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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诉权配置存在的问题及完善[摘要]公诉权是检察机关在国家政治体制和司法体制中所承担的特定职能和责任,科学合理的配置检察公诉权是我国目前检察改革的核心问题之一,目前我国检察机关公诉权配置还存在一些问题,必须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来合理配置,以保证我国检察公诉制度永葆生机活力。
[关键词]公诉权;配置;问题;完善一、我国检察机关公诉权配置存在的主要问题公诉权指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等部门侦查终结后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有权进行审查,并依法作出提起公诉或者不起诉的决定。
笔者认为,我国检察机关公诉权配置存在以下问题:(一)检察官审查起诉的自由裁量权很小检察官审查起诉的自由裁量权主要体现在不起诉裁量权上,我国现有立法将相对不起诉限定在“犯罪情节轻微”的范围,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刑事犯罪数量不断增多的现实,检察机关难以通过合理配置资源办理更多的刑事案件来实现诉讼经济的目的。
而反观国外的立法,大多数国家的检察官自由裁量权较大。
(二)不起诉制度不完善我国的不起诉制度包括法定不起诉、酌定不起诉和证据不足不起诉三种。
在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存在这样的情形,“对于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发现犯罪嫌疑人没有犯罪行为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将案卷退回公安机关处理。
发现犯罪事实并非犯罪嫌疑人所为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将案卷退回公安机关并建议公安机关重新侦查。
如果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捕,应当撤销逮捕决定,通知公安机关立即释放。
”对检察机关自侦的案件,发现有同样情形的,按《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3条将案件退回本院侦查部门建议做撤销案件处理。
笔者认为这种处理办法有欠妥当,一方面,当检察机关发现犯罪事实并非犯罪嫌疑人所为或犯罪嫌疑人没有违法犯罪行为时,只能把案子退回公安机关或其内部的自侦部门。
这样不仅造成了程序的倒流,也不利于及时保护无罪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对上述的两种情况不享有决定不起诉权,不能及时体现其发现错误立即纠正的精神,违背了司法公正原则。
侦查监督权比较研究摘要：对域外检察制度的侦查权和检警关系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各国检察权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是：逐步扩大检察官的侦查权和侦查领导权，同时加强对检察官行使权力的监督。
关键词：刑事诉讼；检察权；检警关系；侦查监督侦查监督问题的实质是检察机关的侦查领导权问题，是检警关系中的重要内容，一直是检察理论研究的热点。
但是，如很多理论研究一样，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常常陷入“雷声大、雨点稀”的尴尬。
原因是这些研究往往非常依赖参考国外的制度和研究成果，而脱离了本土环璋的论道注定会无疾而终。
笔者试图通过对国外侦查监督制度的产生根源和发展趋势的研究来理清比较研究的思路，从而发现我们应努力的正确方向。
也就是说，站在所在国本土的立场进行分析和评论，来发现彼种制度的弊端和优势。
一、英国视角（一）检警关系英国的皇家检察院与警署之间是一种建议与合作的关系。
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组织上的联系，皇家检察院独立于警署行使各种职能。
侦查主体呈现单一性的特点。
主要的侦查任务都是由警察负责完成的。
检察院和法院都无权对侦查活动予以干涉。
经过多年的司法实践，双方都意识到二者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在侦查阶段皇家检察院加强同警署的联系和合作就会使警察在证据侦查方面得到指导，因为这一阶段所获得的证据只有符合审查起诉中的“证据检验”标准，才能使案件具有起诉可能性。
假如案件通过了双重检验，皇家检察官在法庭审判中也要为进行控诉而使用。
因此，警察的证据侦查行为得到指导是必要的。
根据地1985年的《犯罪起诉法》的规定，警察应将其认为应该起诉的案件移送给皇家检察院，在起诉权掌握在警察手中的情况下，警察没有义务向皇家检察院报告他们所掌握的全部犯罪。
他们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可以决定对没有移送的案件采取任何行动。
如果这种决定毫无道理，法院就会对之审查。
对于多数案件，警察会听取检察官的意见，即使双方发生分歧，双方会努力进行协调，但最终的决定权仍然掌握在检察官手里。
所以在英国，完全由警察负责接受报案和进行犯罪指控，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侦查。
浅析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摘要]在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大背景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从司法实践走向了立法进程并最终得以确立。
虽然该制度的内容与人们预期存有一些差距，但仍然是一项重大的刑事司法改革措施，必将对我们检察工作产生重大影响。
文章从明确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概念及特征、分析刑诉法修改对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立法选择、探讨与该制度相关的争议问题，阐述笔者对于我国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认识，并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分析该制度在实践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并给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附条件不起诉；未成年人；自由裁量权一、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概念和特征附条件不起诉是指检察机关对某些符合起诉条件但情节轻微的刑事案件，考虑到犯罪嫌疑人的自身状况、犯罪后的表现、公共利益以及刑事政策的需要，认为暂时不提起公诉更为合适的，设立一定的考验期，要求嫌疑人履行一定的义务，考验期满后，视其表现再决定是否提起公诉的制度。
附条件不起诉与我国目前不起诉类型都是检察机关基于起诉便宜主义而享有的自由裁量权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体现，从实质来看，附条件不起诉是在附加一定条件的基础上作出终结诉讼进程的不起诉类型，它具有以下法律特征：一是附条件不起诉适用的对象仅限于符合起诉条件的轻微刑事犯罪案件，且嫌疑人具有悔罪表现。
二是附条件不起诉附有特定的条件，即设定一定考验期，要求嫌疑人履行一定义务，因此具有一定的教育性和惩罚性。
三是附条件不起诉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被不起诉人最终能否获得不起诉决定要视其考验期内表现而定。
四是附条件不起诉属于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范畴，其他任何机关均无权行使。
二、新刑诉法对于附条件不起诉制度选择的分析在刑诉法修改之前，从司法实践看，各地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试点工作存在一些差别，主要体现在适用主体、考验期和附加条件等方面，通过这些有益的差异性尝试为刑诉法修改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也使得社会各方面对设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呼声和关注度都比较高。
虽然新刑诉法最终确立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但其只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中设置了该制度，相对于各版建议稿和各地试点而言，其对附条件不起诉适用主体和适用条件的规定显然比较谨慎和保守。
英美保释制度之我见一、保释制度基本介绍(一)保释的含义根据《朗文法律词典》的介绍，保释是指“在被逮捕的人提供担保或者接受特定条件的情况下将其释放的制度”。
保释制度发源于英国，大约形成于12-13世纪。
波洛克和梅特兰认为保释制度直接产生于实际需要，而不是对抽象自由的热爱。
[1]经历了500年的缓慢发展，英国1826年颁布的《刑事司法法令》才在本质上彻底改造了旧时代的保释，使之成为一个全新的制度。
保释权的概念开始显现，并成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英国《1976年保释法》第1条规定：(1)在某人被指控或被宣告有罪的程序中或者相关的程序中，可准予保释。
(2)因为某一罪行被逮捕或正在被签发逮捕证的犯罪人可准予保释[2]。
法律倾向于给予任何被监控者保释，准予保释是常态，而不准保释反而有着十分严格的规定。
(二)保释的一般程序英美国家要求对于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应尽快由法官或警察决定将其保释还是羁押，一般来说，保释的程序分为申请、听审、裁定以及救济四个阶段。
1、申请。
这一阶段一般处于每个诉讼阶段结束之后，最为常见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强制到案之后。
但是由于英美各国将保释在一定范围之内作为一种权利赋予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被告人自己无须提出申请，而由具有保释决定权的官员依职权批准。
根据英国《1994年的刑事司法与公共秩序法》第27条的规定，警察能够对被告人的保释附加除了要求被告人居住在保释旅馆之外，他们认为合适的任何条件。
2、听审与抗辩。
听审并非保释程序的必经阶段，因为在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符合获准保释条件的情况下，法官没有必要举行听审，而可以直接决定保释。
美国《1984年联邦保释改革法》规定，法官只能在听审后才能决定羁押被告人，对于暴力性犯罪、重大毒品犯罪和可能判处死刑或终身监禁的案件，应由检察官提出申请，司法官举行听审[3]。
在其它案件中，法官一般可以依职权决定听审。
保释程序中也突出体现了当事人主义的抗辩性原则，当检察官与辩护律师双方不能就保释与否达成一致时，那么法院将进入一个完全抗辩的模式。
附条件不起诉运作的实证考察与优化路径作者：自正法来源：《理论探索》2020年第06期〔摘要〕从地方试点到基本法确立，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不仅回应了司法实务部门的立法诉求，而且契合了国际社会对轻微犯罪处遇的非犯罪化、非刑罚化的发展趋势。
从实证维度考察可窥见，附条件不起诉存在所附条件严苛、与酌定不起诉适用情形模糊不清以及附条件不起诉裁量权被滥用等问题。
针对这些局限，有必要从实体与程序维度，实现附条件不起诉适用标准的精细化与合理化，细化附条件不起诉的考察义务，准确区分附条件与酌定不起诉的适用标准，通过正当程序限制检察机关的起诉裁量权。
〔关键词〕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酌定不起诉，起诉裁量权〔中图分类号〕D92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20）06-0111-09一、问题意识與样本分析早在1992年初，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开始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试点推行附条件不起诉，随后，该制度在全国各地逐步推广开来，并收到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然而，长期以来，检察机关适用附条件不起诉一直处于“于法无据”的状态，直到2012年《刑事诉讼法》“特别程序”第271、272、273条共3个条款规定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282、283、284条延续了这一立法范式。
这不仅有效回应了实务部门的立法诉求，而且彰显了该制度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的特殊价值，一方面作为一项程序性制度，体现了国家监护理念、未成年人福利理念、恢复性司法理念、诉讼效益理念以及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1 〕;另一方面符合国际社会对轻微犯罪处遇的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的发展趋势〔2 〕，借由特别程序来实现对未成年人处遇的非犯罪化与非刑罚化。
在实务中，对于附条件不起诉适用，以及与酌定不起诉如何区别适用，仍是有些司法实务部门无法厘清的，例如在河南鲁山赵某强奸案中，检察机关以“赵某与被害人双方‘冰释前嫌’，签订和解协议书，并赔偿8万元”为由，作出不起诉处理。
附条件不起诉相关问题的分析（最新）一、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之理论阐释附条件不起诉，是指检察机关根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性，认为暂时不提起公诉将其放至社会进行帮教考察并确认不再危害社会，暂时不予起诉，而是要求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一定的义务，如犯罪嫌疑人在规定的期限内表现良好，再无违法犯罪事实，则不再对其进行起诉，诉讼程序随之终止；反之，如果犯罪嫌疑人在规定期限内不履行规定的义务，检察机关就要对其进行起诉，请求法院追究其刑事责任。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是各国刑事司法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项新兴制度，在各国的刑事法律中有所规定，比如德国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日本的“起诉犹豫制度”、美国的“延缓起诉制度”，等等。
如《日本刑事诉讼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根据犯人的性格、年龄、境遇、犯罪的情节及犯罪后的状况，认为没有追究刑事责任之必要时，可以不提起公诉”。
《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检察院可以对轻罪暂时不予提起公诉”。
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附条件不起诉适用于“被告所犯为死刑、无期徒刑或最轻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
此外，丹麦、法国、荷兰、英国、美国、挪威、韩国等国家立法都有附条件不起诉的规定。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实现案件繁简分流、减少诉讼压力、提高诉讼效率、有效预防犯罪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实践效果，并有助于非刑罚化、个别化的方式改造轻微刑事犯罪嫌疑人，使其顺利回归社会。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附条件不起诉的行使主体是检察机关。
附条件不起诉只能由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时作出，因而其行使主体只能是行使国家公诉权的检察机关，其他任何机关、单位均无法替代。
第二，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范围具有特定性。
附条件不起诉并不适用于所有的犯罪类型，其只适用于未成年人侵犯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且有悔罪表现的案件。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完善检察官管理制度路径探析[摘要]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检察机关的职权得到扩展和延伸，对检察工作管理机制提出新的挑战，其中，检察官的管理是重要一环。
文章从新刑诉法促使检察官角色转型出发，探讨在新刑事诉讼法的环境下，完善检察官管理制度的路径及制约因素。
[关键词]新刑事诉讼法；检察官管理我国自建立检察制度以来，对检察官一直采取行政化的管理方式。
新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权做出多方位调整，增强了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和司法属性。
检察官作为检察权的行使主体，其角色和职能定位必将发生相应变化，原有的行政化管理方式逐渐暴露出不能适应新刑诉法理念和实施的弊端。
本文从新刑诉法促使检察官角色转变的角度出发，对检察官管理制度变革的方向和途径做出探讨。
一、新刑诉法实施促使检察官角色转型新刑事诉讼法全面强化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并且将“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为刑事诉讼法的基本任务之一。
从这两个角度来看，检察机关的传统法律地位和角色将发生转变，进而导致检察官角色地位的调整。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全面强化后，其职务犯罪侦查权、刑事诉讼监督权及自由裁量权都得到相应扩展，检察权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大和延伸，司法化特征更加鲜明，检察官作为检察权的具体行使者，其“司法官”属性将得到明显增强。
人权保障条款的提出，对于检察官与被告人之间的关系定位是一次突破性的进展，明确了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同时，还负有保障被告人权利的责任和使命。
由此导致在被告人面前，检察官并非高高在上的“监督官”，而是“俯首甘为孺子牛”、负有保障被告人权利的责任和使命的“保民官”。
①二、完善检察官管理制度的路径检察官角色转型后，需要有具体的检察官管理制度为其行使职权提供保障。
现行检察官管理制度具有突出的行政化色彩，已经不能适应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检察工作的需要。
以下从三个方面对检察官管理制度完善的路径做出探析。
（一）落实检察人员分类管理目前，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在全国检察系统中积极推进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办法的落实。
一、公诉标准与公诉证明标准、公诉必要性标准的分野
关于公诉标准的称谓，学界的表述不尽相同，有的学者称之为“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有的学者称之为“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也有的学者称之为“提起公诉的要求”，还有的学者称之为“提起公诉的条件”。无论称之为什么，学者们所指的都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第１４１条的规定。但是，《刑事诉讼法》第１４１条的规定并非指的是公诉证明标准，而是公诉标准，公诉标准与公诉证明标准是有严格区别的，两者是种属关系。一个刑事案件在仅仅符合公诉证明标准的情况下还不能被提起公诉，它还必须同时符合公诉必要性标准，只有两者都符合，才算达到了公诉标准，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因此，本文所谈的公诉标准指的是刑事案件侦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之后，人民检察院认为其证据材料同时符合公诉证明标准及公诉必要性标准所达到的证明程度。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立法条文中虽未直接使用“公诉标准”、“公诉证明标准”的概念表述，但是已经有了相关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第１４１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此条就是关于我国公诉标准的规定，其中，“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指的是公诉证明标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指的是公诉的必要性标准；两项标准都予以满足，才能达到公诉标准，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只要有一项标准没有达到就不能提起公诉。
需要注意的是，公诉证明标准与公诉必要性标准不是同一的概念。公诉必要性标准指的是，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之后，综合考虑刑事政策与公共利益，认
为案件符合提起公诉的一切条件，决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所要达到的标准。它与公诉证明标准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公诉证明标准与公诉必要性标准针对个案的侧重点不同。公诉证明标准主要针对个案的犯罪事实是否查清，收集到的证据是否确实、充分，以及是否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而公诉必要性标准则针对个案权衡其对社会造成的影响，考虑公共利益的需要，并结合刑事政策进行综合评价。
检察官职业一、检察官制度的起源（检察基本理论专论）1、中国古代的检察官制度：监察御史监督、考核、选任、纠举、弹劾官吏2、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检察官制度：1906年、清末《大理院审判编制法》、日本、大陆法系、民国、台湾地区3、新中国的检察官制度：借鉴前苏联检察制度，结合中国国情创制的。
设立之初最主要的目的在于监督各级官员。
与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关系？专论之一：检察制度的起源与发展在人类法治文明的历史发展中，检察制度与警察制度和审判制度相比，是产生较晚的一种法律制度。
一般认为，现代检察制度起源于中世纪的英国和法国。
■英美法系检察制度的形成与特点１１６４年亨利二世颁布《克拉伦登法》，规定王室法院的巡回法官在审理地方土地纠纷时，可以从当地骑士和自由民中挑选１２名知情人，经宣誓向法庭告诉真相，法官被要求在１２位知情人的确认下解决纠纷。
１１６６年法令进一步规定，由郡的每个百户邑中选出１２名乡绅对犯罪进行控告。
１１９４年查理一世发布《巡回法庭章程》，就这种控诉方式规定为巡回审判的规则。
由此确立了大陪审团负责起诉的制度。
１２７５年，英王爱德华一世颁布了《威斯敏斯特条例》，肯定了亨利二世司法改革的成果，并将陪审制度固定下来，明确规定刑事案件必须实行起诉陪审制。
１３５２年，英国金雀花王朝国王爱德华二世，为促使起诉与审判分离的进一步改革，颁布诏令，另设一个由１２人组成的陪审团参与法庭审判案件事实的活动。
在英国，检察总长的头衔第一次出现于１４６１年，源于中世纪的国王代理人和王室高级律师职务。
１５１５年又设立了副总检察长，形成了英国的检察制度。
随着英国在１８及１９世纪的殖民扩张，其检察制度亦流传到马来西亚、爱尔兰、巴拿马、斯里兰卡、澳大利亚、加拿大、巴基斯坦、美国、哥伦比亚等国家和地区，并为这些国家或地区摆脱殖民统治独立后沿袭继受，形成英美法系的检察制度。
英美法系检察制度的发展模式是以个人权利优先保护、以公民权利制约司法权力的价值趋向为轴心。
浅谈未成年人犯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后，新增加了“特别程序”，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作为第五编第一章，而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也正式以法律形式被纳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之中。
由于我国是第一次正式以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方式制定未成年人犯罪诉讼程序以及第一次正式将附条件不起诉纳入该程序中，因此该制度的引入将对我国刑事诉讼起到十分巨大的影响。
一、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概述（一）附条件不起诉的内涵附条件不起诉源于日本和德国，其产生的直接动因，来自于刑事犯罪增多导致的对诉讼成本的要求。
所谓附条件不起诉是指对于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但情节较轻的犯罪嫌疑人，附条件和附期限地暂时不予起诉，后根据被不起诉人的表现来决定是否终止诉讼程序。
因而附条件不起诉不是一种终局性的处理，期限届满后是否提起公诉，由检察机关根据嫌疑人在考验期间的表现决定。
在确立的缓起诉期间内，检察院为犯罪嫌疑人设立一定的义务，这种义务可以是一定的金钱给付，也可以是要求其为一定的行为。
如果犯罪嫌疑人在规定期限内履行了规定的义务，检察机关就对其做不起诉处理，诉讼程序随之终止；如果犯罪嫌疑人在规定期限内不履行规定的义务，检察机关就要对其进行起诉，请求法院追究其刑事责任。
当然也可以根据犯罪行为的危害程度以及犯罪嫌疑人的自身情况不为其设定这种负担，而是仅仅确定缓起诉期间，并在此期间内对其进行一定的观察，然后做出最终处理决定。
（二）附条件不起诉与绝对不起诉、存疑不起诉、相对不起诉之比较按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一条第四款（存疑不起诉：增加二次补充侦查，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第一百七十三条第一款（绝对不起诉：增加没有犯罪事实，或者刑法15条规定的情形）、第二款（相对不起诉：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可以…）的规定，可以看出,附条件不起诉与法定不起诉、存疑不起诉的主要区别是:是否构成犯罪。
起诉裁量权的价值分析[摘要]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构建合理和有效的起诉裁量制度成为我国诉讼法律制度发展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也是诉讼法学界讨论的重点。
起诉裁量权，是指起诉机关（主要是检察官或检察机关）斟酌的案件具体情况，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和幅度内，根据自己的意志和判断，以公平、争议作为价值准绳，就案件事实的认定和法律的使用的自主选择，酌情作出恰当的处理决定的权力[关键词]起诉裁量权；价值；分析众所周知，“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我国法制建设的目标和方向。
违法必究、有罪必诉自然成为社会公众对检察机关的期许和要求。
不过，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矛盾加剧，治安状况恶化，不仅司法机关的案件负荷日趋加重，而且其追诉和惩罚犯罪的难度越来越大。
1996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也在第142条赋予了检察机关对于已经构成犯罪的轻微犯罪嫌疑人斟酌决定不予起诉的权力。
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享有自由裁量权，即起诉裁量权，而且这种裁量权的行使要先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能影响和制约着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这些扩张检察起诉裁量权的制度设计或者实务做法在某种程度上都与有罪必诉、执法必严的传统观念产生抵牾，与前述社会公众的心理预期背道而驰。
那么，该如何认识和分析新形势下出现的这种新的诉讼现象? 因此加强起诉裁量权的研究对于弥补我国裁量权研究的不足，优化司法职权配置，确保刑事诉讼目标任务的实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起诉裁量权概述（一）起诉裁量权的概念起诉裁量权，是指起诉机关（主要是检察官或检察机关）斟酌的案件具体情况，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和幅度内，根据自己的意志和判断，以公平、争议作为价值准绳，就案件事实的认定和法律的使用的自主选择，酌情作出恰当的处理决定的权力。
[1]它是控诉机关在立案侦查、审查起诉过程中，就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酌情作出公正、合理决定的权力，包括对轻微刑事案件决定不启动刑事程序（不立案侦查）、撤销案件、经审查斟酌案情决定不起诉、暂不起诉、经被告人认罪与被告人进行辩诉交易、选择性起诉、对污点证人予以豁免以及选择简便审理程序等权力。
附条件警告:英国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新发展英国的附条件警告是在警察警告权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一项权力，由检察官行使。
检察官利用附条件警告可以在审前阶段对符合条件的轻微违法犯罪案件进行程序分流。
附条件警告的适用要取得被告人的同意，考虑被害人的利益，同时引入了恢复性司法的因素，体现了英国实现“所有人的公正”这一新的司法理念。
附条件警告制度确立了检察官在审前程序中的主导地位，是英国检察官自由裁量权发展的重要标志。
标签：附条件警告；检察官自由裁量权；轻微犯罪；义务附条件警告(conditional caution)制度是英国《2003年刑事审判法》(Criminal Justice Act 2003)新确立的一项刑事司法制度。
该法规定检察官可以对实施某些犯罪的行为人做出附条件的警告。
违法者只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履行了在附条件警告之上设置的义务，检察官将做出不起诉决定。
“如果行为人无正当理由未能遵守附条件警告所附带的任何条件，则可以就该种犯罪对行为人提起刑事诉讼。
……提起此种诉讼时，附条件警告即停止生效。
”附条件警告制度是在英国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为加强被害人权利保障，实现刑罚轻缓化，节约司法资源而设立的一项程序权力，具有重要的程序和实体价值。
附条件警告制度设立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已经在实践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005年，附条件警告只在英国的7个地区适用，现在的适用范围则覆盖全部42个地区。
一、附条件警告制度是在英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对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完善皇家检察官的附条件警告权是在警察的警告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附条件警告制度的确立赋予了检察官在审前阶段分流案件的权力，扩大了检察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范围。
这一制度的确立和广泛适用有两个前提作保障，一是英国皇家检察院职责的不断明确和完善。
英国的起诉机构一直有对案件进行裁量以决定是否起诉的权力。
早在1925年，约翰·西蒙爵士便清晰地表达过这样的观点：“……谈到总检察长的任务，认为总检察长对所有的案件仅仅由于他认为法律工作者称之为‘案件’就应该决定起诉，则完全是无稽之谈了。
这不是事实，而且凡是担任过那个职位的人都不认为是这样的。
”1951年，时任检察总长的肖克劳斯勋爵(Lord Shawcross)则通过对公共利益的经典阐述，进一步明确了起诉政策：“凡涉嫌犯罪的行为都必须自动地成为起诉的对象——我国从来没有这样的规则，我希望将来也不会有。
”起诉政策为检察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提供了依据，但是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真正完善是在1986年英国皇家检察院成立之后。
依据《1985年犯罪起诉法》(Prosecution of Offences Act 1985)，皇家检察院明确地负有做出起诉决定的责任，警察则承担着侦查犯罪的责任。
随着检察官起诉职责的不断完善，2010版的《皇家检察官准则》首次在总则中将向罪犯提供适当的庭外处理明确作为提起公诉之外的另一项重要职责，同时进一步明确了检察官利用附条件警告对轻微犯罪案件进行庭外处理的权力。
二是英国21世纪以来进行的、以加强被害人权利保障为核心的刑事司法改革，推动了相关立法和制度的出台。
2002年7月，由英国大法官、总检察长和内政大臣共同签署了政府白皮书《所有人的公正》(Justice for A11)，这份英国司法改革报告改变了英国原来一贯坚持的偏重被告人权利保障的刑事司法公正理念，首次提出不但要考虑对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是否公正，而且要加大并试图优先考虑对被害人、证人及社会公众是否公正的问题，纠正了过去只重视和追求对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单方面公正的价值观。
正是有了皇家检察官职责的明确和完善做基础，有了英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大力推动，附条件警告这样一个赋予检察官极大裁量权的法律制度才得以确立并有效发挥作用。
英国皇家检察院成立于1986年，在此之前，英国的警察一直承担着侦查和起诉犯罪的大部分职责，其中利用警告权对轻微违法犯罪案件进行程序分流是警察的重要权力之一。
警告一般用于处理轻微违法犯罪案件，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用于处理严重犯罪。
警告不是判决，也不是有罪认定，但是接受警告就表示认罪，所以会留下犯罪记录。
如果因为某种行为再次引起警察的注意，受过警告这一事实可能会影响警察的处理决定，也可能在接下来进行的法庭程序中被引用。
警告制度在警察的执法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
“2000年，除了机动车犯罪外，英格兰和威尔士所有的犯罪案件中，总共有23.9万违法者被处以警告。
这个数目占了那年被警告和被判有罪的违法者的1／3。
”除了适用于在商店实施盗窃这类轻微犯罪行为之外，警察对某些严重犯罪也采用警告的方式处理。
同样“在2000年，有1，700名犯有最严重罪行一‘公诉罪’，诸如强奸、抢劫和企图谋杀的犯罪被处以警告。
”警察利用警告制度处理案件能够：(1)迅速、简单地处理犯罪人认罪的轻微刑事案件；(2)对犯罪人进行程序分流，避免其接受刑事审判；(3)写下犯罪记录，为将来可能发生的刑事诉讼程序或者相关的安全检查提供参考；(4)减少再犯可能性。
虽然警告制度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它毕竟不是一种法定的处罚方法，其作为制度的有效性和公正性一直受到质疑。
从制度有效性的角度看，最初英国内政部有关警告的指导方针中对适用警告的次数并没有限制，导致实践中警察对未成年人重复适用警告，使得警告制度失去了督促未成年犯罪人重新回归社会的作用，破坏了制度的严肃性和有效性。
直到1998年英国颁布的《犯罪与妨害治安法》(Crime and Disorder Act 1998)规定了训诫(reprimand)和最后警告(final warning)两种针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处理方式，才终止了对未成年犯罪人重复警告的做法。
从制度公正性的角度看，警告制度存在的问题更大，主要是警察对自己侦查终结的案件直接做出处理决定，容易因为缺少对案件的审查和监督而导致程序不公。
“尽管被起诉的可警告案件在理论上是由王室检察院审查的，但被警告的可起诉与可作无进一步行动处理的案件却不是由王室检察院审查。
如果警察决定警告，案件就到此为止。
不管王室检察院多么愿意去处理应当被警告的案件，它就是不能处理那些确实没有被警告的案件。
这意味着裁判不公仍将继续，王室检察院仍未能触动警方警告程序中固有的违背正当程序的现象。
”除此之外，警告制度还存在无法有效保护被害人利益的问题。
为了解决警告制度存在的这些问题，英国皇家刑事司法委员会早在1981年以及后来1993年的报告中都提到要对警告制度进行规范，并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
1990年内政委员会(Home Affairs Committee)报告和皇家检察院向皇家刑事司法委员会所做的报告中则首次建议设立附条件警告制度，以在警告之上附加条件的方式约束被警告人履行义务，防止其重新犯罪。
但是在由谁履行附条件警告权的问题上还很矛盾。
内政委员会一方面在报告中提出“附条件警告是发挥检察官作用的最好方式”。
另一方面又建议警告和由警告延伸出来的权力应该继续由警察行使。
认为这样要比由皇家检察官管理警告对违法者的警戒作用更明显。
由穿着制服的高级警官在警察局那种氛围下进行警告，对阻止犯罪当然有作用。
皇家检察院虽然愿意承担对违法者发出“附条件警告”的责任，但是他们更支持建立一个不用行使裁量权，严格限制适用条件的警告制度。
要由国会制定法律，限制附加于警告之上的罚金数额，以及适用附条件警告的违法行为和违法者的类型。
另外，皇家检察院也不愿意承担督促执行警告附加义务的角色，比如社区刑。
他们希望现有的、由法院管理罚金的办公室承担管理罚金的职能。
这样才会同意皇家刑事司法委员会的建议，将当时法律还没有正式规定的附条件警告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适用，只不过负责管理的是缓刑官和警察。
2001年，奥尔德爵士在关于刑事法院的报告中，再次提议扩大适用于轻罪的固定刑罚的范围，考虑设置“附条件警告”。
2002年，以《所有人的公正》这部司法改革报告的出台为标志，英国开始新一轮的刑事司法制度改革，改革措施之一就是明确提出要建立正式的附条件警告制度，以保障被害人的需要和权利在每个阶段都能得到充分考虑。
随着《2003年刑事司法法》(Criminal Justice Act2003)的颁布，附条件警告制度最终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适用附条件警告的权力被明确赋予皇家检察官。
2004年10月，英国司法大臣签署并由英国议会通过《附条件警告工作守则》(Conditional Cautioninz Code 0Practice)(S12004—1683)，皇家检察院依据《1984年警察和刑事证据法》第37A条，发布《附条件警告适用指南》(The Director’s Guidance Dn ConditionalCautioning)。
《2005年税收和海关法》(Revenue andCustoms Act 2005)、《2006年警察和司法法》(Policeand Justice Act 2006)、《2008年刑事司法和移民法》(Criminal Justice and Immigration Act 2008)又对附条件警告制度做出修改，其中，《2008年刑事司法和移民法》明确将附条件警告的适用对象扩大到10至17周岁的未成年人。
但是考虑到现实情况，现阶段附条件警告只适用于16、17周岁的未成年人。
在附条件警告相关立法修改之后，2010年，《附条件警告适用指南》第六次被修改，《附条件警告工作守则》细化为《成年人附条件警告工作守则修订版》(Revised Code of Practice forConditional Cautions-Adults)和《16、17岁未成年人附条件警告工作守则》(Code 0Practice for YouthConditional Cautions for J6 & 17 Years Olds)，以适应司法实践发展的需要。
现在，附条件警告和警告两种制度处于并行的状态，为了区别于新设立的附条件警告，警告现在更名为普通警告(simple caution)，对那些找不到合适的附加义务的案件，起诉不符合公共利益的案件或者嫌疑人已经先行赔偿了被害人的案件，还是要适用普通警告。
除必诉罪(indictable only offence)外，普通警告仍然由警察做出。
二、附条件警告以制定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完整的程序设计为检察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提供了指导和依据与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相比，英国的法律制度更加遵循实用主义的传统，法官在司法实践中更看重的是经验而非成文法典。
但是，现代社会管理的复杂性要求有数以千万计的法律规则来调整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官员们甚至法官们“不可能在解决每一项纠纷时都进行一番功利主义式的考察，以寻求处理事务之最佳方式，也不可能对之进行哲学式考察，以寻求分配授权及义务时的公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