报刊政论文提供了以逻辑理性为基　

本构架的内在结构。虽然严复因《原富》的译文深奥　

受到梁启超责难，但只要看看他发表在《国闻报》上的　众多政论和《大公报》上的《主客平议》等文章就可以　

明白，严复的报刊论文也并非都是那么古奥难懂的。　报载文学作品也促进了文学品种热点的转化。原　

来处于边缘的小说由于情节性、趣味性强并具有较大　的容量，能够赢得最大多数的读者，逐渐成为文学的中　心品种。而原来处于中心的诗文却逐渐边缘化。严复　

和夏曾佑可能是最早感受到这一趋势的人，他们在　

《国闻报》上发表的长篇论文《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被　认为是“小说界革命”的先驱，这使天津成为“小说界　革命”的策源地之一。虽然《国闻报》不久就被迫停　刊，但小说繁荣兴盛的势头已不可阻挡。继起的《大　

公报》从１９０４年起即多次刊登翻译小说，１９０９年２月　

起又设《小说》专栏，在该报最后一版连载中、长篇小　

说。刘鹗的谴责小说名著《老残游记》也是１９０６年最　先在《天津日日新闻》报上发表。经过清末民初的酝　酿和准备，至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终于迎来了天津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