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经济领域下的反垄断公益诉讼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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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经济时代反垄断监管在平台经济时代,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深入应用,各种在线平台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无论是电子商务平台、共享经济平台还是社交媒体平台,它们都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和创新。
然而,随之而来的是垄断行为的愈发明显。
在这样的情况下,反垄断监管变得格外重要。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什么是垄断行为。
垄断是指某个企业或者少数几家企业通过控制市场资源、垄断市场信息和技术、限制竞争等手段,使得其他企业无法进入或者无法在市场上有效竞争,从而在市场上获得垄断地位和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在平台经济时代,一些在线平台通过垄断信息、控制用户数据和市场渠道等手段,形成了垄断地位。
这不仅对其他同类平台造成了不公平竞争,还可能限制了消费者权益。
面对这种情况,反垄断监管势在必行。
反垄断监管是指政府或者相关机构通过制定法律法规、依法查处垄断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的方式,对市场进行秩序管理的行为。
在平台经济时代,反垄断监管需要针对在线平台的特殊性,采取一系列的监管措施。
首先,要加强平台市场的监测和调查。
通过监测平台市场的竞争状况,掌握市场主体的行为和市场格局的变化,及时发现和研究平台市场中可能存在的垄断行为。
同时,也要加强对平台市场的调查,对疑似垄断行为进行深入核查,全面了解平台市场中的垄断行为情况。
其次,要制定相关的反垄断法律法规。
当前,我国对于平台垄断行为的反垄断法规还相对不完善,需要进一步完善和落实法律法规,明确和规范对平台垄断行为的界定和处理办法。
同时,还要加大对违法垄断行为的处罚力度,对于垄断行为者要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维护市场竞争的公平和秩序。
另外,要加强对于在线平台数据的监管。
数据在平台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些在线平台通过数据垄断实现市场优势,对其他竞争对手形成了制约。
因此,我们应建立健全数据治理体系,规范平台对用户数据的收集、使用和共享,保护用户的隐私权。
同时,政府也应加强对在线平台数据的监管,防止其滥用数据形成垄断优势。
我国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的困境及对策作者:李子文来源:《中国经贸导刊》2021年第04期一、引言近年来,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平台企业大量崛起,通过促进市场主体之间的精确高效匹配,显著提升了经济活动的组织效率,推动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成为技术变革和产业变革的重要载体。
苹果、亚马逊、微软、阿里巴巴、百度等国内外知名企业都属于典型的平台,这些企业依托其平台型组织构建了庞大的产业生态体系,将不计其数的中小企业和个人用户囊括其中,形成了显著的规模经济性和范围经济性,增进了社会福利。
另一方面,平台“一家独大”的市场地位和垄断行为可能对正常市场秩序形成干扰,损害公平竞争和社会公众利益。
由于平台用户群体广泛、对不同行业领域引擎式带动作用巨大,平台的垄断行为容易造成覆盖面广、影响深远的负面效应,甚至导致一些公共事件的发生。
近年来,发达国家的政府部门一直在加强对平台经济的规制。
欧盟委员会前主席让-克洛德·容克在2014年发起“数字化单一市场(DSM)”战略,提出要“推出对在线平台以及互联网中介服务提供商的综合评价”,着力构建适合平台和中介机构发展的规制环境。
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2019年起诉了全球最大的社交媒体平台企业——脸书,认为脸书挖掘了大量个人数据,利用种族、肤色、国籍、宗教、性别和残疾等受法律保护的特征来决定谁能浏览住房广告,“用电脑限制了一个人的住房选择”。
平台垄断行为、道德风险、泄露用户隐私等问题也不断引发我国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的关注。
2019年8月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维护平台经济的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依法查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制交易等违法行为。
2020年11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起草发布了我国首个关于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问题的政策文件——《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针对性地明确了平台相关市场界定、经营者集中以及与平台规则、数据、算法、技术等相关的各类垄断行为的应对处理办法。
论反垄断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全文共四篇示例,供读者参考第一篇示例:反垄断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垄断行为日益凸显,对于保护市场竞争秩序和维护消费者利益,反垄断公益诉讼制度日益受到关注。
反垄断公益诉讼是指由法律主体代表公众利益对垄断行为进行诉讼的一种民事行为。
目前我国反垄断公益诉讼制度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以提高其效力和有效性。
我国反垄断公益诉讼制度在法律适用上存在一定难度。
由于反垄断案件所涉及的经济专业性较强,对立案法官和律师等专业人士的要求较高,其代表性和社会公众性较好,对诉讼原告参与反垄断公益诉讼的融资渠道限制较大,使得成功起诉的案例不多。
由于公众利益代理人的法律地位不明确,缺乏一套完整的民事公益诉讼实践规则,导致公众利益诉讼主体权利缺乏保障,对公益诉讼积极性的影响。
在制度建设上也存在不少不足。
我国反垄断公益诉讼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的作用有限,主要表现为民事公益诉讼立案容易,但诉讼成功率低;公众参与度和社会感知度不高;赔偿额度较低等。
我国现行反垄断公益诉讼制度的民事赔偿金额相对较少,难以达到对违法者制裁和赔偿受害者的效果。
为了完善反垄断公益诉讼制度,有关部门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加强法律培训,提高反垄断法律领域专业人才的数量和素质,增强司法人员和律师的专业能力,为公众利益代理人提供更多的法律援助和支持。
建立公众利益代理人参与诉讼的法律地位和权益保护机制,明确其法律地位和义务,并规范其行为和资格。
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公益诉讼实践规则,明确适用范围、诉讼条件、赔偿额度等相关规定。
调整赔偿标准,提高反垄断公益诉讼的赔偿金额,以提高震慑力和对违法者的制裁效果。
完善反垄断公益诉讼制度是保护市场竞争秩序和维护消费者利益的需要,需要政府、司法机关、律师协会等多方合作,共同推动反垄断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和进步。
只有通过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提高公众利益代理人的能力和权益保障,增加赔偿金额等措施,才能更好地发挥反垄断公益诉讼的作用,保护市场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论反垄断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反垄断公益诉讼制度是保障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法律制度,它具备事实性、力量性、效率性等多重特征,能够有效解决市场上出现的垄断行为和不正当竞争现象。
然而,在实践中,反垄断公益诉讼制度存在一些问题,其完善是推动市场规范化运作、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首先,反垄断公益诉讼机构应得到完善。
目前,我国的反垄断公益诉讼机构主要是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等,这些机构在反垄断公益诉讼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不足之处。
一方面,这些机构的维权能力和专业素质还需要提高,需要加强人员配备和培训,提高机构的专业水平;另一方面,由于这些机构仍然处于行政机构的性质,因此在实践中难以充分行使其反垄断公益诉讼职能,需要建立独立的反垄断机构,加强其职能的独立性和专业性。
其次,反垄断公益诉讼制度的适用范围和程序需要进一步明确。
目前,我国的反垄断公益诉讼制度还存在一些模糊和不确定的问题,例如,对于哪些行为可以启动反垄断公益诉讼,或者在启动反垄断公益诉讼前需要进行哪些程序性操作等问题,需要更加清晰地规定。
此外,应该建立相应的案例指引和标准,规范反垄断公益诉讼程序中各个环节的操作,保障企业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第三,反垄断公益诉讼法律责任应得到加强。
目前,我国的反垄断公益诉讼法律责任制度相对薄弱,尤其是对于违法企业经营者的刑事和民事惩罚机制不够有力。
因此,应该加快完善反垄断公益诉讼法律责任制度,明确法定刑和法定赔偿等相关规定,并建立有效的追责机制,以对垄断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形成强力威慑,提高企业的法律遵从意识。
最后,应该建立反垄断公益诉讼信息公开机制。
目前,反垄断公益诉讼的信息公开程度还不够,尤其是关于反垄断公益诉讼案件的具体细节和判决结果等方面,信息公开仍然存在问题。
因此,应该建立完善的反垄断公益诉讼信息公开机制,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促进司法公开和政府信息公开。
总之,完善反垄断公益诉讼制度是推动市场规范化运作、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需要积极采取措施推动其不断发展和完善。
中国经贸导刊我国平台经济反垄断规制的困境及对策□李子文—、引言近年来,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平台企业大量崛起,通过促进市场主体之间的精确高效匹配,显著提升了 经济活动的组织效率,推动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成为技术变革和产业变革的重要载体。
苹果、亚马逊、微软、阿里巴巴、百度等国内外知名企业都属于典型的 平台,这些企业依托其平台型组织构建了庞大的产业 生态体系,将不计其数的中小企业和个人用户囊括其 中,形成了显著的规模经济性和范围经济性,增进了社 会福利。
另一方面,平台“一家独大”的市场地位和垄断 行为可能对正常市场秩序形成干扰,损害公平竞争和 社会公众利益。
由于平台用户群体广泛、对不同行业领域引擎式带动作用巨大,平台的垄断行为容易造成覆 盖面广、影响深远的负面效应,甚至导致一些公共事件 的发生。
近年来,发达国家的政府部门一直在加强对平 台经济的规制。
欧盟委员会前主席让-克洛德•容克 在2014年发起“数字化单一市场(DSM)”战略,提出要 “推出对在线平台以及互联网中介服务提供商的综合 评价”,着力构建适合平台和中介机构发展的规制环 境。
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2019年起诉了全球最大的 社交媒体平台企业——脸书,认为脸书挖掘了大量个 人数据,利用种族、肤色、国籍、宗教、性别和残疾等受 法律保护的特征来决定谁能浏览住房广告,“用电脑限 制了一个人的住房选择”。
平台垄断行为、道德风险、泄 露用户隐私等问题也不断引发我国政府部门和社会公动数字平台提升运营透明度,着力打破数字平台数据 和算法“黑箱”,提髙其数据开发利用透明度,提高各方 对数字平台数据利用行为信任度。
其次,完善数据垄断、算法操纵等行为认定标准和 规范,加强对数据垄断滥用、数据不正当竞争等行为的 精准监管,预防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力排除、限制市场竞 争,恶意打击和排挤竞争对手,抑制市场公平竞争;同 时要防止数字平台对所掌握的数据资源实施数据歧视、垄断高价等剥削性滥用行为,损害用户权益。
《互联网平台竞争与反垄断规制以3Q反垄断诉讼为视角》篇一互联网平台竞争与反垄断规制:以3Q反垄断诉讼为视角的高质量范文一、引言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平台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然而,随着市场的繁荣,竞争的加剧,反垄断问题逐渐凸显。
本文以3Q反垄断诉讼为视角,探讨互联网平台竞争与反垄断规制的关系,分析当前互联网行业的竞争态势和反垄断法规的必要性及实施难点。
二、互联网平台的竞争现状(一)竞争激烈,市场多元化互联网平台经济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涵盖了众多领域,如电商、社交、搜索、支付等。
各大平台在争夺市场份额的同时,也在不断拓展业务领域,形成了多元化的竞争格局。
(二)数据成为核心竞争力在互联网时代,数据成为企业的重要资产。
各大平台通过收集、分析和利用用户数据,提高服务质量,增强用户粘性,从而在竞争中占据优势。
三、3Q反垄断诉讼案例分析(一)案件背景3Q反垄断诉讼是指阿里巴巴旗下的QQ与另一家互联网公司之间的反垄断诉讼案件。
该案涉及到互联网平台的竞争问题以及反垄断法规的适用问题。
(二)案件争议焦点该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QQ是否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限制其他竞争对手的竞争行为。
这一争议焦点反映了互联网平台在竞争中的行为规范以及反垄断法规的适用问题。
四、反垄断规制的重要性与实施难点(一)反垄断规制的重要性反垄断规制是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利益的重要手段。
在互联网领域,反垄断规制可以防止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制竞争对手的竞争行为,维护市场的多元化和活力。
(二)实施难点然而,互联网平台的特殊性使得反垄断规制的实施面临一定的难点。
首先,互联网平台的竞争行为往往涉及到复杂的算法和技术手段,难以进行准确的判断和监管。
其次,互联网平台的竞争行为往往具有动态性和隐蔽性,难以被及时发现和制止。
此外,反垄断法规的制定和执行也需要不断适应互联网领域的发展变化。
五、加强互联网平台反垄断规制的建议(一)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加强互联网平台反垄断规制首先需要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以反垄断公益诉讼推进平台经济治理作者:钟皓珺来源:《人民论坛》2022年第18期【关键词】平台经济公益诉讼反垄断【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數字经济模式下,数据已成为互联网市场竞争的核心资源,也是互联网平台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要素。
但与此同时,控制和占有海量数据的互联网平台利用数据实施垄断行为的风险增大。
平台“二选一”“大数据杀熟”“低于成本销售”“扼杀式并购”等现象日益突出,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而且损害了不特定市场主体在数据安全、隐私、创新等方面的合法权益。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已于2022年8月1日起正式施行,其中第六十条第二款专门规定:“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积极稳妥开展反垄断领域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的通知》,要求积极稳妥开展反垄断领域公益诉讼检察工作,重点关注互联网、公共事业、医药等民生保障领域。
这些为反垄断民事公益诉讼提供了制度基础和法律依据。
数据垄断行为异于传统的垄断行为,其基于技术手段实施的垄断行为并非面向单个消费者或单个经营者,而是面向不特定的多个或单个主体,这就导致其行为的社会公共性明显。
首先,对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损害具有公共性。
算法是平台企业处理数据的核心技术之一,当前算法和大数据技术的滥用引发较大争议。
比如,处于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企业过度收集、处理用户数据,利用不正当隐私条款强迫用户同意其收集个人信息,以巩固竞争优势,由于因平台的锁定效应,用户面临着“拒绝即无服务”的困境。
这些行为严重侵害了众多不特定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等合法利益,将对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这也意味着,垄断行为的实施者不会直接针对个人消费者实施垄断行为,然而该行为将发散性地辐射到全体消费者。
从总体上看,平台数据垄断行为给广大不特定用户利益带来侵害,具有较突出的社会公共性。
《互联网平台竞争与反垄断规制以3Q反垄断诉讼为视角》篇一互联网平台竞争与反垄断规制:以3Q反垄断诉讼为视角的高质量范文一、引言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平台已成为现代经济的重要支柱。
然而,随着竞争的加剧,一些互联网平台的垄断行为逐渐显现,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其中,以3Q反垄断诉讼为代表的案件成为了反映这一现象的重要窗口。
本文将分析互联网平台竞争与反垄断规制的关系,以及以3Q反垄断诉讼为例探讨其中的关键问题。
二、互联网平台竞争现状分析互联网平台以其独特的优势,如信息共享、资源整合等,迅速成为各行各业的主要竞争力量。
然而,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部分互联网平台逐渐形成了垄断地位,导致市场竞争失衡。
这种现象在多个行业中都有所体现,如电商、社交、搜索引擎等。
这些平台的垄断行为不仅影响了其他企业的正常经营,也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三、反垄断规制的重要性为了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反垄断规制显得尤为重要。
反垄断法旨在防止企业通过垄断行为排除或限制竞争,保护消费者利益,促进经济发展。
在互联网领域,反垄断规制的实施能够有效地打破市场垄断,推动平台间的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四、3Q反垄断诉讼案例分析3Q反垄断诉讼是我国互联网领域的一次重要诉讼事件。
在该案例中,我们看到了互联网平台的激烈竞争和潜在的垄断问题。
原告认为被告在市场上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行为。
这一诉讼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互联网平台竞争和反垄断规制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从该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反垄断规制在互联网领域的实施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
首先,这有助于打破市场垄断,促进平台间的公平竞争;其次,保护消费者的权益,防止企业通过不正当手段损害消费者利益;最后,促进互联网行业的健康发展,推动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五、完善反垄断规制的建议针对当前互联网平台的竞争现状和反垄断规制的需求,我们提出以下建议:1. 完善法律法规:政府应加强反垄断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订工作,确保其适应互联网领域的发展特点。
电商平台上的反垄断问题研究近年来,随着电商行业的快速发展和壮大,电商平台也逐渐成为市场主流,越来越多的商家选择在电商平台上售卖产品,消费者也习惯了在电商平台上购物。
然而,随着电商平台规模持续扩大,其在市场中的垄断地位也日益凸显,涉嫌违反反垄断法规。
因此,电商平台上的反垄断问题也逐渐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研究。
一、电商平台上的反垄断问题反垄断问题是指在市场上存在一家或多家企业通过合并、垄断等手段,损害市场的公平竞争和消费者的利益,违反反垄断法规的行为。
在电商平台上,垄断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平台的控制力电商平台通过多种手段控制商品的定价、发货和售后等服务,影响商家的销售和利润,限制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公平竞争,达到利益的最大化。
2、平台的服务费电商平台通过对商家收取平台服务费的方式,使平台获得大量的收益,而这些费用最终被转嫁给消费者,限制了市场的公平竞争和消费者的利益。
以上两点都存在严重的反垄断问题,对消费者和市场都造成了不可逆的影响。
二、反垄断问题的解决方式1、提高政策法规的制定和完善针对电商平台存在的反垄断问题,政府部门需要加强监管,完善反垄断法规,强化电商平台运营的监管和处罚力度。
同时也要加强公众的反垄断意识教育,提高消费者对电商平台的认知和风险意识。
2、建立多方参与的市场机制平台及政府部门应建立公平竞争的内部市场机制,加强对商家和消费者的监督和管理,营造诚信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3、发展新型电商平台在当前电商平台的大型化趋势下,应从创新的角度寻找突破口,研发新型电商平台,通过技术升级、服务提升等手段来提高产品和客户体验,增加市场公平竞争的程度。
三、电商平台的未来发展随着新兴技术的不断涌现和政策法规的不断完善,电商平台未来的发展方向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可持续性可持续性是电商平台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平台企业应在经营的同时注重对环境和社会的责任,实现可持续经营,赢得社会的认可和支持。
2、智能化人工智能技术是电商平台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平台企业应通过技术创新,加速智能化转型步伐,提升平台的用户体验和服务品质。
平台经济领域下的反垄断公益诉讼问题研究 当数字技术进入市场经济,经济利用数字技术整合上下游市场,降低成本,随即迎来了平台经济的崛起,如今平台经济已经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助力。[1]但平台经济的无序扩张,其利用资金、信息等优势进行垄断与不正当竞争的行为所带来的危害也日益凸显。如电商平台强迫入驻商家独家选择,社交平台封禁、屏蔽用户发言、旅行与外卖平台利用数据的杀熟行为等现象屡见不鲜。由于平台经济的特殊性,相较于传统企业,其更容易造成信息不对等性,对消费者与其他经营者造成损害,因此平台经济已经成为了《反垄断法》的重点规制对象。通常《反垄断法》的规制以行政执法为主,但反垄断执法机构自身无法解决大型平台经济垄断行为,一旦反垄断执法机构不作为,而个体消费者和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实力也太弱,平台经济的垄断行为就陷入了无人规制的状态下,因此在平台经济领域引入反垄断公益诉讼十分必要。
一、平台经济垄断带来的风险
平台经济领域下一旦构成垄断,与传统企业相比较,将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其不仅仅在市场经济领域对消费者与其他经营者造成损害,更为严重是,平台经济掌握大量用户信息,极有可能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损害一旦造成,将很难弥补。
(一)损害消费者权益
平台经济掌握大量消费者数据,极易利用数据算法等手段达成诸如算法合谋等隐蔽的垄断行为,在价格、质量等方面损害消费者权益,最为常见的诸如大数据杀熟行为等,在平台经济中对消费者的损害变得更加容易且更具隐蔽性,不易被法律规制。同时在平台经济领域下,消费者在信息、资金、结构等方面处于更加劣势的地位,与平台经济的实力对比更加悬殊,消费者维权变得更加艰难,可以说一旦平台经济形成垄断,会给消费者带来史无前例的损失。 (二)破坏市场公平竞争 大的平台公司,往往拥有强大的资本,拥有庞大的用户群体,他们的信息收集、利用、技术、研发等方面,都是无可替代的,因此其他经营者的生存空间很容易被大型平台企业压缩,从而迫使其退出竞争,同时利用其优势地位进一步对其他经营者进行封锁,巩固其优势地位。同时在平台经济市场一般存在几个“寡头”,共同瓜分市场,各个“寡头”之间一旦利用算法形成合谋,形成更加广泛的垄断,将会严重损害市场的公平竞争,从而使市场失去创新的活力。
(三)危害国家安全
平台经济掌握的大量数据与个人信息已经成为一项重要资源,而且,国家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完全掌控所有的消息,就更难以控制相关风险,而且平台企业在利润的驱使下,也会想方设法规避政府的监管,所以如果国家的政策不能适应平台的发展,平台经济就会失去控制,并且由于平台经济掌握大量消费者个人信息,很有可能利用这些信息反制政府,将政府裹挟其中,带来巨大的隐患。另外,平台企业所拥有的数据与用户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数据的收集和加工,将会影响国家的政治、经济等重要领域,是国家的重要资源。一旦这些资源被泄露或者买卖,将是对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
二、反垄断公益诉讼的必要性
在平台经济领域下引入反垄断公益诉讼,不但可以补偿个体的诉权,更是《反垄断法》的社会本位需求,是为了维护公众的福利,同时也是为反垄断执法贡献新的力量,提供新的思路。可以说将公益诉讼引入其中是当下时代平台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经济社会长足发展的基本保障。
(一)弥补个人诉讼的不足
平台公司的垄断会给消费者和经营者带来巨大的损失,此时,若反垄断执法机构又没有及时制止,仅靠个人诉讼来对抗平台企业,那么力量差距过于悬殊,对于个人而言其举证难度和经济成本等都是巨大的,因此个人诉讼在反垄断领域胜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2]。而将公益诉讼引入平台经济反垄断案件中,让检察院参与进来,恰恰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缺失,帮助消费者及其他经营者维护应有的权益,以平衡二者之间的不对等性。
(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
在平台经济中,垄断不仅会给消费者和经营者带来伤害,而且还会对市场的竞争造成一定的干扰,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和经济系统,而平台经济因其自身特点一旦形成垄断,造成的损害只会更加深远。因此在平台经济反垄断案件中引入公益诉讼,不仅仅是对消费者及经营者个人的保护,更是经济法社会本位的体现,是《反垄断法》行政职能的凸显。同时由于平台经济中的垄断地位一旦形成,对消费者、经营者等个人和整个社会经济系统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而公益诉讼具有的“救济先于权利的”特点,可以帮助诉讼在损害之前提起,防止平台经济的独占,使其遭受巨大的损害,从而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为治理反垄断提供新思路
传统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实践中也会出现失灵的情况,当政府出于价值衡量,而将市场秩序置于公平竞争与其他价值之后时,市场就会因政府的决策而蒙受损失[3]。如果仅仅依靠反垄断执法机构,很难对平台经济的垄断进行有效的监管。因此推动多元化监管体系十分必要,将公益诉讼引入其中,既能弥补个人诉讼力量薄弱的问题,又能在监管不力时发挥作用。在实践中公益诉讼与反垄断执法机构、个人诉讼共同构成反垄断规制体系,协同发挥作用,有助于平台经济的稳定运行与长足发展。
三、反垄断公益诉讼的困境
纵然将公益诉讼引入平台经济对于反垄断领域有着诸多的必要性,但反垄断公益诉讼要真正实现良好的运行,还需要解决诸如法律支撑不足、举证规则不明以及诉讼积极性不够等诸多问题。 (一)法律支撑不足 平台经济本身具有规模性、复杂性、隐蔽性等特点,所以,《反垄断法》的执行工作有一定困难,难以有效监管平台经济的垄断行为。在现有的行政体制下,对平台经济的监管尚处于各自为政的模式,各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也有欠缺,因此很难对平台经济进行精准化的管理。而即便是将公益诉讼引入平台经济反垄断案件之中,援引现有的行政公益诉讼也只是规定了,检察机关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后,应当监督其履职,至于具体法人履职标准及时限则并未做明确说明。这就导致了检察机构在实际操作中处罚的力度不够,震慑力量不够,很难真正发挥作用,而且平台经济中的反垄断公益诉讼能否直接适用行政公益诉讼,在法律上也未作说明,因此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平台经济下的反垄断公益诉讼的法律规定严重缺失,亟需进一步细化。
(二)举证规则不明
在平台经济领域下,能够达成垄断地位的企业一般来说都是行业翘楚,其在资金、结构与信息上具有巨大的优势,如果其在调查过程中拒不配合,检察机关很难取证。同时,检察机关取证时多是与公安机关合作,取证手段多针对刑事案件,对于《反垄断法》中的相关市场界定、市场集中度等方面的知识相对比较缺乏,这使得公诉部门的取证工作更加困难。而按照现有行政公益诉讼的举证标准,即“谁主张谁举证”,则检察机关要承担证明平台企业构成垄断的责任。这种情形下,若以行政性民事公益诉讼作为证明标准,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的管制,从而使其丧失应有的意义。而针对平台经济反垄断公益诉讼的专门性举证原则法律尚无明文规定,也成为了平台经济下的反垄断公益诉讼实施的一大阻碍。
(三)诉讼积极性不够
传统反垄断赔偿一般是借鉴了民事赔偿制度,主张填平原则,要求原告不得因诉讼而获得额外利益。因此在反垄断案件中,即便原告获胜,所获得的利润也相对较少,再加上原告本身举证难度极大,这对原告保护自己利益的动机造成了很大的损害。而反垄断诉讼中的被告一方往往实力较为强劲、资金雄厚,即便败诉所要付出的赔偿对其而言也不过是九牛一毛,很难真正对其有震慑作用。在此背景下,原告的诉讼费用要比普通的法律费用大得多,且远远大于其诉讼成本,若在平台经济环境下,采用常规的补偿机制,并不利于反垄断公益诉讼的发展,最终导致其沦为形式。
四、反垄断公益诉讼的解决路径
尽管平台经济领域下的反垄断公益诉讼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就当前而言,为了让反垄断公益诉讼的效果最大化,以维护市场经济长足稳定的发展,必须对其现有存在的问题进行回应,着重解决完善法律制度、明确举证原则以及完善奖励机制等方面的问题。
(一)完善法律制度
现行立法并未就民事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诉讼主体和法律责任做出明确的界定,从而导致在平台经济环境下的反垄断公益诉讼难以实现,因此对上述方面的立法是打通公益诉讼运行道路的第一步。尤其是在确定公益诉讼的诉讼主体方面,目前学界争议较为激烈,争论的焦点是,消费者等个人是否应该作为公益诉讼的主体,从而扩大诉讼主体的范围,以达到促进公益诉讼的目的[4]。但应当注意的是反垄断案件中本身就属于专业性极强的领域,而平台经济领域下的反垄断案件更是如此,公益诉讼主体需要具备极高的法律素养,而消费者等个人并不具备这样的素质。在平台经济领域,盲目放开反垄断公益诉讼的主体对反垄断公益诉讼的发展是不利的。所以,在平台经济的背景下,如何正确制定反垄断公益诉讼的法律规范是其发展的关键。
(二)明确举证原则
由于能够达成垄断的平台企业实力雄厚,在此时要求公益诉讼的提出主体举证难度极大,有悖公益诉讼的初衷,不利于维护市场经济体系,但直接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又在法理上难以得到合理的证成,在此方面学界的争议也比较大,因此,在实际中,可以酌情将原告的证据保留下来,但可以适当放宽证明的标准,即可以考虑无需达到民法“高度盖然性”的标准,同时在因果关系上采用推定原则等。总之,在反垄断公益诉讼中,有必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完善,明晰原被告双方的举证责任,最大程度上维护双方的利益。
(三)完善奖励机制
现行的公益诉讼的补偿机制是以民法为基础的,其赔偿数额通常相对较少,一方面不足以激励公益诉讼的原告方,另一方面也不足以震慑被告方,导致反垄断公益诉讼很难达到其设想的目的。因此,2022 年1月20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侵权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规定了在公益诉讼中可以适用惩罚性赔偿,在公益诉讼中引入惩罚性赔偿,可以增加对原告的处罚,又可以将部分赔偿金用以激励公益诉讼的原告方。可以说将惩罚性赔偿引入公益诉讼,同时完善奖励机制已经成为了公益诉讼的明确方向,但奖励机制如何建立,以及奖励的标准仍需进一步细化。
五、结语
平台经济领域下的垄断行为与传统垄断行为相比具有复杂性、隐蔽性的特点,其不但对于消费者与其他经营者的权益损害极大,更是严重威胁了市场秩序,此外,还存在着一些对国家安全的潜在的危害,所以,将公共利益诉讼纳入到我国的反垄断案例中,是非常有意义的。对平台经济领域下的反垄断公益诉讼不仅是对于消费者及其他经营者个人权益的维护,更是《反垄断法》社会本位的体现,同时为平台经济领域下的反垄断举措提供了新的思路。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还面临着一些问题,例如,法规不完善、举证规则不明以及诉讼积极性不足等,因此平台经济领域下反垄断公益诉讼的开展关键在于解决好法律支撑问题、明确举证规则以及完善奖惩机制,只有在这样的平台经济环境下,反垄断公益诉讼才能真正起到应有的效果,与现有反垄断执法机构、个人诉讼相互配合,共同维护市场经济的长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