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2011-03-01
汉语虚词的性质、范围、类别及其研究现状
第一节、汉语词类的虚实分界
一、早期的虚实概念。
在语言使用中把词区分为虚词和实词两大类的，据现有文献的记载，在我国，最早见于宋人的著作，不过，当时都把“词”称作“字”，（“词”这个概念是本世纪初从西方引入的）。宋朝有个叫周辉的文人在他的《清波杂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东坡教诸子作文，或辞多而意寡，或虚字多实字少，皆批谕之。词人张炎在他的《词源》中也写道：词之句有二字、三字、四字，至六字、七八字者，若堆砌实字，读且不通，况付之雪儿（案：“雪儿”本为唐朝李密的爱姬，能歌善舞，后泛指歌女）乎？合用虚字呼唤，单字如“正、但、甚、任”之类，两字如“莫是、还又、那堪”之类。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所谓的“实字”主要就是指那些具体的事物和概念，大致接近于现代所说的名词，而“虚字”则不但包括副词、连词、介词、叹词、助词、语气词，而且有时也可以指代词、数词，甚至是一些动词、形容词以及一些固化短语。
当时，人们把“虚字”叫作“词、语助、助字、助语辞”等等。元朝卢以纬的《语助》，作为我国最的一本虚词词典，对其所收的一些“语助”均有简明而又独到的解释。[1]到了清代，人们对虚字的认识已有了相当的发展。清人王鸣昌在他的《辩字诀》中，已经能够根据虚字的
功用将其细分为六类：起语虚字、按语虚字、转语虚字、衬语虚字、束语虚字和歇语虚字。当然，古人的虚词研究还不能算真正的语法研究，主要是出于训释古籍和指导作文的需要。就研究虚字的专书而言，除了《语助》，清朝袁仁林的《虚字说》、刘淇的《助字辩略》、王引之的《经传释词》都是很有代表性的。这些词典既包括连词、介词、助词、语气词等严格意义上的虚词，也收了一些副词、代词、谓词等等，不过基本上还是以训释经传中的虚词为主的。总的说来，早期的虚实区分是一种语文学意义上的分类，并不是一种语法学的分类，而且虚词和实词的范围、类别也是比较模糊的，尽管到了后期已经逐渐地明晰起来。
真正接近于现代意义上的虚字概念虚词观，直到上个世纪末马建忠的《马氏文通》问世才出现，马建忠明确指出：“凡字，有事理可解者，曰实字；无解而惟以助实字之情态者，曰虚字。”按照马建忠的看法，虚字就是表语法作用而不表具体词意的词。这一观点，在其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一直被人们所遵循。
二、虚实划分的标准
自从马建忠撰写《马氏文通》，创立现代意义上的汉语语法学以来，有关汉语的词类问题，一直存在着种种不同的看法。综观这一百多年来有关汉语词类问题的矛盾、分歧和争论，其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汉语中的词到底是不是可以分类，究竟应当以什么标准作为划分汉语词类的主要依据，什么样的语法理论更值得我们参考、借鉴；二、究竟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汉语词类体系，虚实两分的分类系统是否适应汉语的语言实际，哪些词类应该分别归入实词和虚词；三、在具体操
作时，对于一系列多功能的词究竟应该怎么处理，尤其是有关兼类、同形、话用之间的区别，到底应当以什么为标准。而在这些问题当中，有关虚词与实词的功能和性质、确定和划分、范围和分类等问题，始终是汉语语法学界讨论的热点和焦点。
从《马氏文通》创立之后的近半个世纪中，词的意义一直是划分汉语词类的主要标准。从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杨树达的《高等国文法》，到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高名凯的《汉语语法论》，一直到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几乎都是以意义作为划分词类的主要标准的，尽管各书的语法体系和词类系统并不相同。然而，从本世纪三十年代起，结构主义语法开始逐步兴起，并渐渐占居了主导地位，有关必须根据语言形式、词的分布和句法功能划分词类的理论和观点逐渐得到了人们的认同。五十年代以后，一些以结构主义理论为背景的语法著作，譬如赵元任的《北京口语语法》（《Mandarin Primer An Intensive Course in Spoken Chinese》又译《国语入门》）、丁声树等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等相继面世，与此同时，胡附、文炼在《现代汉语语法探索》中也提出了根据广义形态划分词类的观点。此后，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朱德熙的《语法讲义》，以及几部有代表性的几部高校《现代汉语》，也都采用了句法功能的分类标准。朱德熙的在《语法讲义》中还进一步提出过划分汉语实词和虚词的五项标准：一、从功能上看，实词可以充当主语、宾语和谓语，虚词不能充当这些成分；二、从意义上看，实词表示事物、动作、表化、性质、状态、处所、时间等等，虚
词有的只起语法作用，本身没有什么具体的意义；三、实词绝大部分是自由的（即能单独成句），虚词绝大部分是粘着的（不能单独成句）：四、绝大部分实词在句中位置是不固定的，可以前置，也可以后置；五、实词是开放的，虚词是封闭的。所谓开放，就是难于在语法书中一一列举其成员的大类，所谓封闭，就是可以穷尽地列举其成员的不大的类。
与此同时，人们逐渐意识到，汉语作为一种缺乏严格意义形态变化的语言，在划分词类时仅仅根据句法功能，完全不考虑意义也是行不通的。所以，又提出了以意义为基础，以功能为依据的两方结合、互相参照的标准。比如一九五六年制定的《暂拟汉语语法教学系统》就已经提出了将意义和功能两项标准并举的方案。它认为：“实词能够作句子成分，并且能够作句词，就是说，在一定的语言环境里有关的词就能够成为句子，回答一定的问题。实词都有实在的意义，表示实体事物以及实体事物的动作、变化、性状、数量等概念。”，“虚词在任何场合都不能表示实在的意义，不作句子成分，它们的基本用途是表示语法关系”。这是当时由于一些客观原因，在具体操作时没能将这些标准很好地结合起来，贯彻到底。
应该讲意义和功能相结合的标准还是比较完备的，但是，由于汉语本身的特点，我们在具体分类和归类时，有时还是会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虽然意义标准和功能标准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是相通的——语言中的词，凡是意义比较虚化空灵的，往往也就是那些表示各种语法功能和关系的词，这些词大都不能充当句法成分，所以可以归入虚词；反之，那些意义比较具体实在的词，主要用于表示各种事物、行为、性状等，都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