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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文章属性•【制定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日期】2020.04.26•【文号】法发〔2020〕15号•【施行日期】2020.04.26•【效力等级】司法指导性文件•【时效性】现行有效•【主题分类】农业管理综合规定正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法发〔2020〕15号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关于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的意见》，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审判职能作用，为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提出以下意见。
一、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增强为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使命担当1.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增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党的农村工作、建设法治乡村等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为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各级人民法院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要牢牢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始终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谋划部署推动工作，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护航“三农”工作。
要对标对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紧密结合人民法院工作实际，找准司法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结合点、切入点，创造性开展工作，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确保农村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依法治国之依法治校、依法治教依法治国之依法治校、依法治教继往开来，与时俱进。
金秋十月，中国的依法治国进程迎来了重要时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为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行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
依法治国事关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依法治国唤起的制度力量，必将有力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有力保障。
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大力建设法治中国，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担当的时代使命。
党中央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加强教育法制建设，大力推进依法治教是当前我国教育工作的重点之一。
依法治教是依法治国方略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而依法治校是依法治教的重要基础，学校作为最基本的教育单位，是实施教育教学活动的社会组织和机构，是实施教育的主阵地，担负着教书育人的重任。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职业教育加强制度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依法治教、依法治校，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进一步明确了前进方向，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一、为职业教育制度标准体系建设提供了重大机遇。
四中全会为职业教育制度标准体系建设指明了新的方向。
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要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努力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制化。
这就要求职业教育要把推动各项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作为重要目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制度标准体系并强化实施、严格执行，发挥制度标准对事业发展的引领、推动、规范和保障作用，实现科学发展常态化，打造服务升级版。
工作心得：坚定不移推进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实践（最新）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X宗教工作坚持以宗教中国化和宗教工作法治化为轨道，不断开拓创新，取得了成效，积累了经验。
其中，在推进依法管理宗教事务领域，X按照“明晰法理、问题梳理、关键治理、长效管理”四个层次，循序渐进，相继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一、明晰法理，牢固树立国法大于教规观念引导宗教界正确把握国法与教规关系，牢固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是这些年X宗教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向。
通过“十百千万普法工程”“宗教政策法规学习月”“和谐寺观教堂创建活动”等平台和载体，我们不断向全社会和宗教界传递一个声音、一种观点，即：尽管宗教信仰是个人的私事，但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首先是国家公民。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活动涉及公共利益，遵守宪法法律是公民的基本义务，不允许有法外之地、法外之教、法外之人。
围绕国法与教规的有机结合、良性互动，我们做了几方面工作：一是加强普法宣传教育，推动宪法和法律法规进宗教团体、进宗教活动场所、进宗教院校，普及到广大信教群众。
持续深入开展宗教界“国法与教规”论坛活动，组织论坛获奖选手深入基层宗教活动场所开展巡讲，开展讲经交流和神学思想研讨活动，要求宗教界代表人士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结合讲经讲道宣讲宪法和法律法规。
近十年来，年均开展各类普法培训400余场次，培训受众1万余人，通过经常性的普法宣传教育，让宗教教职人员和广大信教群众增强国家意识、法律意识和公民意识，自觉履行法定义务，主动担当社会责任，以守法的实际行动在社会生活和宗教活动中见证信仰，既做好公民，又当好教徒。
二是引导宗教界高举爱国爱教旗帜，自觉服从国家利益，自觉在法律范围内开展宗教活动。
连续五年开展“寻梦中国·正言正行”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用爱国引领爱教，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宗教，引导宗教界做到政治认同、文化融合、社会适应。
组织全省的宗教团体负责人赴北京、延安、深圳、贵州、海南等地开展“红色之旅”“开放之旅”“国情之旅”等活动，深入老区，接受革命传统教育，让历史与国情成为宗教中国化、法治化教育的生动课题。
XX市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赴XX、XX学习考察情况报告民宗委围绕加强我市宗教教职人员教育管理和承办的“培养爱国爱教宗教界中青年人士”专题协商座谈会工作，X月XX日至X月X日期间，市政协副主席黎昌晋率民宗委部分委员赴XX省学习考察，民宗委赴XX省学习考察，学习借鉴两省在宗教教职人员教育培养方面的经验做法。
学习考察中受到了XX省、XX省政协的热情接待。
与XX省政协副主席谢红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进行了座谈交流，考察了XX法门寺佛学院、XX基督教圣经学校、XX天主教神学院、大皮院伊斯兰教培训部等宗教院校和XX五星街天主教南堂、化觉巷清真大寺以及XX吕梁、大同的多处宗教活动场所，了解宗教教职人员管理及宗教院校教育培养情况等方面的先进经验。
考察组成员认为，通过这次学习考察，我们开阔了眼界，拓展了思路，两地取得的成功经验，采取的有效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一、经验与做法（一）两地把宗教教职人员教育管理作为宗教工作重要政治基础来抓1. 高度重视宗教教职人员教育培养。
XX省提出用三年时间对全省认定备案的教职人员轮训一遍的要求。
XX省政协专门召开宗教教职人员队伍建设月度协商座谈会，进行面对面沟通交流，商以求同，协以成事。
这些做法对培养爱国爱教、团结进步的高素质宗教教职人员队伍，建立宗教教职人员培训工作常态化运行机制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2. 注重宗教教职人员规范管理。
XX省加强佛教道教教风建设，对佛教道教寺院管理、借佛敛财骗财、假僧游僧、教风戒律等问题开展综合治理。
针对五台山现状，建立健全僧人管理长效机制和协调工作机制，按照属地管理、僧户一致、公共服务原则，规范了五台山常住僧人户籍管理。
XX省以“教风”“规范”为主题，开展“和谐寺观教堂”创建活动。
以加强民主管理为突破口，在宗教活动场所实行民主议事、民主决策、教务公开等；在宗教团体换届中，实行原班子成员述职测评、新班子候选人民主推荐、差额考察等，促进内部建设民主化，增强宗教教职人员的认同感，提升了宗教教职人员的向心力、凝聚力。
浅谈党规与国法的基本关系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中国共产党的党规与国家的法律之间的关系做出了非常具有新意的阐释，并将其运用于依法执政的解读之中。
它说依法执政，既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
说到党规与国法的关系，很容易使人想起宋朝大诗人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党规与国法似水光山色、西湖西子的关系，要做到淡妆浓抹总相宜。
在中国的今天，中国共产党的党规与国家的法律之间应该做到相伴随行、相互区别、相得益彰。
一、相伴随行:党规与国法是政党政治中并行的规范性文件党规即党内规章或者党内规范性文件的简称。
国法是国家法律法规或者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简称。
国法的出现固然很早，党规当然只是政党政治的产物。
但是自政党政治出现以来，党规就与国法相伴随行，它们是并行的行为规则，存在于政治及社会领域。
在现代政党政治的运行中，对特定政党的成员来说，党规和国法都是具有约束力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或者行为规范，共同作用于特定主体。
作为执政党的党规具有一般党规所不具有的属性，它与所在国的国法之间更有独特的联系。
由于政党在国家中的地位不同，政党可以划分为执政党和非执政党，党规也可以被分为执政党党规与非执政党党规。
就执政党党规的效用来说，则可以分为处理执政党内部事务的党规，与作用于国家治理的党规。
纯粹处理执政党内部事务的规章，只要不违反宪法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即可，它们与国法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关系。
如果是执政党用于治国理政的、作用超乎党内事务的规章，就与国法直接相关，有的有一个如何转化为法律的问题，有的则有如何与法律相协调的问题。
执政党党规与国法的关系，实际上是执政党与法律之间关系的反映，是执政党与法律关系的具体化。
对党规与国法关系处理的正确与否，决定于对党与法关系处理的正确与否。
只有处理好了党与法的关系，才可能正确处理好党规与国法的关系。
（1）法与宗教的联系。
法的起源与宗教有着移植性的关系，在价值上法与宗教有着相通的地⽅，法与宗教都是社会规范。
（2）法与宗教的区别。
法与宗教在表现⽅式、调整对象等⽅⾯都不同。
我们要注意到，宗教有其特定的信仰、仪式、组织、规范体系，戒律使⼈们确⽴某些基本的价值信念，进⽽通过⼈的内⼼世界和终极信仰来调节、控制⼈们的⾏为。
宗教的这种规范作⽤，使其与法有着内在的联系。
这可以分为⼏种情况： 剥削阶级类型的法与宗教的关系： 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法与宗教⼀般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它们作为统治阶级的两种不同的统治⼯具，是互相配合，互相作⽤的。
这具体⼜可以分为两类：（1）在政教合⼀的国家⾥。
法和宗教的教义关系极为密切，两者互相渗透，融合在⼀起。
如巴⽐伦的《汉穆拉⽐法典》、古印度的《摩奴法典》既包含着法律规范，也包含有宗教戒律，将法说成是来源于神意。
宗教教义本⾝也具有法的效⼒。
（2）在政教分离的国家⾥。
宗教在这些国家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仍有很⼤的影响，与法也有密切关系。
有的资本主义国家承认某些宗教规范具有法律效⼒，这些宗教规范成为法律的补充⼿段。
在婚姻、家庭等领域内宗教习俗和礼仪仍作为惯例受到遵⾏。
如将结婚的宗教仪式确认为法定的⽅式之⼀，等等。
还有的国家，在法的内容中渗透宗教原则。
法与宗教的相互影响： ⾸先，宗教可以推动⽴法；其次，宗教影响司法程序；再次，宗教信仰有助于提⾼⼈们守法的⾃觉性。
法对宗教的影响： 在政教合⼀的国家中，法对宗教起着重要的影响；在政教分离的国家中，法对宗教依法管理，法不⼲涉宗教信仰⾃由。
谈谈中小学教师如何做到自觉遵守教育法律法规，依法执教依法执教就是教师要依据法律法规履行教书育人的职责。
即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要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教师要讲法律。
用法律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不做法律禁止的事情。
教育教学要遵循教育法律法规。
依法执教要把法定的职业规范转化为教育教学实践活动，以法律为尺度，严格依照法律进行教师职业行为选择。
学习了《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2008年修订）后，对于教师应该怎样依法执教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
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2008年修订）的第一条就是爱国守法。
其中“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自觉遵守教育法律法规，依法履行教师职责权利。
不得有违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言行”，就给我们教师提出了依法执教的理论根据。
近年来，教师体罚学生，给学生、家长、学校造成不良影响的事件不断见诸报端。
这些行为不仅侵害了学生的合法权益，伤害了学生的健康心灵，而且使教师自己也在埋怨、指责、愤怒中受到伤害。
而且还使得师生关系紧张。
严重影响、破坏了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给教育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我想，如果我们的老师都能知法、守法，树立良好的师德，给学生更多的关爱，师生之间的关系就一定会融洽、和谐的。
“学生”，顾名思义，学习生的东西，这是是一个成长的的过程，这个过程具有可塑性，他们这个年龄不犯点错误，可以说不正常。
重要的是他们犯了错误之后，我们教育工作者怎样来教育管理的问题。
我们在教育惩罚的时候就应该恪守教育法律法规的底线，不能过度。
一、要依法执教，首先就要认真学习教育法律法规，了解相关法律知识，增强法律意识，形成法制观念，具备依法执教能力，从而提高法律素养，是提升教师职业道德水平的基础与保证。
在我国，关于教师职业的法律要求和对教师从教的法律保障，还处于逐步发展和完善之中。
“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承担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
教师应当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
依法执政的关键是处理好党规与国法的关系作者：王若磊来源：《祖国》2015年第19期法治处理的是权力与法律的关系问题，实现法治要使权力依照法律运行。
因此，当前，依法治国的关键在于党的依法执政。
依法执政主要处理党和国家政权的外部关系，首先要先解决依法治党这一内部问题。
解决好中国问题关键在党，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治本之策就是依法治党，使党内生活的法治化。
而依法治党关键就是处理好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关系问题。
党规与国法之间的异同有人质疑党规的“法律性”，认为法律是国家通过正式程序和机构制定或认可的，有着明确内容，具有普遍约束力，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行为准则。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相比的确缺乏几个关键要素，它是政党通过一定程序经由特定内部机构制定的，对其内部成员和组织有效的规章制度和纪律的总和，在诸如立法主体、立法程序、严谨程度、效力范围、强制措施等方面均与法律有一定差异，关键是缺乏国家性和公共性这样的核心要素。
在这个意义上上述观点是成立的。
但是，法律有广义的界定，即关于行为的规则体系，告知人们何为应当、何为必须，何事可以、何要禁止，给受制于其下的人们提出一种规范性要求。
因此，应当有一个更加开放的态度看待这一问题，即党内法规可以看作是广义法律的一种，它对其内部成员提出了应做什么、不应做什么的规范性要求，并辅以强制性保障实施。
所以，相对于内容更为模糊规范、矫正机制更为软弱的道德、习俗等，其更接近于法律。
如果把法治看作是规则之治，依据较为公开、明确、稳定的党规处理事务也可算作广义法治。
不过二者的差别也是明显的，首先就内容而言，其范围并不相同，法律处理公共事务，而党规主要处理党内事务。
即使针对同一问题，二者规定也可能不尽相同：违反党纪并不一定违反法律，违法也不一定违反党纪。
何种道德需要法律强制，何种道德需要党纪处分取决于组织或共同体的容忍程度。
法律并不强制所有私人道德，由于其公共性它一般只对道德的底线性要求进行禁止，比如禁止杀人、盗窃等，基于最低限度的人类合作与共存，以“不害人”的原则作为标准筛选。
正确认识和处理国法与教规关系“国法与教规的关系”是今年开展“宗教政策法规学习月”活动的主题。
正确认识和处理国法与教规关系，对于在宗教领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部署意义重大。
最近，国家宗教局召开了“国法与教规关系研讨会”，进一步推动、深化这一主题的学习研讨和宣传。
这一系列举措既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重要安排，也是推动解决宗教领域重点难点问题的有效之策。
宗教领域存在的许多突出问题，新老问题，大多都与部分宗教信仰者法律意识淡薄、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国法与教规关系有关。
解决之道，总体而言，就是要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依法治教，依规治教。
一、依法治教依法治教，就是要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国法与教规的关系，进一步增强宪法意识、法律意识，牢固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自觉在法律范围内开展活动，同时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合法权益，依法表达合理诉求，自觉抵制利用宗教进行的非法违法活动。
另一方面，也需要党政部门带头尊法守法，科学立法，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公正司法。
依法治教，对政府而言，就要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依法保护宗教界和信教群众的合法权利、依法维护宗教界和信教群众的合法权益；依法管理、依法行政，明确权利清单，法无授权不可为，明确责任清单，法定职责要作为。
对宗教界和信教群众而言，就要树立法律意识、维护法律权威，明确法律红线、底线，依法开展宗教活动，依法维护合法权益。
科学立法是前提。
法的生命力在于实施。
实施者对于法的接受度决定了法的实施效果，而立法者与守法者价值取向的一致性或相似性是基础。
所以，法治条件下涉及宗教事务的立法要考虑与教规的协调问题。
要考虑动机、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保护（权利）与限制（义务）的平衡，法治效果对比执法成本的高收益率。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必然要求。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涉及民族或信仰问题。
涉及民族宗教的事务在许多地方和部门被特殊化、敏感化，不愿处理、不会处理，本属于一般性质的事情，只因涉及民族或信教群众，都被当作民族宗教问题处理。
在处理过程中一些地方不依法办事，只求花钱买平安。
这种做法事实上没有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将民族宗教群体特殊化，与依法治国精神背道而驰，严重削弱了法律的权威。
二、依规治教依规治教，就是要明确教规作为国法的必要补充和延伸的地位，重视教规的自律、他律作用，在依法开展活动的前提下，在法律不必规范、没有规范的事务管理中，加强教规建设，充分发挥教规在规范社团内部运转、规范宗教界和信教群众言行方面的积极作用。
依规治教，就是要支持和鼓励宗教团体更好履行法定职责，依法依章程开展活动，把宪法和法律法规的基本精神融入到规章制度中，建立健全团体章程和各项教规制度，不断提升自我管理和协同管理能力，充分发挥教规制度对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的行为引导、规则约束、权益维护的作用。
加强教规建设，在国法未涉及的方面依规治教，从严治教，这是一个新课题，大有文章可做。
在这个问题上，需要充分发挥宗教界的主体作用。
三、正确认识和处理国法与教规关系阐明国法与教规的概念、定位与作用，研究梳理历史上、其他国家的国法与教规关系，有助于引导宗教界和信教群众正确认识和处理国法与教规关系，做到办事既依法又依规，既做好公民又做好教徒。
1、国法与教规的概念与作用国法是国家的规矩，教规是宗教的规矩。
国法由国家制定或认可，以国家强制力作为最终的实施保障，是国家意志主导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具有最强的规范认受性和现实的凌驾性。
教规则是在宗教的历史中逐渐形成、固化，或者由宗教团体归纳、定型或制定，只对其成员有约束力，是众多社会团体规范中的一种。
这里讲的宗教团体是广义上的宗教团体，是组织、体制，不是我们日常讲的各层级团体。
教规体现了宗教信仰价值，经过长期历史沉淀，又不断与社会发展、时代进步相适应，文字化、固定化为宗教团体内部一种特殊的思想信仰和社会行为规范，是宗教信仰观念的外在化和规范化。
2、国法与教规的区别与联系国法与教规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不能混同，也不能对立，更不能以教规替代国法。
从本质上说，国法与教规都属于规范，都是在人的治理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规范总和，但二者区别在于制定主体、适用范围、要求标准和实施手段上都有不同，当然在实施权威上也有不同，因此不能混同，不能相互替代。
国法只规范行为，体现底线原则；而教规对信众的约束更多、更严，除行为之外还有思想信仰，属“法外”义务，在这一点上，教规与党纪具有很高的相似性。
但二者又有联系，体现了大体相同的价值观基础和价值取向，都有各自发挥作用的机制和范围，相辅相承,所以也不能将二者对立起来。
事实上，二者规范的范围、对象不同，在国法未规范的言行方面，要承认教规的作用；教规严于国法，国法体现底线原则，但不能事事处处都一下子到底线，完全可先让教规调节，给法律留出缓冲。
当然，二者也绝不是对等的关系。
在现代民主国家，国法具有现实的凌驾性，教规不能取代国法，也不可能取代国法。
国法的这种现实的凌驾性不只是针对教规，而是各种社会团体的规范，包括党纪。
不能以政教分离为借口不接受国法的管理，更不能把教规凌驾于国法之上。
不论信仰何种宗教，一旦触犯了国法，都不能用教规的处罚代替国法的制裁，不允许任何组织、任何个人试图借宗教身份摆脱国法的约束。
其实这一原则并不单单针对教规，任何社会团体的规范与国法相比，都是如此。
这是认识国法与教规的关系时必须明确的一点。
3、要注意法律文化问题广义上讲，只要是规范，都属于法律文化的范畴，法律文化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价值观层面、制度规范层面和治理实践层面。
在价值观层面，国法与宗教、道德等既可能高度契合，又可能尖锐对立。
在制度规范层面，国法与教规很容易产生交叉，但现代法治国家强调国法的现实凌驾性，任何规范都不得与国法相违背。
在治理实践层面，由于制度规范层面的交叉而产生治理实践层面的交叉，但现代法治国家强调在国法未明确规范的领域，规范有发挥作用的空间。
就法律文化意义上讲，国法与教规之间有更加内在的联系。
在宗教事务立法、普法与执法实践中，重视国法与教规在价值观层面上的关系，扩大相同性和一致性，消除差异性和对立性，对于提高宗教事务立法的认可度和实施效果非常重要。
4、国法与教规的具体性国法是历史的，也是具体的。
在当代中国，所谓国法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它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专门法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与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
坚持法律至上，维护法律尊严，就是要具体到这个法律体系以及这个体系中的每一部法律法规。
不能笼统讲起来遵守法律，但具体做起来又不服从某一法律法规的规定。
同样，教规是历史的，也是具体的。
在当代中国，所谓教规就是由依法登记的宗教团体、依法登记的宗教活动宗教场所认可、制订的教规制度，它并非历史上、国外的宗教规范的沿袭和照搬，而是适应中国国情、与时俱进的教规制度，是信仰该宗教的中国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意志的集中体现，是治理中国宗教事务的重要依据。
遵守教规也是具体的，不能笼统地讲自己遵守教规，要以中国的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制订、认可的教规制度为准。
宗教事务方面的行政法规和政府规章，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宪法有关规定的具体体现。
宗教事务方面的行政法规和政府规章也没有特殊性，也要与宪法、其他法律法规相一致、相衔接。
宗教界和信教群众也不仅仅要遵守宗教事务方面的行政法规和政府规章，涉及到其它一般性事务，也要与其他公民一样，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
5、国外国法与教规关系演变史和现状了解一点国法与教规关系演变史和现状很有必要，有利于消除部分信众在这个问题上的误解，正确认识和处理当下的国法与教规关系。
政教关系是处理国法与教规关系的基本原则和总体框架，政教关系决定着宗教规范与法律规范的关系，国法与教规关系是政教关系的重要表现。
古今中外，世界各国政教关系具有多样性，而且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归纳起来，大体有政教合一、政主教从、政教分离三种主要模式。
这三种政教关系模式都经历了复杂的历史演变，对应国法与教规关系也有三种不同的关系模式和历史传统：一是欧洲圣—俗二元关系模式和传统，一是伊斯兰教法主导模式和传统，一是古代中国国法主导、教规辅助模式和传统。
以欧洲的圣—俗二元关系模式和传统为例。
在基督教成为欧洲的统一信仰后，各个独立的君主国家（世俗权力）与罗马教廷（宗教权力）之间的较量持续超过千年。
这个传统的理论基础是“两个王国”理论，基督教神学家讲的理论，源自圣经传统：“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确定了世俗权力、世俗法律与宗教权力、宗教教规之间既较量但又难以替代的关系基础。
基督教产生前，欧洲社会结构是政教一体的，即使是公元4世纪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并逐步形成了系统严密的组织形式和权力体系，但它仍处于帝国政教一体的体制之内：皇帝召集基督教大公会议，制定并颁行信经；按帝国的行省划分教区，并亲自任命主教。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欧出现多元政治格局，但直到11世纪教会改革前，教权一直臣服于王权：（1）国王掌握着重要主教和修道院长的选任权；（2）教会通过的宗教法规必须由国王的名义颁布，重要的宗教会议的召开必须得到国王的批准，重要决议也必须经国王批准才能颁布施行；（3）国王操纵教皇更替。
11世纪末，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的教会改革使教权得以壮大，并在12 -13世纪达到鼎盛：（1）教会拥有立法权与刑事权；（2）教皇发动多次十字军东征；（3）教皇插手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继承；（4）教会垄断教育和拥有较多的赋税收入。
16世纪宗教改革既是罗马天主教会大一统局面的终结，更是一千多年来西欧基督教与国家关系二元结构的终结。
在新教地区，逐渐形成了政主教从、以教辅政的国教会模式。
英国自亨利八世开始推行的宗教改革，建立安立甘宗的英格兰教会并置于国家的掌控之下：国会有权决定教会事务，颁行教会法规；主教人选由首相与教会协商后呈送国王任命；议会通过的至尊法案规定，国王是英国教会惟一的、至高无上的首脑，拥有纠正错误、镇压异端和处理教会事务的一切权力。
除了在涉及宗教自由和立法方面的一些与时俱进之外，这种宗教与国家关系基本上一直维持至今。
德国、荷兰、丹麦等信奉新教的国家，情况与英国近似。
东罗马帝国一直沿袭了罗马帝国的宗教与国家关系传统。
1054年东西教会分裂后，由于东罗马帝国国家政权并未中断，因此东部教会（自此称东正教）始终处于皇帝的掌控之下。
在拜占廷帝国时期，东正教是国教，很大程度上依附于帝国政权：牧首及大主教的任免、主教会议的召开、对教义的解释等重大教会事务，均由皇帝操控。
1613年，米哈伊尔？罗曼诺夫登上俄罗斯沙皇的宝座,开始了罗曼诺夫家族的统治。
他任命其父为牧首，于是形成了俄罗斯历史上父掌神权、子掌政权的局面，政教合一体制得到彻底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