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未成年人的犯罪与刑罚

论未成年的犯罪与刑罚摘要: 未成年人是一个与成年人相对应的范畴，在我国特指未满18周岁的儿童、青少年。

刑法保护是未成年人的各种保护中最基本最低限度的保护。

但是，目前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力度还不够，在对未成年犯罪主体的保护方面，无论是在定罪过程中，还是在量刑、行刑过程中，都存在着不足之处。

在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方面，也存在着一些缺陷。

切合目前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的刑法改革方向，建议加强对未成年罪犯的非刑罚处理方法和对未成年罪犯受教育权的保护，使刑法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更加完整和科学，构建更为完备的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法律体系。

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刑罚；保护成年人犯罪在当前刑事案件中占据一定的比例，但是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在刑事责任的认定和刑罚的适用上有着明显的区别。

对未成年人犯罪在刑法规定的不同年龄阶段应当负何种刑事责任作初步的探讨；认为根据刑法的基本原则和未成年人的特点，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不能适用死刑、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和没收财产。

人民法院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要正确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有关规定，严肃执法，认真贯彻“寓教于审，惩教结合”的基本原则，审理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在对未成年人犯罪具体量刑时，不但要根据犯罪事实、犯罪性质和危害社会的程度，还要充分考虑其犯罪的动机、是否初犯、偶犯或者惯犯，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情况，以及犯罪后有无悔罪、一贯表现等情况，决定对其从轻还是减轻处罚，使判处的刑罚有利于未成年犯罪改过自新和健康成长。

在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明确规定：“本法所称的未成年人是指未满18岁的公民。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在解释上也是采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的未成年人的界定，以未满18岁为未成年人。

我国现行刑法也是以18岁为界限，“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18岁以下的区别情况负部分或者不负刑事责任。

各国对具有法律意义上的未成年人的年龄起点规定各不相同，1984年修订的《印度刑法典》规定为满12岁，与我国规定满14周岁相同的有1950年《朝鲜刑法》、1968年修订的《意大利刑法》、1971年《加拿大刑法》、1976年修正的《联邦德国刑法》和现行的《日本刑法》等。

规定负刑事责任的起点也有的达到我国未成年人年龄的上限18岁如《巴西刑法典》。

对于未成年人年龄的限定，应当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考虑那些真正影响人的生理、心理、成熟早晚的各种社会经济、文化、气候和其它因素，使未成年人年龄的限定科学合理，更适合于保护未成年人和预防犯罪的发生。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在我国具有法律意义上的未成年人是指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

这一规定显然将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排除在此“未成年人”之外，因此本文中未成年人犯罪中的“未成年人”是指从其出生的年月日起计算已满14周岁而尚未到18周岁的公民。

未成年人出生的年月日是指法律意义上的出生的年月日，即合法的出生证明上所记载的出生的年月日。

我国刑法理论中所说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所实施的危害社会、触犯刑律并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希望，国家的未来，由于身体、心智方面均不成熟，未成年人明显处于弱势群体地位，其权益极易受到侵犯，也极易成为各种违法犯罪的主体。

随着社会的发展，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越来越多，未成年人犯罪也越来越严重。

刑法一方面保护未成年人不受各种犯罪的侵害，另一方面保护未成年人犯罪主体的人权，使之不受非法的刑事追究。

然而现行刑法尽管体现了对未成年人充分保护的法律精神，但仍有不少缺陷之处，有待完善。

在刑法上，作为犯罪主体的未成年人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公民。

处于这一年龄时期的人，虽然有一定的辨认、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但因生理、心理等都还处于发育之中，思想观点并不像成年人那样成熟和稳定，可塑性大，容易接受教育和改造。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8条明文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坚持适用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另一方面又能要照顾未成年人的特殊性，定罪、量刑、行刑方面都不能等同于成年人，然而现行刑法在这些方面仍存在着一些不足。

定罪过程中的非犯罪化政策。

非犯罪化，是指对于那些虽然符合刑法规定，但情节轻微，没有较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能不作为犯罪处理的，就不作为犯罪。

1比对现行刑法的这一政策，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对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该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因此，对于符合《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情形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人民检察院有权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公安机关在侦查期间，能作为治安处罚的就不作为犯罪追究；人民法院不认为其犯罪的则不定罪。

公、检、法三大系统全面协调贯彻对未成年人定罪过程中的非犯罪化政策。

我国现行刑法第17条第1、2款明文规定了刑事责任年龄不满14周岁的，不能成为犯罪主体，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可以成为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八大罪的犯罪主体，未满16周岁可以成为任何罪的主体。

由此可见，此上述八种罪的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和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这两类未成年人在定罪方面等同于成年人，没有体现对未成年人犯罪主体特殊保护的刑事政策，也没有体现从宽的政策，这应该是立法上的不足之处。

2虽然2006年1月份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指出了可以不认为其犯罪的几种情形，弥补了刑法法条里的许多不足，但远远还不够。

总之，在定罪方面，要尽力贯彻好对未成年人犯罪主体的非犯罪化政策，立法上应规定对未成年人从宽处理的原则，并予以明确界定。

量刑过程中的减免处罚政策。

刑法第17条第3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第49条规定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

这是我国现行刑法在量刑方面对未成年人减免处罚的总脉络，不仅充分体现了对未成年人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而且与我国已加入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37条的规定相符合，《儿童权利公约》第37条规定：“缔约国应确保儿童不受酷刑或其他形式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对未满十八周岁的人所犯罪行不得判以死刑或无释放可能的无期徒刑。

”除此之外，对未成年人来说，在刑法总则中就没有关于量刑方面的其他规定了，这就给司法实践带来诸多的麻烦，理论上也存在诸多争议，特别是对未成年人的适用缓刑规定，免予刑罚处罚规定，自首和立功方面。

对未成年人适用缓刑是量刑过程中减免处罚政策的一大表现。

缓刑作为国家控制犯罪的重要刑事政策，被认为是除了刑罚，保安处分两个控制犯罪支柱外的第三个支柱，是特殊的刑罚手段。

这一特殊的刑罚手段对促进罪犯改过自新，预防罪犯再次犯罪起着很大的作用。

由于未成年人可塑性大，容易偏离生活正常轨道走向犯罪，但也容易认识错误改造自新，因此，缓刑的适用对于预防未成年人再次犯罪以及重新回归社会的作用更为显著。

刑法第72条第1款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

”这是我国现行刑法对缓刑适用条件的界定。

另外，第74条规定累犯不适用缓刑。

根据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特别保护的精神，对需要判处刑罚的未成年人，只要符合刑法第72规定的缓刑条件的，一般都应适用缓刑。

这样做，有利于对未成年罪犯进行教育、挽救和改造，可以避免和防止在监狱或劳改场所的交叉感染，最大限度地发挥刑罚的功能。

但是，在如何判定未成年罪犯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以及在掌握未成年罪犯“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条件时，刑法并没有作出有别于成年罪犯的规定。

未成年人可塑性大，正因为这点，才要求法律对其给予特别保护。

行刑过程中的从宽处理政策。

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是刑法三大原则之一。

与适用刑法人人平等相对应的是执行刑罚人人平等。

罪行轻重不同，主观恶性不同，改造难易不同而给予差别处理，这是行刑中的应有之义。

但由于未成年人的主观恶性、改造难易程序明显不同于成年人，对未成年人给予区别对待，体现了司法公正的精神，这不违反行刑人人平等的原则。

3恰恰是行刑平等的实质体现[1]，诠释了司法公正的精神。

我国刑法中对这种区别的待遇的规定并不明确，在减刑、假释的规定中，也没有明文规定未成年人应该放宽。

1997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的《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第13条规定：“对犯罪时未成年人罪犯的减刑、假释，在掌握标准上可以比照成年罪犯依法适当放宽。

”立法的不足不能仅用司法解释的方式来补救，而且这一司法解释规定的是“可以比照”，而不是“应当比照”成年罪犯适度放宽，行刑平等原则是要切实保护发未成年人的利益，而实行实施中，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无形中被缩小了。

未成年犯的思想和性格的可塑性较强，虽一时失足犯罪，但人生之路还很长，完成义务教育可以弥补他们的缺失和遗憾，能提高他们的认知水平、自控能力和综合素质，大大巩固改造效果，能使他们更好地回归和融入社会。

但是，刑法中对未成年罪犯受教育权的保护与相关法律呈脱节状态，甚至处于空白阶段。

建议立法者考虑在刑法的高度上对未成年罪犯的受教育权加以保护和完善。

在对未成年犯罪主体的保护上，建议以明确的条款对未成年罪犯的受教育权予以规范。

在刑法第39条被管制罪犯的义务与权利中，可以在第2款中注明“对于被判处管制的未成年罪犯，应当享有受教育的权利”。

在第43条拘役的执行中，该条的第2款应增加“在执行期间，被判处拘役的未成年罪犯，应当享有受教育的权利“。

这样就把未成年罪犯的受教育权纳入了刑法的具体条文中，并对未成年罪犯的受教育权予以保障和落实，以示对未成年罪犯的合法权利的关注和重视，更好地帮助和教育未成年罪犯。

我国刑法在未成年人保护问题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不论是在总则还是在分则都存在着不足之处，这些不足仅凭个别司法解释来弥补是不够的，立法机关应当考虑对刑法相关内容加以修改和完善，使之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全面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1]赵秉志，犯罪总论问题探索[M].北京:法律出版社。

[2]林山田，刑罚学[M].台湾：台湾商务印务馆。

[3]张明楷，刑法学(第二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