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艮的新儒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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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艮儒学思想平民化特色初探》篇一一、引言王艮,作为儒学的重要传承者,其思想不仅继承了儒学的传统精髓,更在新的历史时期赋予了儒学新的生命和活力。
其儒学思想在历史长河中独树一帜,具有鲜明的平民化特色。
本文旨在初步探讨王艮儒学思想的平民化特色,分析其思想内核与历史背景,以期为理解其思想内涵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提供参考。
二、王艮儒学思想的历史背景王艮所处的时代,社会矛盾尖锐,人民生活困苦。
在这一背景下,王艮儒学思想应运而生。
他致力于将儒学思想与现实社会相结合,提出一系列以民为本、注重民生的思想主张。
其儒学思想既是对传统儒学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回应和思考。
三、王艮儒学思想的核心内容1. 民本思想:王艮认为,民为邦本,国家治理应以民为本。
他强调君王应以民心为依归,关注民生疾苦,以实现社会和谐与稳定。
2. 注重教育:王艮认为教育是提高人民素质、实现社会进步的重要途径。
他主张普及教育,使人民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提高自身素质。
3. 道德伦理:王艮强调道德伦理的重要性,认为道德是社会的基石。
他提出一系列道德规范,以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四、王艮儒学思想的平民化特色1. 关注民生:王艮的儒学思想紧密关注民生问题,从人民的角度出发,关注人民的生存与发展。
他的思想主张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实践性,旨在解决人民的实际问题。
2. 普及教育:王艮主张普及教育,使人民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
这一思想打破了传统的教育限制,使更多的人有机会接受教育,提高自身素质。
3. 通俗易懂:王艮的儒学思想表达清晰、通俗易懂,易于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和理解。
他的思想主张以简单明了的语言表达出来,使人们能够轻松理解其内涵。
五、王艮儒学思想的影响及现实意义王艮的儒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民本思想、教育理念和道德伦理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同时,他的思想也具有现实的意义和价值,对于当前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首先,王艮的民本思想提醒我们关注民生问题,以民心为依归,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泰州学派王艮的哲学思想研究作者:单杨来源:《现代交际》2020年第15期摘要:王艮基于阳明心学,提出了“良知致”的学说,并进一步提出“天理良知”“日用良知”的观点,强调“良知”本然、良知在百姓日用生活中;又提出了其特色的淮南格物论,强调尊身立本、明哲保身,更加注重对个人价值的宣扬。
王艮在承继阳明心学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尤其对“良知说”和“格物论”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他将视角贴近平民的生活,呈现出儒学平民化的特点,对儒学乡村化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王艮良知说格物论平民化中图分类号:B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20)15-0230-02王艮原名银,字汝止,号心斋,他出生于灶丁世家,长期处于社会底层;随后成为商贾,改善了家庭生活条件;后自学儒学经典并投入王门,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王艮的儒学思想具有平民化的特征,对儒学乡村化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王艮“良知说”的内涵“良知”最早来自《孟子·尽心上》的良知良能。
王阳明提出“致良知”,强调良知的实践作用。
其弟子王艮的良知学说,不仅强调良知的发用,还保持良知本体的圆满性。
(一)良知致王艮创新性地提出了“良知致”的观点。
王艮强调良知的本性,良知是先验至善的,无须去扩,扩充会违背“天然自有之理”的本然。
“才欲如何安排,便是‘人欲’”[1]10,良知本来就具有克服私欲的能力,任何人为的扩养都是存私的,需要做的即是“复其初”、还“良知”自然本来的面目。
王艮也提到“良知一点……不用安排思索”[1]49,只需要认识到良知的现成自在,将它长存于内心保持不失,也无须特意用庄敬持养的工夫去保养,只要遵从和顺应内在良知的召唤去进行社会实践,这就是对良知的发用。
(二)天理良知《年谱》记载,王艮与友人聚讲于新泉书院,听闻湛若水对天理的解释与王阳明略有差异,便作《天理良知说》来阐述自己的观点。
而实质上,他们二者在本质上都认同“天理”“良知”是封建的伦理道德秩序,王艮与他们的差别在于“认为‘天理’与‘良知’的同一性体现在‘天然自有’的层面”[2]61。
王艮“百姓日用是道”之辨析张树俊【摘要】“百姓日用是道”是王艮整个思想体系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关于其思想内容及其价值,学界论述较多,说法不一。
文章认为,对王艮的“百姓日用是道”应该深刻分析、客观把握。
事实上,“百姓日用是道”指明了“求道”的方向,但并不是说学道就是学习百姓的日常活动;“百姓日用是道”体现了圣愚平等的思想,但并非百姓为上的主体观;“百姓日用是道”阐述了人性天生良知的完美性,却不否认“知”及“知”的差别。
王艮的“百姓日用是道”与传统的“日用”理论不同,是一种理论创新,很有思想价值与实践价值。
%"People Daily is the Way" i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WANG Gen's ideological system. The academic about his thought and its value are discussed more but not in uniform. This paper thinks that we should deeply analyze WANG Gen' s ideological "People Daily is the Way". "People Daily is the Way" is the direction of the"Way" instead of learning the daily activities of people. It embodies the idea of equality of saints and civilians, but not the people on the main con- cept. It describes the perfection of human nature innate conscience, while acknowledging that "knowledge" and "know" the difference. As a theoretical innovation, "People Daily is the Way" has a high ideolog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value,and 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daily" theory.【期刊名称】《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年(卷),期】2012(000)002【总页数】4页(P101-104)【关键词】王艮;百姓日用是道;辨析义【作者】张树俊【作者单位】中共泰州市委党校,江苏泰州2253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B248.3“形而上者谓之道”,“百姓日用而不知”(《周易◦系辞上》)。
再论王艮的尊儒与杂学
张树俊
【期刊名称】《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年(卷),期】2013(000)003
【摘要】泰州学派是充满创新精神的学派,也是一个极具启蒙意义的平民哲学学派,但他们仍属儒学一脉.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认为,为学当读圣贤书.儒家的经世哲学是他的指导思想,但他不搞儒学独尊,而是主张兼收并蓄,主张杂学.其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他尊儒而并不排斥佛道,并肯定了佛道各自具有的效用.这就把尊儒与杂学有机统一起来,为“三教合一”提供了理论支撑.
【总页数】3页(P10-12)
【作者】张树俊
【作者单位】中共泰州市委党校,江苏泰州 2253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2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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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泰州学派王艮先生的“道”(一)【提要】本文分析考察了王艮先生学说的核心范畴——“道”。
指出“道”的特点是“中”,即合适、适中、中庸;“道”是“天然自有之理”,并且不能加入“人”的“意见”。
“道”就是“至善”,也就是“良知”,就是“性”,就是“身”。
“道”没有古今之异,没有等级差别,圣人之道与百姓日用之道无异;对于“道”,必须全面地把握。
王艮先生将形而上的天理“道”,与形而下的、作为“性”之载体的“身”,合而为一。
由“道”、“身”合一,体现天人合一,此乃其“道”之一大特征。
【关键词】王艮道中天理至善良知性身百姓日用泰州学派王艮先生的学说,黄宗羲《明儒学案》称其“谓‘百姓日用即道’”。
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则称之为“百姓日用之学”1],这显然是依据《心斋先生全集·年谱》2]中,世宗肃皇帝(嘉靖)“十年辛卯(公元1531年)先生四十九岁”条所云“是年四方从游日众,相与发挥百姓日用之学甚悉”而来的。
如今,“百姓日用即道”、“百姓日用之学”,已被众多学人视为是泰州学派王艮先生的“命题”了。
然而,即使是广为流行的观点,有时仍有重新加以审视的必要。
倘若仔细推敲一下,便会发现,所谓“百姓日用即道”,其实并不是在给王艮先生的“道”下定义。
在王艮先生本人的学术资料中,也找不出“道”就是“百姓日用”这样的表述。
“百姓日用即道”乃是一种省略的说法。
如果按照王艮先生的原意,完整地加以表述,则应当是:百姓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不知不觉地运用着的“至善”的“天理”、“良知”,这就是“道”。
当然,由这一特定角度,而将王艮先生的学说,称为“百姓日用之学”,则亦未尝不可。
只不过王艮先生的学说,也讲“道”对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作用,甚至还有“出则必为帝者师,处则必为天下万世师”3]的说法,这就明显已经超出“百姓日用之学”的范围了。
百姓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不知不觉地运用着的“至善”的“天理”、“良知”,就是“道”。
浅析王艮的勤学精神摘要:王艮始终把学习看作是一件快乐而重要的事情。他认为,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不管是何等聪慧之人,都需要学习。只有认真学习才能成为明彻之人。他提倡老老实实的学习态度、勤奋严谨的治学风格。他要求学习者要向老师学习,向朋友学习,向“途之人”学习。他还提出了“百姓日用”命题,认为“道”就存在于百姓日用之中,学习者应该到百姓日用中去寻“道”。同时,他还强调学习者要遵循“自然天则”,并把学习与思考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心悟”的作用。关键词:人贵知学;杂学并包;尊师重友;当思则思王艮(1483-1541),原名银,字汝止,号心斋,明代泰州安丰场人。王艮是泰州学派创始人、明代平民哲学家。王艮始终把学习看作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他认为“不乐不是学” [1]。怎样才能做到乐学?除了要学好良知之学以外,王艮还有三个基本观点:一是去除私欲。他说:“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缚。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 [2]二是学不累人。他认为,“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良知者,不虑而知、不学而能者也。惟其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以为天然自有之理;惟其天然自有之理,所以不虑而知、不学而能也。” [3]三是坚持学习。他说:“不学不是乐。” [4]人要真正地获得快乐就要不断地学习。王艮认为,人性之中有“气质杂性”,“以学能变化气质也。” [5]同时他还从更高的角度阐明了学习的意义:“学既明,而天下有不治者哉?” [6]所以他特别要求人们发扬勤奋好学的精神。一王艮逝世后,有人问邹元标:“泰州崛起田间,不事诗书,一布衣何得闻斯道卓尔?”邹元标答道:“惟不事诗书,一布衣,此所以得闻斯道也。” [7]意思是说,由于王艮不事诗书,才不受正宗儒学和程朱理学的束缚,而重于创造,这样才使他逐步形成本质上不同于正宗儒学的“异端”思想,成为泰州学派的创始人,成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潮的先驱者。其实,邹元标的这种评价是一种偏见。笔者认为,王襞对王艮的评价是最为中肯的。他把王艮的思想发展过程概括为“三变”。他说:“先君子之学有三变焉,其始也,不由师承,不挺独复;会有悟处,直以圣人自任,律自身极峻。其中也,见阳明而学犹纯粹,觉往持循之过力也,契良知之传,工夫易简,不犯做手,而乐夫天然率性之妙,当处受用,通告今于一息,著《乐学歌》。其晚也,明大圣人出处之义,本良知一体之怀,而运世之则。学师法乎帝也,而出为帝者师;学师法乎天下万世也,则处为天下万世师。此龙德正中而修身见世之矩,与点乐偕童冠之义,非遗世独乐者,侔委身屈辱者伦也,皆大学格物安身立本之言,不袭时位而握主宰化育之柄,出然也,处然也,足之谓大成之圣,著《大成学歌》。” [8]由此看来,王艮理论创新也是经过学无师承、发愤读书、“逢人质义”,拜师学习、修身讲学的过程的,并不是如邹元标所说“唯不事诗书”才有创新的那么神奇。王艮对学习是非常重视的,他认为每个人都需要认真学习。孔子虽天生圣人,也是通过认真学《诗》,学《礼》,学《易》,逐段研磨,才成为“明彻”之人的。由此他认为,学习要一个好的态度。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所以入太庙每事问;惟其入太庙每事问,所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9]这里王艮对“入太庙每事问”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进行了相互论证,说明的道理只有一个,就是人要老老实实地学习。他还提醒说:“学者初得头脑,不可便讨闻见支撑。须养微致盛则天德王道在此矣。六经四书所以印证者也。若功夫得力,然后看书,所谓温故而知新也,不然放下书本便没有功夫做。” [10]王艮的这些话有他的缺陷,但也有很大的道理。即先要学习一些知识,然后进行实践,通过实践验证知识,在实践很“得力”的基础上,再去看书学习,就能起到“温故而知新”的效果。他强调了抓紧时间读书的重要性,也重视了从实践中学习的意义。王艮认为学习必须认真仔细,马虎不得。他曾在诗中这样写道:“莫因简易成疏略,务尽精微入细详。” [11]就是说,不要因为提倡“简易”学习,就在学习上草率疏略,马虎了事,还是要“精微”、“细详”地学习。同时,王艮还认为,学习要在勤奋上下功夫。他十分赞赏孔子的学习精神。他说:“孔子之时中,全在韦编三绝” [12],所以他经常教育学生:“人生贵知学,习之唯时时。” [13]他告诫学者:“瑞气腾腾宝韫山,如求珍宝必登山。” [14]学习没有什么捷径可走,非勤奋不可。王艮对老实而勤奋学习的人是非常赞赏和支持的。如徐樾在嘉靖七年和十年,两度从学,都没有得闻所谓的“大成之学”,直到嘉靖十八年,王艮经过十一年的考察,才写信给徐樾,称赞他恭谦好学,说他闻道以后,便有“解官善道”的志向,是“信道之笃”的“天下古今有志之士”,非他身边的许多学生所能企及,表示要授他以“大成之学”。这封信的名称是《再与徐子直•又》,全文是:“屡年得书,必欲吾慈悯教诲,于此可见子直不自满足,非特谦辞已也。殊不知吾心久欲授子直大成之学,更切切也。但此学将绝二千年,不得吾子直面会,口传心授,未可以笔舌谆谆也。幸得旧冬一会,子直闻我至尊者道,至尊者身,然后与道合一,随时即欲解官善道。于此可见吾子直果能信道之笃,乃天下古今有志之士,非凡近所能及也。又闻别后沿途欣欣,自叹自庆。但出处进退,未及细细讲论,吾心犹以为忧也。我今得此沉疴之疾,我命虽在天,造命却由我。子直闻此,当有不容已者,余俟而讲不备。” [15]有人曾经研究王艮为什么要传给徐樾以“大成之学”,就是因为徐樾具有勤奋好学为精神。王艮一生都充满了学习精神。这种精神不只是来自于他老师的教导,而在于他的一种志向。王艮先祖来自姑苏(今苏州),世占灶籍,家境贫寒,七岁上学,十一岁辍学。后随父在煎盐的亭子里干活,成为一名灶丁。十九岁起经商,贩盐山东。《年谱》上说,王艮二十五岁时,“客山东、过阙里,谒孔圣及颜、曾、思、孟诸庙,瞻拜感激,奋然有任道之志,归则日诵《孝经》、《论语》、《大学》,置其书袖中,逢人质义。”徐樾在《王艮别传》中也说:“(艮)既冠,商于山东,特谒孔庙,即叹曰:‘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归,即奋然有任道之志,旦夕寤寐,耿耿不能自己。” [16]从此,他放弃了经商、行医的职业,开始了他发愤自学成才的道路。王艮一边经商,一边读《孝经》、《论语》、《大学》等书。由于王艮自己识字不多,缺少文化基础,加之当时在安丰一带找不到老师,他只好逢人质义,以知者为师。从二十七岁开始他“默坐体道,有所未悟,则闭关静思,夜以继日,寒暑无间,务期于有得,自是有必为圣贤之志”。三十岁时,他“筑斗室于居后,暇则闭户坐息其间,读书考古,鸣琴雅歌”。[17]耿定向撰《王心斋传》说:“先生入谒夫子庙,低徊久之。慨然奋曰:‘此亦人耳,胡万世师之称圣耶?’归取论语教经诵习。至颜渊问仁章,询之塾师,知颜子为孔子高等弟子,曰:‘此孔门作圣功,非徒令人口耳也。’为笏书‘四勿’语。听夕手持而躬践之。……久之。行纯心明。以经证悟。以悟释经。慨世学迷蔽于章句。思国学为天下首善地……”之后,开始通过刻苦学习与矢志耕道,成为一派宗师的。观王艮先生一生,他能够从一名社会地位低下的灶丁、盐贩,而成自立门户的一代儒者,在学术史上是十分罕见的。二王艮的好学精神还表现在广阅博览上。王艮对孔子之学非常厚爱,他认为“天下之学,惟有圣人之学好学,不费些子气力,有无边快乐。若费些子气力,便不是圣人之学,便不乐。” [18]王艮在《大成学歌寄罗念庵》中说:“自古英雄谁能比,开辟以来惟仲尼。仲尼之后惟孟子,孟子之后又谁知?” [19]王艮所说的“大成学”就是指孔子的儒学。“孔子之学,唯孟子知之。韩退之谓孔子传之孟轲,真是一句道着。” [20]从总体上来看,王艮仍属儒家一脉,他始终是把儒学作为主要的学习内容的。王艮说过:“谚云:‘相识满天下,知心有几人?’非先生而何?先生知我之心,知先师之心,未知能知孔子之心否?欲知孔子之心,须知孔子之学。知孔子之学,而丈夫之能事毕矣。” [21]有门人问他“志伊学颜”,他回答说:“我而今只说志孔子之志,学孔子之学。” [22]在他看来,儒学理论是一种“至简至易”之道,孔子就是以“简易”为宗旨。他说:“康节极称孔子,然只论得孔子玄微处,至其简易宗旨却不曾言。”“此至简至易之道,视天下如家常事,随时随地无歇手地,故孔子为独盛也。” [23]所以他尽心尽力学好儒学理论,事实也正是这样,王艮在成为王守仁弟子以前,学的是儒家经典,言尧之言,行尧之行,服尧之服,儒家的经世哲学是他的指导思想。但是,王艮又是一个十分开放的人。他曾经说过:“道理,若只见得一边,虽不可不谓之道,然非全体也。譬之一树,有见根未见枝叶者,有见枝叶未见花实者,有见枝叶花实却未见根者。须是见得一株全树始得。” [24]那么如何进行广博的学习呢?王艮认为,最重要的是“杂学”。他治学不分派别,广览百家,所以他自称“东西南北之人”。他没有正宗儒学的严格观念,即使在儒学内部,他也不严守门派家法。如他认为,朱陆之争并无是非可分。他说:“昔者陆子以简易为是而以朱子多识穷理为非,朱子以多识穷理为是而以陆子简易为非。呜呼!人生之间,孰知其是与非而从之乎?” [25]又如他对王守仁与湛若水之间关于天理良知的争论,也采取折衷调和的态度。而从他标举“自然”来看,则又多少汲取了陈献章、湛若水学派的思想。再如,他对“道学”不感兴趣,但对“道学”理论也有所涉猎。他还谈及“佛老”与儒学的关系:“或言佛老得吾儒学之体。先生曰:‘体用一原,有吾儒之体,便有吾儒之用;佛老之用,则自是佛老之体也’”。[26]可见,它虽崇尚儒教,但不排斥佛道,对其有用的东西也是兼收并蓄的。王艮的杂学还表现为向实践学习。在如何“知”的问题上,王艮与王守仁有着极大的区别。王守仁认为,“知”“行”是相互并进、相互渗透的,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 [27]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 [28]“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29]他还认为,真正的知必能实行,不能实行的就不能算是真正的知;有时知在先而行在后,有时行在先而知在后,所以知与行是相互推移的。王守仁的这一观点主要来自他的“心即理”说,因此在学习问题上他是持学问要旁人“点化”不如自己“解化”的观念。王艮不同意王守仁的事物之理在我心里的观点,他认为事物之理存在于事物之中,“即事是学,即事是道。” [30]所谓“即事是学,即事是道”,也就是说要到客观事物中去学习,去求道。他认为,只有从日常生活的生产实践中去学习、去探求,才能够获得知识的道理,获得对客观真理的认识和把握。所以要学真理,就要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去,在具体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学习知识。这里特别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王艮提出了百姓日用是道的观点。他认为所谓“道”,就是百姓日用之事,主要表现在百姓的知、行上,而存在于“百姓日用”之中的“道”与万物中的“理”是一致的,“圣人之道,不过欲人皆知皆行。” [31]“愚夫愚妇与之能行,便是道。” [32]所以“圣人经世,只是家常事。” [33]他鼓励学生们到百姓中学道,他教育学者们不要瞧不起老百姓,他说:“途之人皆明师也,得深省” [34]。要求学生不耻下问,以天下百姓为师。三《礼记•礼运》篇指出:“天生时而地生财,人其父生而师教之。”形象地反映了师与父相连的社会意识。荀子则将君师与天地、先祖并列,作为礼之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 [35]对诸子百家思想兼收并蓄的《吕氏春秋》指出:“疾学在于尊师。师尊则言信矣,道论矣。” [36]西汉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扬雄指出:“务学不如务求师。师者,人之模范也。” [37]隋代教育家王通认为“天下未有不学而成者。” [38]任何人的知识与才能都是从师求教并经过个人勤奋学习取得的。“虽天子必有师。然亦何常师之有?惟道所存,以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训,得天下之道,成天下之务,民不知其由也,其唯明主乎?” [39]可见,我国古代对于从师的作用看得是非常重要的。王艮也一样,他是非常重师教的(有人因为王艮在某些观点上与其师不合,就认为王艮不重师教,这也是一种误解。)据史料记载,正德十五年(1520年),王艮三十八岁,他在家乡讲学期间,当时有一个叫黄文刚的塾师,是江西吉安人,他听到王艮讲说《论语》,感到诧异,说他和江西巡府王守仁所讲的观点相似。王艮听了这一消息,立即产生去江西会见王守仁,进行验证的欲望。赵大洲在《王艮墓铭》中说:“有黄塾师者,江西人也,闻先生论诧曰:‘此绝类王巡府公之谈学问也。’先生喜曰:‘有是哉!虽然,王公论良知,某谈格物。如其同也,是天以王公与天下后世也,如其异也,是天以某与王公也。’其自信如此,即日往造江西。” [40]徐玉銮也介绍说:“先生从塾师黄元刚闻其语,诧曰:‘海内士大夫亦有明圣人之道如某者乎?吾不可以不往证’。” [41]听说有人的观点与已相似,王艮就要去验证,去学习,这一方面说明王艮对于“学问”是不肯马虎的,另一方面也说明王艮重视向他人学习。王艮之所以重师教,主要在于他对学者拜师学习的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王艮说:“学本无异,以人之所见者,各自以异耳。如一人有名焉,有字焉,有知其名而不知其字者,则执其名为是,而以称字者为非也。有知其字而不知其名者,则执其字为是,而以称名者为非也。是各以己之所见者为是,以人之所见者为非也。既知人矣,又知名矣,又知字矣,是既以己之所见者为是,又知人之所见者亦为是也。夫然后洞然无疑矣。” [42]而要做到“既以己之所见者为是,又知人之所见者亦为是”,就要有他人的指导,特别是老师的指导。他说:“学,讲而后明。明则诚矣。若不诚,只是不明。” [43]王艮在自我成长的经验中,对于“师友提携励进”有深切的体会。早年他独自摸索学习长达十年之久,这段时间固然有其独特的心得与收获,但在师事王守仁并与同好切磋数年之后,他在见识与胸襟上所展现的成熟气象,无不归诸于“明师良友鼓舞于前,诱掖奖劝抑其过,引其不及以至于中”。[44]所以他感叹地说:“良知一点分分明明,亭亭当当,不用安排思索,圣神之所以经纶变化而位育参赞者,皆本诸此也。此至简至易之道。然必明师良友指点,工夫方得不差。故曰道义由师友有之,不然恐所为虽是,将不免行不著、习不察。深坐山中,得无喜静厌动之僻乎?” [45]王艮认为,要学有所成除了要善于向老师学习以外还要善师友。他认为师友也是获取知识、交流思想的重要途径。通过师友,可以得到相互影响,彼此切磋,都能得到提高。他说:“予幸厚诸友相爱,彼此切磋砥砺,相勉于仁,惟恐不能迁善改过者,―体相关故也。” [46]王艮关于学习要重师友的观点,也是王守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王守仁主张广泛交友,即使是学生也应当成为朋友。因此,王艮无论是讲学还是与友人论道,都不断强调“明师良友”的重要。当然,王艮的“师友”并不局限于讲堂之内,而是广泛地指一般人际往来之人,因此举凡社会中的每位众生皆可以为师、可以为友,如他所说:“途之人皆明师也。” [47]王艮讲学时期,前来问学求教者甚多,社会各个不同阶层者皆有,不论身份或高或低、年龄或长或幼,王艮皆不以小辈或晚辈视之,而是以并列的朋友关系相待。王艮这种虚心向人求教,视他人为师的态度,与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师” [48]的气概相比,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四王艮重老实的学习态度、勤奋的学习精神,重老师之教、师友之学,但王艮学师不为师之缚,学诗书“不泥传注”。王艮虽然“夜以继日,寒暑无间”地学习,但他不是死记硬背儒家经典,而是以个人的思想去解释经典,以经典来印证自己的思想。王艮虽然提倡学习要“以经证悟,以悟释经”,“经传印证吾心而已矣”。[49]“经所以载道,传所以释经。经既明,传不复用矣。道既明,经何足用哉?经、传之间,印证吾心而已矣。” [50]这种不重视章句诵习的学习方法,也是王艮学习的一个重要特色。王艮是一个“以自然为宗”的人。对于学习他主张顺其自然,反对“人为”、“着意”。[51]所以学习不要太废事。“一友持功太严,先生觉之曰:‘是学为子累矣。’因指旁斫木之匠,示之曰:‘彼却不曾用功,然亦何尝废事?’” [52]但有一点我们必须注意,王艮所说的不废事、不累人,并不是说学习就不要用功,关键是要顺应“自然天则”。[53]事实上,王艮十分强调思考的作用。他说:“良知之体,与鸢飞鱼跃同一活泼泼地。当思则思,思通则已。” [54]如王艮在三十八岁师事王守仁之前,思想上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独立见解。如他所说的:“王公论良知,某讲格物” [55],就说明他早已形成了淮南格物说,与王学有所区别。王艮从学王守仁之后,固然受到王学的某些思想影响。但他在从学王门期间,坚持独立思考,不迷信盲从。他治学不主一经,其学旨不重视“章句诵习”而注重实践。他自称其学说是“五经总义”,就是并非出自哪一经,而与“章句世学”对立,是封建正宗思想的异端。所谓讲经书,他“多发明自得,不泥传注” [56],其实质就是背弃正统思想的教条,用自己的新意作异端之说。他的基本思想和王学貌合神离。王艮的学习重思考的观点是直接接受了王守仁“心学”思想的。王守仁认为:“君子之学,心学也。心,性也,性,天也,圣人之心,纯乎天理,故无事于学;……故必学以存其心。学以存其心者,何求哉?求诸其心而已矣;求诸其心何也哉?谨守其心而已矣。博学也,慎思也,明辨也,笃行也,皆谨守其心之功也;……后之言学者,舍心而外求,是以支离决裂,愈难而愈远。” [57]所以在学习方面他强调静坐体悟和独立思考。他说:“夫君子之论学,要在得之于心。众皆以为是,苟求之心而未会焉,未敢以为是也;众皆以为非,苟求之心而有契焉,未敢以为非也。” [58]这就是说,做学问要有独立的思考,独立的见解,即使大家都说是对的,经过内心思考与事理不符,也不能认为是对的;大家都说是错的,经过内心思考与事理相符,也不能认为是错,决不能人云亦云,不经过思考而随声附和。王艮接受了王守仁的这些思想,治学是十分严谨的,他反对本本主义,不唯书,不唯上,即使是他的老师,他认为不能理解或不切实际的东西也要反复进行“辩难”。如,王艮拜王守仁为师时的一段故事就表现了这种重思考的治学态度。王艮初见王守仁,“讲及至良知,先生(王艮)叹曰:‘简易直接,予所不及’,乃下拜而师事之。辞出就馆舍,绎思所闻,间有不合,遂自悔曰:‘吾轻易矣’。明日,复见公,亦曰:‘某昨轻易拜矣,请与再论。’先生复上坐,公(王守仁)喜曰:‘善,有疑便疑,可信便信,不为苟从,予所甚乐也。’乃又反复论难,曲尽端委,先生心大服,竟下拜执弟子礼。公谓门人曰:‘吾擒宸濠一无所动,今却为斯人动。’” [59]可见,在学习上不是随意之人,而是一个重思考、真正搞学问的人。参考文献[1] [2] [4] 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C].乐学歌.[3] [42] 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C].天理良知说,答甘泉书院诸友.[5] 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C].答问补遗.[6] 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二)[C].答邹东廓先生.[7] [16] [25] 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四)[C].谱余.[8] 明儒王东崖先生遗集(卷一)[C].上昭阳太师李石翁书.[9] [10] [12] [18] [20] [22] [23] [24] [26] [30] [32] [33] [34] [43] [47] [49] [50] [51] [52] [53] [54] 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C].语录.[11] 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二)[C].次答友人。[13] 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二)[C].和万鹿园诗.[14] 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二)[C].咏山.[15] [19] 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二)[C].诗文杂著.[17] [31] [40] [41] [44] [55] [56] [59] 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三)[C].年谱.[21] 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二)[C].答王龙溪.[27] 王成文公全集[C].答顾东桥书.[28] 王文成公全集[C].传习录.上.[29] 王文成公全集[C].答友人问.[35] 荀子[M].礼论.[36] 吕氏春秋[M].尊师.[37] 扬雄:法言[M].学行.[38] [39] 文中子[M].问易篇.[45] 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二)[C].与俞纯夫.[46] 明儒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C].勉仁方.[48] 论语[M].述而.[57] 刘奇.王守仁的“致良知”与“事上磨炼”[A].王阳明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贵州教育出版社,1997年.[58] 大成文公全集[C].。
(6)儒家的异端——王艮儒家的异端——王艮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两个在其家庭出身、早年经历、思想内容和风格以及历史地位等方面都极为相似的人物,这就是唐代的慧能和明代的王艮。
慧能是樵夫出身,王艮则是盐丁出身;慧能可能一字不识,王艮则年幼辍学,不过粗识文字而已;慧能开创了南禅,王艮开创了泰州学派;慧能展开了一场佛教改革运动,王艮发起了一场儒学改造运动;慧能在宗教领域推崇平等和个性自由,王艮则力图在社会生活中倡导平等和个性自由;慧能门下高足辈出,都是沙门豪杰;王艮身后亦人才济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
慧能和王艮,这两个平民思想家、“布衣哲人”,一僧一俗,各领风骚,并各自在历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
所不同的是,慧能的个性解放思想是出世的,与庄子极为相近,属于古代思想史,而王艮的个性解放思想是入世的,反映了商品经济和新兴市民阶层的要求,具有近代启蒙意义。
王艮可以说是近代意义上第一个启蒙思想家,如同唐寅是第一个启蒙艺术家一样。
一、独特的治学经历王艮,字汝止,号心斋。
公元1483年,即明朝成化十九年,王艮诞生于江苏安丰场(今东台安丰)一个贫穷的盐民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煮盐的灶丁。
王艮于7岁入学,因家境贫困,不得不在11岁时辍学,跟随父亲以煮盐为生。
经过八年艰苦的煮盐劳动,王艮长大成人了,他离开家乡,到山东从事商贩活动,由于他具有很高的经财理用的才能,所以不过几年就发了财,改变了家庭的经济地位。
生活富裕了,王艮又重温儿时的读书梦,希望自己能变成一个有学识的人。
山东是孔子的故乡,王艮在经商之余,参拜了孔庙,以及颜渊、曾参、子思、孟子诸庙,缅怀诸子千秋功业,王艮禁不住“感激奋然,有任道之志”,暗暗下定决心:自己也要做一代继往开来的圣人。
25岁时,王艮便放弃经商活动,回到家乡,刻苦学习《论语》、《大学》、《孝经》等儒学经典。
因为文化水平低,常遇到不懂的地方,他就把书放在袖子里,碰上有学问的人就拿出书来请教。
儒学平民化的一次尝试——论王艮的“百姓日用之学”(第四辑)作者:杨生照文章来源:原创阅读:629 时间:2010-12-17阳明心学是明代中后期的显学,阳明弟子遍布天下。
自阳明去世以后,心学也象孔子之后“儒分为八”(韩非子语)一样,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下去,其中尤以“二王”为代表,即:王畿(龙溪先生)和王艮(心斋先生)。
后来成为泰州学派创始人的就是王艮,他出身平民,“七岁受书乡塾,贫不能竟学”,后“从父商于山东,常衔《孝经》、《论语》、《大学》袖中,逢人质难,久而信口谈解,如或启之”,他“虽不得专功于学,然默默参究,以经证悟,以悟释经,历有年所,人莫能窥其际”[1],同时他也是以平民小生产者等作为其传播说教对象,所以不仅其学问本身具有显著的平民色彩,而且其学问也是使儒学由精英文化向平民文化发展过渡(儒学平民化)的一次典范性的尝试,我名之曰“平民儒学”。
王艮“平民儒学”的基础理论就是他的“百姓日用之学,又称“百姓日用之道”,是中国哲学史上思考阐释儒学(或圣学)之“道”的一种颇具创见性的思想学说,也是其平民儒学的根本所在,是一次将儒学带向本源之境的思想尝试。
[2]这也是我要作文探讨心斋之学的根本原因,它可以为儒学在当代社会的复兴提供某种向度上的参考与借鉴。
一、以日用现在指点良知1.圣人之学即是“百姓日用之学”(或曰:君子之道即是“百姓日用之道”)王艮“百姓日用之道”可溯源至《周易》。
《周易·系辞上》云:“一阴一阳之谓道。
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
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
”这是说,阴阳翕闢之道无处不在,体现在人身上就是人之至善之性体,亦在百姓的日用常行之中。
而仁者与智者各执一端,唯有圣人能够“叩其两端而竭焉”[3],能够体觉此道,此亦即是圣人之道、君子之道。
又因此“君子之道”玄虚神妙,所以普通百姓很难或不能觉知此“道”。
王艮说道:“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圣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为失。
简论王艮的主体观张树俊【摘要】和谐作为一种社会观念,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美好价值追求.自古以来,人们总是向往和追求"国泰民安"、"政通人和"和"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王艮作为一个平民哲学家,他强调"身本",把"身"看成是是天地万物之"本",即"身"是整个世界之"本";"身"是"家、国、天下"之"本","身"是人的意识和自我意识之"本".他把"百姓日用"视为"道"的最高"标准",肯定平民百姓在推进社会进步、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大价值.他主张"生知"平等社会平等、贵贱平等,倡导人们享受一切平等权利.【期刊名称】《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年(卷),期】2010(008)004【总页数】4页(P61-64)【关键词】身本;百姓日用是道;修身;主体观;王艮【作者】张树俊【作者单位】中共泰州市委党校,江苏,泰州,2253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B248.3王艮(1483-1541年),原名银,字汝止,号心斋,明泰州安丰场(今东台市安丰镇)人。
王艮是一个初时读书不多,靠刻苦自学而领悟儒家学说,成为泰州学派创始人、中国哲学史上颇具影响的平民哲学家。
王艮的和谐思想不仅在明代中叶以后的中国社会产生过很大的影响,甚至到了“五四”前夕的新文化运动时期,还能看到它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
随着对王艮和谐思想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在王艮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其最重要的是他身本论及其主体观。
研究王艮的主体观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王艮思想的本质特征,而且能为我们今天的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
1 王艮的主体观是以身为本的主体观王艮思想的核心是“身本”论。
目录引言(绪论) (1)一、王艮思想产生的背景及原因 (2)二、王艮思想的主要内容 (3)(一)实用主义----百姓日用即道 (3)(二)肯定人性,提倡个性解放 (3)(三)安身立本,肯定人的生存价值 (4)(四)以“天下人治天下”的人民参政的政治思想 (4)三、王艮思想的评价 (5)结论 (8)参考文献 (9)致谢 (10)引言(绪论)作为一代平民出身的学者,王艮虽曾师承王守仁,却没有被王学的思想所束缚,而是对其积极因素进行了发挥。
他从王守仁的不分贵贱亦可“致良知”出发,提出了“百姓日用即道”等观点,虽然这些观点在理论形态上沿袭儒学的传统命题。
但实际内容却与儒学正宗相背离,形成了新的儒学思想,为以后的早期思想启蒙运动指出了方向。
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儒学的发展史走向了一个微妙期。
王艮的新儒学思想正是这个时期的产物。
王艮的这一思想展现了很独特的味道,不同于以往的其他儒学大家的思想,他是借着儒家的外壳替新兴的经济力量说话,与当时的西方启蒙思想遥相呼应,成为了思想界的一面色彩鲜明的旗帜。
一、王艮思想产生的背景及原因明朝中叶,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晚期,传统的农耕经济危机。
与此同时,一种崭新的经济力量------资本主义开始在封建社会的母体里孕育萌芽。
其中以城市手工业者,商人为主体的市民阶层,开始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影响着社会生活。
具有近代意味的是,新的社会力量同传统的社会力量开始发生摩擦,中国社会在其固有矛盾加剧的同时,又增添了新的矛盾。
社会存在的变化,呼唤着新的社会意识。
传统的儒家理论体系不能满足这个新兴阶层的需要,并成为束缚他们的枷锁,但是儒家的正统地位过于牢固,于是儒家思想他们的改造下有了新的面目,并且开了儒学转型的先河。
这其中以王艮的新思想为先导,带来了小生产者的思想崛起。
王艮生活在当时经济最早萌芽的地区,并且生活在社会下层,能够深切体会人民所想,准确把握时代脉搏。
而且,他所读经书不多,其治学方法主要“以经悟道”,“以道释经”。
其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远不如同时代的其他学者。
正是他的这种人生经历的特殊性,使得王艮与正统儒家思想的价值取向产生了差异,为其具有新时代特色的新儒学思想的产生打开了通道。
就中国思想发展历程来看,儒学发展的大方向也正在走向转型期,这也使得王艮新思想的出现即使是意料之外也是意料之中。
儒学的发展一直是与封建农耕经济并行而来的。
明朝中后期,封建经济已走向黄昏,儒家思想必然走向穷困之地。
穷则思变,变则通,儒学的转变是必然的。
其传统的重农抑商、存天理灭人欲等思想成为束缚人民思想、阻碍社会进步的代表,儒学必须有所改变才不会被历史所吞没。
而且,在王艮之前已有王阳明等先例,使得儒学开始走出程朱理学的限制。
明代儒学的发展方向是走向民间化、世俗化,为民所享,为民所用。
而王艮的新思想正是继承了这以理念,使之发展成为新崛起阶层的心声。
王艮的新儒学思想的总体方向是以人为本,为人民所受益。
而他这一理念在中国古代是有很深远的历史渊源的。
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神内核关于人生的哲学,历代先哲无一例外地对人生倾注了关注和思考,并由此而提出了民贵而君轻,人心向背决定国家的盛衰兴亡,凡事必须考虑民意,注重民生,保民安民为核心内容的民本思想。
如孔子曾提出以平民利益为标准的价值取向。
他针对管仲以取重租与官不兼差给平民造成了沉重负担,指出“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给?”[5]如孟子为实现与保障平民利益设计了王霸之分的政治标准。
指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6]其后,以民为本,保民安民的民本主义思想燔燔扬扬于中国历代典籍之中。
如唐朝魏征提出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思想。
王艮从教之先,读的是儒家经书,尧舜之言。
三十八岁拜王阳明为师后,接受的也是儒家正统教育。
因此,历代先哲所追求的理想道德思想----民本主义思想不能不给他打下深深的烙印。
二、王艮思想的主要内容正是在以上这些因素的影响下,王艮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具有鲜明时代性的新儒学思想。
其思想的内容大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实用主义----百姓日用即道谈起王艮的思想,最为突出的就是他的“百姓日用即道”的观点。
在儒家思想传统中,道是一个既有着形而上的超越意义,又落实于日用伦常的世俗生活的范畴。
无论是朱子,还是王阳明,他们所强调的“百姓日用”,主要是指封建纲常伦行的实践活动,是为了论证形而上的“君子之道”,并且他们还强调“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12](周易.系辞上传)这样的思想。
而王艮的道就是百姓的日常生活,这样就把道与形而下的百姓世俗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而且,王艮把“百姓日用”就看作是天理良知,是人的天性自然。
饥至则食,渴至则饮,是人的生理需求,情欲及各种自然欲望是自然而然,不假作的“天理”,任何人性的做法都是对“良知肢体”的背离。
这样,王艮就揭去了道的神秘面纱,摒弃了把道看作是虚无缥缈的神秘思想。
就是说,道就在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中,在普通人的各种自然欲求里,道为百姓所用,体现了朴素的实用主义。
“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便是道”[7](卷二),还原了道,把道从高阁中请下使之融于百姓中。
王艮认为,百姓与圣人之间没有本质区别,圣人之道,就是百姓日用之道,这样,愚夫愚妇也成了圣人,这表现出朴素的平等思想。
另外王艮不仅认为圣凡平等,还以百姓日用为主体,划分异端和圣道。
他不承认“道”的神圣性,十分强调“百姓日用即道”是“愚夫愚妇能知能行”的,如果不是愚夫愚妇能知能行的“日用之学”,那就是异端。
他把无异于“百姓日用”作为合乎道的标准尺度,而“百姓日用”无非就是衣食之类的世俗活动,这时间上是把“道”的标准定在以人为本的物质活动中。
(二)肯定人性,提倡个性解放在思想解放方面,作为一个儒家学者,王艮无疑做到了另辟蹊径。
王艮认为,只有顺应“自然天性”,才能表现出“道”的真实面目,否则,“一经人伪,便是作伪”[7](卷三),失去了自然本性便不是道了。
这种思想表现了尊重人性自然和人性自由的思想倾向,对泰州后学追求主体个性自由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王艮认为诸如饥求食,寒求衣之类的物质需求,是人的自然本性,它“大行不加”,“穷居不换”[7](卷一)。
正是基于此,有的学者说,把王阳明的“良知”说发展成为一种自然人性论,从而逐步解除传统的“天理”和“条教禁约”对人性欲求的扼杀、束缚,是从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王艮开始的。
王艮的对道、良知的重新思考,既体现了百姓争取生存权利、求得合理欲望的自然人性要求,又体现了人对人性自由的追求和主体摆脱理学禁锢、求得思想解放的渴望。
这一思想,在肯定、认同个体对感性欲求追求的同时,充分体现出对人的生存权利的尊重,也是对高扬人的人格尊严的呐喊。
王艮这样的思想,对当时的社会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安身立本,肯定人的生存价值王艮提出的安身立本的思想,表达了下层民众的生存愿望,体现了人民对社会困苦的抗争。
明朝中后期,已有种种新的经济、社会因素萌芽,老大帝国已经露出衰败特征,君王昏庸,宦官弄权,朝纲混乱,党争激烈,学禁严张,文字狱盛行……许多无辜的士子包括理学中人往往成为权力倾轧的牺牲品。
而对于普通百姓,这也是一个困苦的年代。
政治腐败,苛捐杂税如牛毛;宦官作恶,城乡百姓苦难言;边防松弛,南倭北虏乱中原。
在这个时期,无论是上层士人,还是下层百姓,身家性命常不得保。
身体是人的生命存在的物质形态,唯有存身,才是立天下之大本,身之不存,一切都无从谈起。
故王艮说:“吾身为天地万物之本也”。
[7](卷二)王艮鲜明而大胆地提出了更为关注自我、关注人自身的“安身立本”说,依王艮看来,至善就是以身为本,“立本”即是“安身”。
“安身”则是通过尊神、安身、敬身,避免害身、伤身等一系列的观念和行为实现的。
这样就把“身”提高到了“道”的高度,认为尊身即是尊道。
“人能弘道也,是至尊者身也”。
[7](卷二)这是说,道是救济天下万民的,而只要人才能弘扬道。
从这个角度说,只有爱护、尊重自身不受伤害,道才能得到很好的实行,这些都体现了对人的生存权利的尊重,也体现了人的主观能动精神。
总之,王艮在当时的情况下,提出“安身立本”的思想,反映了人们尤其是下层百姓要求维护生存权利的愿望,推动中晚明百姓、士人对生存及自我价值的肯定和追求的同时,也反映了人民对社会困苦的现实的无奈与挣扎。
(四)以“天下人治天下”的人民参政的政治思想程朱理学不遗余力的鼓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属于上,臣属于下,尊卑大小,截然不犯”的封建等级秩序,把圣人与百姓严格加以区分,受到历代统治阶级的一片赞誉。
王艮从自然人性论出发,认为人性之本就是天性之体,就是自然之体,不管圣愚,万物都是本原中的一分子。
响亮的提出“圣愚同性,千古一机”、“人人天地性,个个圣贤心”、“满街都是圣人”的平等观。
在王艮眼中,世界上的一切财富都是由下层人民创造而来的,不是“天”大,而是“下”大,“人之天”与“天之天”没有什么不同,老百姓与统治贵族也没有什么大小贵贱之分,他以唐尧虞舜为例说“唐虞君臣,只是相与讲学”[7](卷三),充分表现了其为人民争取政治平等地位的思想。
由此,他提出了“以天下人治天下”的人民参政思想。
他在《王道论》中说:“为君者,体天地好生之心,布先王仁民之政,依人心简易之理,因祖尊正大之规,象阴阳自然之势,以天下人治天下斯沸然矣”[7](卷四)。
王艮在这里说的“以天下人治天下”,其含义就是让天下人治理天下,或者说让人民参与治理天下。
“依人心简易之理”,就是要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
王艮这种以“天下人治天下”的思想,开启了中国民主政治思想的先河,是中国民主政治思想的最早的萌芽之一。
三、王艮思想的评价王艮的一系列思想在当时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它使得儒学转向了民间,为民所用所益,反映了新兴阶层的呼声,打破了程朱理学压迫下的万马齐喑的思想氛围。
但是,王艮毕竟是时代中人,其思想发展不能不受时代的局限。
王艮处在一个矛盾错综复杂的历史转折时期。
一方面,在长江中下游及东南沿海的一些发达地区表现出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某些特征。
在正德以前,整个社会还是男耕女织图式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然而到了正德、嘉靖年间,已出现“商贾既多,土田不重”、“朱富居多,本富益少”[11](卷二十三)商品经济萌芽的情况。
特别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东南沿海一带,潜滋暗长这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形成了一股冲击封建社会母体的时代浪潮。
随商品经济而来的是新兴市民的出现,其对明代的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积极的唤醒大众对感性生活的追求,并且“离经叛道”的“异端”时有出现。
另一方面,封建生产关系的老根,盘根错节,仍统治着整个社会,正统的儒学和王阳明心学还是社会的统治思想。
王艮出身于社会下层,跻身至“名士”之列,在经济上属于动摇不动的城镇中等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