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室法院法令与英国早期出版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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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绅之治:近代早期英国治安法官与地方社会治理
初庆东
【期刊名称】《安徽史学》
【年(卷),期】2024()2
【摘要】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英国并未像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大陆国家那样建立起庞大的官僚队伍和强大的常备军力量,在面对社会转型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时,不得不仰赖乡绅等社会精英力量的合作。
乡绅往往通过出任治安法官而获得一身二任的角色,他们不仅是中央政府在地方的“官员”,又是地方社会的“家长”。
治安法官的职权在近代早期急剧膨胀,成为地方政府的司法和行政权力中枢,也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连接枢纽。
治安法官虽由国王任命,但不领薪俸,因此治安法官在治理地方社会时,会在综合考量中央政令与地方实情的基础上,制定地方社会政策与行使“自由裁量权”。
在中央政府的监督与地方官民的支持下,治安法官有力地维护地方社会的法律与秩序。
治安法官治理地方社会的实践型塑了英国的司法治理模式,通过中央与地方的协商,实现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平衡,达成追求秩序与善治的施政目的,为英国社会稳定转型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基础。
【总页数】10页(P95-104)
【作者】初庆东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56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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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近代史第一节16世纪—资本主义的曙光1.新航路的开辟①葡萄牙人1415年占领了非洲西北角的休达城,70年代到达加纳,发现黄金丰富,被欧洲人称为黄金海岸。
②葡萄牙不甘落后,早在1486年,葡萄牙人迪亚士航行到达非洲南端好望角。
③1492—1502年意大利人哥伦布(1451—1506)在西班牙王室的资助下,先后四次横渡大西洋,到达了巴哈马群岛、古巴和海地,并最终发现了美洲。
关于中国著作权法观念的历史思考2004-2-19 10:4 来源:法律教育网【大中小】【我要纠错】关于著作权的观念,有学者曾认为是西方舶来,也有学者论证是根植本土。
其实,在中国四千多年的法律文化史中,文学产权-版权-著作权的思想辗转相承,循环往复,到二十世纪,更与西方法学理论相衔接与融合,从而形成具有现代意义的著作权法律观。
本文拟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遵循传播技术发展的历史线索,以探讨著作权观念的演变和进化。
一、朦胧的法意识:“立言”的创作动机与精神权益的追求“无传播也就无权利”,目前已成为著作权学界的通说。
东西方的知识产权法学者,大抵认为著作权是随着印刷术的采用而出现的。
而据人种史学者的考证,智力作品的所有权这一概念在印刷术发明以前几百年就得到不同方式的承认,在最早的历史时期已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某种“文学产权”的思想。
在中国,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是文化史上三个重要的发展时期。
“先是诸子百家争鸣于朝野。
后是儒学佛道风行于社会。
先进的造纸术问世,带来人类书写材料的革命;图书市场的形成,推动了信息超越时空的广泛传播。
它们的次第产生,既是中国文明走向繁荣的梯航,又是中国著作权观念萌发的母土。
众多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和发明家,竞相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经验、教训、见解”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而简册、缣帛、纸张的出现和采用,则为他们的精神产品转化为物质形态并广为传播提供了重要条件。
在著书(创作)—一抄书(复制)-卖书(传播)的活动中,古代士人在其作品的财产权利得到承认以前。
已率先察觉到其所拥有的人身权利。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作品署名权利观念的朦胧。
先秦诸子著书,不及言利,意在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正如《史记。
孟子荀卿列传》中所说,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诸子“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事主”。
为了表明自己的作者身份或学术派别。
古代士人已注意到作品上的署名问题。
他们或是在作品上署上自己的姓名或学派始祖的姓名,如们仑语》就是孔子的受业弟子和再传弟子所记叙的孔子言行录;或是直接以作者姓名或学派始祖的姓名作为作品的名称,如{老子}、《韩非子》、《孟子》等著述。
初庆东近代早期英国治安法官的济贫实践内容提要近代早期英国社会急剧分化,贫困问题日益凸显。
为应对贫困问题,治安法官领导的地方政府积极探索济贫之道,有力地推动了国家出台济贫法令。
到17世纪初,英国建立了一整套济贫法体系,并授权治安法官监督教区开展济贫实践,这集中体现在救济穷人、控制流民与提供工作等方面。
治安法官作为中央与地方的联结纽带,其济贫实践成为近代早期英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缩影。
贫困问题关乎国家安定与社会秩序,因此济贫成为中央与地方的共识。
在此前提下,治安法官积极推进济贫实践,以解决贫困问题,为英国社会稳定转型与国家有序治理提供条件。
近代早期英国治安法官的济贫实践切实反映出英国在治理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注重协调中央与地方、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关系。
关键词近代英国治安法官济贫中央与地方国家治理十六七世纪是英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时期,伴随着“价格革命”引发的经济波动以及人口显著增长、瘟疫与饥馑频发的状况,这一时期年幼与年老等无谋生能力的穷人数量显著增加,同时身体健壮者沦为流民的数量也在剧增,从而引起国家与民众对贫困问题的关注和对社会失序的恐慌。
为解决贫困问题,英国政府在地方治安法官济贫实践的基础上,建立了济贫法体系,并授权治安法官统筹地方济贫实践,从而有效地应对贫困问题。
学界围绕近代早期英国济贫问题与治安法官这两大主题已有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相关研究大多未能将两者贯通,而是各执一端。
前者以韦伯夫妇、保罗·斯莱克为代表,聚焦济贫法令出台的背景、内容及其演变;后者以托马斯·斯克姆为代表,关注治安法官的制度演进。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越来越意识到济贫法令的出台是一回事,其在地方的实践则是另一回事。
在学者们已经开始关注济贫实践的过程中,治安法官作为济贫实践众多主体的一员受到关注。
伦纳德认为,治安法官、议会和枢密院三者的合力促成了英国济贫制度的形成。
杰弗里·奥克斯利、史蒂夫·欣德尔、保罗·菲德尔和麦金托什等学者也论及治安法官的济贫实践,但他们更加强调教区官员在济贫实践中的作用。
星室法院法令与英国早期出版业 [摘要] 伊丽莎白一世时期颁布的星法院法令是英国历史上对于出版业的第一个明文规定的法令,对于英国出版业具有深远的影响。该法令对于当时的英国出版业制定了一系列较为严格的规定,其消极影响直至克伦威尔时期仍旧存在。但是该法令对于行业规范具有深远的意义。本文拟从星法院法令入手,探讨该法令与英国出版业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星室法院法令; 王权限制言论 1566年,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通过英国的王室法院颁布一项旨在规范英国出版业的法令,即“星法院法令”(Star Chamber Decree),这也是英国历史上第一部规范出版业的法令。该法令规定禁止进口和出版违反法规、禁令和印刷特权条例的出版物,并且还授予书商公会(Stationers’ Company)监察和查禁违背法令的出版物的特权。该法令表面上看是英国王室同书商公会的合作,但是本质上是将书商公会纳入王室的统治之下,即书商公会的出版自由必须要得到星法院的支持。那么,我们就有必要论述一下星法院的性质。作为游离于英国正规司法系统之外的法庭,星法院主要处理普通法(The Common Law)所不涉及的问题,以及直接关系到王室利益的问题。在星法院的法庭中央,有专门留给国王的座位,以及代表国王的王冠和权杖,其法官也都是枢密院和大法院的法官们。因此,星法院直接代表着王室的利益,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诸如此类的禁令也屡见不鲜,如禁止在伦敦城新建建筑及禁止将房屋出租给外来务工人员的禁令。因此,“星法院法令”的颁布不是通过《大宪章》以来“王在法下”的传统,由议会进行审核通过的法令,而是国王根据个人意愿进行颁布的,因此可以说王室将出版自由控制在自己的手中。这是因为在都铎王朝时期“国王在这场变革中丧失了传统的神圣灵光,只有求助于议会和法律的权威了。”[1]在其后的20年之中,星法院不断强化对于出版业的控制,并且形成了直接导致弥尔顿《论出版自由》出现的最终的“星法院法令”。法令规定所有的出版物必须在书商公会进行登记,没有登记的出版物属于禁书;除牛津、剑桥大学以及伦敦市外,一律禁止印刷;得到高等宗教事务委员会(High Conunission for Causes Eeelesiastieal)同意方能够增加新的合法的印刷商,出版之前需要得到政府的许可才可以印刷;作为监督机构,书商公会有处罚违禁出版的权利;书商公会可以对怀疑的印刷商进行搜查扣留以及逮捕的权利;对于学徒的数量规定只能有1~3人[2]。这样的禁令是一种变相的书商公会的垄断,也就是王室直接对出版业进行垄断,势必与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相悖。 2 加强王权限制言论 “星法院法令”从颁布到弥尔顿《论出版自由》的发表,在这80年的时间之内,英国的出版业遭到了极大的限制,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容忽视的是在这一时期,尽管出版禁令非常的苛刻,但是印刷商和出版商们对于法令的抗争从未停止过。这种抗争呈现一种分散的,不公开的状态,但是这种反抗的影响却是积极的。法令之外的传播不仅传播了大量的进步思想,而且对于日后资产阶级反对该法令做出了榜样。 其中,较为著名的人物有辛格尔敦(Hugh Singleton)和威廉-卡特(William Carter)。辛格尔顿因为违反禁令印刷了关于 攻击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的有关书籍而被砍去右手,卡特因为被怀疑印刷有关天主教的禁书而被捕,1580年在其印刷场所搜出了所谓的禁书,因而最终以叛国罪而被处以绞刑。 总体来讲,这一时期的出版业遭到了极大的打击和限制。在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审查的制度尤为严格。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相关,伊丽莎白一世之所以能够将英国推向现代化,就是消除了封建割据的势力,这就势必要求增加专制王权的权威和地位。因此像“星法院法令”这种专制的法令的出现是一种必然。但是这种集权式的法令也极大地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致使出版业遭到了长达近80年的禁锢。因此,总体而言,在伊丽莎白一世到克伦威尔革命前,英国的出版业总体处于被压制的状态,尽管出版商们同禁令作了种种斗争,但是直到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的发表才使得这一斗争有了明确的纲领。因此这一时期的斗争是分散的状态,但是却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为后世争取出版自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星法院法令”的影响 在伊丽莎白一世到克伦威尔统治末期,“星法院法令”对于英国出版业的影响几近百年。对于“星法院法令”,我们也应该以全面的态度进行全面的看待。 积极的方面讲,作为近代出版业第一个法令,其对于规范出版业有着积极的作用,将出版业作为一个行业固定下来,并且加以巩固。同时,作为封建向现代化转型时期,其对于加强中央集权,稳定英国的宗教政策都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但是,其消极的作用更为明显。对于出版业的禁锢直接影响了新思想的传播,使出版业在百年的时间内发展缓慢。作为克伦威尔共和国时期的新兴法令,也没有逃出“星法院法令”的范式,可以说其消极影响直至百年。 但是作为现代化出版业产生的国家,第一条法令难免有不足之处,我们在关注其消极影响的同时,也要重视其局限性和里程碑式的意义,因此对于“星法院法令”,我们应该客观看待,在批判其消极意义的同时,重视其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3.1 “星法院法令”施行的基础 3.1.1 规范出版行业 印刷业自1476年传入英国国内开始,经历了50年的自由时期。但只这种自由的状况并不利于出版业的发展,相反这样分散的没有行业规范的行为只会阻碍出版业的发展。在经历了50年的自由时期之后,英国国会的一项商业性法规才将出版业作为一个行业加以看待。在都铎王朝时期,对于出版业的纠纷屡见不鲜,但是始终没有一个固定的范式或者政策加以规范。随着“星法院法令”的出台,关于出版业的第一个规范才出现,但是这个法规也将出版业推向了一个禁锢的境地。这在当时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的。 (1) 亨利八世将英国的国教独立于罗马教廷之外,使英国的宗教政策更加宽容,各式各样的新教思想涌入英国本土,虽然有很多是有利于清教徒的著作,但是也有一些不利于其统治的。在从亨利八世到伊丽莎白一世,极具变化的宗教政策并不能使所有人都能够接受,宗教的思想在这一时期显得较为混乱,因此需要一项强制性的法规加以约束和规范。 (2) 英国在都铎王朝治下能够打败强大的西班牙,在欧洲称雄,得益于都铎王朝的封建集权和打击贵族的割据势力。分散的出版物不利于王朝加强中央统治,尤其是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私生女”出身的伊丽莎白一世的身世遭到了社会的质疑,在同法国使节的谈判中,法国使节蔑视伊丽莎白一世,声称无法判定 她是否是英国合法的女王[3]。直至伊丽莎白一世将英国带入现代化的门槛,社会才对伊丽莎白一世报以崇拜的态度。因此,打击非法的出版业和中伤王室的言论有利于加强中央统治,维护王权的威信。打击非法出版物是加强中央集权的必要手段。 3.1.2 限制行业发展 法令对于出版业的规范有着重大的意义,规范了行业的规则。对于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英国,这样的政策固然有着非凡的意义,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其消极的影响。这个法令的出台,直接限制了出版业的发展,使出版业只能在有限的范围之内进行发展,这与资产阶级的主张有着本质的不符。但是有着星法院这个王室法院的存在,其存在就有合理性。但是随着1641年星法院的废除,该法令也随之遭到短暂的废止。 作为出版业的第一项法令,其对于出版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星法院废除后的两年,相似的条例又出现在出版业的规范之中。一直到克伦威尔施政的终点,出版业的法令还可以依稀见到“星法院法令”的影子,这样的专制政策在英国发挥了上百年的作用,严重阻碍了英国出版业和新闻业的发展。 总的来说英国的审查制度盛于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其后,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打击下于17世纪开始走下坡路,并随着1695年《许可证法》的废止开始瓦解。[4] 3.2 “星法院法令”能够运行的的原因 首先是当时政体的性质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伊丽莎白时期,英国被史学界称为“新君主”政体。“新君主”这样一种过渡时期的特殊政体,它一直是君主市民联手反对贵族割据势力的权威[3]。在这种体制之下,国王和民众是站在同一战线上的联盟,两者有着共同的敌对目标,因此女王的政令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两者的共同利益。而出版专制也是加强中央集权的有效手段,因此虽然有反对的声音,但是总体上还是得到了人们的支持的。 女王的官僚体制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政府中的股肱大臣和贵族大臣有了明显的区分[3]。作为股肱大臣的群体都是政治上的精英,其政策大多是利于国家发展的,而且这些股肱大臣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清教徒,因此他们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利于资产阶级发展的。在这一点的对立面,我们也应该看到,英国的议会制度此时并不完善,资产阶级也并不够强大。在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时期,议会时常中断,这也为这种专制提供了便利。这也致使在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国王能够专制地施行宗教迫害政策的根源。 主要参考文献 [1] 郭方. 英国近代国家的形成[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2] Cyprian Blagden. The Stationers’ Company A History[M].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 [3] 朱孝远. 欧洲涅槃:过渡时期欧洲发展的概念[M].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 [4] 吴小坤. 英国近代表达思想的形成研究[D]. 上海:上海大学,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