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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天大案：马德疯狂卖官
《瞭望东周刊》编辑部
【期刊名称】《决策探索》
【年(卷),期】2004(000)009
【摘要】建国以来最大卖官案——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卖官受贿案侦结。
先后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522万元，另有大量来源不明财产待查。
绥化市半数处级以上干部被卷入，仅各部门一把手就有50多人
【总页数】2页(P28-29)
【作者】《瞭望东周刊》编辑部
【作者单位】无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630.9
【相关文献】
1.卖官书记被判死缓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原市长王慎义受贿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 [J], 程婕
2.中央严查12起买官卖官大案 [J], 廖楠
3.中央严查12起买官卖官大案 [J], 廖楠;李松
4.从马招德到马德“卖官链”经济分析 [J],
5.宋代档案史上第一大案──王永年盗卖官文书案始末 [J], 王金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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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提高领导干部的心理健康水平和心理调适能力一、什么是心理健康和心理调适能力不管是逢年过节，还是在各种聚会的餐桌上，我们听到最多的祝酒词是“视你身体健康”，有人说，健康是1，其他任何东西都是0，健康是每个人的愿望，可是有多少人能健健康康地安享天年呢？除了人为的环境污染造成各种奇奇怪怪的病致人死亡以外，人和人、人和自身关系的恶化造成人们各种各样的精神疾病，也严重影响着人的健康和寿命，深圳每年自杀2000人。
有人说，我国最严重的病种不是肿瘤，不是心血管病，而是精神障碍。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精神障碍患者1600万人，每年自杀死亡28.7万人，还有200万人自杀未遂，即每分钟有9人自杀，其中8人未遂，自杀成为15—35岁死亡的首要因素（见2008年第5期理论集萃中的文章）。
领导干部队伍中出现自杀不断见诸报端，香港的《文汇报》引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统计的一个数据，2003年上半年，中国大陆共有1253名党员干部非正常死亡。
2005年，北京《医药》杂志和精神专科医院曾对北京市年龄在35岁至45岁的200多名领导干部进行了定向精神检测，发现46%的领导干部存在不健康的倾向。
他们或多或少地存在抑郁、焦虑、恐惧、偏执、强迫、应急障碍、适应障碍等等。
生物学家们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人的自然寿命原本是很长的，按照哺乳动物的生物学规律来算，人的寿命是生长发育数乘以5—7，人的生长发育年龄为25—30岁，那么，从理论上说，人可以活到125—210岁。
可是现在一般人只能活到七八十岁，能活到九十多岁的就很少了，而能健康地活到八十几岁的就更少了，其中的原因不外乎四个因素：遗传基因、环境污染、不良生活方式、不良心理素质。
正因为如此，世界卫生组织在1948年对健康重新定义：健康不仅仅是身体不虚弱，没有疾病，而必须是身体上、心理上、社会上的良好状态。
1989年世界卫生工作会议还把“重视心理社会因素的致病、防病作用”作为《决议》中的重要一条。
反腐专家：绥化马德案暴露官场“腐败生态网”8月初，本报曾报道，新中国成立以来查处的最大卖官案——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已经由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侦查终结。
然而，马德案的影响并未就此结束。
8月底，又有消息传出说，新一届绥化市委对已经查出的腐败实行抓大放小、宽严相济、对5万元以下不再追究的政策。
此事一经曝光，又引起了轩然大波。
9月16日，十六届四中全会即将召开，这次会议将研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问题。
在此之际，本报专访了国内反腐专家邵道生，希望通过对马德卖官案的剖析与反思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与中央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等提供一定的借鉴。
卖官横行腐败生态网功不可没记者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原市长王慎义受贿案，市委大院成了乌纱帽批发部，而且还涉及到黑龙江省人事厅原厅长赵洪彦和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此外2019年到2019年黑龙江涉及腐败案的高官如田凤山也大都与绥化有关。
你研究腐败多年，这个马德案中最能引起您注意的是什么？邵道生马德案中最能引起我注意的是官场中的腐败生态链。
在绥化，这条官场的腐败生态链不仅又黑又粗又结实，而且分支结网，不仅将下辖10个县市众多处级以上干部都捆绑进去，还将比他大得多的省级高官也覆罩进它的腐败生态链之中，因此，这条腐败生态链也可以说是张腐败生态网。
在绥化官场，凡是想生存得好一点、发展得好一点，就必须进入这条腐败生态链之中，竞相去做链中人、网中官，否则就会被官场所淘汰。
绥化官场的卖官买官为什么会盛行、猖獗？这条腐败生态链、这张腐败生态网是功不可没的。
记者为什么在绥化，会出现腐败生态链、市委大院居然成了乌纱帽的批发部这样的现象？邵道生大致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与绥化处于不发达地区有关，国家、省的投资少、工程上马少，开发项目少，腐败官员在这方面捞不到油水，于是就想起了要想富，就动干部这一招，买官卖官就成为主要腐败形式；二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马德前任赵洪彦也是腐败分子，此外，像田凤山、王慎义原绥化市长在绥化也权倾一时，所以这条腐败生态链是几任贪官的杰作。
【2018最新】马德大案公诉意见书精选-word范文模板本文部分内容来自网络，本司不为其真实性负责，如有异议或侵权请及时联系，本司将予以删除！== 本文为word格式，下载后可随意编辑修改！ ==马德大案公诉意见书精选（一）被告人马德利用职权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构成受贿罪。
首先，从主体方面看，被告人马德自１９９２年至２００２年间先后担任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副市长、绥化地区行署专员、地委书记、绥化市市委书记等职务，其身份属于我国刑法第九十三条所规定的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
而被告人马德也恰恰是利用了这一特殊身份，先后收受苗胜国等１７人的贿赂，因此符合刑法中所规定的受贿罪犯罪主体。
其次，从客观方面看，被告人马德实施了受贿罪的客观行为。
马德自１９９５年至２００２年长达８年的时间里，直接收受或通过其妻田雅芝收受苗胜国等人贿赂款数十次，总金额达６００余万元，在收受上述行贿人财物前后，接受行贿人的请托，利用其所担任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副市长、绥化地区行署专员、地委书记、绥化市市委书记等职权，积极办理行贿人所请托的事项，或亲自联系，或打招呼，或下指令，或提要求，帮助行贿人谋取种种利益。
纵观本案的全部事实，马德收受他人贿赂的犯罪事实共分两类，一类是为下属官员晋升、重用或者保留官职提供帮助。
马德利用其职权使所有的买官、保官的行贿人在行贿前后均得以实现其目的。
另一类是为他人经营活动提供帮助。
（二）马德所犯罪行社会危害性极大。
被告人马德所犯罪行的社会危害性，主要表现在他政治上的极端****。
表现为将自持的公共职位视为经营贪欲的手段，利用职权买官鬻爵、插手经济工作，无限度地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这一身份谋取个人收益。
其中，买官鬻爵是最为恶劣的手段之一。
众所周知，干部制度选任的公正公开是优秀人才走上领导岗位的基本保障，干部质量的优劣又是维护社会秩序，发展社会经济的基础。
俗话说：“上边千条线，下边一根针”，能否落实好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能否做好群众工作，能否带领群众发展经济，建设和谐社会，处于各项工作第一线的干部素质尤为关键。
透视贪官炉火纯青的装穷术作者：来源：《新传奇》2016年第41期一方面贪婪成性，另一方面却吝啬抠门，巴尔扎克小说中的“葛朗台”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在现实生活中许多贪官就是这样的人物，他们长袖善舞，精于作秀，善于装穷，把“潜伏术”运用到极致，让人眼花缭乱，往往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
“鸡蛋局长”：任居孟据报道，山东省齐河县财政局原局長任居孟是一个“爱买便宜鸡蛋的千万巨贪”。
为了省钱，他会在周末一大早起来，和一帮老头老太太在超市门口排队，只为买每斤便宜一角钱的鸡蛋；一件贴身上衣穿了十几年，洗得都露出了洞，依然舍不得丢掉。
被抓捕后，有段时间，任告诉家人从家里捎些鸭蛋来，说是因为监所里的鸭蛋要一块钱一个，比外面的要贵。
“自行车司长”：魏鹏远原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被带走调查时，家中搜出上亿元现金，点钞时烧坏4台点钞机。
此事让认识他的人很吃惊，因为魏平时衣着简朴，穿的衬衣、裤子一看就是便宜货，站在人堆里显得很“土气”，经常骑一辆旧自行车上班，丝毫看不出家藏万贯。
“豆制品局长”：朱冬生原镇江市民防局原局长朱冬生一方面“省吃俭用至极”，衣领磨得毛边开线，宁可坐2个多小时公交到乡下去买爱吃的豆制品，也要省下汽油錢。
另一方面，他“大肆受贿至极”，把持审批权，权钱交易，先后受贿195万多元。
最近，朱冬生被镇江市中级法院以受贿罪判刑11年，没收财产50万元。
“稀饭主任”：祁崇岳江苏盐城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祁崇岳，先后贪污受贿250多起，作案时间长达11年，非法所得300多万元，但他平时穿的是旧夹克，吃饭总是稀饭加馒头，亲戚看不过去，还总接济他。
待到其戴上手铐，人们才恍然大悟。
“租房局长”：冉崇华原重庆市城市照明管理局原局长冉崇华，人称“租房局长”、“灯泡局长”，绰号“冉拔毛”，以种种手段掩饰着双面人生，受贿300万不露声色。
他一方面，通过灯饰工程等项目大肆收受贿赂；另一方面，他长期租房装穷，每年要支付1万余元的房租。
世界上谁的权力最大世界上谁的权力最大?答案是县委书记!你信吗?那么我们就带着疑或去找找答案。
如果不是他回事谁恩？店铺这就去带大家看看。
关山狼先生博上指出，如果要问这个世界上谁的权力最大?大家一定会想到联合国的什么人，或者说是一个国的国王什么的，实际错了。
笔者认为，世界上权力最大的人是——一个县的县委书记!不信吗?报载：10月25日，山东齐河县警方侦破了一起案件，今年以来有33人通过假冒的县委书记签名，进入该县各个党政机关。
拿着假冒的县委书记签名，就能大摇大摆地进入政府机关工作, 那么凭县委书记的真签名呢?如果是县委书记亲自去办呢?你说县委书记的权力大不大?即就是你是个市委书记、省委书记，你的签名人们看到肯定还是要辩辩真假呢，但，县委书记的签名办事人却不辩真假，况且就在一个地方生活着，而且现在通讯又那么发达，办事人却连问都不问(不知是不敢问还是不愿问)，就把33人统统放进该县的各个党政机关，你说这县委书记权力大不大?有人说，无业游民伪造县委书记签名“安排”33人成为公务员，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但笔者认为，其所“隐喻”出的东西，却绝对不是一个笑话，而是县委书记权大一切的“佐证”!众所周知，近几年，国家对政府机关的编制控制很严，县一级的编制也是由省人事部门调控。
要想进入政府机关工作，成为一名公务员，必须要通过公务员考试，经过严格的层层选拔、录用等一系列程序。
然而，在该县，凭借县委书记的一个签名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公务员，制度的执行多么乏力，程序的错位多么严重，权力的操控多么明显!难怪一些地方的老百姓说：小姐成了公务人员，文盲老农成了政府官员。
其实，看看你的周围，你就会发现，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民间的、没有被媒体披露的咱暂且不提，咱就说说曾见诸报端的、而且是被绳之以法的：8月28日被海南省海南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中国“第一贪”——海南文昌市委原书记谢明中仅退脏时的款项就有人民币、港币、美元、新加坡元等，整整装满了19个密码箱!共计2500多万元。
中国最大卖官案调查：不收钱“政权”不得巩固2005-04-11 14:53:15来源: 新华网原黑龙江省绥化市市委书记马德，在任职期间大肆卖官，将绥化政坛改造成一个庞大复杂的“官市”——以官位为商品的市场。
“马德官市”中，向上连接着韩桂芝、田凤山等几位即将走上法庭的省部级高官；平行连接着王慎义、赵洪彦等数位已经或即将被判刑的地厅级官员；向下联接着李刚、吕岱等数十位县处级小“马德”，他们大都已在狱中服刑，或被采取了法律强制措施或受到行政处分。
“马德官市”中，几乎每一个位置都毁灭了一个家庭，甚至牵涉出家属的犯罪嫌疑，如马德之妻田雅芝，李刚之妻焦红霞。
“马德官市”的外围，还连接着一批和官员们关系密切的商人，如苗胜国、肖海鹏、申佰臣。
“马德官市”在人数上呈一座金字塔形状。
越向上一层，贿金数目越大，其标的物也越权柄重大。
马德案不仅在于将贪贿之习层层下递，更在于由个案而成惯例而成规则，清者欲独善其身而不可得；最终对一地的政经风气产生摧毁性的破坏力。
此前的媒体报道、相关通报，隐约勾勒出了这个“马德官市”的轮廓，而本刊在与马德案的办案人员、相关知情人广泛接触采访后，掌握了大量内幕材料，得以使这起被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一起卖官案的细节浮出水面。
直至马德走上法庭，一个以马德为中转，以权力买卖为核心，以权钱交易为形式，间杂以“权力代理人”、“权力中介人”参与的卖官市场的面貌，最终逐步得到还原2005年3月22日上午9点30分，原黑龙江省绥化市市委书记马德站在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第三法庭的被告席上，他被控应对多起受贿行为负责。
根据检方的指控，有多名当地官员向这位昔日绥化的最高权力者行贿，以求谋得官阶的晋升。
事后表明，这些人大多如愿以偿。
可供查阅的资料表明，马德这种被民间称为“卖官”的行为，所涉及到的人数之广，金额之巨，情节之复杂，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罕见。
当日上午9点30分，“身着一件深棕色夹克衫，下穿深色西裤，体态微胖”的马德，走进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第三法庭大门。
8月初，本报曾报道，新中国成立以来查处的最大卖官案——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已经由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侦查终结。
然而，马德案的影响并未就此结束。
8月底，又有消息传出说，新一届绥化市委对已经查出的腐败实行“抓大放小”、“宽严相济”、“对5万元以下不再追究”的政策。
此事一经曝光，又引起了轩然大波。
邵道生：“马德案”中最能引起我注意的是官场中的“腐败生态链”。
记者：为什么在绥化，会出现“腐败生态链”、市委大院居然成了乌纱帽的“批发部”这样的现象？邵道生：大致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与绥化处于不发达地区有关，国家、省的投资少、工程上马少，开发项目少，腐败官员在这方面捞不到油水，于是就想起了“要想富，就动干部”这一招，买官卖官就成为主要腐败形式；二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马德前任赵洪彦也是腐败分子，此外，像田凤山、王慎义（原绥化市长）在绥化也权倾一时，所以这条“腐败生态链”是几任贪官的“杰作”。
“软权力”与“硬制度”之间的博弈“5万元以下不追究”是个糟糕的措施邵道生：我认为这是个很糟糕的措施：这是一个与《刑法》对着干的“政策”。
我们的刑法是从来没有“对5万元以下不再追究”这样的规定的，然而新一届绥化市委有什么权敢作出与刑法相悖的规定来？这是一个与中央的精神对着干的“政策”。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坚决查处一个，绝不能姑息，绝不能手软。
”腐败5万元，已经算是不小的腐败分子了，发现了，怎么又不查处呢？怎么又姑息了呢？这是一个完全忽视腐败发生规律的“政策”。
大腐败是怎么产生的？是由小腐败发展到大腐败的，若5万元以下不需要查处，那么，谁都可以心安理得地去不断进行“小腐败”，如此这般，腐败风气怎能刹得住？马德案回放马德案是建国以来查处的最大卖官案，牵涉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等众多高官和绥化市一大批官员。
据悉，共有265名官员涉案，其中包括绥化市下辖10个县市的众多处级以上干部，仅绥化市各部门的一把手就有50余人。
“官油子”的十个特征作者：人民论坛本专题调查组来源：《人民论坛》2009年第04期案例与点评第1个特征对待上级阿谀奉承，奴颜婢膝；对待下级颐指气使，自以为是；官位不大，脾气不小78.9%的受访者选择了此项，达9670票典型案例：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把其执掌的市委大院变成了一个“乌纱帽”批发部。
绥化的官员们为了能够接近马德、攀上马德，也不择手段。
走“夫人路线”是一类，借领导住院送礼是一类，直截了当送礼要官是一类。
为了攀权结贵，许多人甚至不惜拜马德为干爹，尽管年龄不一定比马德小多少，也心甘情愿地给马德做“干儿子”。
马德案发后，竟涉及领导干部260多人。
编辑点评：造就“马屁文化”的不是献媚者,而是一直未受到有效制约的权力。
正是权力成为礼物，才引来众多逐臭的“马屁精”，进而形成一种文化。
真正有效的途径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驯服这匹“野马”，不让它随心所欲，当权力不能当成礼物分派时，献媚者一无所得，也就没人愿意毁掉自己的人格尊严，去取悦于上级官员。
第2个特征欺上瞒下，八面玲珑；当面人话，背后鬼话；两个面孔，两面哄弄78.3%的受访者选择了此项，达9596票典型案例：陈水扁可谓是当代中国官场“官油子”之“集大成”者，此斯欺上瞒下，八面玲珑，骗取了台湾人民信任，当上了台湾地区领导人；而在对大陆的关系上，陈水扁在2000年上台时曾表示，他保证在任内不宣布“台独”，不改“国号”，“两国论”不入宪，不进行“统独公投”，也没有废除“国统纲领”与“国统会”的问题，这也就是所谓的“四不一没有”政策，可上台不久就背信弃义，不断挑起事端；对别人大喊清廉，对自己却大把捞钱，终于锒铛入狱，受人唾弃。
编者点评：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这类人往往自视功夫到家，到头来只能身败名列，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
第3个特征轻视群众，疏离群众，折腾群众；“空头支票”忽悠百姓，连哄带骗对待群众；群众家可以不去，领导家不能不跑72.5%的受访者选择了此项，达8886票典型案例：2006年，山西绛县103名农民工讨要被拖欠的13万元工资，一直没有结果。
霸道贪婪的组织人事干部作者：张珩来源：《中国检察官·经典案例版》2014年第07期2005年12月1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受贿案做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韩桂芝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经开庭审理查明，1993年至2003年期间，韩桂芝利用担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等职务便利，为马德等人在职务晋升、职务调整等方面谋取利益，先后多次非法收受款物共计人民币702万余元，已构成受贿罪，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破坏了国家机关正常工作秩序，严重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当判处死刑，鉴于韩桂芝因涉嫌受贿被审查后，坦白了有关部门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犯罪事实，认罪悔罪，构成自首，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故对其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法槌敲响，一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沦落为一名重刑犯。
这个学历较高、能力不俗、又有上进心的省部级正职女干部沦为罪人的浮沉实录，让人警醒、引人深思。
个人努力又逢历史机遇，女干部从政三十年跻身副省级韩桂芝于1943年2月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1960年考入东北林学院，就读于林业机械制造系林业机械专业，1965年4月被分配到内蒙古自治区图里河林业局担任社教队队员，六个月后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6年12月得到上级领导的赏识，调任国家林业部基建总局机械筑路总队干部部干事，开始接触党委的组织人事工作，不久，她转调至大兴安岭行署劳动局劳动调配科工作，后任副科长——她平生第一个领导职务。
文革结束后，拥有大学文凭的韩桂芝受到了更多地重视，于1979年调任大兴安岭地区行署劳动局、林业管理局劳资处科长，1981年任大兴安岭林管局科技处副处长、行署科委副主任。
1982年，韩桂芝恰逢历史性的机遇，党中央在精简机构的同时强调：“重要的是选拔人才，要使好的比较年轻的干部早点上来，好接班。
”全国各地选拔年轻而有学历的干部的工作就这样展开了。
拆解⿊龙江卖官链2019-02-22从韩桂芝、赵洪彦到马德，⿊龙江省的“官位”交易如何实现均衡定价？如何进⾏成本收益分析？有何经济学效应？前⾔时近2005年初夏，东北⿊⼟地上，⿊龙江省建国以来最⼤的⼀场官场震荡渐近尾声。
上⼀年的7⽉，⿊龙江省原⼈事厅厅长赵洪彦腐败案在牡丹江市⼀审宣判，赵⽒本⼈被判刑15年；今年3⽉22⽇，⿊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卖官受贿案在北京开庭，据悉将于5⽉⼀审宣判；⽬前，⿊龙江原省委副书记韩桂芝腐败案也已进⼊审查起诉阶段。
这起官场震荡，正是⿊龙江⼀连串卖官案被揭露、被查处、被清算的过程。
如果从2002年4⽉马德倒台揭开盖⼦算起，这场震荡⾄今已历时三年。
粗略计算，其间共涉及不同级别的官员上百⼈：――省级官员七⼈，除了省政协主席韩桂芝，还包括省⼈⼤常委会副主任范⼴举、副省长付晓光、省检察院检察长徐发、省⾼级法院院长徐衍东、省委秘书长张秋阳、省委宣传部部长孙启⽂；――省机关厅局级⼲部30余⼈，包括省政法委副书记徐春⽥、省⼈事厅长赵洪彦、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王家刚、省司法厅厅长王滨起等关键部门的“实权⼈物”；――市级领导若⼲，在⿊龙江省13个地级市领导班⼦中，⽬前已确认的，即有绥化、⼤庆、牡丹江、鹤岗、鸡西、佳⽊斯、双鸭⼭、七台河、⿊河等九个市的市级主要领导⼗余⼈。
此外，还有县处级官员多⼈。
官位买卖的恶性腐败案件如此密集，⾜以令⼈震惊且愤怒；⽽“复合型”、⼤⾯积官位买卖发⽣，更促使⼈们对这种特殊的交易进⾏深层次思考。
从去年6⽉始⾄今，《财经》记者六赴⿊龙江，围绕赵洪彦、马德、韩桂芝等核⼼案件进⾏采访，搜集了事件发⽣地有关政经社情⼤量⼀⼿资料；在此基础上，《财经》研究⼈员着⼿对这起罕见的系列卖官案进⾏实证研究和阐释。
《财经》的调查和研究显⽰，⿊龙江出现的⼀组恶性卖官案件虽然具体情节有异，但整个交易过程、原因及影响⾮常相似，同时具备了腐败⽣态系统环境中的典型特征。
随着⼈们对于卖官鬻爵从惊讶、震怒转⾄对于司法定性的探究，下⼀步即应对这⼀交易⾏为进⾏腐败性质判断，剖析其经济学基础、制度特征和经济效应。
近些年来一些市委书记、县委书记疯狂卖官，“书记”成了卖官的多发地带。
但是，卖官者无论多“聪明”，最终无一例外地被查办，被追究法律责任。
笔者以最有“影响”的十大卖官书记为例，警示为官者：卖官者没有好下场，最终都把自己“卖”进了牢房。
第一大卖官书记：影响最大、最恶劣的卖官书记――黑龙江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
理由是：它牵涉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等众多高官；整个绥化市所辖的一区三市六县中，有50多个单位的一把手，共260多名干部牵涉其中；在马德那里，小到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大到县委书记、县长，以及各市、县、区内局委办各部门一二把手，每个位置都有“价格”。
马被判死缓。
第二大卖官书记：创记录最新、最多的卖官书记――安徽省滁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国家级贫困县――定远县原县委书记陈兆丰。
理由是：陈兆丰因卖官获“陈千万”称号，他“创造”了受贿人数和次数最多、金额最大、卖出官帽最多的记录。
陈先后卖出110顶官帽，官帽价值平均每顶一万多元，卖官收入超过150万元。
陈被判无期。
第三，最“心虚”的卖官书记――原商洛市委常委、商州区委书记张改萍（女）。
理由是：卖官受贿占受贿比最高，张受贿28宗，其中有27宗是卖官，占受贿比的96.43%；张卖官后非常心虚，终日求神拜佛，以求“宽恕”。
张改萍到商州工作后不久，就开始大搞封建迷信活动，痴迷于烧香拜佛，花费达几十万元，但佛祖并不保佑她，最终获刑13年。
第四大卖官书记：最胆大的卖官书记――河南省上蔡县原县委书记杨松泉。
理由是：杨因作奸犯科被“冷冻过”，后被重新启用，不料，杨不思悔改，刚上任就卖官，且卖官所得赃款被下属盗走后，竟责令公安破案，所追赃款送给公安部门；2001年卖出10个乡长、两个乡党委书记职务，此后，该县卖官成风，且明码标价；杨还多次欺骗总理。
杨正在审判中。
第五大卖官书记：最“合法”卖官书记――行使“初始提名权”“合法”化卖官。
理由是：抚顺市原委书记周银校在担任抚顺市委书记期间，运用在干部任免上的“初始提名权”，通过一系列包装以及所谓的组织程序，“合法”卖官5次，敛财26万元。
马德案侦办始末药厂负责人抖出市委书记受贿现年55岁的马德曾历任黑龙江省海林县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牡丹江市副市长，省电子工业局副局长，绥化行署专员，2000年3月任绥化市委书记。
马德受贿案的“盖子”被揭开，不能不提到两个人：牡丹江市制药厂副厂长苗胜国，哈尔滨市金事达实业公司经理肖海鹏。
2001年前后，苗胜国、肖海鹏因为涉嫌其他刑事犯罪案件，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在案件办理过程中，两人先后交代，都曾给时任绥化市委书记的马德送过钱。
此时，马德正在“台上”，苗胜国、肖海鹏主动交代的这一线索，令案件承办人员觉得非同小可。
马德悄悄进入了有关部门调查的范围。
2002年初，绥化市委书记马德被纪检监察部门正式“双规”，马德卖官案的巨大“盖子”逐渐被揭开，牵涉的各级官员越来越多，案情更加复杂。
最后，中央有关部门决定，指定北京东城区检察院对马德受贿案立案侦查。
东城检察院为此抽调精干力量，组成“专案组”，多次前往东北。
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侦查，马德卖官受贿案件的情况被逐步查清。
依照司法程序，对马德追究刑事责任进入到了审查起诉的关键阶段。
异地审理承办检察官忠于法律和事实2004年7月9日，马德涉嫌受贿一案经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指定由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审查起诉。
接到这个艰巨的任务后，市检二分院当日就成立了马德涉嫌受贿案专案组，由具有办理“专案”经验的几名检察官共同承担此案的审查起诉工作。
“我心里非常清楚，越是办这种有影响的案件，越是要求案件承办人员非常冷静、客观，完全依照法律规定来办，将案件办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铁案。
”专案组一位检察官告诉记者，马德卖官受贿案社会关注度高，影响大，涉及范围广。
因此在办案中肯定有不小的难度。
首先是要把证据审查清楚，要仔细推敲，保证证据之间相互吻合，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其次，是多分析，多写案件审查报告。
为了准确把握案情，检察官先后写出了不同重点、10多个版本的审查报告。
通过这些审查报告，几乎可以不用翻阅案卷，就可以对案情有一个全面、细致的了解。
8月初，因为对一个名叫马德的人的诉讼，地处松嫩平原的黑龙江绥化市再次成为媒体聚焦的地方。
马德，这个号称建国以来最大的卖官案的主角-原绥化市委书记，被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以涉嫌受贿正式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马德他说自己也曾是一个有志青年，能力不比人家差，文凭还比别人要高，上得却没有别人快。
所以，马德说自己受贿也是为了送，于是，他又是卖工程，又是卖官，成为每天收入上万元的市委书记。
对于马德的官气、霸气、匪气，大多数人都敢怒不敢言。
还有一些人认为，是因为腐败而产生了马德。
受贿也是为了送今年55岁的马德，1949年出生在黑龙江一个县的普通农民家中。
文革中，马德在当地公社当通讯员。
由于会来事，他常常给领导做个饭，打个洗脚水，很讨领导喜欢。
文革后期，根正苗红的马德被推荐到上海复旦大学读书。
毕业后，马德被分到省里工作。
从1982年2月到1988年11月，马德历任林海县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平均两年上一个台阶。
当时正逢干部三化，年轻、又有文凭的马德于1988年底调任牡丹江市任副市长。
1991年2月，春风得意马蹄急的马德在牡丹江遭遇前所未有的挫折。
在当年举行的换届选举中，马德败走麦城，被差额掉了。
3个月后，马德被安排到省电子工业局任副局长。
这次落选对马德的打击显而易见，据说其曾扬言我马德在哪儿趴下，我还要回哪儿。
让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马德还真有说到做到的能耐，一年半后，马德果然卷土重来，再度出任牡丹江市副市长。
这就是马德广为人知的两度沉浮。
二次崛起的马德在副市长的板凳上一坐就是4年，这时候的马德显得有些郁郁不得志。
4年，也许在有些人眼中只是弹指一挥间，但马德看来显然是过于漫长，尤其是当他看到有些不如我的人因为能送都已是副省级干部了，而我还是一个地级市的副市长，为此心理很不平衡，觉得工作干的再好，不送还是上不去。
2002年8月，双规期间的马德曾这样解剖堕落的原因。
而根据2003年5月21日中国共产党黑龙江省纪委关于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受贿案件的通报披露，马德第一次受贿在1995年11月。
而这正是马德在牡丹江任职的后期。
一位知情者对记者说，马德自视较高，他对自己的期望值是，官最起码要做到副省长。
他说自己也曾是一个有志青年，能力不比人家差，文凭还要高，上得却没有别人快。
所以，马德说自己‘受贿也是为了送’。
由于目前马德案披露的信息相当有限，尽管不能因此断定马德后来升官与此前堕落有着某种内在联系，但人们看到的是，一年后的1996年11月，马德出任绥化行署专员。
一把手卖官，二把手卖工程尽管马德案被媒体称为建国来最大的卖官案，但据了解，在1996年底到1999年底，身为绥化行署专员的马德并没有染指卖官比爵。
不是马德不想，而是不能。
这期间，马德和时任绥化地委书记赵洪彦因收受贿赂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判15年搭班子。
绥化市政协一位领导说，马德与其前任市委书记赵洪彦和后任市长王慎义的关系都比较紧张，双方合不拢。
在他看来，绥化的领导班子不团结，主要是因为权力之争。
他回忆说，在马德任绥化地区行署专员的4年多的时间中，人事大权被地委书记赵洪彦一手把持。
作为绥化市的二把手，在干部人事任免上，马德基本上插不上手。
这期间，赵洪彦向绥化的干部兜售官位。
气不顺的马德只好另辟蹊径，将目光投向自己能够掌控的工程。
从那时起，马德和一些开发商、包工头打得火热，甚至当起了包工头的干爹。
绥化市广播电视大楼被马德交给了自己的干儿子-绥化正达建筑安装公司经理申百臣承建。
为了感谢干爹的关照，申百臣一次就给马德送了200万元。
那一时期，马德卖工程、卖地皮在整个绥化市出了名。
以至于记者在绥化采访期间，仍有当地百姓认为马德出身包工头。
曾与马德曾经在酒桌上有过一面之交的一位同行告诉记者酒桌上的马德格外活跃，有很重的江湖气。
与人打交道总是称兄道弟的，像黑社会上的人。
马德就连绥化的西直路改造工程，也不放过。
当时西直路两边的商铺门前原来的水泥地，马德借口改善绥化的市容市貌，要求将所有的水泥全部铲掉换成地砖。
本来，改善市容市貌是一件有益老百姓的好事，但这个好事却变成了马德家人乘机揩油、中饱私囊的好机会。
西直路上所有的地砖均来自马德老婆田雅芝在哈尔滨的关系户。
结果老土的水泥被铲掉，铺上了花花绿绿的彩色地砖，乍一看西直路好像焕然一新。
然而商户们很快发现好看的地砖并不中用，进货、送货的车一开上去，地砖立刻被压的稀巴烂，没几天西直街商铺两边的地砖就没几块囫囵的了。
压碎的地砖一下雨灌满了水，人走在上面一不留神泥水就溅满裤腿。
商户、行人无不怨声载道，叫苦不迭。
2002年，赵洪彦调走后，绥化撤地建市，当了4年二把手的马德终于坐上了绥化市的头把交椅。
有趣的是，马德在接过赵洪彦的权力的接力棒的同时，也将赵洪彦卖官的传统发扬光大，其卖官不仅金额巨大，且手段多样，花样百出，令赵洪彦望尘莫及。
而马德的继任者王慎义已被捕也同样步马德的后尘，大肆染指工程发包。
书记卖官，市长卖工程几乎成了当时绥化的传统。
每天收入上万元的市委书记在绥化的6年中，马德收受贿赂、卖官已经达到肆无忌惮、几近疯狂的地步原绥棱县县长李刚因受贿、行贿被判出无期徒刑在送给马德30万元后被提拔为绥棱县委书记，原海伦市委副书记王学武已被捕借马德住院之机将50万元送到马德手中，几个月之后，王学武如愿以偿地坐上了了青冈县县长的位子…… 一位知情者说，马德案发后不久，当地的干部说起马德卖官，从副科到正科多少万、从副处到正处多少万、从一般部门到好的部门多少万，进常委多少万，一清二楚，说的头头是道，完全是明码标价。
但发人深省的是，马德东窗事发相当偶然。
据了解，1995年11月，牡丹江制药厂原厂长苗胜国为答谢马德帮其企业贷款等关照，送给马德5000美金，同时也给中国农业银行黑龙江分行副行长丁志国送了一笔数目不小的回扣。
2002年初，丁志国被双规后牵出马德。
据说，马德是在2002年4月11日黑龙江在齐齐哈尔召开的全省地级市一把手会议上被双规的。
绥化政协的那位领导回忆说，他记得原本是通知一把手去的。
可是那边齐齐哈尔来电话通知再去一位副书记。
当时这边就有点不明白，马书记不是去了吗，怎么还要去人？后来一位在家的副书记参加了会，结果会上他根本就没见到马德的踪影。
仅仅一周之内，马书记被双规的爆炸性消息传遍了绥化的大街小巷。
真正让绥化人感到震惊的是在4个月后的8月16日。
这一天，在绥化市的干部礼堂，中纪委、黑龙江纪委向绥化副处级以上干部通报了对马德的审查结果，从1995年至2002年的4月，收受贿赂502万元，美金25万元；收受礼金1373万元，美元294万元、港币127万元、各类物品价值240余万元，共折合人民币2385万元。
一开始说问题，还没觉得怎样，等到公布数字会上都炸了。
你想想，马德从牡丹江到绥化，满打满算6年，这中间还有一年在中央党校学习。
就党政来说，一开始还是二把手，当书记不过就是两年时间，怎么就弄了这么多？事后有人算了一下，马德在绥化期间平均每天的收入在万元以上。
见过马德的人说，他是个穿着随便、甚至比较土的人，据说其妻田雅芝甚至将买菜回来的塑料袋都舍不得扔，一个个捋好存起来。
然而，马德被双规后，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在马德的家中及办公室，办案人员搜出裘皮大衣10多件，摄像机、照相机50多架、皮鞋500多双、衬衣200多件以及各种名贵手表等物品。
马德收的东西几乎全部原封不动地放着，自己不用也舍不得送家里的穷亲戚。
田雅芝甚至将逢年过节别人送的礼品高价出售给市委的接待部门。
聚敛了巨额财富的马德几乎将所有的钱都寄给了在北京某大学任职的儿子处。
采访期间，记者不止一次地听人说马德那家伙，咬谁谁进去。
据知情者介绍，可能因为所有的问题都已交代了，他见到马德时，其心态比较放松，但求生的欲望还是比较强烈。
虽然他说自己很后悔，但我感觉到他觉得反正自己就这么着了，惟一感到牵挂、对不起的就是儿子和老婆。
他说当初他汇钱给儿子时，儿子曾经劝过他别这样干，他觉得自己连累了儿子，很内疚。
为了给儿子留条命，马德进去以后拼命交代。
虽然马德对自己在牡丹江副市长一职一任就是4年感到很委屈，但据一位知情人透露，马德在牡丹江的口碑并不好。
他说，1996年11月，送马德到绥化上任的牡丹江市政府一位副秘书长，临走时对绥化宾馆经理撂下一句话我从牡丹江给你绥化送个王八犊子。
黑龙江纪委的通报中，称马德……独断专行、妄自尊大，容不得不同意见；在工作作风上，集官气、霸气、匪气于一身。
这种评价对马德而言是恰如其分。
说起马德的性格和为人，不少绥化干部都用主观、武断、爱骂人等字眼形容。
一干部对记者说，马德讲话很随便，一开口就骂骂咧咧，在大会小会上都这样。
一位绥化老干部承认，马德讲话随意性很大，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行我素，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和感受，也不太注意公众形象。
这个干部举例说，有次上午刚刚开完市县副处级干部会议，下午还有各市县一、二把手参加的小范围会。
但这天中午，马德喝酒的积极性非常高涨，不仅自己开怀畅饮，还拼命地劝参会的书记、市长们。
结果不仅下午的会延迟了，酒气冲天的马德讲的话自然也与会议事先的安排风马牛不相及。
一喝多就耽误事，这种情况时有发生。
一位知情者向记者披露我记得有一年马德带领有关部门的领导去参观外商投资的油厂，那天下大雨，这些局长们下车后都打着伞，马德见了非常生气，指着局长们的鼻子训斥就你们他妈的娇贵，全部给我撤了。
对于马德的我行我素、主观武断，有人评价其实是一把双刃剑，用的恰到好处也许能做出一些成绩来，用不到正道上，其后果难以预料。
绥化市政府一位退休的秘书长对记者说，马德这个人，说好听一点比较有魄力，说难听一点独断专行。
如果说马德在绥化还有什么政绩的话，他最大的政绩就是拍板处理农民合作基金会。
1997年底到1998年初，当时全国的农业基金会因为经营不善，不能兑付，造成挤兑。
在绥化，当时农民到信用社、银行挤兑，一连好多天，上访、静坐的群众在市委、市政府门口高喊马德还钱、赵洪彦下来，机关正常的工作根本没办法开展。
赵洪彦没有招，便借口是政府办的事，将这块烫手的山芋甩给了马德。
马德接手后，于1998年11月成立了农业基金会债务清理办公室，自己兼任领导小组组长，抽调40名公检法干部和40名后备干部，两人一组，清理债务。
这场雷厉风行的清理债务，先后有几百人被抓。
当时那些不还钱或还不起钱的人被抓拘留所，一关就是15天，15天后放出来第二天又重新抓进去再关15天。
这一次要回来9千万元。
这种做法的方法只有马德可以，因为他能够拍板，别人谁也不敢。
这9千万元，加上省里贷的2000万元，全部还给了农民。
农业合作基金会一分不少地把钱还给农民，这在全国绝无仅有。
在那一年的全国长沙会议上，绥化处理农业基金会的做法被当作典型经验在会上交流。
而这件事也成了马德由行署专员升任市委书记的主要政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