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减刑中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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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减刑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我国刑法中的减刑制度,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的具体体现,是我国同刑事犯罪作斗争的重要经验。
然而,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反映,自今年全国检察机关开展减刑专项检查活动以来,发现违法减刑13961人,纠正4331人。
为杜绝违法减刑,促进罪犯积极改造,悔过自新,减少监管工作难度。
笔者认为,查找减刑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对策是一剂好的药方。
一、减刑中存在的问题(一)部分案件法律文书内容过于简单,个别案件材料不全由于案件数量过多,为减少减刑工作中不必要的重复劳作,几个相关的业务庭均制作了合议笔录、结案报告、审批表等制式文件,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办案进度。
但是,有些案件的法律文书内容过于简单,如没有记录呈请减刑的罪犯是否在一线劳作、法院改变监狱意见的理由、上一次减刑的时间等与减刑有关的重要内容;有的合议笔录简单到只记载承办人的减刑意见,对于承办人提出减刑的理由以及合议庭其他成员同意或不同意承办人意见的根据只字不提,甚至连合议庭意见不统一的情况也未能体现。
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案卷本身无法反映出案件审理工作的全貌。
有的减刑案件合议笔录的字迹很难辨认,对于审判员发表的是什么意见,不能一目了然看出来,要靠推敲和猜想;也有个别案件,因工作疏忽,案件材料不全,存在没有呈批表,该由庭长审批的庭长没有签字,案件做撤卷处理而合议笔录却未反映等现象。
(二)个别案件的减刑超过地方法规的减刑幅度通过调研发现,存在减刑案件呈报减刑的意见明显超过了地方法规有关减刑幅度的规定,而承办法院均按照监狱意见予以减刑,与地方法规存在冲突。
并且地方法规本身存在自相矛盾性,既不利于实际操作,也不利于维护法律尊严。
有些案件,未能准确适用地方法规中关于剩余刑的规定。
(三)根据地方法规的规定,对于余刑在两年以下的罪犯,具有突出悔改表现、立功表现或有其他特殊情况的可一次减去余刑,但罪犯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之一。
减刑工作总结
近年来,我国减刑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为推动司法公正、促进社会稳定发挥
了积极作用。
在全国各级司法机关和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减刑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绩,为推动司法公正、促进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首先,减刑工作在促进司法公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过对服刑人员的表现
和改造情况进行综合评估,及时对符合条件的服刑人员进行减刑,不仅激励了服刑人员的改造积极性,也为他们重新融入社会提供了机会。
同时,减刑工作也有利于减轻监狱的负担,缓解了监狱的人员压力,有利于监狱的正常运转。
其次,减刑工作在促进社会稳定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过减刑工作,一些
服刑人员得以提前回归社会,重新融入社会生活,成为社会有益的一员。
这不仅有利于减少社会犯罪率,也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安宁。
同时,减刑工作也有利于改善社会对司法机关的认可度,增强了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任。
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减刑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一些地方在减刑工作
中存在程序不规范、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导致减刑工作的公平性和公正性受到质疑。
同时,一些服刑人员在获得减刑后,没有得到有效的社会帮助和支持,导致他们再次回到犯罪的道路上。
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减刑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完善减刑工作的程序和标准,确保减刑工作的公平公正。
总的来说,减刑工作是司法机关的一项重要工作,对于促进司法公正、维护社
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减刑工作的规范化建设,完善减刑工作的程序和标准,确保减刑工作的公平公正,为推动司法公正、促进社会稳定作出更大的贡献。
减刑工作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减刑工作是司法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但它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问题。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困难和问题:1. 信息不足:缺乏减刑申请人的详细信息可能导致决策者难以做出准确的决策。
例如,没有足够的了解犯罪者的背景、行为表现、犯罪成因等信息可能会影响到是否减刑的决策。
2. 难以评估风险:对犯罪者的再犯风险进行准确的评估是减刑决策的关键。
然而,评估犯罪者是否会再次犯罪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因为它涉及到多个因素的综合考量,如犯罪者的个人特征、过去的犯罪记录以及可能的改造潜力。
3. 压力和公众舆论:减刑决策经常面临来自公众和媒体的压力和批评,特别是在涉及严重犯罪的情况下。
公众可能认为减刑会导致犯罪者再次伤害社会,这给决策者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4. 法律和程序上的限制:减刑的过程往往需要遵守一系列法律和程序上的限制,这也增加了减刑的复杂性。
例如,某些减刑措施可能需要特定的条件或审查程序,这些程序需要时间和资源。
5. 犯罪者的改造问题:减刑工作的目的之一是帮助犯罪者改造并重新融入社会。
然而,很多时候犯罪者在监狱中的改造条件并不完善,缺乏有效的教育、心理辅导和职业培训等资源,这可能影响到犯罪者的改造程度和减刑的效果。
6. 社会对减刑的接受度:社会对减刑的接受度也是一个问题。
有些人可能担心减刑会导致刑满释放后的犯罪率上升,这加大了减刑决策的风险和难度。
综上所述,减刑工作面临着信息不足、风险评估困难、社会压力、法律限制、犯罪者改造问题和社会接受度等一系列困难和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司法体系和其他相关部门需要加强沟通合作,提供更充分的信息、改善减刑评估机制、加强犯罪者的改造工作,并积极引导社会对减刑的理解和接受。
Legal Sys t em And So c i et y f 叁篁!圭垒垒!!!!兰!望型.盈圈匿匿圈曩■论减贡l j 制度存在的问题——从监狱执法视角分析张要平‘。
S 莎奎摘要我国刑法中的减刑制度,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的具体体现,是调动罪犯改造积极性的重要手段。
然而,随着我国监狱体制的变革和相关制度的完善,减刑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日益明显,并直接影响着对罪犯改造质量的提高。
本文从监狱减刑工作实践出发,深入调查研究,在实践中发现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在进行实证分析的同时发现制度缺陷,进而提出相关改革思路。
关键词减刑制度刑事政策监狱执法中图分类号:D 9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9—035.02我国的减刑制度始创于建国初期,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做过一些调整,但整个减刑体制并无根本的变化。
随着我国监狱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监狱刑罚执行模式的不断变化。
作为国家刑事司法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减刑制度,近年来在改造罪犯,维护监管秩序以及实现公平正义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与我国现行减刑制度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有着绝对的关系。
一、目前我国减刑制度存在的问题(一)减刑条件不具体首先,减刑的实质条件模糊不清。
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虽已明确规定了减刑的条件,但这都是十分笼统的,比如什么是“确有悔改表现”、怎么才算“认罪服法.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等等,而且这些标准都非常难以量化。
现在在全国各地监狱对罪犯减刑的报请都依据罪犯的有效奖分,但各监狱的奖分条件不同,甚至于奖分方法都不同,这就造成了各地减刑的实际条件也不统一。
其次,没有针对不同种类的罪犯设置不同的减刑标准。
我们认为,减刑制度应当在主要考虑刑罚的矫正目的时,对报应公正和一般预防给予适度考量,并通过对不同罪犯设置不同的减刑标准来保证减刑目的和刑罚其他目的都能够得以实现,以保证各种刑罚价值目标的均衡实现o 。
(二)减刑程序存在诸多不合理罪犯与减刑程序的结果有着最密切利害关系,缺乏法定的程序来保障罪犯的权利,显然有违正当程序的最基本要求。
浅论我国未成年犯减刑制度的不足与完善摘要:本文从未成年罪犯减刑法律依据和执行情况进行研究,从法律依据、监督机制、减刑撤销制度三个方面,着力分析理论与实践的脱节问题,完善未成年犯减刑的立法和监督,形成科学合理、可操作性强的减刑制度。
关键词:未成年罪犯减刑监狱制度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全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一大难题。
对于已经身陷囹圄的未成年罪犯,如何提高未成年犯改造质量,预防其重新犯罪,促进社会和谐,不但是司法机关面临的课题,也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和努力的方向。
由于未成年罪犯具有恶习不深、可塑性强的特点,因此,减刑制度对于促进未成年犯改造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笔者作为从事多年未成年犯教育改造工作的监狱人民警察,仅就未成年犯刑罚执行过程中减刑制度的不足和完善略述己见。
一、我国未成年犯减刑制度的不足(一)法律制度不完善尽管近年来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在立法方面进展缓慢。
并没有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法典。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条规定:”对犯罪时未成年的罪犯的减刑、假释,在掌握标准上可以比照成年罪犯依法适度放宽。
未成年罪犯能认罪服法,遵守监规,积极参加学习、劳动的,即可视为确有悔改表现予以减刑,其减刑的幅度可以适当放宽,间隔的时间可以相应缩短。
”“认罪服法”:这一条件包括认罪和服法两个环节。
所谓认罪,主要是指犯人承认犯罪事实,认识到自己的罪行对社会的危害性,认识到自己思想的反社会性,深挖犯罪的思想根源,认识到自己进行改造的必要性;所谓服法,主要是指犯人认识到法律的公正性,人民法院适用法律的正确性,认识到自己所受的刑罚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服从法院的正确判决、裁定。
只有真正认罪,然后才有服法可言。
①“认罪服法”作为反映罪犯思想的主观条件,在实践中可操作性差。
在实际监管工作中,如果未成年犯写出《认罪悔罪书》即认为罪犯认罪服法。
但从《认罪悔罪书》的内容来看千篇一律,并没有体现出罪犯对自己罪行的深刻认识,以及对受害人、社会,甚至对自己家庭的愧疚感。
浅谈监狱服刑罪犯不当减刑问题存在的根源合江院刘阿斯冷2008年9月22日,香兰监狱发生了一起个别罪犯殴打其他罪犯的事件。
佳木斯市合江地区人民检察院驻香兰监狱检察室在调查这起事件时发现,罪犯赵红军,男,抢劫、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住址;黑龙江省依兰县大连河镇,该犯是这起严重违规事件的幕后指使者,此次殴打事件在罪犯当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且反应强烈,赵犯的行为严重违反了监规。
同时通过调查和讯问多名服刑罪犯,了解到赵犯在服刑期间,经常有殴打、体罚其他罪犯的行为,其行为带有较明显的牢头狱霸性质。
虽然有这样的行为,赵犯却在2008年7月份被呈报减刑。
驻香兰监狱检察室认为赵犯所作所为不能认定为“确有悔改表现”,依法向佳木斯市合江地区人民检察院报告情况,并向监狱提出纠正意见,监狱撤销了对罪犯赵红军的呈报减刑资格。
一、在监狱服刑人员不当减刑的几种具体情况经统计,自2006年初至2008年7月,合江地区检察院驻香兰监狱检察室共发现26件不当减刑案件,其中有9件不当减刑案件在发现时罪犯已刑满释放,无法再进行纠正;其余17件不当减刑案件现均已被纠正。
从这些案件中可以发现造成不当减刑的情况主要有以下几种:1、不严格执行法律规定,甚至故意突破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此类情况最为严重,所占比例也最高。
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对原判十年以上的成年犯,首次减刑时间、两次减刑的间隔时间、减刑幅度等均有明确规定,但执行机关的办案人员在办案过程中不严格执行,如由于法院现在实行一季度或半年才集中受理一次减刑案件的审理,这样使得刑罚执行机关为了在一个季度、一个批次报请减刑,明知违反了法律规定,也一并报出,导致出现不必要的错误减刑。
2、工作疏忽大意,错误适用法律。
一些办案人员工作不负责任,不认真核实罪犯在监狱内服刑改造情况或根本不了解犯人的违纪违法等情况。
3、业务能力和业务水平不足。
个别办案人员对减刑工作重视不够,对业务知识掌握不足,罪犯减刑条件、法律规定不明确造成明显违法减刑案件的产生。
刑罚执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对策刑罚是指刑法规定的对犯罪分子所采取的限制或剥夺其某种权益的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手段,是刑事诉讼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刑罚执行工作能否落实到位,不仅关系到整个刑事诉讼活动是否完整,而且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宗旨能否实现的重要保障。
担负刑罚执行监督的检察机关通过长期的工作实践发现由于法律规定不完备、司法体制不健全等方面的因素,对刑罚执行监督尚缺乏必要的力度,成为检察权行使中较薄弱的一个环节。
如何做好监督工作,切实保障刑罚执行合法、到位,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对此,笔者谈几点粗浅的看法,与大家商榷。
一、现阶段刑罚执行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一)交付执行存在脱节现象。
首先,对已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有的长时间关押在看守所,人民法院不及时下达执行通知书,致使已判决的罪犯不能及时送达监狱等执行场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13条规定,罪犯被交付执行刑罚的时候,应当由交付执行的人民法院将有关的法律文书送达监狱或其他执行机关,但对执行通知书送达期限未作具体规定,因而法院不及时下达执行通知书,作为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却无法依法对执行活动进行正常监督,同时也不利于维护监狱及其他执行机关正常的秩序和安全。
其次,对于投劳执行的罪犯,尽管人民法院明文规定:判决、裁定生效后,公安机关将罪犯交付执行,监狱不予收监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由公安机关将执行通知书退回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监狱不予收监的罪犯不符合《刑诉法》第214条规定的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应当决定将罪犯交付监狱收监执行。
但实际操作过程中,监狱收监时,随意性较大,对于不符合《刑诉法》214条规定的罪犯仍然拒收,有的罪犯长期滞留看守所。
对此,监所监督也显得苍白无力,无法依法监督。
(二)保外就医问题突出。
首先取保期限存在较大随意性。
《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规定:一次批准保外就医时间为半年至一年,但实际保外就医的期限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有的没有批准时限限制,有的即使有批准时限,但期满后不及时复查办理续保手续或收监手续,很多保外就医罪犯只要在保外期间无严重违法犯罪行为,期限直至刑期届满。
我国减刑中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摘要】减刑对改造罪犯,稳定监管秩序,维护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减刑制度的基本理论入手,分析减刑的理论基础,然后结合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意见,以保障减刑权的公正行使。
【关键词】减刑;实践;问题;完善
一、减刑基本理论
减刑,是指对于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人,在刑罚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有立功表现或悔改表现的,适当减轻其原判刑罚的制度。
我国刑法所指的减刑,只适用于上述特定的对象。
在历史上,存在着两种刑罚理论,一种是报应主义,另一种是预防主义。
报应主义主张:刑罚是对犯罪人犯罪的一种回报,强调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罪必罚,罚当其罪。
在报应主义看来,刑罚被认为是犯罪人向社会偿还的债务,欠债就要偿还,减刑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可能发生的。
预防主义分为一般预防主义和个别预防主义两种。
一般预防主义主张:刑罚最主要的作用是震慑,通过这种震慑作用可以很好地威慑想要犯罪的人。
在一般预防主义看来,威慑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刑罚不能缩短调整,所以,一般预防主义也不能成为减刑制度的理论基础。
个别预防主义主张:犯罪人具有悔改表现,表明其人身危险性有所减弱,人身危险性减弱就应该适当地调整其刑期。
个别预防主义将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的地位提高,更加注重对犯罪人的矫正。
因此,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犯罪人具有悔改表现,根据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的消长来调整刑期,符合必然的逻辑。
二、实践中减刑存在的问题
总的来说,减刑实体规定较为详细,对减刑的条件等做了明确规定,此文不再赘述,而程序规定则有所缺失。
从法律、司法解释、行政规章的规定以及实践来看,我国减刑程序存在以下问题:
(一)审理形式欠规范,质量不高
首先,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中都未作明确规定减刑的审理方式。
书面审理是实践中法院对减刑案件最常采用的方式,既不讯问犯罪人也不询问被害人,也不征求检察机关的意见,仅对执行机关报送的书面材料进行审查,对犯罪人服刑期间的表现也不去调查核实。
其次,减刑的审理过程也不公开,几乎不受任何监督。
某种程度上,法院不过是依据执行机关的意思出具相关法律文书而已,对减刑的实质性监督制约形同虚设,唯一的制约就是规定每年呈报裁定减刑不得超过一定数量和比例。
最后,法院系统对减刑工作缺乏足够的重视。
绝大多数法院不会设立专门的业务庭承担这项工作,减刑案件不列入统计、考核工作,仅作为附带性、突击性工作。
根据学者的调研,在某法院,427件减刑案件由5名法官在2至4天内办结,平均每人每天办结至少20件,这样的审判质量可想而知。
因此实践中,监狱上报的减刑案件被法院否决的微乎其微,减刑案件的审理质量也普遍不高。
(二)检察机关监督不足
实践中,书面审理是法院对减刑案件最常采用的方式,检察机关不会参与。
再加上在我国司法系统中,监狱、法院和检察院等分工明确,检察机关不负责具体的刑罚执行活动,所以检察机关无法实际了解,仅靠法院的审查程序看不到犯罪人在服刑期间的真实表现,这样就导致检察机关很难对减刑进行有效的监督。
虽然我国检察院系统也设有监所检查机构,但是在检察系统里面被划为非重要部门,使得监所检察得不到足够的重视,长期以来无大作为。
另外在用人问题上也遗留着不良阴影,一般分配到监所检察部门工作的检察人员会被认为失去晋升机会,加上其工作性质使得整个监所检察普遍存在动力不足的问题,其监督的成效也就可想而知了。
(三)被害人、被判刑人无权参与
首先,作为被害人一方,减刑意味着犯罪人就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极可能导致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害和伤害无法得到有效弥补和抚慰,甚至会引起被害人对国家执法和司法的不满,引发新的社会冲突。
实践中被害人被现行程序排除在外,参与主体的对等性不能得到实现,这也违反了正当程序原则。
单从程序正义的角度来看,就会产生消极影响:没有正当、公正程序,对被害人来说都是不公正的,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就得不到维护,所以现实中被害人对法院减刑裁定的公正性提出质疑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作为被判刑人一方,被判刑人也不能参与其中,实践中缺乏正当机制和程序来保障其权益,无论减刑的结果如何,任何人都不能提出质疑,否则会认为“对抗改造”之嫌,这样不利于体现对被害人主体性的尊重。
三、减刑制度的完善
(一)在法院设立刑事审判执行庭
中级人民法院普通刑事审判庭案件数量较多,既要审理重大、复杂的一审案件,又要处理大量的二审案件。
在这种情况下,办理减刑案件就成为一个额外的
负担,办案质量得不到保障。
如果单独设立一个合议庭专司减刑、假释案件,案多人少的情况会好得多。
(二)开庭审理减刑案件,扩大参与范围
首先,开庭审理减刑案件,建立一整套罪犯减刑的权利保障制度,明确罪犯的各种权利,比如说申请减刑权、提出异议权、申请复核和复议权、要求公开审判权、参与法庭调查权、最后陈述权等。
其次,开庭审理减刑案件,要有正当程序,在罪犯、被害人、狱管人员、检察人员等各方到庭的情况下,审查罪犯具有悔改和立功表现的事实依据及证据,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减刑裁定。
同时允许律师介入减刑程序,以保障罪犯能够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
最后,扩大参与范围,对于有明确被害人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将拟减刑罪犯情况告知被害人,并把征求被害人的意见作为减刑的必经程序等。
(三)减刑案件的提请权归属检察院
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应当成为提请减刑的主体,这样既能监督监狱又能监督法院,实现对减刑案件公正性的监督与保障。
综上所述,实践中减刑固然存在不少问题,但是善于发现并逐渐完善,对保障减刑权的公正行使,对我国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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