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文档原格式
第38卷 第3期2018年8月Journal of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Vol.38 No.3July.2018多元文化视域下的文化身份与建构乔治·拉伦认为“只要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存在着冲突和不对称，文化身份的问匙就会出现。
”[1]194文化身份是确立个体在社会结构中角色与地位的一种文化标示与烙印，表现为个体对某种文化的认同和归属感，具有稳定性与流变性等特征。
在全球化多元文化的语境中，面对各种异质文化的渗入与冲击，原有的稳定文化身份发生变化，个体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之间出现割裂、偏离与异化，从而陷入文化身份危机之中，面临着在新环境中如何进行文化身份重构的难题。
这一现象在人际交往日益频繁的当下日益突出，因而文化身份问题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课题。
本文在对文化身份内涵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力图对多元文化语境下的文化身份延异与重构问题进行有益探索。
一、共存与延异：文化身份内涵分析英语Identity（身份）一词源自于晚期拉丁语（Identias）和古法语（Identite）,其基本含义是指物体、物质或事物存在状态的同一性。
这种同一性是事物将自己与它类事物区分开来的某种特征或标示，是Identity存在的根源，也是我们对事物进行分类或识别的基础。
马克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从社会学的角度对身份一词进行了阐释，韦伯认为“‘身份’应当意味着一种根据正面或负面特权得到社会评价的有效要求，其典型基础是：社会方式、正规教育、继承的或者职业的声望。
由于财富的差异一个公务员或一个大学生可能处于截然不同的阶级地位，但却不会导致不同的身份，因为教养和教育造就了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
”[2]425在此，身份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某个个体或群体在一个特定社会中确定自身地位或角色的具有明确性、可认可性与特征性的依据或尺度。
例如性别、文化层次、种族、职业等都可以作为某种尺度来衡量或确定一个人在社会中的身份。
民族身份的建构与解构内容提要：宏观创作环境的文化混杂性和自身的多元身份使伍尔夫具有了类似后殖民作家的民族身份认同困惑。
伍尔夫既尝试对处于分化中的英国帝国身份进行文化重建，又对以男权和殖民主义为依托的民族叙事进行女性主义重写。
伍尔夫的阶级和种族身份预设了其女性主义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在关联，使其女性抗拒立场无法从根本上撼动以帝国为参照的民族身份认同，从而表现出一种既抗拒又迎合帝国主义的女性帝国主义形态。
2001年索妮塔•萨克(Sonita Sarker)发表论文，题为《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伦敦风景)中定位本土英国性》(Locating a NativeEnglishness in Virginia Woolf's The LondonScene)，文中指出：“上个世纪，英国现代主义研究越来越关注阶级和性别问题。
但直至今日，对于种族和民族如何成为T.S. 艾略特、格特鲁德•斯泰因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等著名现代主义作家视野中不可或缺和相互交叉的元素，几乎无人作过深究。
”从英美学界对伍尔夫的研究状况来看，萨克的判断是有失偏颇的。
事实上，20 世纪90 年代初期以来，后殖民理论视角的介入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将伍尔夫的种族和民族身份问题化，较为深入地揭示了文学经典背后的意识形态运作和文化政治内涵，挑战并丰富了对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批评假设，在实践和理论层面上推动了伍尔夫研究的多元发展。
和英美伍尔夫研究相比，我国研究者多从性别角度解读伍尔夫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较少关注阶级、种族和民族等因素对伍尔夫美学思想的影响，也就很难揭示伍尔夫“与民族、总体的英国性概念及其地缘政治暗示的复杂关系”。
本文主要运用后殖民理论，结合新历史主义和女性主义理论，阐释伍尔夫在从女性视角出发，围绕帝国探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民族身份认同问题时表现出的文化立场。
一、帝国式微阴影下的身份认同危机世界文学的发展规律充分表明，文学想象与民族身份认同之间存在天然和必然的联系。
论薇拉凯瑟《我的安东妮亚》中的移民文化身份认同危机王晶【摘要】本文拟从文化身份的角度人手,分析薇拉·凯瑟小说<我的安东妮亚>中移民文化身份认同的困境:一方面,移民与本土文化的深刻联系使他们对美国主流文化的认同充满惶惑与困扰;另一方面,移民对美国主流文化的一往情深又使他们在回归本土文化时感到陌生与不安.移民身份认同危机隐现了母国文化在遭遇美国强势文化时的困境,同时也表现出凯瑟对处在边缘状态下的移民及其文化身份的敏感.【期刊名称】《安阳师范学院学报》【年(卷),期】2010(000)001【总页数】3页(P105-107)【关键词】移民;文化身份;认同危机;《我的安东妮亚》【作者】王晶【作者单位】安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河南,安阳,455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106.4薇拉·凯瑟(1873—1947)是美国现代女作家。
与她同时代的作家菲茨杰拉尔德、福克纳、海明威不同，凯瑟在小说的题材上另辟蹊径，把眼光独望到美国中西部荒芜的大草原;她与时代的气息相连，从她尤其关注欧洲移民的问题就略见一斑。
美国是一个移民大国，凯瑟生活的年代正值美国出现移民热潮(1880年，美国移民的数目达到了历史高峰)。
当时，很多美国文人疑虑移民的大量涌入会动摇美国的主流文化，对移民持有排斥、偏见的态度。
而凯瑟却把移民形象作为自己文学创作的主人公，对之坚韧、无畏的拓荒精神大加颂扬，并且用细腻的笔触反映出在美国民族大熔炉里有占主流的美国文化与非主流的移民文化之间的差异。
她的代表作《我的安东妮亚》详尽的描述了一群东欧移民来到美国中西部大草原拓荒的经历，例如移民如何适应新的生存环境、如何被同化的过程，如何作为边缘群体身处两种不同文化中而产生的身份认同危机。
《我的安东妮亚》讲述的是一群异族人背井离乡来到美国中西部拓荒以及他们艰苦寻“梦”的故事。
这些移民主要来自东欧大陆，其中包括波希米亚人、挪威人、德国人、俄国人等。
中国传统文化与全球化的挑战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长期形成并代代相传的文化遗产，它是一个国家的心灵和精神的象征。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拥有丰富多样的传统文化。
然而，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本文将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一、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冲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的现代化价值观念被迅速传播到中国，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念构成了巨大的冲击。
传统的尊师重道、家庭观念以及孝道思想逐渐被忽视，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的思想逐渐蔓延，传统的道德观念和伦理体系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面对这一挑战，我们需要加强对传统价值观念的传承和教育。
弘扬传统美德，加强尊师重道、孝敬父母、敬老尊贤等观念的教育，让年轻一代重新认识到传统价值观念的重要性，以及传统文化在构建一个和谐社会中的独特价值。
二、西方文化的渗透与冲击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西方文化通过媒体和互联网的传播方式进入到中国。
电影、音乐、时尚等西方文化产品的引入，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冲击。
年轻人逐渐丧失对传统文化的兴趣，西方的消费文化逐渐取而代之。
应对这一挑战，我们需要推广中国传统文化的美，提高对传统文化产品的创新和推广力度。
利用媒体、网络等渠道，精心挖掘和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增加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喜爱。
三、语言和方言的逐渐消失全球化的语境下，英语的普及和使用使得中国本土语言和方言逐渐失去了市场和生存的空间。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忘记自己的母语和方言，通用的普通话成为主流。
这使得中国传统语言文化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为了保护和弘扬中国的语言文化，我们应该鼓励人们继续使用自己的母语和方言。
学校和家庭应该加强对母语教育的重视，让年轻人了解和学习自己的语言文化，增强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
四、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融合在全球化时代，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之间存在着冲突和矛盾。
如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全球化时代的公民教育与国家认同及文化认同一、本文概述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家间的交流与互动日益频繁，公民教育与国家认同及文化认同的问题日益凸显。
本文旨在探讨全球化时代下的公民教育如何有效促进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分析全球化对公民教育和国家、文化认同的影响，以及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加强公民教育，提高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
文章首先界定全球化、公民教育、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等核心概念，然后阐述全球化对公民教育和国家、文化认同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接着探讨如何通过公民教育强化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最后提出在全球化时代加强公民教育、提升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的策略和建议。
本文旨在为全球化背景下的公民教育和国家、文化认同研究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二、全球化时代的公民教育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公民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
全球化不仅推动了经济、政治、科技的交流融合，也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文化观念、价值取向和身份认同。
因此，公民教育需要与时俱进，重新定位，以更好地培养具有全球视野、跨文化沟通能力、以及坚定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新时代公民。
全球化时代的公民教育应强调全球意识的培养。
这意味着教育不仅要关注本土文化和价值观，也要引导学生理解和尊重其他文化，学会在全球化的语境下看待和处理问题。
通过比较学习、案例分析等方式，使学生能够认识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共性，形成开放包容的心态。
公民教育需要注重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培养。
在全球化的环境中，跨文化沟通能力已成为衡量一个人综合素质的重要标准。
因此，教育应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国际交流，提高语言水平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使他们能够在国际舞台上自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有效地沟通与合作。
再次，全球化时代的公民教育不能忽视国家认同的培养。
尽管全球化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但国家认同仍然是维系国家统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
因此，教育应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培养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使他们能够坚定地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尊严。
论现代社会中文化认同的构建现代社会是在全球化、信息化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形成的，文化认同作为人类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愈加显得复杂而多元。
文化认同不仅关乎个体的自我认知，更与社会的和谐稳定、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
然而，在全球文化交融的过程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使得文化认同的构建变得尤为重要。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探讨现代社会中文化认同的构建。
一、文化认同的概念文化认同是指个体或群体在特定文化语境下形成的一种归属感和身份认同。
在现代社会中，文化认同影响着人们对社会、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的理解与实践。
文化认同的构建不仅强调自我认同，还包括对他者文化的尊重和理解，这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形成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态。
二、现代社会中文化认同的影响因素1.全球化的冲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传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
人们在面对不同文化时，往往会产生认同危机。
此时，如何保持本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增强文化自信，成为文化认同构建的首要任务。
2.信息技术的普及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文化产品的传播更加便捷。
网络时代，人们接触到的文化信息多样化，甚至有时难以辨别其真伪。
信息的快速传播可以促进文化认同的多元发展，但也可能导致对某些文化的误读和偏见。
3.社会变迁的影响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结构日新月异，这些变化不仅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自身文化的认同。
例如，城市化进程中的移民问题、民族关系等都会对文化认同产生深远影响。
三、文化认同构建的路径1.加强对本民族文化的认知增强文化认同，首先要从自身文化出发，深入挖掘本民族文化的内涵与价值。
通过教育、宣传等多种途径，促进个体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与尊重，使人们在自我认同中获得文化的归属感。
2.鼓励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应积极鼓励各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理解，开展文化合作，共同创造新的文化形式。
在此过程中，既不能拒绝外来文化的影响，也不能盲目崇拜外来文化，而是要在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前提下进行融合。
2002年11月2002年 第6期外国文学Foreign LiteratureNov.2002No.6,2002叙述、文化定位和身份认同霍米 巴巴的后殖民批评理论王 宁内容提要:本文是国内学界第一篇全面论述当代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代表人物霍米 巴巴的论文。
作者通过全面考察巴巴的知识生涯和细读他的代表性著作,认为,与另两位后殖民理论大师相比较,巴巴的后殖民批评理论代表了当代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批评发展的最新阶段,即全球化时代的后殖民批评。
这种批评的特征在于通过其混杂策略消解了西方帝国的文化霸权,实现了第三世界批评从边缘向中心的运动,导致了文化多样性的真正实现。
在作者看来,巴巴的批评理论的建树主要体现在:1,将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糅为一体,发展了一种颇具挑战性和解构性的后殖民文化批判风格;2,他的混杂理论影响了当前国际学术界对文化身份认同和少数族裔的研究,提出了第三世界批评家发出自己声音的具体策略;3,他的模拟概念对第三世界批评家的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努力有着巨大的启迪作用;4,他所发展出的一种文化翻译理论强有力地冲击了翻译研究领域内的语言中心主义模式。
作者认为,随着对全球化问题研究的日益深入,巴巴的影响将越来越明显。
关键词:霍米 巴巴 后殖民理论 文化认同 身份政治 混杂性 文化定位 少数族裔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02)06-0048-08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又重新焕发了新的活力,它的不少研究课题都与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密切相关。
随着爱德华 赛义德的病入膏肓,另两位后殖民理论批评的代表人物佳亚特里 斯皮瓦克和霍米 巴巴的影响力越来越显得突出。
而在这3位大师级后殖民理论家中,原先因为年轻和不甚多产而名气相对小一些的巴巴近几年来却异常活跃,他的后殖民批评著述在当今的欧美文学理论批评界、文化研究界乃至文化翻译界的引用率都是相当高的,这一点不禁令他的同辈学者望其项背。
全球化语境中文化身份的认同危机 （一）东方、第三世界、女性、黑人的身份在帝国主义文化中的边缘化 人们之所以拒斥全球化，是因为全球化有可能会招致文化帝国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文化的危害性，后殖民批评家赛义德、斯皮瓦克、莫汉蒂、霍米·巴巴早就做过深刻的论述，指出了欧洲帝国文化对东方、女性、黑人的扭曲与误读。帝国主义文化以自我为中心，把东方、女性、黑人边缘为虚拟的他者。他们的论述可概括为如下三点：
1、帝国文化对东方及第三世界民族的扭曲与误读。 赛义德吸收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及福柯话语权力理论，在《东方学》中指出，西方学者以字典编纂式历史材料积累与想象对东方的形象进行扭曲与误读，东方成了东方学家的东方，而非真实的东方，由于东方的不在场，西方霸权文化使东方文化失语，“在有关东方的讨论中，东方是完全缺席的，相反，人们总能感觉到东方学家及其观点的在场；然而，我们不可忘记，东方学家之所以在场的原因恰恰是东方实际缺席。”[ 3]因此，赛义德提出要解构东西式的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反对西方霸权文化对东方边缘文化的凝视与歧视。他坚持个体的特殊性，强调学者以个体经验对抗整体性的殖民文化。霍米·巴巴吸收法农关于“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微妙关系的论述，对文化殖民、文化霸权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用拉康精神分析理论对外在强权扭曲人性，使扭曲者由被动变主动，由受辱到适应，进而进行身份认同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把文化研究定位于中心之外的非主流文化上，认为各种抹平差异的话语交流隐含了一种话语暴力，最终将会复制帝国主义文化和政治。
2、女性特别是东方女性在帝国主义文化中失语 如果说东方及第三世界民族处于边缘的话，那么东方女性则处于边缘的边缘。斯皮瓦克、霍米·巴巴、莫汉蒂吸收女权主义、精神分析等各种批评理论从女性角度，对西方霸权文化对女性的压抑与歧视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他们的观点可概括为二点：（1）、东方女性受到男权及第一世界妇女的双重歧视。斯皮瓦克认为，东方女性不仅遭受到男权文化歧视，而且遭受到西方女性的误读，因而成为边缘的边缘。她把历史的叙事予以颠覆，认为女性历史被男性的认知暴力挤压， 构成历史的“虚构”，“在西方人或宗主国的‘凝视’之下，历史成为被看的叙述景观，并在虚构和变形中构成历史的虚假性。” [4]因而有必要重建历史的真实叙述，清洗殖民烙印。莫汉蒂将女权主义运用到后殖民批评中，分析了妇女，特别是第三世界妇女的殖民问题。她认为，妇女在男权压抑下丧失了说话权力，第三世界妇女更是患了失语症，她们不仅受到男权的压抑，而且受到西方女性的歧视与误读。由于第三世界妇女不仅在男权中心下遭到扭曲与变形，还遭受到第一世界妇女的误读与歧视，因而处于边缘的边缘。第三世界妇女已被打上文化殖民烙印，成为男权文化及西方女权文化的“他者”，丧失了表达自己的权力，只能成为男权与文化帝国主义的反证。(2)、强调差异性，反对同质体构造。第三世界妇女是具有民族与阶级差异性的多样性主体，不能把她们看成无历史文化及政治经济差异的共同体，忽略差异而追求跨文化比较，寻求“女性共同体”，抹平了民族、阶级及生存经历的差异性，是对种族主义、帝国主义的掩盖与伪装。“可见，为自身建构反抗的政治身份的策略性联盟可以基于普遍化的暂时性的联合，不过，对这些团体身份的分析却不能基于普遍化的非历史的范畴。”[5]全球妇女因受压迫的共同感而产生的所谓“女性共同体”是不存在的，第三世界妇女由于受多重压抑而缺乏对自己文化身份重新界定的自觉性，但她们不是落后、愚昧的“同质共同体”。这种“同质共同体”的建构，忽视了阶级、民族、文化等的差异，隐含了帝国主义歧视，是对第三世界妇女的扭曲与误读，“西方学术有关第三世界结论只是充分的自我意识而已，并描述了相当数量的有关第三世界女性的西方主义著作的特征，即用一种跨文化的家长制或男性统治的特殊的、独一无二的观点进行性别差异的分析，这导致了我们称之为‘第三世界差异’的一种同样的简约的、同质的建构——认为这些稳固持久的、非历史的东西即便不是压迫了这些国家的所有但显然也是大部分女性。”[6]
3、帝国主义文化含有种族歧视，是语言暴力 后殖民批评家赛义德、斯皮瓦克、贝尔·里克、凯特·卡特拉克都认识到了帝国文化是一种语言暴力，含有种族歧视。东方学家凭语言文字的想象对东方加以扭曲和误读，以字典编纂式使自己的思维与观念成为范式，渗透于人们的意识之中。东方成为历史一成不变的同质体，愚昧、封闭、陋习、不开化，成为同质体的特征。“它将由在探险、传教、军事和商业活动中零零星星地搜集起来的一大堆碎片重新结构为字典编纂式、图书馆式的、部门化了的以及文本化了的东方 学意义。”[7]凯图·卡特拉克就英语对非洲语言的暴力做过深入的分析，由于缺乏文字的记载，种族主义者就能否定非洲的历史和文化，因而，“黑暗大陆的历史和文化，是由欧洲人给予的。”[8]欧洲种族歧视所构成的霸权文化对黑人、阿拉伯人的歧视是一贯的，黑人与阿拉伯人被描述为野蛮、愚昧、缺乏文化的同质体，“殖民主义鼓噪黑人缺乏文化，阿拉伯人生性野蛮，这反而会顺理成章地引发对民族的、甚至大陆的乃至种族的文化表现的歌颂。”[9]语言暴力是无形的，它使被殖民者由被动接受变为主动接纳，并表现出一种认同，使殖民地的传统文化失语。 后殖民批评家反对帝国霸权文化，反对语言暴力，主张消解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希望达到多元文化的共生，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文化虽然有它的意识形态性，但它毕竟不是军事与政治。西方霸权文化虽有作者有意识对弱势群体进行扭曲的嫌疑，但因缺乏了解而导致误读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从一定角度说，是后殖民批评家首先厘定了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然后站在边缘的立场向西方文化做出抨击。实际上，因缺乏了解而导致的误读绝不仅仅存在于西方文化之中，东方文化对西方也有误读。关键是不同文化身份之间的人要加强沟通与交流，以消解误读。但由于对帝国主义怀有惨痛的历史记忆，且认为全球化会导致文化帝国主义，人们对全球化采取了敌视的态度，甚至以本土主义或民族主义对抗全球化。实际上，这是在解构西方中心的同时，又确立了本土的中心，形成了新的中心与边缘的对立。而追求绝对的、纯粹的民族认同是不可能的，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把族性极端化、绝对化，是一种极端的本质主义。日本是一个有自身民族文化特质的发达国家，但国内部分学者却建构了东方的自我论述，并强调弘扬民族文化精神与“日本特性”。这种倾向如被极少数权力集团及军国主义分子利用，很容易导致新的法西斯主义。美国的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打破过去从政治、经济角度分析国际文化的旧思路，而用“文明”界定世界新格局。他认为全球最危险的将是不同文明集团的冲突，西方同样面临儒家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挑战。亨廷顿的理论包含了西方与非西方的二元对立，他过度张扬了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没有看到文明之间的融合，势必加剧民族文化的冲突感，是一种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
（二） 全球化语境中文化身份的迷失感 全球化打破了原有的空间观念，导致了社会关系、人物身份的交叉与错位。网络文化也打破了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使中心与边缘、中心与非中心的关系充满悖论，使文化身份变得模糊而复杂。跨国公司使资本跨越国界进行重组，其经营者服从于利润的原则而不与其所在国家认同。“不与任何一个特定的外国认同，也不一定与第一世界或白人世界或西方世界认同。他认同于全球资本义制度……。”[10]跨国公司对所在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也是一种冲击，势必造成社会的重构。而且，跨国公司的职工大部分是公司所在国家的人，而公司的管理理念却服从于全球的资本制度及公司利润的需要，这势必影响着职工的思想意识。由于这些公司一方面要适应所在国家消费者的文化趣味，推出适合消费者的文化产品；另一方面，这些公司的文化产品制作人也会渗透自己的审美观点及思想意识，因而使文化产品呈现文化杂交性。从事这种文化产品的制作人自身的文化身份也出现混杂性。 全球化的一个突出景观是消费文化的高度繁荣，曾一度被称为“下里巴人”的通俗文化以不可抵挡之势冲击着精英文化。这是因为市场经济规律同样支配着文化生产，文化工业受经济利润的制约，必然要照顾消费主体的需要。而消费主体的大部分并不是象牙塔里的知识精英，而是不同阶层的广大群众，包括知识贫乏者。他们反对深奥、晦涩，因而通俗性、娱乐性、消遣性、趣味性、刺激性的消费文化受到了青睐。消费文化正在消解文化固有的神圣性，消解着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鸿沟，并对艺术价值标准提出质疑。菜斯利·费德勒曾提出：“现在该结束装腔作势的时候了；因为填平鸿沟也即越过惊人的（Marvelous）和可能的（probable）之间、真实的（Real）和虚构的（mythical）之房和财会室之间以及……的界限。”[11]颇令人深思的是，消费文化似乎比精英文化更易于得到不同文化身份者的消费认同。消费文化的强势传播必将影响人们的文化认同，使文化身份变得模糊，难以界定。 因而，文化身份是全球化语境中我们所要研究的核心范畴之一，要研究全球化中的民族文化的发展，就必须深入研究文化身份问题，不但要研究作者及文本的文化身份，还要研究读者的文化身份，特别是要研究作者与读者文化身份互动，以解决当代文化发展的许多现实问题。 七夕，只因有你， 总有一些人牵肠挂肚难以忘记， 总有一些日子温暖甜蜜最为珍惜 从春夏到秋冬，从陌生到熟悉， 虽不能时时联系，却总在特别的日子想起你， 七夕快乐，我的朋友。 七夕，只因有你， 因为有你，再苦生活也不觉得累， 再大的险阻也无所畏， 再大的波折也不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