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道德”中的社会伦理取向及其基本内涵

引用格式:赵清文．五四“新道德”中的社会伦理取向及其基本内涵[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２):３Ｇ１３．

CitationFormat:ZHAOQingwen．SocialEthicsOrientationandItsBasicConnotationintheNewMoralityofMayFourthMovement[J]．JournalofChinaUniversityofMining&Technology(SocialSciences),２０１９(２):３Ｇ１３．

五四“新道德”中的社会伦理取向及其基本内涵

赵清文[摘

要]五四时期的道德革命是中国近代之后社会变革进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道德

革命中的“旧道德”,指的是以家族主义为特征的封建宗法等级的伦理观念,而“新道德”则具有明显的社会伦理取向.五四时期的社会伦理,是以改造社会为目的的,期望通过对家族伦理和“奴隶道德”的批判,解放个体,创造出真正的道德主体,而在伦理关系上,则追求一种个人与社

会、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他人利益之间有机统一的新型伦理关系.这种伦理观承认个人自利的合理性,但在应然的层面上,以培育起主体的社会意识、群体意识作为价值目标,从而不同于西方近代的个人主义道德观.[关键词]五四运动;社会伦理;道德革命

[中图分类号]B８２Ｇ０５２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Ｇ１０５X(２０１９)０２Ｇ０００３Ｇ１１DOI:１０．３９６９/j．issn．１００９Ｇ１０５x．２０１９．０２．００１

近代之后,随着中国社会变革进程的推进,日益僵化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与社会变革的迫切需要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五四运动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之一,正是这种矛盾累积爆发的结果.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虽然已经过去了１００年的时间,但回顾五四时期对旧道德的分析批判以及对建设新道德的理解和设想,对于科学认识近代之后中国道德观演化的历史进程,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从“旧道德”到“新道德”:五四时期的道德革命对于任何时代、任何民族来说,意识到社会危机之后寻求变革的过程,都是逐渐展开和深化的.鸦片战争之后,从最初意识到应当学习西方发达的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到看到西方应用技术背后的科学应当学习借鉴,尝试翻译西方的自然科学著作,再到试图用西方的政治观念来变革中国的政治体系,改变死气沉沉的􀅰３􀅰社会结构,就是一个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但是,戊戌变法的失败,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让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即使到近代之后仍然还被我们引以为傲的“精神文明”,也是需要进行彻底变革的;如果没有思想观念上的变革,“物质文明”

的进步是不可能的.１９０２年,戊戌变法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梁启超反思总结道:“中国数年以前,仁人志

士之所奔走所呼号,则曰改革而已.比年外患日益剧,内腐日益甚,民智程度亦渐增进,浸润于达哲之理想,逼迫于世界之大势,于是咸知非变革不足以救中国.”同时,他也意识到,在当时中国需要进行的变革,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凡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焉”,“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学术有学术之革命”①.虽然他

认为当时最紧迫的还是政治上的变革,但对于道德革命也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在«新民说»等著作中大力提倡要独立、合群等道德要求,并极力主张要弥补中国人公德意识之不足.此外,严复、章太炎、孙中山等,在以不同的方式救亡图存的过程中,也提出了“新民德”“无道德者不能革命”“改良人格来救国”等口号或主张.辛亥革命尽管推翻了帝制,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逆流,使得陈独秀、李大钊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深深意识到了道德革命的重要性.正如陈独秀所分析的,五四之前,“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②在他看来,如果中国想要在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而伦理道德上却仍然保持着原来的纲常阶级制,二者势必“自家冲撞”,是绝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他说:“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倘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③如果说,辛亥革命之前,无论是革命派还是改良派,都是认为政治革命才是最主要、最迫切的,道德革命应当从属于政治革命,期望以道德上的革新来推动政治上的变革,那么,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之后,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那里,道德革命对于社会生活,便被赋予了更具根本性的意义.同从“西艺”到“西学”再到“西政”的推进一样,这也是中国近代之后社会发展的必然,是社会变革进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所谓“革命”,所谓“变革”,在五四时期的大部分人的理解中,简单地说,就是革故鼎新;而道德上的革命或者变革,就是用与时代要求相一致的新的道德观念,替代原有伦理思想体系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亦即破除旧道德,树立新道德.正如瞿秋白在１９１９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所说:“创造新道德就是攻击旧道德,有创造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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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２１|No．０２|Mar．２０１９①②③

梁启超．梁启超经典文存[M]．海:上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２４．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８４:１７２．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８４:１０９．研究,只有攻击没有创造,就只能引起怀疑,因此每每发生误会.”①对于五四时期所谓“旧道德”的内涵,一般没有太大的分歧,指的就是中国传统的旧礼教,也就是以家族主义为特征的封建宗法等级的伦理观念;而对于“新道德”的本质涵义,迄今却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家族关系是中国传统伦理中最重要、最核心的关系,而家族主义,则是中国传统道德规则体系的显著特征.家族主义的价值观念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伦理传统.传统家族主义伦理及其所维护的尊卑等级制度对人的生存和发展带来的危害,在晚期的封建社会中就为一些具有正义感和明智的思想家所抨击.近代之前,明代的李贽,清初的黄宗羲、唐甄等,都曾对封建伦理纲常表达过异议.近代之后,尤其是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日趋频繁和深入,在人道、平等、博爱、自由等观念的影响之下,中国知识界对中国传统以家族主义为特征、以维护封建宗法制度为目的的伦理规则体系对于社会进步、人格完善所造成的危害认识越来越深刻,因而从不同角度表达了不满和批判.这种批判,到五四时期达到了一种空前激烈的程度.由于中国传统的家族主义伦理观念在现实的道德生活中的危害最集中地体现为对个体权益的压制,成为了“吃人”的礼教,也因为对旧道德的反思批判始终是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人权等伦理观念作为参照系的,所以,中国近代之后,一直到五四运动时期,在对传统道德的反思和变革中,呈现出的最典型的特征,便是对个体权利的提倡,对个性解放的向往.正是有鉴于此,有学者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针对封建专制伦理桎梏而提出的个人主义话语,正是中国人伦理思想趋近现代的一个重要表征;也有学者将五四时期对个人伦理的追求与主张个人为整体而存在的观念交织在一起视为启蒙不彻底的表现.这些观点,都是将五四道德革命中所倡导的“新道德”,理解为一种追求个人独立和个人利益的个人伦理观.诚然,与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相适应的家族主义伦理,最直接的危害便是对个人,尤其是对卑幼者权益的压制,因此,批判旧道德,最直接的目的,也便是将这些被压制的个体从家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解放个体,赋予他们最基本的权利,是否五四道德革命最终的目的却是一个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如果说,对家族主义伦理观的批判是一种“破”,那么,伴随着这种“破”的“立”,可以有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一是将个体从家族伦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道德观上完全走上个人主义乃至利己主义的道路;二是将对家族利益的维护视为“自私”的体现,在破除家族桎梏的同时,以更广泛的“群”“类”或者“公”为本位建立一种群体主义的社会伦理观.近代之后对新伦理的设想中,这两条道路始终是交织在一起的.如果仅仅将个体伦理的建立视为最终的目的,将其视为道德革命是否彻底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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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

①瞿秋白．瞿秋白文集:第１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７:１８．那么,寻求个性独立的同时又强调人的社会性质的伦理观,无疑是不彻底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也就难免被认为是一种“奇怪的伦理思想结构”.但是,如果将五四时期的道德革命放在中国近代之后寻求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去理解,运动的倡导者们在打破家族桎梏的同时又强调个体的社会责任的主张就丝毫没有什么奇怪;同时,呼吁个人解放和个性独立也不见得就是道德革命最终的目的.

二、五四道德革新路线的社会伦理取向救亡图存的现实使命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公私之辨的特殊性,使得中国近代之后所要建立的“新道德”具有不同于西方伦理观念的独特特征.尽管也有人提出要以西方社会为模板,一心一意地走世界化的道路,但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需要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兑现其价值的中国的“新道德”,不可能完全脱离中国社会这个特殊的语境.因此,近代之后对试图在家族主义的旧道德废墟上建立的“新道德”的理解中,就一直将民族、国家的振兴和进步作为其感召力的源泉,而对个体独立、自由、平等等的呼吁,则是将作为实践主体的人从家族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转化为社会伦理的主体的一个必要的中介.换句话说,无论在中西文化的现实价值和定位的理解上主张何者为体、何者为用,不容否认,中国人对于包含伦理道德观念在内的西方文化的借鉴,更主要的是看重它的工具性价值.在被学术界视为中国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伦理学著作的«伦理教科书»(１９０６

年初版)中,作者刘师培认为,中国传统伦理中比较发达的是家族伦理,而社

会伦理则相对欠缺.在批判家族伦理的基础上,他期望在中国的道德进步中,能够更多地发展社会伦理的方面.刘师培认为,所谓“社会伦理”,就是“个人对于一群之伦理”.这种伦理之所以必要,首先在于个人是在社会中活动的个人,同时,社会是个人衣食和安全的保障.“社会合众人而后成,故个人即为社会之分子.就个人而言,谓之‘么匿’,或谓之小己;合一群而言之,则谓之‘拓都’,或谓之团体.拓都为么匿之范围,么匿为拓都所限制,此即个人与社会之关系也.夫社会之成立在国家成立之先,然社会之成立则在于保全生存.”①刘师培这里所谓的“么匿”和“拓都”,即英文unit和total的音译,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个体和整体、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离开了社会或整体,个体是无法生存和发展的.因此,尽管在对家族伦理的批判中体现出对个人独立、平等等观念的向往,但在他所追求的伦理体系中,担负起对于社会的道德责任,才是他对于解放之后的个体在道德上的期待.无论是对中国人的国民性的分析中,还是对中国传统道德的反思中,传统伦理观念和道德生活中的“私”,都被视为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一个重要内在根源.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