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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人文化研究新体系的开创者——兴盛访谈录兴盛，原籍费县，1937年11月生于市。
自幼喜欢读书，酷好古典诗文。
他于1958年考入师学院中文系，对南明史研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1961年与国桢书信往还。
1963年考入大学中文系，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史。
1968年毕业并任教于第69中学，进行文史知识的学习、积累与研究，这为他后来成为历史学者奠定了基础。
1978年调入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受国桢影响而转向东北史研究。
从1980年开始，专攻流人史研究。
罗继祖誉其《东北流人史》“诚为有功史学开拓之作”，钱仲联谓其《中国流人史》“此书出，中国流人之历史作用，得以大显于世，学术界一种新体系与学派之创建，亦得以奠基于是。
此书诚为有功学苑、传世无疑之巨著也”。
来新夏谓其“《中国流人史》则是对流人问题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各区域的完整论述，开创了流人史研究的新体系”。
在兴盛学术研讨会即将举办的前夕，本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记者：老师，您1990年出版的《东北流人史》平装本，原价是7.45元，可是在一些网上书店中却卖到66元和80元人民币一本。
如果抛去这里存在的收藏因素，您认为这个价值是否合理？换句话说，您认为您的理想读者都是什么样的读者？您对您的学术著作的传播与未来是怎么看待的？兴盛：我认为这个价值既合理，又不合理，关键是看前提条件。
1、在流人文化还不被群众，乃至学者所了解与认同的条件下，这个价值是合理的；2、但是在流人文化一旦被群众，乃至学者了解、认同的条件下，这个价值就太低、太不合理了。
具体来讲，今天流人文化还未被群众、学者真正了解、认同，但就书籍价格横向比较来讲，拙著31万字，现在网上书店卖到66元至80元，而现在新出版之书31万字，定价为30余元，两者相比，拙著价值可谓合理，而且有点出乎我意料之外。
基于上述分析，我的理想读者是对边疆历史文化关心的读者。
我对我的学术著作的传播和未来是抱乐观态度的。
现在人们对流人文化还较陌生、不了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对流人文化的深入研究与大力宣传，人们对它愈趋了解、认同，本人著作的传播，也就随之更为有利。
“文化转向”视野下的孔飞力《叫魂》历史书写一、前人研究：集中在史实的分析，少数涉及到本书反应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强调《叫魂》整体史、自下而上的史观和历史叙述主义以及人类学的影响，但大都是点到为止，没有全面具体的分析，也没有学者常使用新文化史的理论和方法来评价和解读《叫魂》二、历史叙述主义的影响（结合《马丁·盖尔归来》，“叙事史的复兴”）三、文化人类学的影响——吉尔兹的“深度描述”和“地方性知识”（结合《屠猫记》、巴厘斗鸡，文本的阐释，文化的解释）四、史料的多样化：1、文学资料的运用，如笔记小说和民间传说；2、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人种学研究，民俗、宗教学研究；2、建筑书籍：中国古代关于建筑风水的书籍《鲁班经》；3、来往的信件《朱批奏折》；4、法律汇编和审判记录：《大清律例》《刑案汇览》《读例存疑》（与《奶酪与蛆虫》《马丁·盖尔》《蒙塔尤》《催眠术》都使用的史料相比较）四、微观史的研究视角：以小见大、“从下往上”，透过“叫魂”这件不起眼的小事，窥视清中期潜藏着的统治危机（结合《马丁·盖尔归来》、《蒙塔尤》）五、历史的文学性：注重心理分析，允许猜测和历史想象、推理（结合戴维斯对贝特朗、假马丁的心理分析和想象）六、结语：《叫魂》是西方史学理论发展的产物硕士论文：《超越文化转向——林亨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研究》2011.4黑龙江大学《彼得·伯克的新文化史学思想研究》2010.6东北师大《吉尔兹与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研究》2010.5山东大学《卡洛·金兹堡微观史学思想研究》2010.5安徽师大《勒华拉杜里微观史学思想研究》2008.5东北师大《皮埃尔·布尔迪厄对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的影响初探》2008.5浙江大学《在新社会史与新文化史之间——戴维斯妇女史研究探析》2008.5中国社科院《达恩顿《屠猫记》的新文化史学研究视角》2008.4山东大学《海登·怀特的后现代历史编纂学》2008.4山东大学。
重新认识中华文化——著名史学家史式教授访谈录
林治波
【期刊名称】《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
【年(卷),期】2006(000)004
【摘要】曾经联合海内外100位历史学者共同倡议重写中华古史的中华民族史研究会会长史式教授，近来发表文章，呼吁为中华文化恢复名誉，并提出了“中华文化发源于东南、发展于西北、发挥于今天并将发扬于世界”的观点。
人民日报记者林治波特地走访了史教授。
请申其说，以飨读者。
【总页数】11页(P73-83)
【作者】林治波
【作者单位】无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236
【相关文献】
1.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法国著名史学家克洛德·马佐里克教授访谈录 [J], 克洛德·马佐里克;周立红
2.问道中国艺术史:海德堡大学中国艺术史教授胡素馨访谈录 [J], 艾姝;邵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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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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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作者简介]路浩，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城乡规划学（非遗保护）2017级博士。
《传承人口述史方法论研究》成果发布暨学术研讨会综述路 浩[摘要] 2017年11月8日，由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主办、中国传承人口述史研究所承办的《传承人口述史方法论研究》成果发布暨学术研讨会召开。
来自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学、新闻学等诸多学科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针对“传承人口述史”这一概念，从理论搭建、实践总结、经验反思以及范式书写等不同维度分享、探讨自己的观点，为传承人口述史的学术体系建立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学术积累打下坚实基础。
[关键词] 传承人；口述史；综述[中图分类号] K8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714（2018）05-0120-05《传承人口述史方法论研究》是冯骥才先生２０１１年主持并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木版年画数据库建设及口述史方法论再研究”（编号：１１＆ＺＤ０６４）的结项专著。
本书聚焦“传承人口述史”这一汇聚人类学、遗产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的全新概念，着重讨论口述史研究中的传承人、传承人的文化记忆与口述传统、传承人口述史的特征、传承人口述史访谈方法研究、传承人口述史书写方法研究等问题，是中国乃至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中的第一部方法论专著，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语境中具有指导性意义。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８日，由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主办、中国传承人口述史研究所承办的《传承人口述史方法论研究》成果发布暨学术研讨会召开。
冯骥才先生认为，不同的学科在做口述史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方法、不同的目标，没有一个共同的概念与理论。
此次研讨会一方面与国内诸多口述历史的专家、机构分享学院最新学术成果，另一方面，考虑到口述史方法在诸多学科的普及性与相对完整的学术构架与“传承人口述史”在理论与实践中面临的问题，借此机会将各学科领域的专家汇聚一堂，希望结合自身丰富的田野经验与理论基础，为传承人口述史的学术体系建立打下坚实基础。
《史学理论与方法》参考书目中国古典：〔唐〕刘知几：《史通》。
〔明〕胡应麟：《史学占毕》。
〔明〕王夫之：《读通鉴论》。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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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汝康、金重远主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
张文杰主编：《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陈新主编：《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读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刘北成、陈新主编：《史学理论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张耕华：《历史哲学引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
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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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红楼梦》方言研究综述摘要《红楼梦》作为我国小说史上的巅峰之作，对其的研究从未停止，而其中也蕴含着丰富的语汇资源。
从上个世纪对《红楼梦》中的方言研究开始得到重视，直到现今《红楼梦》中的方言研究仍一直在继续。
本文旨在对近十年来《红楼梦》的方言研究做一个综述。
关键词：近十年方言研究综述引言在林纲、刘晨的《<红楼梦>方言研究二十年评述》中，作者介绍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2011年红学界对于《红楼梦》方言研究较有影响的“东北方言说”、“山东方言说”、“江淮方言说”、“云南方言说”等，并结合社会语言发展的历史和曹雪芹的生平分析了这些学说产生的原因。
而本文则旨在对2009年到2019年出现的关于《红楼梦》中新的方言研究的文章做一个综述。
从2009年到2019年，对《红楼梦》的方言研究的文章较多，除林纲、刘晨所提到的东北方言、山东方言、江淮方言的研究之外，一些文章还讨论了《红楼梦》中的吴方言、大同方言、南京方言、贵州方言、唐山方言、山西方言、陕西方言等。
因此本文将对林纲、刘晨的文章中的相关方言出现的新的研究成果再做一个补充并对新的方言研究视角进行总结。
一、《红楼梦》中的江淮方言关于《红楼梦》中江淮方言的研究，林纲、刘晨两位作者主要以沈新林、王毅的文章进行了分析。
而自2009年以来对《红楼梦》中的江淮方言的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是周汉昌。
在周汉昌的《<红楼梦>的江淮方言熟语》中，作者试图通过对《红楼梦》中的俗语、口头语、成语和歇后语的例举来试图说明《红楼梦》与江淮方言之间的联系。
如作者在文章中提到的“贵人多忘事”、“朝廷还有三门子穷亲”等俗语以及“怪不得”、“也罢了”等口头语和“丈八灯台——照见人家照不见自己”等歇后语都说明《红楼梦》中的方言与江淮话所存在的联系。
在周汉昌的《<红楼梦>中的江淮方言》中，作者通过对《红楼梦》中与江淮方言相关的例子一一列出，并结合江淮方言以及江淮旧俗进行说明。
中国现代文学史00537（主编：丁帆朱晓进）第一章文学革命与“五四”新文学（1917-1927）****了解五四文学革命发生的背景****了解《新青年》杂志在文学革命中的重要作用****领会五四文学革命的主要内容和深刻、伟大的历史意义****领会新文学与封建复古思潮的论战和意义****掌握五四文学社团和创作思潮流派情况****深刻理解五四时期新文学在诗歌、小说、话剧、散文创作方面的成就**** 重点掌握：新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代表：鲁迅郭沫若）第一节概述-- 了解五四文学革命发生的背景【P1 …开端；…直接背景和动力；…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了解《新青年》杂志在文学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以…，反对…提倡…兴起了…《新青年》大力介绍…，…，…，给…】-- 领会五四文学革命的主要内容【P1】--- ……继承了梁启超、黄循宪……近代文学改良精神-- 领会五四文学革命–深刻、伟大的历史意义。
-- 领会新文学与封建复古思潮的论战及其意义。
【P3】-- 掌握五四文学社团和创作思潮流派情况。
【01文学研究会，02创造社，03语丝社，04未名社，05南国社，06弥洒社，07浅草─沉钟社，08湖畔诗社，09新月社】---胡适、陈独秀、刘半农、周作人等人在文学革命讨论中的代表性文章和重要观点【01《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02《文学革命论》，03“双簧戏”，04《人的文学》。
《平民的文学》】--- 《文学改良刍议》，从“八事”入手《文学革命论》，“三大主义”周作人，从人性、人道主义的角度来P2《建设的文学革命论》P2 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 文学革命最初的创作佳绩，代表性作家作品【01鲁迅《》；02胡适《鸽子》，03沈尹默《月夜》，04刘半农《相隔一层纸》等白话新诗】-- “五四”时期各文学社团代表性人物、主要刊物。
【01文学研究会，《小说月报》，02创造社《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 文学革命论争中的守旧派代表人物和主要观点。
法国年鉴学派1929年，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的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创办《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杂志，由此引发了20世纪西方史学最为重要的变革，并围绕《年鉴》杂志形成了几代有影响的历史学家群体，他们被称为年鉴学派。
法国史学家埃马努厄尔·勒华·拉杜里这样评论到：“总有一天，当我们的同胞在总结20世纪的知识、科学和技术时，他们会发现自己在军事技术、尖端工业或原子物理等领域内，并不能始终处于领先地位。
这些浅薄的法国人或许能聊以自慰的是，他们毕竟在1930年至1965年间，全靠“年鉴派”的努力，产生了世界上最好的历史学家。
”《年鉴》创刊的目的是反对以兰克为代表的旧的史学传统，推进新式史学。
《年鉴》背后的主导理念，首先是以问题导向的分析史学取代传统的事件叙述；其次，是以人类活动整体的历史，取代以政治为主体的历史。
《年鉴》创始人费费尔提出“在史学框架内综合所有的知识”；最后，打破专业的严格界限和门户之见，与地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语言学、社会人类学等学科进行合作。
正如费弗尔所说的，“历史学家，必须是地理学家，也必须是法理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
《年鉴》杂志的编委会中就汇聚着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
年鉴学派的思想渊源可以上溯至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法国的一些著名学者，如亨利·贝尔。
贝尔于1900年创立《历史综合评论》，提出“历史综合理论”，强调史学要成为科学并能提供切合实际的解释，就必须“包罗人类生活的一切因素”；史学“只有包容整个人类的演变，并同生活的一般演变息息相关，才能享有科学的尊严，才能对人类的命运发挥其应有的指导作用……就像在自然科学中一样，细节应居于次要地位，研究工作必须受整体性的问题支配。
”从这样的历史综合观出发，他创办的《历史综合评论》杂志不但吸纳了费弗尔和布洛赫等历史学家，而且邀请了当时著名的地理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作为编委和合作者。
想象、叙事与文化的再发现 读《表象的叙述——新社会文化史》
沈洁 内窖提要 ２０世纪８Ｏ年代以来，社会史研究无论在历史认识上还是在叙述范武上都发生了新的交化。在 后现代主义以及语言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影响下，历史研究实现了。语言转向”和。文化转向”的范武转换。通过 对文化事象的再发现与叙事方式的革新，历史学不再被当作单纯的事件排列和描述，而是在追述文化事象、文 化情境的基础上实现对知识的创造。新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对于中国史学极具启发意义，而如何在中国情境中有 效地内化并展开这一范武转换，同样显得十分紧迫。 关键词 新社会文化史 表象叙述
早先有人用这样的话嘲讽人文学科的现状， 说是贫困的哲学和将死的史学。沦陷在强大意识 形态中的宏大叙事、以政治史为几乎唯一论说内 容的中国历史学，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对这样的嘲 讽确有近乎无语抱愧。而在中国之外，２０世纪后半 期以降，西方历史学界却经历着日益丰富和多元 的变化。美法等国的一批历史学家不满足于将历 史作条块分割的研究模式，力求突破这一僵化的 结构主义叙事策略。在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等 学科的影响下，长于线性的制度分析、强调探求客 观规律的传统史学受到极大的质疑和挑战，历史 研究开始了新的实践方式并被赋予了不同的意 义。由李宏图所选编的＜表象的叙述——新社会文 化史＞一书选取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西方史学 界的一系列新成果，在被冠之以“新社会文化史” 的名目之下，历史研究实现了“语言转向”和“文化 转向”的范式转换。新社会文化史家从理论方法到 研究取径上均提出了新的设想，就是通过文化事 象和新的叙事模式颠覆和丰富传统的史学研究。 历史学虽然尚无法摆脱真实、规律、结构等等词汇 的笼罩，但在这样一种叙事策略中，一些从来都湮 灭不存或者失掉了流动气质的领域也许得以重新 发现。 从年鉴学派到超越年鉴学派ｇ 社会史的文化转向 １９２９￣费弗尔和布洛克共同创办的＜年鉴杂 志＞，倡导作为整体史的“新史学”，以对抗日益流 入繁杂狭隘的客观主义史学。＜年鉴杂志＞全名为 ＜历史、经济和社会年鉴＞，顾名思义，这是一种涵 盖人类活动、重视结构、重视长时段分析的历史 学。年鉴史学对于刻板的政治史范式的纠偏，无疑 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但是第一代和第二代年鉴史 家对社会经济因素的强调，也带来了另外的弊病。 正如张芝联先生所指出的，年鉴学派的“全面的历 史”实际上提供的无异于一个“万花筒”，而不是一 个整体：“在各种历史现象之问看不出内在的有机 联系；它虽然重视经济社会结构的研究，但往往只 对这种结构作静态的分析与描绘，不注意质的变 化。”（Ｄ这种批评可谓一针见血。在这一结构主义的
《历史研究》总目(1999-2000)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目录专题论文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研究/邓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抵制美货运动/王立新英国与中国的法币平准基金/吴景平徽州文书与徽学/周绍泉从碑刻看明清以来苏州社会的变迁──兼与徽州社会比较/唐力行明清时期徽州妇女在土地买卖中的权利与地位/阿风从祁门县「谢氏纷争」看明末徽州的土地丈量与里甲制/(韩)权仁溶明代徽州的民事纠纷与民事诉讼/卞利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与亚洲华商网络的制度化/刘宏雅尔塔体制的形成与苏联势力范围的确立/张盛发美国经济遏制战略与高新技术转让限制/崔丕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戚其章史家与史学郭沫若关于历史编纂体裁的思考王戎笙大纲与史：民国学术观念的典范转移罗志田学术综述聚焦于明清以来的中国──明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常建华邓丽兰读史札记齐长城肇建原因再探/国光红陈寅恪「种族与文化」观辨微彭华本刊启事关于遵守学术规范的联合声明《历史研究》等七刊编辑部关于本刊专有版权和使用权的声明本刊编辑部《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社会形态问题讨论社会形态与历史规律再认识笔谈/ 何兆武何兹全田昌五马克尧宁可刘泽华冯尔康朱凤瀚张国刚晁福林沈长云李伯重中国社会形态及相关理论问题学术讨论会述评/ 张分田张荣明执笔专题研究唐《开元二十五年令·田令》研究/ 戴建国辽代斡鲁朵探析/ 武玉环清代前期奏销制度与政策演变/ 陈锋重评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 唐宝林论中英两国政府处理林维喜事件的手法与态度/ 林启彦林锦源《张之洞家书》辨伪/ 泰进才中世纪西欧教会对教会与国家关系的理解和规范/ 彭小瑜中世纪前期的英国封建王权与基督教会/ 孟广林从家庭和私人生活看古雅典妇女的地位/ 裔昭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二十世纪的太平天国研究/ 夏春涛读史札记梁启超佚函中的绑架刘学询方案/ 郭世佑学术评述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 桑兵林悟殊--------------------------------------------------------------------------------《历史研究》1999年1-6期总目总论再论社会史的概念问题/赵世瑜（第2期第5页）中国古代史琉球漂民事件与日军入侵台湾（1871-1874）/米庆余（第1期第22页）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的认识误区/吴焯（第1期第38页）秦西汉误释未释官印考/赵平安（第1期第51页）沈万三及其家族事迹考/顾诚（第1期第66页）西周国家的历史作用/王玉哲（第2期第23页）关于《武成》的几个问题-- 兼评《释〈武成〉与金文月相》/张闻玉（第2期第30页）“调均贫富”与“斟酌贫富”-- 从孔子的“患不均”到唐代的“均平”思想/陈明光（第2期第42页）唐朝使职若干问题研究/宁志新（第2期第53页）拉施特《史集》所记阿合马案释疑/蔡美彪（第3期第62页）天一阁藏明抄本《官品令》考/戴建国（第3期第71页）《大衍历议》与今本《竹书纪年》/张培瑜（第3期第87页）宋代户口的汇总发布系统/吴松弟（第4期第66页）宋代户部人口统计考察/何忠礼（第4期第83页）宋代乡里两级制度质疑/王棣（第4期第99页）甲骨学的七个课题/李学勤（第5期第57页）《甲骨文合集》的反顾与《甲骨文合集补编》的编纂/彭邦炯，马季凡（第5期第63页）中国现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孙子兵法》/何炳棣（第5期第72页）巴人源出东夷考/杨铭（第6期第37页）北魏洛阳里坊制度探微/张金龙（第6期第52页）契丹贵族大会钩沉/李桂芝（第6期第69页）中国近现代史爱国运动中的“合理”私利：1905年抵货运动夭折的原因/王冠华（第1期第5页）也论戊戌政变前后的康有为/汪荣祖（第2期第72页）戊戌维新前后的中日关系-- 日本军事顾问与清末军事改革/李廷江（第2期第88页）民国时期县长的群体构成与人事嬗递-- 以1927年至1949年长江流域省份为中心/王奇生（第2期第98页）从科学与人生观之争看后五四时期对五四基本理念的反思/罗志田（第3期第5页）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桑兵（第3期第24页）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误解及其他/欧阳军喜（第3期第42页）中国建设银公司股份的演变/郑会欣（第3期第95页）解读《辟韩》-- 兼论戊戌时期严复与李鸿章张之洞之关系/王宪明（第4期第113页）略论梁启超谋救光绪皇帝的活动（1898年9月-1900年9月）/耿云志（第4期第129页）新中国外交的形成及主要特征/牛军（第5期第23页）太平天国诏书衙考辨/朱从兵（第5期第90页）澳门历史的新结构/邓聪（第6期第5页）葡萄牙占领澳门的历史过程/邓开颂（第6期第24页）两种清末宪法草案稿本的发现及初步研究/俞江（第6期第90页）世界史地主与英国农村现代化的启动/徐浩（第1期第86页）西欧法律传统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侯建新（第2期第117页）日本“百万户移民”国策评析/高乐才（第3期第114页）1948年苏南冲突起因的历史考察-- 来自俄国及东欧国家解密档案的新证据/沈志华（第4期第5页）冷战起源刍议-- 兼论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霜木（第4期第27页）英国与冷战的起源/李世安（第4期第38页）斯大林的战后世界体系观与冷战起源的关系/叶江（第4期第52页）国家利益：苏俄对在华合作者的选择/杨雨青（第4期第140页）美苏冷战的起源及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杨奎松（第5期第5页）美国对中苏同盟的认识与反应/张小明（第5期第43页）权力欲望与改革尝试：贝利亚在1953年/时殷弘（第5期第104页）古凯尔特人初探/沈坚（第6期第104页）拜占廷《农业法》研究/陈志强（第6期第117页）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二十世纪的中国明史研究/南炳文（第2期第159页）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李根蟠（第3期第126页）二十世纪的中俄关系史研究/黄定天（第4期第155页）二十世纪的中国宗族研究/常建华（第5期第140页）中国二十世纪文献辨伪学述略/刘重来（第6期第133页）史家与史学费正清与美国的中国学/陶文钊（第1期第148页）论乔治·班克拉夫特史学-- 兼释“鉴别吸收”和“学以致用”/杨生茂（第2期第131页）邓广铭与二十世纪的宋代史学/刘浦江（第5期第114页）读史札记黄兴首次赴日时间及其思想转变小考/萧致治（第1期第187页）程璧光与护法运动/赵立人（第3期第182页）《史记·货殖列传》引《老子》疑义试析/李埏（第4期第170页）从士族郡望看牛李党争的分野/李浩（第4期第174页）试释唐代诸帝多饵丹药之谜/王永平（第4期第179页）李鸿章字号辨识/刘建臻（第4期第183页）古代中国人足迹和地理知识的北至/张箭（第6期第144页）讨论与评议再论唐代秀才科的存废/刘海峰（第1期第134页）匡谬辨诬端正学风-- 答高纪春对《司马光日记校注》的批评/李裕民（第3期第151页）刺桐与缎子/杨志玖（第4期第167页）关于义门大家庭分布和发展的几个问题-- 与黎小龙先生商榷/王善军（第5期第163页）也论近代农民离村原因-- 兼与王文昌同志商榷/彭南生（第6期第149页）《哈佛燕京学社》补正/陶飞亚、梁元生（第6期第158页）书评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研究：《怀柔远人》的史学启示/罗志田（第1期第104页）走出部落联盟-- 读谢维扬著《中国早期国家》/王和（第1期第121页）到底是谁在制造伪证？-- 驳田中正明著《南京大屠杀之虚构》对贝德士的诋毁/章开沅（第2期第142页）朝贡贸易体系与亚洲经济圈-- 评滨下武志教授的《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朱荫贵（第2期第149页）时代史家史著-- 读《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于沛（第3期第159页）读《周恩来家世》辨绍兴周氏族谱中的真伪问题-- 兼谈如何科学使用古代族谱家乘/吴丽娱（第3期第173页）放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视野-- 评介《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马敏（第5期第130页）评郑海麟著《钓鱼台列屿之历史与法理研究》/陈捷先（第6期第106页）海洋思维：认识中国历史的新视角-- 评杨国桢主编“海洋与中国丛书”/王日根（第6期第171页）学术述评日本在中国接受西方近代思想中的作用-- 梁启超个案国际研讨会述评/桑兵（第1期第163页）第五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综述/李晔（第1期第169页）“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唐力行等（第1期第174页）妇女口述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杨洁（第2期第183页）五四运动研究历程回顾与检视座谈会综述/欧阳军喜（第3期第57页）大众文化研究与近代中国社会-- 对近年美国有关研究的述评/王笛（第5期第174页）近代科技传播与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何建明（第5期第187页）新书介绍马新著《两汉乡村社会史》/安作璋（第1期第191页）戚其章著《晚清海军兴衰史》/王家俭（第2期第189页）王素著《高昌史稿·统治编》/荣新江（第3期第186页）郭世佑著《晚清政治革命新论》/宝成关，田毅鹏（第3期第189页）杨富学著《回鹘之佛教》/杜斗城（第4期第187页）许檀著《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张海英（第4期第189页）郑大华著《张君劢传》/左玉河（第4期第191页）黄启臣著《澳门通史》/陈梧桐（第6期第181页）〔德〕迪特·海茵茨希著《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1945-1950年苏联与中共关系研究》/陈之宏、陈兼（第6期第184页）刘文涛著《伟大的解放者-- 林肯》/郭沂汶（第6期第187页）--------------------------------------------------------------------------------。
新文化史研究综述 新文化史是20世纪70-80年代在西方出现的史学新思潮，目前已经发展成当代西方史学的主要趋势之一，正如新文化史的主将、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所说：“新文化史是今天文化史研究中最主要的形式，甚至可以说是历史研究中最主要的形式。” 按照彼得·伯克的说法，新文化史分作七类：1、物质文化史，亦即饮食、服装、居所、家具及其它消费品的历史；2、身体史，它与性态史、性别史相联系；3、表象史，即对自我、民族及他人等的形象、想象及感知的历史，也就是法国人所称的“表象社会史”。它正逐渐取代“集体心态史”；4、记忆社会史或“社会记忆史”；5、政治文化史；6、语言社会史；7、旅行史。新文化史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国际学界的一场集体运动，不同国家的学者都参与其中，如美国的克利夫特•吉尔兹（Clifford Geertz）、英国的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法国的乔治•杜比（Georges Duby）、意大利的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erg）、俄国的阿伦•古列维奇（Aron Gurevich）。 新文化史是对旧的新史学的反动，它更注重考察历史中的文化因素，借助人类学、语言学、文学理论等学科的方法，通过对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象征的分析，用文化的观念解释历史。1989年美国新文化史家林•亨特在《新文化史》一书的导论“历史、文化和文本”中首次将这种史学研究新类型称为“新文化史”，以区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和约翰•哈伊津哈（Johan Huizinga）为代表的古典文化史。 我们通过与古典文化史的比较，可以看出新文化史的三个特色：首先，古典文化史的一个主要基础就是假定认为文化是具有一致性的，在他们那里，文化只是一个单数名词。在许多传统文化史著作中，常常可以看到黑格尔的一个著名的词“时代精神”。他们将文化看成是具有时代性的，特定时空下的文化是统一的，表现出共同的特征。在他们看来，所谓一个时代在文化成就上的代表就只有单一的“精英文化”。例如，文艺复兴主要是一场精英文化运动，并没有触及底层民众。新文化史所考察的文化则是一个复数。伯克认为，“同人类学家一样，新文化史所说的“文化”是复数形式的。他们并不认为所有文化在各个方面是相等的，但绝不妄加价值判断认为某些文化要高于另一些文化。因此，新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大多是处于社会边缘的小人物，如金兹伯格的《乳酪与蛆虫》研究的是一个小磨坊主，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研究的是一个小山村的居民。 其次，古典文化史把文化仅仅看作是一种基于经济和社会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新文化史倒转了这一因果关系，认为“文化不仅能够顶住社会的压力，甚至还可以形塑社会现实。”在这种潮流的影响下，出现了许多以“表象”、“建构”、“创造”或“构造”为题的文化史研究，都在探讨一种文化的形成或塑造过程及其影响。 最后，新文化史重视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其中最主要的是对人类学方法的应用。伯克评论道：“像人类学家一样，历史人类学家研究日常生活，并试图找出隐藏于表面之下的规则、常规、习俗和原则。”早在1975年，纳塔莉•戴维斯在她的《近代早期法国的社会与文化》一书中借鉴了许多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罗伯特•达恩顿在《屠猫记》中也“采用了一种同人类学家研究异域文化时相通的方法来处理我们自己的文明。这是带有人种志特点的历史学。”他非常强调象征和符号在过去的物质文化和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意义。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和金兹伯格的《乳酪与蛆虫》都运用了人类学的方法。 20世纪60-70年代，在西方史学界占主流的还是根植于实证主义的结构主义式的历史研究模式，以寻求历史的规律、客观地解释历史与社会为宗旨。当时流行于学界的计量史学即是例证，它在美国表现为“克利奥学派”(cliomet rics) ,在法国是“系列史学”(histoire serielle)。计量史学家们信仰“科学的”历史学,认为历史的基础是经济和社会,政治和文化是某种超结构。法国、美国等国家的一批历史学家不满足于这种历史研究模式，决定对历史研究进行突破与创新。 与此同时，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出现了“语言转向”或“文化转向”的重要转折。标志这一转向的是1973年出版的两本著作：海登•怀特的《元历史：19世纪欧洲历史学的想象》和人类学家克利夫德•格尔兹编的论文集《文化解释论文集》。怀特认为历史学家更深层的思维结构通过某种语言模式的选择表现出来，他突出强调了历史学家的主体性，强调情节和语言这些新的历史研究方法的运用。格尔兹认为，“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符号”，“同马克斯•韦伯一样，我认为人是一种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网中的动物；我认为文化就是这些网，因此关于文化的分析并不是一种寻找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寻找意义的解释科学。”文化是作为一种象征系统存在的。因此，研究文化的任务就是用“符号学的方法”，研究仪式、精神旗帜、观念、宗教等象征物的表达符号。 此外，以福柯和德里达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或称后现代主义为新文化史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石。结构主义最早是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研究语言过程中提出的理论，后经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发展完善而成一个影响广泛的理论体系。该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在任何既定的状态中每一个要素本身没有意义，它的意义是由与它相关联的并卷入这一状态的其他要素决定的，因此，任何实体或经验的全部意义都是在结构中被赋予的。20世纪60、70年代，以福柯和德里达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展开了对结构主义的批评。后结构主义认为，事物的意义并不固定于一种作为文化的词语中，而是有其自身的动力，并且这种动力始终潜在地变化着。在此基础上，后结构主义对科学知识的真理性提出质疑，他们认为任何科学知识都可以被解构，只不过是人类自身的一种“建构”而已。因此，我们不能再把社会理解为一个实体，它只是在意识、文化和语言的表达或表象中才存在。正是在文化转向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新文化史发展起来了。 新文化史起源于法国。在60年代，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第二代年鉴学派史学家仍旧占着主导地位，他们继承年鉴学派开创的总体史的写法，把社会理解为有着内在联系的总体，运用系列、功能和结构的方法，这种历史也被称为“结构史”。但是，年鉴学派的第三代历史学家逐渐对这种历史决定论的研究方法产生了反感，他们运用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开拓了妇女史、儿童史、家庭史等新的领域，促成了心态史的繁荣。一批历史学家也经历了伏维尔所说的“从地窖到顶楼”的大转变。心态史可以看作是新文化史发展的第一阶段。阿尔方斯•迪皮戎在研究“十字军东征”的观念中，使用了“集体意识”这样的概念。罗贝尔•芒德鲁在《近代法国导论——历史心理学论文集1500-1640》中，增加了对身体、情感和心态等内容的考察。此后，他出版了《17世纪法国的法官和巫师——一种历史心理学的分析》一书，通过考察巫术活动从被接受到遭到镇压的过程，揭示了社会心态的变化过程。勒高夫在《教会的时间和商人的时间》这篇名作中分析了“教会时间”向“商人时间”的转变，探究了背后反映的人们心态的变化。乔治•杜比在《三个世界》中，探讨了社会变化过程中物质层面和心态层面之间的关系，重点考察了“历史观念”、“文化的再生产”和“社会表象”三个概念。勒华拉杜里在《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中利用时任帕米埃主教的富尼埃审判异端的审判记录，揭露了一个小山村居民面对爱情、婚姻、死亡的态度和宗教信仰。但这些历史学家并未把心态看作是完全独立的具有能动作用的要素，相反，他们仍认为心态在一定程度上依附于社会结构，因此他们的研究尚未脱离结构史的范畴。 70年代后期，孚雷和莫娜•奥祖夫主持对法国书籍史的研究，他们不是研究伟大的著作，而是研究书籍的生产和不同群体的阅读习惯。达尼埃尔•罗什在巴黎七大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重点研究18世纪巴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从80年代开始，皮埃尔•诺拉组织120位来自历史学、政治学、文学、社会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撰写法国记忆史，出版了7卷本著作《记忆的场所》。在本书的序言中，诺拉写道：我采用新方法来写法国的历史，如果把法国定义为一个实体，那不是别的，完全是象征物的实体。这一系列著作和研究表明法国的新文化史已经脱离了年鉴学派第二代的“结构史”。 最终使法国新文化史彻底脱离心态史传统的是以罗杰尔•夏蒂埃和雅克•勒韦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第四代历史学家。80年代后期，罗杰尔•夏蒂埃和雅克•勒韦尔开始批评“心态史学”，他们认为心态相对于文化仍然过于狭窄，并不能涵盖人类精神生活活动的方方面面。于是，他们明确指出文化与心态在概念上的区别，声称“社会世界本身的表象是社会现实的组成要素。”他们反对把心态看成是由经济和社会所决定的一个层次，相反，他们认为经济和社会关系是文化实践和文化所产生的领域，文化本身就是社会经济的一部分，两者无法分割来看。因此，夏蒂埃提出，历史研究要从文化的社会史转向社会的文化史。 与此同时，新文化史在美国学界也爆发出了强劲的势头。1984年，维多利亚•伯奈尔与林•亨特应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的邀请组织编写了一套“社会与文化史研究系列”丛书。他们推出的第一本著作是林•亨特的成名作《法国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到1999年，该系列一共出版了34本相关议题研究的著作。1994年，就在这套丛书出版10周年之际，以林•亨特为首的历史学家召开了以“语言转向后的历史学与社会学”为主题的讨论会，在该次会议上，与会学者重新思考社会史与文化史之间的关系，并对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进行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