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主义的理论的内容是什么

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一、历史背景和重要意义此文，马克思写于1877年11月左右。

1877年10月俄国彼得堡《祖国纪事》杂志刊载了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

这篇文章包含对《资本论》的错误解释，这促使马克思写这封信，但此信没有寄出。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从他的朋友的遗稿中发现了这封信。

这封信涉及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俄国村社的前途以及唯物史观等问题。

有关这些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与俄国的民粹派进行过争论。

1861年改革以后，俄国开始了从半封建的农奴制向资本主义的过渡。

这是一个社会矛盾急剧激化和革命力量迅速增长的时期。

马克思认为俄国正面临着伟大的社会革命，这个革命将成为欧洲历史的一个新的转折点。

马克思同俄国政治、文化界许多人士来往密切，如洛帕廷、拉甫罗夫、丹尼尔逊、柯瓦列夫斯基、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等。

马克思为了能够对俄国经济的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通过俄国的朋友们获得了大量的俄文书籍、杂志和文件，并依靠这些珍贵的材料对俄国的土地关系、地租、农业生产以及整个俄国经济都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

因此，他了解俄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洞悉俄国的内外事务。

当时俄国革命者的观点同马克思的学说相去甚远。

这些人虽然读了一些科学社会主义著作，但并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的学说。

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的力量，把农民当作共产主义理想的体现者，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农民身上。

他们代表农民的要求和利益，因而被称为民粹派。

他们认为俄国的社会发展应当不同于西方国家而有自己的特殊规律，可以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经过农村公社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或大大接近于社会主义。

实际上，这是一种空想的农民社会主义思想。

此外，他们还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严重影响。

1877年在俄国报刊上出现反对《资本论》作者和马克思主义的评论。

自由派的机关刊物《欧洲通报》第九期上刊载了俄国庸俗政治经济学家尤利·茹科夫斯基的文章《卡尔·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一书》。

马克思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尤为突出的是从“共产主义革命…. 将在一切文明的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同时发生”的观点到“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成果”的理論。

①后一种理论被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者称呼为“卡夫丁峡谷”理论。

该理论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和影响。

标签：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社会发展的推动力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合力，经济发展与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是其中之一，主要表现为：在政治体制适应经济发展时，生产力快速提高；生产力提高后，政治体制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时，政治体制被迫改变以适应经济发展。

然而是否存在一种可以适应高级经济发展模式的政治体制，而且这种政治体制可以直接进入，这便是“卡夫丁峡谷”理论涉及的问题。

一、马克思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产生19世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已经到了其政治体制无法满足的地步。

事实上，资本主义社会也越来越频繁的发生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影响程度也越来越严重、无产阶级生存难度加大的同时权利意识开始觉醒。

综合以上因素，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这些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

但是，西方发达国家经历的一次次经济危机非但并没有使其激化社会基本矛盾，反而增强了其自我调节能力，进一步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

此时，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了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段不短的时间内共产主义革命不会大范围爆发。

与此同时，俄国为首的封建或者反封建社会的东方世界却革命风起云涌，马克思、恩格斯将目光放在这些国家后，发现这些国家虽然经济发展程度赶不上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随着全球化逐步开始，这些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而直接借鉴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直接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这种经济模式可能更适合共产主义革命的发展，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大胆设想这些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便是“卡夫丁峡谷”理论。

马克思关于东方文明的论述
马克思对东方文明进行了一些论述，主要涉及到印度和中国两个国家。

对于印度，马克思认为印度社会分化严重，存在着不同的阶级和种姓制度。

他强调，种姓制度使得社会上层统治阶级可以剥削社会下层劳动阶级。

同时，马克思也指出了印度的宗教对社会的影响，他认为宗教是一种虚假意识形态，被统治阶级利用来维持其统治地位。

对于中国，马克思认为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社会，存在着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和封建等级制度。

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以及严重的社会分化使得中国社会无法发展和进步。

马克思强调，中国的封建制度和僵化的社会结构是阻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原因。

此外，马克思还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进行了一些探讨。

他认为中国的农民阶级有可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因为他们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特殊地位。

马克思认为中国的革命力量在推翻封建制度后，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论述是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他对东方社会的了解，因此在具体细节上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主观性和片面性。

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和印度的社会情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马克思的这些论述在今天的东方社会起到的解释作用可能有所不同。

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2007年l2月第22卷第6期研究生法学GraduateLawReview.CUPLDee.2007V01.22NO.VI编者按:老实说,刊载这样一篇看起来通篇"政治教条"的讲演,是有压力的.这压力在于,它虽然与当下国内政治的"主流话语符号"完整对接,但也正是由于这样的"正统",使得它至少在表面上看起来多少有些拒人千里,与国之下盛行的"批判性"研究格格不入.然而,这篇言论的着者是一位82岁高龄的可爱的老先生,他深爱着他的外交官职业和他承继于火红年代的"信念".无论是出于对这位"祖父级"着者的纯粹情感上的尊重,还是对他的显然经过了一己之严肃思考与勉力证成的文字的宽容,我们都没有理由拒绝聆听,更没有理由想当然地把他归为某种政治正确与历史正确的行列.毕竟,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经历与思考,接受与拒绝,甚至言说方式也会迥然有别.下面,就让我们走近这位曾经的驻外大使,聆听他勉力而真诚的东方国家的"结构性想象"吧!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陈鲁直党的十七大胜利闭幕,我深为感动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在中国的上空高高飘扬.自俄国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来,社会主义一直是我们奋斗的目标,至今已过去了九十年.我们取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也胜利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但社会主义的苏联1989年瓦解了,我们的社会主义也遭受挫折.社会主义道路终于成了问题.改革开放挽救了我们,但邓小平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究竟能不能成,许多人心里是有怀疑的,因为教训实在已经够多.说来话长,中国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早在150多年前就提出过了.他和恩格斯在1850年的《新莱茵报》上发表《国际述评》,谈中国太平天国革命,就提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和"欧洲的社会主义".所谓"中国的社会主义"是指太平天国革命中出现重分财产,陈鲁直,生于1925年,自1952年底走上外交岗位,先后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工作11年,在纽约联合国秘书处做过七年国际公务员,当过一任大使.1988年起搞了十年的太平洋经济合作,做过一任人大常委会外事委员会顾问,一任全国政协委员.在大学时就参加新闻工作,解放前在香港《文汇报》当过编辑,解放后在广州《南方日报》工作了三年,也曾在几个大学,学院做过兼职教授,顾问等.1?研究生法学2007年第6期(总第76期)解决贫富悬殊的想法.其实这是一种萌芽状态的小农社会主义思想,当然那时革命的中国农民是不会用"社会主义"这个词的.上世纪9o年代初,有人据马恩的评论说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从他们的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来的,这只能算是牵强附会,中国人民大学高放教授已加辩释,这里无需赘述.问题是,150多年竟然分别不清萌芽状态的农民社会主义意识和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引起疑问,就不足为奇了.所以十七次党的代表大会要特别深入论述.回过头来看,一个半世纪来,特别是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以来,尽管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发展,《共产党宣言》中批判过的非无产阶级的反动的,保守的社会主义思想层出不穷,就说明要真正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决不是说到就能办到的,尤其对于尚未发展到资本主义的所谓前资本主义社会.1850年马克思,恩格斯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其实是借太平天国谈中国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是前资本主义的一种社会形态.当时马恩把印度,中国,俄国都列在其中.印,中是亚洲国家,自不待言.俄国呢,他们称之为"半亚细亚"国家,也就是说,生产方式和印,中差不多.由于外来侵略(鸦片战争)的影响,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走在前面,但就革命的思想而言,俄国其实领先于中国.过了20年,也就是到了距今130年前,即马克思逝世前六年,马克思因俄国革命而论述东西方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主要以俄国为对象,使我们认识到东方道路和西方道路的差别,这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新发展.令惜的是,这样重要的论述没有引起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重视,以致社会主义革命屡遭挫折和失败.这桩公案详见本人所作《马克思晚年论东西方道路》(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年版),其中收录马克思1881年给俄国劳动解放社成员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是马克思晚年关于东西方道路问题的重要文献."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形态就是:以土地公有为基础的集体耕作制度和以君主统治官僚专制主义为特征的上层建筑.概括来说,亚细亚的形式以农村为基础,而西方的古代形式则以城市为基础.所以,《共产党宣言》说,西欧首先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而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其根源盖出于此.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以英国为模式的,用于东方就解决不了问题,所以马克思晚年要专门研究东方的道路,而"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成了解决东方问题的钥匙.马克思答复俄国革命者有关革命道路问题的信件,也是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出发的.这些复信的主要草稿是莫斯科马恩列研究所所长里亚查诺夫1924年发现的.从1924年到1926年正是中国国共合作从开始到高潮的时期,里亚查诺夫特于1926年写了《马克思论中国》一文,发表在《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指出"亚细亚生产方式"正在中国崩溃,有组织,有纪律的无产阶级已经产生,正负起革命的领导责任:"中国以苏俄为榜样,已经跳起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卡曼纽拉舞."他认为这是马恩1850年评论太平天命的主旨所在.马克思,恩格斯1850年在《新莱茵报》上合写的《国际述评》说,"缓慢地但不断地增加的过剩人El,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面临爆发革命的威胁.但是,更糟糕的是,在造反的平民当中有人指出了一部分人贫穷和另一部分人富有的现象,要求重新分配财产.当(在中国传教的德国传教士)居茨拉夫先生离开20年之后又回到文明人和欧洲人中间来的时.2.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候,他听到人们在谈论社会主义,于是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别人向他解释以后,他便惊叫起来:'这么说来,我岂不到哪儿也躲不开这个害人的学说了吗?这正是中国许多庶民近来所宣传的那一套啊!'……虽然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遂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处,但是,有一点仍然是令人欣慰的,即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看到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马恩全集1974年中文版第7卷第264—265页)这就是说,马克思所期望的中国革命是法国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革命.从当时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看,只能如此,不可能搞什么社会主义革命.德国传教士居茨拉夫是中文新旧约的翻译人,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接受基督教就是受了居的影响.马克思欢迎太平天国革命是把它作为促使欧洲革命危机重新临近的标志.欧洲革命已经沉寂了一阵,中国革命的崛起,给了马克思希望.但是,马克思不但不认为中国已经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而且要求重视传统的旧势力和"亚细亚生产方式"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侵蚀和抵制.孙中山搞的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革命,他的"革命尚未成功",我以为就是因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侵蚀和抵制.后来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搞"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而中国国民党最终叛变了革命,迫使共产党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一时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革命几乎成了问题,还是日本侵略的反面教训为我们拨正了方向.可惜的是,革命虽然终于成功,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积弊又重新抬头.这回是搞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了,就是用中央集权的力量超前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几乎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葬送掉.里亚查诺夫的《马克思论中国》一文对于马克思有关中国革命道路的论断是颇有悟的.1862年马克思重新评论太平天国运动,当年7月7日他在《新闻报》说:"(中国闹革命)这种现象本身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东西,因为在东方各国,我们经常看到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的情形.……这次运动一开始就带着宗教色彩,但这是一切东方运动的共同特征.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显然是:欧洲人的干涉,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所引起的现存政权的震动,白银的外流,外货输入所引起的经济平衡的破坏,等等.实际上,在这次中国革命中奇异的只是它的体现者.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的全部使命,好象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马恩全集1974年中文版第15卷第545页)马克思的认识是深刻的.在我们回想到清末的义和团运动,1966—1967年文化大革命时,难道不怪异于历史的重复和"亚细亚生产方式""遗泽"的顽强吗?里亚查诺夫说,太平天国起义在许多方面令人想起欧洲的农民战争,对于中国,也如对于印度一样,马克思被迫得出结论:用世界历史的尺度来衡量,发展的速度比臆想的还要慢得多.他惊呼:"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抵抗力量是如此之大,欧洲资本主义花了几十年时间才动摇了这座"长城".对于历史传统的顽强,我国近现代史上教训很多,我觉得总结得最好的是鲁迅先生.研究生法学2007年第6期(总第76期)这就是他把经济政治的传统融人社会风俗和习惯:新的改革,其所以着着失败,就因为要改革的东西有社会风俗习惯为后援."亚细亚生产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它的影响确实已结合到风俗习惯里.所以,如果不"深人民众的大层,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鲁迅全集》第4卷第224页)从经济上人手是比较易行的,因为它可使人民和世界受益,功效卓着,但政治就困难了.马克思在分析不同生产方式的经济互动时就指出了这一点.这首先是因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1858年10月8日马克思致书恩格斯说:"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殖民地化,随着中国和日本的门户开放,这个过程看来已完成了.……1844--1846'年,英国和美国的出口增长,在1847年就已经证明完全是假的,并且在后来的十年当中出口额平均起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而英国和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却大大增长了;其次,五口通商和占领香港仅仅产生了一个结果:贸易从广州转移到上海."(马恩全集1974年中文版第29卷第348页)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促进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解体,资本主义的这种改造力量是不可抗拒的.从中国来看,英国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天津条约,就在中国增加了十多个中小城市通商口岸,外籍传教士可以在内地自由传教,外国人可以入内地游历,通商,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由东南沿海进入内地,并日益扩展,中国社会进一步半殖民地化了.但是同时,"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的生产方式具有的内部的坚固性和结构,对于商业的解体作用造成了多大的障碍,这从英国人同印度和中国的通商上可以同样明显地看出来.在印度和中国,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此外,在印度还有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村社的形式,这种村社在中国也是原始的形式.在印度,英国人作为统治者和地租所得者,同时使用他们的直接的政治权力,以便摧毁这种小规模的经济公社.如果说他们的商业在那里对生产方式发生了革命的影响,那只是指他们通过他们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消灭了纺织业,……这样一来也就破坏了公社.但是,就是在这里,对他们来说,这种解体工作也是进行得极其缓慢的.在中国,那就更缓慢了,因为在这里,直接的政治权力没有给予帮助.因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在这里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因为在大工业产品的价格中,会加进大工业产品到处都要经历的流通过程的各种非生产费用."(马恩全集1974年中文版25卷372—373页)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互动还是双向的,虽然后者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总的来说,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毕竟还是促进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变革.对于中国,如马克思所说,由于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开采和美国佬的不断努力,太平洋两岸很快就会像现在的波士顿和新奥尔良的海岸地区那样人口密集,贸易方便,工业发达.这样一.来,太平洋就像大西洋在现代,地中海在中世纪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交通航线的作用;大西洋的作用将会降低,而像现在的地中海一样成为"内海".这就提高了地处太平洋西岸的中国的地位,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增长.随着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邓小平毅然开始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两种市场,两种资源的作用,很快给中国带来了积极成果.由此可.4.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见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不仅不像极左思潮泛滥时所认为的那样侵害中国经济,而且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极为有利的因素.它必然改变人们的思想和历史进程.相反地,不利用它,与之作对,只能是自讨苦吃.但是,政治领域情况就不同了,我们在政治改革上一直迈不开大的步子,主要因为不能像经济领域那样摆脱旧传统的束缚.也许我们不能说太平天国以来中国的政治没有什么变化,因为毕竟满清王朝给推翻了,但是我们迄今未能像马克思要求的那样建立起资产阶级性质的共和国.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其实质而言,和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东方专制主义"没有根本的区别.特别是黑格尔说过,在东方专制主义下,只容一个人有自由,即至高无上的君主,这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也基本未变.即便"君主"已不能再做"登基"仪式,却还是要塑造一个"现代秦始皇".据说这是中国的传统:没有强人政治,国家就安定不了.说来令人沮丧,在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之交,人民当家作主,怎么能说中国的政治体制非有"秦始皇式"的强人不可呢?这就同社会的风俗习惯有关了.我们长期有"崇尚一统"的所谓盛世概念,如果不能"一统",那就是乱世,是谁都认为不能接受的.所以, "统"与"乱"是对立的,是必须加以选择的.鲁迅先生把这"统"与"乱"从老百姓的角度改称为"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准确地描绘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真实情况,我们切不可把它视为对历史的"歪曲".我可以说,两千多年来"统"与"乱"的意识已是根深蒂固.现在如果真的废"统",实行西方式的民主,那是决然通不过的.所以谈民主改革必须附加许多中国特色的说明.这一点同西方民主两样,那一点同西方民主有别.总之,民主改革不能不搞,因为不搞不合世界潮但必须坚持中国特色,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还得保持"东方专制主义".把握马克思观点,必须反复玩味辩证思维."东方专制主义"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 来说,那是历史的产物,有其历史的必然性.马克思认为,以"农村公社"为基础的耕作制度,具有孤立性,必须把集权的专制制度竖立其上,以弥补公社的孤立性,而且这种集权的专制主义还便于举办大型的公共工程.确实,专制制度造成社会的停滞,落后,但这不难解决,可以用公社民选的代表会议取而代之.反过来看,这当然也是专制主义传统难以克服的原因.从党的十七大我得到的启示是,"东方专制主义"的传统是不那么容易克服的,特别是在经济的变革尚难最后突破它的时候.马克思说东方专制制度不难排除,我以为是说在同资本主义统治的世界市场已经融合到极为充分的时候.如果时候未到,障碍还会是十分顽强的.斯大林时期不仅不准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更不容谈"东方专制主义",认为同无产阶级专政背道而驰.因此,马克思的俄国革命思想在俄国行不通.现在十七大对无产阶级专政已有新考虑,用民主集中制来代替.尽管党的一元化领导,党国,党政,党军,党文的关系,都还不能变,"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专制主义"的讨论研究应该不再成为禁区,这就为政治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准备了条件.而且,十七大还为进一步改革留下了余地,我觉得留下的余地还非常之大,它是希望之所在.这个余地的具体表现就是新领导班子的确立.从十六大到十七大,不过五间,新的最高领导班子就已做到退四留五,这是前所未见的.新领导班子的最大优势就是历史包袱较轻,却可以按照历史习惯来变通,因为他们有新的视野.在经济问题上,有5.研究生法学2007年第6期(总第76期)坚持改革开放一条,对持异议者做了明确答复就解决了许多根本性的问题.在政治问题上,措施虽虚多实少,对于搞民主社会主义,搞言论开放,新闻自由,搞多党制,当然尚待研究,但没有断然否定.这种宽容使人感到今后要第一把手怎么做.这是对第一把手提出的挑战,也是给他一个难得的机遇,因为第一把手具备了带头做的条件,不必担心强有力的人掣肘.如上所述,"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专制主义"并不总是弊政的代名词.流行的说法是人治不如法治,但中国的传统是人治,特别是最高当局的人治.这就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实质.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就是唐太宗李世民之治.既然有人想做现代秦始皇,为什么不可以做现代的李世民呢?我看做现代的李世民会比做现代秦始皇得民心.今日之第一把手,要做可说只系于一念之间,问题是看你做不做.当然,做现代李世民得做现代之事,不能只是像李世民那样纳言听谏,要带头弃旧图新,带头克己奉公,带头接受人民监督,带头遵纪守法,带头做人民的服务员,带头广路,带头勤俭节约,带头承担责任,带头补过正误,带头引咎辞职.这些美德,如果从《论语》,《孟子》中寻找,定有许多相应的提法和说法.但问题不在于说辞,而在于措施,即在制度上如何使之得到保证.这就是改革.从第一把手做起,符合我们中国的传统.在历史上,一个时代的政风系于帝王.其实,这也不仅我国如此,别的国家也可以这么说.比如美国有"罗斯福之治",英国有"邱吉尔之治".但是,他们的执行权力直接受议会的节制,我们受什么节制,还要试验,先只能从个人做起,而个人首先应该是总书记,由他来带动,可以随时形成法规,累积起来,就是改革方案,到时候就可以形成体制.反过来看,这也有助于我们探索传统体制的有用之处.马克思晚年对俄国人说,传统的东西是可以为今所用的,例如农村公社的公有制,我们照样可以这样做.处于改革过程中的具有"亚细亚生产方式"传统的国家进行改革,应该有实事求是的精神,不能盲目冒进.从第一把手做起,可免却无谓的折腾和损失.例如,国家总是要有领导人的,如何找一个真正矢志于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者作第一把手,不是简单易行的.但没有这样一个领导者,就建立不起来.邓小平雄才大略,只有做了事实上的第一把手,才实现了中国与资本主义控制的世界市场的结合.十七大选出的新的第一把手及其领导核心,取代"东方专制主义"的新的民主体制,也才能建立起来.当然,新的第一把手首先要为自己树立一个"魏征式"的"监察御史".马克思强调,东方道路必须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经济上与资本主义控制的世界市场结合,就是为了借资本主义的成果发展自己,不必自己费时费事地重走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是十分明智的做法.政治改革自然也可以借鉴西方.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就以建立"直接民主"为目标,改变了西方传统的"国会制","分权制".当然,巴黎公社失败了,但其原则还是可以参考的..社会主义是新事物,马克思在巴黎公社失败之后就放慢了自己探索的进度.对于东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道路,他却做了有益的研究,认为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业已形成的情况下,东方社会不必急于搞资本主义,而应该利用自己优于西方的地方,尽可能不像西方那样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马克思晚年的一种突破性6?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的创见,东方社会应该认真看待,积极探索,决不要被陈规陋习约束着.从第一把手做起,决不是要第一把手做"专制魔王",而是要他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带头人;必须有社会主义民主,才能使经济改革立于不败之地.十七大在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作了可喜的建树.我们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在具体开辟马克思东方社会的社会主义道路上不落人后.这是能否建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所系,也是东方社会能否走出一条社会主义新路之所系.它将向全世界展。

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西方文明的产物。

然而，它却在20世纪的东方引发了一场伟大的变革。

随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1949年中国革命的成功，马克思主义率先在东方取得了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作为一种制度和世界体系的东方社会主义，引领了整个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潮流。

然而，对于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百年来东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巨大的争论和分歧，缺乏相互的沟通和理解。

本文试图通过梳理它们之间分歧的线索，分析它们争论的理论焦点和主要根源，并基于此探讨21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反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对话与互动的可能性，以寻求世界社会主义在新世纪走出低谷、蓬勃发展的前景。

一、20世纪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分歧和发展格局自20世纪始，马克思主义在东西方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在西方，由于伯恩施坦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社会民主主义在世纪初开始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轨道，通过改良主义制度化于资本主义。

而西方国家的共产党除了两次大战时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较为广泛的影响之外，在战后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其影响已日渐式微。

尤其是90年代以后，共产党在西方主要大国已成为非主流政党。

但是，191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卢卡奇、葛兰西等人对西方革命道路的思考，导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本文中加引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指一个狭义的学派，而不是指西方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下文同。

--作者注。

）的崛起。

作为一种文化思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二战后盛行一时、并在1968年“五月风暴”中达到巅峰之后，现已风光不再。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与“新社会运动”相关的、在“后现代主义”旗下的各种“新马克思主义”，目前在西方思想界有一席之地。

但是，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西方的这些变种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

概言之，在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没有在任何一个国家中取得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也基本没有出现导致根本动摇资本主义制度的大规模群众性阶级斗争。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东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想体系和社会理论，从19世纪中叶诞生至今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经历了各个不同阶段的发展，也在不同的地方产生了一些与当地实践相结合的派别和流派。

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两个主要的流派，它们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有一些差异和特点。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特点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发展在欧洲和美洲等西方国家，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多元化的理论观点：西方马克思主义融合了众多不同的学派和思想，形成了众多不同的理论观点。

例如，法兰克福学派提出了“批判理论”的概念，强调批判社会现象和制度的能力；结构主义派强调社会结构和文化符号的作用；后现代主义派则质疑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和真实性。

这种多元性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拥有了更加开放和包容的特点。

2. 强调社会制度与个体自由的平衡：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社会制度与个体自由之间的关系，强调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相比于较为集中力量的东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加注重民主制度的保护和公民权利的承认，主张通过社会改革和革命来实现社会主义。

3. 关注政治行为和社会变革：西方马克思主义注重政治行为和社会变革的实践。

在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活跃于学术界，也积极投身于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争取社会变革和阶级平等。

这种积极参与政治的立场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社会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影响。

二、东方马克思主义的特点东方马克思主义主要发展在亚洲和非洲等东方国家，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东方马克思主义更加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强调理论要与当地实际相结合，与具体的历史和社会背景相融合。

东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吸收和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将其与当地的历史和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一些独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2. 强调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东方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重要性，注重发展生产力和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