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社会分工与阶层分

广义社会分工与阶层分化

——论社会生态系统的形成

恩格斯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制造并使用第一块打制石器进行劳动，成为了“人猿相辑别”的真正标志。

那么什么是“劳动”呢？马克思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这里讲的是物质资料的生产。从马克思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出，人类劳动的特点，一是有目的性，二是有创造性，区别于一般动物的活动。然而必须注意到，马克思讲“首先是”，而没有讲“就是”，隐含的意思非常明显，劳动不仅仅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那么除此之外，劳动还应该包括那些过程呢？南方在野认为，劳动首先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然后是精神财富的生产过程；最后是政治文明的生产过程。今天教师的传道授业解惑，属于精神财富的生产过程，是劳动。政治家、公务员执行国家政策，进行社会管理服务，属于政治文明的生产过程，也是劳动。

不过人类生产的初期，并没有独立的人群专门从事精神财富的生产和政治文明的生产，只存在物质资料的生产。人类从事各种劳动的社会划分及其独立化、专门化（即社会分工），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出现的。社会分工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前行，使人类社会产生了各种阶层，人类社会本身也从一个简单自然的状态演变一个复杂的系统。

许多人一讲到社会分工、阶层分化、社会系统就莫名的憎恨，其实是受了社会等级观念的不良影响。社会分工必然产生阶层的分化，各阶层又形成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并不是上天赐给人类的灾难，而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时代的规律的必然性。下面，南方在野沿着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概括描述一下人类复杂社会系统产生的过程。

“人猿相辑别”之后，人类社会进入了蒙昧时代。虽然人类已经学会制造并使用粗糙的打制石器进行劳动，但那时的劳动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产劳动。漫长的二三百万年的时间里，人类始终群居洞穴，过着采集渔猎的生活，食物实际上来自大自然的恩赐。只知向大自然索取食物，而不知自己生产，是为蒙昧。原始农业的产生，实现了人类从食物采集者到食物生产者的革命性转变，人类摆脱了蒙昧进入野蛮时代。在野蛮时代长达四五千年的时间里，人类主要使用磨光和穿孔的石器、骨器进行劳动，实现了定居生活，食物来源有了一定保障。野蛮时代的中期，畜牧业与农业相分离，出现了游牧部落与牧民阶层；野蛮时代的后期，手工业与农牧业相分离，出现了手工业者阶层；野蛮时代末期商业从传统的物质资料生产领域中分离出来，出现了商人阶层。这也就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讲到的“三次社会大分工”（由于仅发生在经济领域，我们可以视之为狭义的社会分工）。农民阶层、牧民阶层、手工业者阶层、商人阶层——的出现，提高了物质资料生产的效率，推动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历史有了突破性进展。但是，为什么依然要称之为野蛮时代呢？仅进行物质资料生产劳动，始终无专门的精神财富生产劳动，也无专门的政治文明的生产劳动，精神财富与政治文明并没有真正出现，是为野蛮。

人类社会只存在物质资料生产部门时，或曰“蒙昧”，或曰“野蛮”，不可冠之以“文明”。人类社会文明时代的到来普遍发生在四五千年以前，是广义社会分工的结果。广义社会分工，泛指物质资料生产部门内部的“三次社会大分工”；以及精神财富生产部门（以下简称“精神部门”）与物质资料生产部门（以下简称“物质部门”）相分离；和政治文明生产部门（以下简称“政治部门”）与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相分离。

精神部门从物质部门中分离出来，我们经常称之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发轫于人类野蛮时代的末期，宗教活动首先从物质资料生产活动中分离出来，出现了专门从事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仪式活动的巫师，但巫师在野蛮时代还没有成为一个阶层，不能称之为“社会分工”。随后文化艺术活动、科技探索活动、教育活动相继从物质资料生产活动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一个较为庞大的知识分子阶层，精神部门真正从物质部门中分离出来。这在中国，一般认为发生在传说时代炎帝与黄帝所处的时期。精神部门与物质部门的分离，促进了文字的出现、科学的发展，宗教文艺、思想文化的繁荣，创造了丰富的精神财富，也反过来促进了物质资料的的生产，从而对人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文字的出现虽然认为广大体力劳动者集体的智慧功不可抹，但如果没有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进行系统的整理与创造，是不可能真正成为人类普遍用来交流的工具的。文字的出现被认为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必要条件。

政治部门从物质部门或精神部门中分离出来，发生在人类的大河文明时代，一般认为国家的产生是一个标志，这在中国目前认为是公元前2070年夏朝的建立。那么政治部门是如何走向独立化与专门化的呢？南方在野不认为国家的产生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而认为是部落之间矛盾不可调和，人与自然之间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经过物质部门三次社会分工，人类社会物质财富增加，私有制产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贫富不均，再加上自然资源的不均衡性差异，引发了各部落之间，各部落联盟之间频繁而惨烈的战争，战争中的俘虏往往沦为奴隶。战争破坏了生产，影响了人们安定的生活，人们普遍缺乏安全感。又，当时人类文明严重依赖自然条件与环境，大多位于大河流域或沿海一带，经常有洪水泛滥之类的自然灾害，依靠各自为政往往难以克服自然的挑战。因为部落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的不可调和，出于发展生产、安定生活、保障安全等原因，人们相互间缔结契约，通过缔结契约，人们放弃让与部分自然权利，组成政府，于是形成了国家，产生了法律。原来的氏族部落议事会转变成国家权力机关，原来的居民自卫武装转变成脱离劳动专门出事军政的军队，在建立起法庭监狱等，一系列政治活动脱离于物质生产活动，形成了一个较为庞大的政治部门，产生了决策阶层、行政阶层、军政阶层、司法阶层，我们统称为执政者阶层。人类政治部门与物质部门的分离，使人们生活较为安定、生产较为稳定、安全较有保障，活动的有组织性，增强了人类的整体力量，社会从自然状态进入了理性状态，真正迈进了文明时代。

有关物质劳动者阶层，知识分子阶层，执政者阶层的社会分化，并不是南方在野个人的主观想象的结果，而是广义社会分工的必然产物，是人类社会在迈向文明时代过程中普遍存在着的客观规律性。人类社会文明的产生与进化，绝对不是物质劳动者阶层单独的前行，而是物质劳动者阶层、知识分子阶层、执政者阶层的协同努力的结果。物质劳动者阶层固然为人类进入文明时代提供了物质基础，但不能认为有了物质劳动者阶层的努力与进步一切都会不请自来。否定知识分子阶层与执政者阶层存在的独立意义，低估其劳动的贡献，必将带来阶层的歧视与偏见，不利于社会文明的进步与前行。

可以看出，广义社会分工导致了社会阶层的分化，随着社会历史的前进，社会分工不断深化，各社会阶层群体不断涌现，带来了人类社会深刻的变化。一方面，物质劳动者阶层、知识分子阶层、执政者阶层变得日益独立并且专业化。各阶层群体生活环境与生存状态迥然相异，利益诉求不尽相同，这些差异性的客观存在，必然导致各自不同的思想、主张、行为。各阶层群体围绕自身的利益而努力，不同利益之间存在着广泛而复杂的搏弈。另一方面社会分工条件下造成社会劳动的片面性，加深了不同阶层群体间的依赖协作。这使得每个阶层的人群存在独立性专业性的同时，又表现出对其他阶层更大的开放性，以实现与它阶层劳动者密切的联系。各种独立存在又密切联系互动的阶层群体已经形成一个复杂的综合体系。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个综合体系的结构愈加复杂，大的方面虽然由物质劳动者阶层、知识分子阶层、执政者阶层构成，但这三个阶层的劳动者并不是分离的，往往同一部门同时交错存在着不同的阶层。举个例子，工厂是物质部门，但工厂中不但存在劳动者阶层（普通工人），还存在知识分子阶层（技术工程师），还存在执政者阶层（行政管理人员）。

这个综合系统中，物质劳动者阶层生产了物质资料，不但养活了自己，且将自己的劳动成果向知识分子阶层和执政者阶层提供；知识分子阶层生产了精神财富，在体现个人成就的同时将自己的劳动成果向物质劳动者阶层和执政者阶层提供；执政者阶层产生于社会契约，并根据社会契约将自己的政治文明成果向物质劳动者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提供。社会资源与能量在全社会是如何流动的呢？那就是交换。劳动者只有与他人进行劳动价值的交换，才能突破社会分工所带来的片面性，实现劳动者自身全面的发展。这实际上是一个社会资源与能量在全社会各阶层流动的过程。这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商品交换并无本质的差异。物质劳动者创造了物质资料，知识分子创造了精神财富，执政者创造了政治文明——虽然劳动产品的表现形态不同，使用价值也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都凝结了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耗费了劳动者的心血，所以这些劳动产品都是有价值的，可以用来交换。不过正如前面所言，由于政治文明和部分精神财富的特殊性，往往他们的交换方式与物质资料有所不同，例如执政者不可能拿着自己的政治文明产品到市场上去卖，而往往是事先通过与全社会成员缔结契约，根据这个契约，执政者向全社会各阶层不分彼此的提供政治文明的产品服务，而物质劳动者与知识分子向其交纳赋税。通过这种社会契约的方式，执政者就实现了其产品的价值，也实现了政治文明向全社会的流动。——各种社会资源与能量（物质资料、精神财富、政治文明），虽然为不同的部门所创造，却不会永远停滞在生产它的个别阶层手中，而是在这个综合体系中循环流动，从而实现各阶层群体对社会资源与能量的全面共享，是这个综和体系最基本的功能。

这个综合体系，与地球生态系统相比它小多了，但从其运行来看，也符合生态学的一些基本规律，与地球生态系统有诸多类似的地方，比如“物物相关”“相生相克”“能流物复”“负载定额”“生态平衡”等等规律，放在这个综合体系中也是同样适用的。我们把这个人类社会里由各阶层群体共同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综合体系称之为“社会生态系统”。

——南方在野《社会生态论》之一

关于等级从“天下为公”到“天下为家”，实际上也就是执政者阶层违背当初的社会契约的过程。那么肯定会有人站出来问“你为什么要违背社会契约？”执政者起先是用武力来讲话，军队、刑法、监狱充当了工具。后来，发觉武力只能征服肉体，不能征服思想，于是就编造谎言，古埃及“法老”自称“太阳神之子”；古巴比伦之王汉穆拉比，极力宣扬自己与神灵的密切关系，并且制造君权神授的说辞；中国后来的君主，自称“天子”——总之就不是一般的人，企图以这些谎言来制造凌驾于社会生态系统之上的理由。

执政者阶层的这些行为已经人为的制造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也制造了阶层与阶层之间的不平等，一方面执政者阶层的利益在不断膨胀，另一方面，物质劳动者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的利益被不断压制。社会生态系统初现失衡的端倪。

后来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一些人不断向执政者阶层靠拢，为执政者阶层违背社会契约的行为制造理论依据。例如说古代印度从事宗教活动的僧侣、婆罗门祭司，在《摩奴法典》中公开宣扬社会等级制度，认为社会的等级是造物主“原人”决定的，“原人”的嘴变成了婆罗门，所以他掌握祭祀大权；“原人”的手变成了“刹帝利”所以他们掌握行政、军政大权；“原人”的手变成了“吠舍”，包括农民、牧民、手工业者、商人，所以这些阶层要供养前两个阶层；“原人”的脚变成了“首陀罗”，所以他们是奴隶。这就是古印度的“种姓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