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韩愈的书法、音乐艺术观
- 格式：doc
- 大小：46.00 KB
- 文档页数：5
第20 卷第3 期周口师范学院学报Vol. 20 No. 32003 年5 月Journal of Zhoukou Teachers College May. 2003关于韩愈的书法、音乐艺术观X刘维治(辽宁大学中文系,辽宁沈阳110036)摘要:韩愈认为书法、音乐都是外界事物有感于心而致外在显现,是人的心境情绪的反映,与其文学主张“不平则鸣”相呼应。
强调了书法艺术创作与人生遭际密切相关,但因斥佛,未免胶着。
关键词:韩愈;外物;有动于心中图分类号:J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 - 9476 (2003) 03 - 0018 - 02 韩愈的书法主张主要体现在《送高闲上人序》: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机应于心,不挫于气,则神完而守固,虽外物至,不胶于心。
尧、舜、禹、汤治天下,养叔治射,庖丁治牛,师旷治音声,扁鹊治病,僚之于丸,秋之于奕,伯伦之于酒,乐之终身不厌,奚暇外慕? 夫外慕徙业者,皆不造其堂,不哜其者也。
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
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
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
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
今闲之于草书,有旭之心哉! 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见其能旭也,为旭有道,利害必明,无遗锱铢,情炎于中,利欲斗进,有得有丧,勃然不释,然后一决于书,而后旭可几也。
今闲师浮图氏,一死生,解外胶。
是其为心,必泊然无所起;其于世,必淡然无所嗜。
泊与淡相遭,颓堕委靡,溃败不可收拾,则其于书得无象之然乎,然吾闻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闲如通其术,则吾不能知矣。
这是韩愈对书法艺术扩而大之,可以说是对文艺创作与人生遭际之间关系的一个绝好阐释。
韩愈首先强调人的一生术业有专攻,需花大气力,人只有专心致志下大力气,尽其巧智,才能达到得心应手的境界,神气完足而能固守其成,不为外物所动。
这一见解当然不错。
韩愈以尧、舜治天下,养叔善射,庖丁解牛,师旷奏乐,扁鹊医病为例,用“治”字准确概括他们从事此事的专心致志,指出他们经过一番苦炼达到这一境界,并且从中获得了难以取代的乐趣。
他们决不见异思迁,并得出结论,一个见异思迁,不能专心致志、全力以赴从事一项工作的人,他是永远不会达到那一专业领域的顶峰的。
这番概论所体现的原则,同样也适用于书艺。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书法艺术要达到造其堂的境界,也是一门需全力以赴从事之艺术,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学好的。
在谈及张旭书法艺术成就时就特别强调张之所以善草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治他技”,强调了专心的重要。
另外,韩愈认为,在张旭笔下,那飞动灵秀的草书是张旭其人的人生履痕的反映,这种观点与他文学上“不平则鸣”这一论断相一致,可以说,张旭的草书就是他内心感情世界外在显现的一种手段,而他内心感情变化又是由于世界外物万象纷呈的变化而引起的。
因而,可以认为,韩愈将书法艺术创作与作家的思想感情变化,即与外在自然物变化关系串联在一起,这一见解是符合书法艺术创作的实际的。
这里,虽然韩愈所罗列多是自然物之自然变化,未具体涉及社会层面的人事沧桑,但“歌舞战斗”“事物”一语以及下文的“利害”“利欲”,似乎并没有将人事之变排除于外,况且,上述各种一系列情感变化,也并非仅仅由于自然界自然物之变化引起的,这里是应当包括社会从事方面内容的。
韩愈正是从人生与艺术创作关系入手,认同了张旭草书技艺之高超,并认为,高闲上人草书不可能达到张旭的境界,认为他所处的环境和他所执着的信仰决定了他的内在感情只能是“淡然”名利、“泊然”世俗,与张旭那种执着万物,情动于中的境况截然相反。
如果,他硬要写草书,那么,根据书法艺术与人生际遇与悔心情感之间关系而言,以空寂无为,清心寡欲为本,连死生都置之度外的淡泊心态,反映在草书法上,决不会是张旭那种深不可测的鬼神之变,而只能是颓堕委靡、溃败散漫之象。
这里再一次强调书法艺术与人生遭际之间的紧密关系。
苏轼也曾评论说“退之论草书,万事未尝屏,忧愁不平气,一寓笔所骋。
颇怪浮屠人,视身如丘井,颓然寄淡泊,谁与发豪猛”(《送参寥诗》) 。
总之,在这一篇关于评价高闲上人草书艺术的文章中,韩愈意在贬斥佛徒,但却体现了韩愈有关书法艺术的几点有益主张:1. 书艺是需倾全力气方可达到得心应手境界的,不是朝秦暮楚者能学好的;2. 书艺是一个人对人生遭际的形象反映,与人的心灵世界变化息息相关;3. 只有体察万物,有动于心,才可能将草书艺术提高到张旭那样水平。
某种艺术风格与某种人人生遭际有相应的对应关系,张旭草书风格与张旭其人遭际有关。
可以X 收稿日期:2002 - 08 - 30作者简介:刘维治(1944 - ) ,男,辽宁大连人,辽宁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唐宋文史研究。
© 1995-2006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说,韩愈上述书法主张体现了他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体现了他的排佛斥佛倾向。
韩愈看到书法艺术与人生社会之间的关联,这是积极的应予肯定的一面,但同时也应承认,持佛家或道家信仰的人,在他们观照外物之时,也有他们的立场角度,反映在书法或其他艺术形象中,也自有他们的特点,即使被韩愈视为“颓堕委靡,溃败散漫”景象,要化腐朽为神奇,倒可能视作“落花流水雍容自然”。
因为艺术风格也是多样的,就草书而言,也并非只有张旭一类,还是允许有张旭以外其他风格存在的。
而艺术创作的客观实际也是千变万化,是不能说得太死的,韩愈在结末也留有余地,说“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闲如通其术,则吾不能知”,多多少少也透露了这一信息。
仅从艺术角度看,淡泊空寂之心境也并非不可取。
苏轼也表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细思乃不然,真巧非幻影。
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与静。
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
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
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
诗法不相妨,此语更当请”(《送参寥师》) 。
《石鼓歌》中也表述了韩愈关于书法的见解。
他极力称颂石鼓上的石鼓文“字体不类隶与科。
年深岂免有缺划,快剑斫断生蛟鼍,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金绳铁索锁纽壮,古鼎跃水龙腾梭⋯⋯羲之俗书趁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可见韩愈的好古复古倾向,在艺术风格追求上也是喜欢险怪古奇,而视羲之清秀俊逸为俗媚。
这同他在《送高闲上人序》中对张旭草书风格的体认是一致的。
韩愈的书艺如何? 据宋朱长文《续书断》云:“退之虽不学书,而天骨劲健,自有高处,非众人所及。
”韩愈书迹,据宋欧阳修《唐韩退之题名》云:“右韩退之题名二,皆在洛阳,其一在嵩山天封宫石柱上刻之,记龙潭遇雷事。
天圣中,余为西京留守推官,与梅圣俞游嵩山,入天封宫,徘徊柱下而去,遂登山顶,至武后封禅处,有石记,戒人游龙潭者,毋妄语笑,以黩神龙。
龙怒则有雷恐,因念退之记遇雷,意其有所试也。
其一在福先寺塔下,当时所见墨迹,不知其后何人模刻于石也。
”(《欧阳修全集·集古录跋尾》卷八) 现今存韩愈墨迹,有《曹娥碑题名》“国子博士韩愈赵宏遇著作郎樊宗师处士卢同观元和四年五月二十日题”33 字。
《曹娥碑》是东汉荆州刺史度尚为孝女曹娥所立。
韩愈《曹娥碑题名》的曹娥碑,当是晋人所书,今传绢本墨迹,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谒少室李渤题名》18 字:“愈与樊著作宗师卢处同谒少室李君拾遗。
”据当今书法大家启功《韩退之遗墨记》断定此二题名为可信,另传有“鸢飞鱼跃”4 字石刻则不可信。
这二题名属正楷,一丝不苟,按韩愈之书艺为心境之反映论,可见其恭谨严正之心态。
韩愈虽然没有专论音乐的文章,但在零散的有关音乐议论中仍可窥见他的主张。
他在《送孟东野序》中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
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
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
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
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
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乐也者,郁于中而泄于外者也,择其善者而假之鸣。
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鸣者也。
维天之时也亦然, 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
是故以鸟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
四时之相推夺,其必有不得平者乎!”韩愈所谓“不平则鸣”主要是借自然界的“物不平则鸣”来论证社会中人也一样遇有外界触动,一旦“不平”,即失去平衡,也要有所反应,也要“鸣”。
这是韩愈文学思想中很可贵的一面。
这里明言音乐是“郁于中而泄于外者”,意即人对社会中事与物有所感,有所动,有所触,郁结于内心,不能自消自灭,借助音乐泄导于外而已。
这是继承《淮南子》“愤于中而形于外”“愤于志,积于内,盈而发音,则莫不比于律而和于心”, 《乐记》“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思想。
但特别强调不得已而后言,是说这种郁结于心的东西是引发作者以音乐、诗文形式渲泄其情感的原动力。
由此看来,这种抒发感情的音乐也不是无病呻吟,也是有为之作,结合韩愈《原道》“其法、礼、乐⋯⋯”及《上巳日燕太学听弹琴诗序》中“歌风雅之古辞,斥夷狄之新声”看,韩愈音乐思想仍未摆脱儒家关于礼乐教化功能的范畴,但他强调的“不平则鸣”“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音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却在实际的创作中得到验证,揭示了艺术创作中的一个普遍性规律,在一定程度上又突破了儒家思想局限。
①韩愈对音乐的鉴赏力,表现在那篇有名的《听颖师弹琴》:“呢呢儿女语,恩怨相尔汝。
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
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
跤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
嗟余有两耳,未省听丝篁。
自闻颖师弹,起坐在一旁。
推手遽止之,湿衣泪滂滂。
颖乎尔诚能,无以冰炭置我肠。
”韩愈此诗作于元和十一年,官在右庶子之际。
诗中称颂颖师技艺之高,引得韩愈浮想联翩,以至情动于中,泪流滂沱,不能自已。
此时韩刚被剥夺掌朝廷制诰之权,难免感慨良多,弹者未免有是心,听者未必不可借题发挥,或许是借颖师之琴声以鸣自家之不平。
不管怎样,这一音乐旋律节奏变幻起伏甚大,不是那种和平之音,倒颇类似愁思之音。
若按韩愈论闲师书法,因其为僧,心境淡泊,空寂无为难有张旭之书艺看,此颖师也应以淡泊平和之音才是,现在情况并非如此,反倒博得韩愈称赞,一为书家,一为乐师,两僧之例倒也相映成趣。
足见艺术创作现象的繁富多变。
韩愈的主张也是因时因人而异。
参考文献:1. 周祖讠巽. 隋唐五代文论选[M]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2. 王镇远. 中国书法理论史[M] . 合肥:黄山出版社,1990.3. 蔡仲德. 中国音乐美学史[M] . 北京: 人民音乐出版社,1995.9 1 第3 期刘维治:关于韩愈的书法、音乐艺术观①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认为韩愈“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音要妙,就是以不平为美,就是对儒家‘中正和平’、‘温柔敦厚’和道家‘平和恬淡’、‘审美观的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