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高的故事

义画派的影响。

1886年，他来到巴黎，结识印象派和新印象派画家，并接触到日本浮世绘的作品。

视野的扩展使其画风剧变，他的画，开始由早期的沉闷、昏暗，而变得简洁、明亮和色彩强烈。

而当他1888年来到法国南部小镇阿尔的时候，则已经摆脱印象派及新印象派的影响，走到了与之背道而驰的境地。

凡高把第二幅自画像看作自己神志正常的标志。

与凡高自己看法正相反,这面孔绝非平静,表情也绝非茫然呆滞;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坚定、专注、决不退缩。

这幅作品感动了奥弗的加歇医生,他想要一幅摹绘品。

然而凡高并没有摹绘品，不过也许为了让这位恩人高兴，他采用这幅作品的色调和笔法风格，为医生画了一幅肖像。

背景使用灰蓝色的连续曲线，产生如旋涡般的效果。

木然的神情与变动的背景形成对比。

1990年5月15日，这幅《加歇医生的肖像》在3分钟内以8250万美元的价格拍卖给了日本第二大造纸商———斋藤先生。

创下了当时艺术品拍卖价格的世界最高记录。

斋藤在和这幅名画度过了几小时后，就把它锁在了一个温控保险库里。

《加歇医生的肖像》就这样静静地度过了漫长的7年。

1996年，斋藤去世，此后无人知道画的下落。

谁拥有了这幅画，谁是斋藤的继承人，他的公司还是他的债主？传言很多，有人说它在纽约，有人说在法国或瑞士。

众多的博物馆和拍卖所都试图确定画的所在，但这幅名画似乎永远消失在茫茫大海中。

凡高生平:1.被解雇的传教士2.重拾画笔3.巴黎·印象派4.阿尔的阳光5.孤独的“友人之家”6.“痛苦即人生”1.被解雇的传教士当所有的事似乎都一帆风顺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令凡高大受挫折的事情。

1847年，凡高痴情地爱上了房东的女儿尤尔秀拉。

但这位少女并不在意这个木讷的荷兰青年，嫁给了别人。

初恋的痛苦使凡高的心灵蒙受耻辱，性格变得忧郁和暴躁，而他的生活也从此进入了一段颠沛流离的时期。

失恋后的凡高愈来愈寡言，孤寂的他在这个时候渐渐趋向宗教，深深地沉浸在超越个体生命的神圣思想中，无心从事画商工作。

1875年12月，他悄悄地独自回乡。

翌年春天被解雇。

之后，凡高辗转于巴黎、拉姆斯盖特（英国）、布鲁塞尔等地，作过店员、教师和学徒工。

这期间，他看到了下层人民的贫困，也很同情他们。

为了“抚慰世上一切不幸的人”他把希望寄托在宗教上。

1877年，凡高到阿姆斯特丹准备参加神学院的入学考试。

他拼命学习，每天要花费18至20个小时去钻研很深奥的教义和希腊文的动词变化。

但艰深的功课使凡高深受打击。

“我只希望把和平带给贫苦的人，给予他们生活的安乐，使他们安于工作，我要做这一件事，却为什么要经受这么多的挫折与痛苦？”在阿姆斯特丹的求学期间，凡高一方面尽力实现做一名拯救人类悲惨灵魂的牧师的心愿，另一方面对绘画的兴趣与日俱增。

他常翻看《艺术》杂志，也常到美术馆去参观。

米勒、伦勃朗等艺术大师的作品给他以深刻印象，他开始临摹他们的作品，还常到野外写生。

但这种学习给凡高带来了矛盾的心理。

把万千世界搬上画布的欲望与献身传道的愿望如同两股烈火在他体内涌动。

虽然后者（传道）暂时抑制着前者（绘画），但当两者汇合起来时，对绘画的热望便变成一股强烈的火焰，熊熊地燃烧起来。

不过在汇合之前，尚需经历许多的迂回曲折和煎熬苦炼。

每当凡高认为自己的想法超出正轨或是自己怠慢了应行的义务时，便使用自我惩罚：躺在床上，用棒子打自己的背。

不久，凡高自我放逐，搬到一个没有任何家具的简陋房间，将漂亮衣服及其他东西施舍给别人。

这种自我惩罚的倾向在凡高以后的生活中，隐隐地呈周期性的反复。

1876年，厌倦了学习的凡高回到了埃登，并且已决心做一名画家。

当时新寡的表姐凯瑟琳住在他的家里。

凡高对这位表姐非常爱慕，并进而求婚。

但凯瑟琳却被凡高狂热的爱情所惊吓，逃回了娘家。

不死心的凡高追至阿姆斯特丹，把自己的手插入煤油灯中，恳求与她见面。

其后，凡高在海牙与妓女席恩同居，在明知其行为极不检点的情况下，仍把一切都给了她，乃至在阿尔割下耳朵，最终在奥弗悲剧性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些同样性质的行为，都体现了凡高强烈的自戕倾向。

这种倾向不仅仅生于对宗教信仰的狂热，更是为了抗拒社会的不合理与世俗的种种法则，凡高的自我惩罚体现了他对现实的无能为力。

这同时也造就了他那近乎恐怖的，狂热而执着的情感。

直到现在，很多人仍认为凡高是一个异于常理的天才，但回溯他绘画的历程，仔细阅读他遗留下来的一大堆书简，我们可以知道，凡高履行了做人所应当恪守的原则，那就是对自己诚实。

他的疯狂与自杀，丝毫无损于他纯洁的精神。

遗憾的是，始终依赖他，认定他的真挚的，仅仅只有他的弟弟提奥。

在埃登短暂停留后，凡高来到布鲁塞尔的传教士学校学习。

1878年12月，在父亲的帮助下，凡高到达“火与矿物共同沉睡在大地内部的地方”－－波里那日。

他开设圣经讲座，访问贫家，还给孩子们讲课。

他在一封信中说：“波里那日的风景恰似画面那样美，那样独特。

圣诞节前是连续阴郁的日子，这几天下了雪。

这些景色住房让人联想起中世纪的绘画，或使人想起红与绿，黑与白等强烈色彩的对比效果表现的画”信中表现了他对传教的热忱以及与生俱来的画家眼光。

翌年1月，布鲁塞尔委员会接受了他的申请，准许他暂时以6个月的期限担任瓦睦村的传教士。

凡高非常高兴，在这个矿工村，他以早年在基督为楷模，甘愿把自己的一切献给贫苦的人们。

他节衣缩食，竭尽全力帮助矿工。

矿井发生事故时，他去看护伤员；斑疹伤寒流行时，他去护理病人。

尽管如此，凡高的崇高品德却被教会组织讥讽为自讨苦吃，最终还以不合教规为由解聘了他。

2.重拾画笔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凡高惊愕了，也醒悟了，他开始自省。

走在波里那日下着寒雨的荒凉原野上，他深切地感到自己的体内存在着某种东西。

在极端的消沉中，宗教性的狂热慢慢消失了，继之而起的，是在他脑海中流转着的对绘画的热望，这种热望正在超越其他一切感觉，即将奔涌出来。

“我要再度站起来，我眼前的一切都变了，我的铅笔一天比一天容易控制，也一天比一天好。

”1880年，经过认真思考，27岁的凡高毅然放弃了“圣职”，决定重拾画笔，借助艺术的创作去拯救贫苦的人们。

这一打算虽然遭到父亲的极力反对，但却得到在画店工作的弟弟提奥的全力相助。

年终，凡高来到布鲁塞尔，开始自学美术。

次年，拜海牙画家莫夫为师，接受正规训练。

一向性急、暴躁的凡高十分耐心地学习着。

他刻苦、坚定、又有观念性和计划性。

他总是就一个题材作很多张画。

从他一系列的静物画中可以看出他是如何谨慎地尝试着把明暗置换为色彩关系的。

《纽南教会出入的人群》（1884年）这幅作品便体现了凡高对光线敏感的特质。

水平及垂直两个方向的动态，与明暗的强烈对比，强调了光线的象征性效果。

在《森林中的少女》（1882年）一画中，“铺满落叶的红褐色地面，因树荫而乍明乍暗，斑驳陆离……”自然的美景深深地打动了凡高。

他以饱含强烈感情的画笔描绘着眼前的一切。

凡高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要画些什么，要表现什么，所欠缺的只是不能随心所欲地画出自己想画的东西。

那些表面的形状与美丽，并不是绘画的主要目标，他所要画的，是正在辛勤工作的劳动者的姿态，与大地斗争的人们的汗水、动作与神态。

这些人就是农夫、煤矿工、除雪工、堆积草束的人以及其他劳动着的人。

他要画他们所有的姿态与动作。

对他来说，“描绘劳动者的动作”才是“现代艺术的核心”。

他不怕破格或夸张、扭曲，他的愿望是能够准确地捕捉其动作、姿态。

他临摹米勒的《耕作》、《一日的四个时辰》，他想继承米勒未完成的工作，想画“让米勒也了解的”。

在探索个人艺术道路之初，凡高便把对劳苦民众的真挚同情植入自己的作品之中。

1882年1月底，凡高认识了一名麻脸、酗酒、已为人母且又在怀孕中的30岁的妓女－－克丽丝汀·玛丽亚·贺鲁尼库（席恩）。

对于她坎坷的遭遇和糟糕的生活状态，凡高很是同情。

他倾注了全部的爱来照顾这个女人，并以他为模特儿画了一幅名叫《悲哀》的石版画。

凡高曾试图与她共同生活下去，但她还是离开了。

1883年，结束了与席恩的同居生活，凡高离开海牙前往德伦特。

他在到处可以看到泥炭小屋与贫苦农家的纽·阿姆斯特丹滞留了几天。

缥缈的地平线与泥炭山，工作着的农妇，淡紫与白色的天空以及暴风雨似的重云，凡高将这一切留在他的画作《田里的农妇》（1883年）中，这幅作品是凡高在静寂的荒野中，找到自我安慰，寻回人生信念的心情写照，这使得作品深具宗教色彩，从中也不难看出米勒的作品《晚钟》的影子。

1883年，凡高回到父亲供职的教堂所在地纽南。

在纽南的两年中，他不断提高素描技巧，受荷兰现实主义画风的影响，画面黝黑，富有乡土气息。

这一时期所作的《吃土豆的农人》（1885年）是凡高在画了许多农民写生画之后集大成的作品。

为完成这幅作品，他作了同样构图的习作两幅。

其中素描与速写各一幅。

还作了许多农夫、农妇的肖像，一些室内静物及手的素描等。

画面采用伦勃朗的光线集中法，用野性的笔触强调了人物的形体与姿态。

他注重画面所表达的情感，而不是色彩的相互关系。

“我想清楚地说明那些人如何在灯光下吃土豆，用放进盘子里的手耕种土地……”在这幅农家“圣餐”像中，凡高无视都市化的现代趣味，用真挚的感情绘制出朴拙的农人的美与力。

不难看出些时的凡高正向往着成为一名“农民画家”。

自纽南时期起，凡高渐渐意识到色彩的神秘与微妙。

1885年11月底，凡高去了安特卫普，在那里等着他的是鲁本斯明亮而大胆的色调与日本浮士绘版画上所能看到的更新的色彩语言。

3个月期间，他如痴如醉地埋头学习，领略着鲁本斯的风采，接触到日本的浮士绘版画，并受到港都安特卫普朝气的刺激。

深沉的色彩开始明朗化，笔触变大，开始注意对比的美，这是对色彩的觉醒。

凡高准备启程前往巴黎，那个正在进行色彩解放的艺术之都。

也正是在这时，凡高作了第一幅自画像。

自此，开始了他那著名的对自我的审视。

3.巴黎·印象派1886年3月初，33岁的凡高到达巴黎。

巴黎自由的艺术氛围和亮丽的印象派使他大为震惊。

他认识到眼前的这个艺术世界与他所进行的创作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他急切地想去了解印象派，因而显得焦躁与不安。

经提奥的介绍，凡高与一批印象派画家相识，并与他们共同探讨绘画的新技巧。

当看到自己的作品也像他们一样充盈着明亮的色彩，捕捉到阳光下刹那的变化时，凡高的血沸腾了。

他认为“新的观念出现了，和若干年以前的调子完全不一样的画被画出来了。

”在巴黎这个艺术之都，这位目光锐利，独来独往的年轻人受到了印象派的洗礼。

印象派的运动自1874年第一次展览会以来，已在当时达到极盛。

莫奈、毕沙罗和西斯莱各成一家，他们否定了物象的固有色，只靠自己的视觉体验，再现事物于画面。

这种绘画理论深刻地影响着凡高。

虽然，初抵巴黎的凡高还不曾完全脱离灰暗的色调，但他的笔触已渐渐带有轻快感。

他研究色彩的对比与不和谐感，学习色彩分割与素描的新手法，逐步孕育出超越他人境界的艺术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