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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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死亡，從生命談起
煜棟
世上只有一個哲學問題，那就是如何面對死亡。 加繆如是說
而我說談死亡就是在談生命，談一切問題都離不開生命。
中國人好像對比自己先出現的東西都有或多或少的崇敬，甚至冠以神聖色彩，比如歷史，比如舊物，但凡什麽有什麽東西，就定有個什麽樣的神，灶有灶神，樹有樹神。不管為何物，都不涉及生命本身，好似籠罩于人間之上，真的有一套人神共知的天理，而活于人間的人本身是不獨立于天地的，而便有了天命一說，中國人自古不善於反抗和胡來，而創新的前提就是敢於胡來，只要知萬物之之所從來便覺得已經功德圓滿，很少有想多想遠的情況，知天命順天命便可獨善其身并過事一生，中庸之價值取向甚為明顯，只要人前能體面風光，人後的不甘和辛酸可一筆帶過，只要有個舉家共歡，普天同慶之局面，便覺得已經得以滿足，那怕那陣歡心笑顏僅僅流於表面而已，久而久之，妥協，圓滑，無規律之處事待人之脾性變成國人之頑疾，林語堂先生書《吾國吾民》便有提及。
而那種對前人舊物之崇拜，使得很多時候國人處事待人多沿用前人固有之規則，極少打破，好似生來對先人之舊習倫法都有傳承甚至為己所沿用之義務，相比于改良與抨擊古來之陋習，更青睞于沿用表面難以指正的舊習。
而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自古以來，國人都把自身歸于一個大整體，大世界之中，在這之中存在不知何時開始存在的自己的一套倫理綱常，而人們多去維護于運用該種規則，注重該外在大環境的正常和諧運作，而非自身生命的內在超越與獨立，更別提西方說追求的每個生命自身更為豐滿的存在，而中人卻把對自身生命更為豐滿的追求，轉嫁到對外在世界秩序于整體大環境的正常發展與豐富身上去，而在大環境與每個獨立生命在為自身豐滿而膨脹的過程中，兩者之間定會有相互考慮不到的灰色地帶，而相互抵觸互犯的地方難免刀光劍影。
國人並非對生命之獨特豐滿上沒任何追求，只是在歷史演變中‘生命單位’在時刻演變，遠古人以群而居，把本群之外之犯者視之為敵人，而此中無論造成你我群內的死傷者或少或眾，血流成河，只要是為本群落之舉，便是義舉，而再到古中國之各代王朝，皆以為國捐軀獻身為英烈，不論彼此死傷者數，只要為本國之利益，便可傳誦久遠。上舉兩例，國人並非對獨特生命的豐滿無所求，而是把自我生命意識轉嫁群族國家身上，進一步追求的是群落與國家的發展與膨脹，而隨著思想解放，才對‘自我生命’的對象便越來越清晰明確，從遠古之‘以天為本’到後來‘以國為本’，再到現在我們不斷追求的‘以人為本’。
而幾千年的‘大環境意識’至今，最為明顯之表現，已經非僅以國界為界定，而多以是不是同一種姓，是不是同一家族，是不是同一屋簷下，來區別‘我和他人’之間的主要依據，而好似此種氾濫的界定邏輯甚至適用於‘生命’之上，甚至為高於生命的，按是否為同一種姓同一家族來判定是否對方為自己人，從而再決定是否要給予道德之對待，比如救助生命。便有當看見王悅倒在路邊的血泊中，其中有一路人答道‘並非你女兒，為何多管閒事’。以家族為界定我與他者之邏輯便體現無疑，而又可高於生命的內在認同。
小到路邊的一個小生命，大到一個時代中的民族，都可體現國人這一性質。
盧旺達大屠殺中遇難者眾，而殺害人與被殺害人雙方不少為相處十幾二十年的鄰居甚至叫鄰居小男孩強姦鄰居小女孩之惡行，且屠殺過程中多用砍刀，且為大規模發生。曾經有個實驗結果顯示，在酒吧裡看到陌生的兩個人在打架，旁觀之人多為兩種反應，一為避開，二為勸阻，並非影視劇中一擁而上一同扭打一起之畫面，打架如此，殺人當然也是件難事，而為何盧旺達事件會如此難以琢磨，原因是因為這是胡圖族與圖西族的恩怨，屠殺的兇手在手刃多年的鄰居時，眼裡只看到那些該殺的圖西族群人，圖西族是‘區別于我的外人’爲了我自己族群的取向，他是我的敵人，所以我可以殺敵，不管眼前是不是個生命。而文道兄提到曾在一文化節的開幕表演上看到一群共和國的孩子邊手做握槍，邊唱‘把敵人全部消滅’，多麼恐怖。敵人‘有別于我’，且為我所處種族之正常運作與發展，排除之外于‘我’的部份，儘管他是個生命。
從古至今，似乎生命意識的發展好似健康流長，但為何至今，王悅之慘死，路人之冷漠，會成為舉國之殤。
那陣令人恐怖的冷漠到底是什麼時候躲在部份，甚至是幾乎大部份國人的良心里。
耶穌身上的釘子為的是要警示，對受眾多為告誡作用，無論在道德或言行上最根本的教誨，而非標榜所謂正確的言行道德準則，讓人一定遵守。幾百年現代文明中，西方和我們一樣都經歷了政治革命，硬件革命，而其中還要一個讓西方普羅大眾擁有‘平等，自由，博愛’等基本生命意識的環節，也就是理性革命，在中國大陸可以說還正在發生，沒有做成，之所以理性革命在中國大陸難以很好完成，因為相對於靠勇夫之力的政治革命和靠腦力的硬件革命而言，理性革命的主體是最廣大的大眾，小到對一或善小或惡小之行為之討論，大到對道德或法律的辯論，都需要一自由寬鬆的話語環境，而中國幾千年沿用至今的君臣父子三綱五常等倫理意識並非一個三十年的所謂‘硬件現代化’就能改變，不論子女對兄長，下屬對上級，都有或多或少存在話語權不對等的問題，這就導致那些最基本的，道德或者行為上的問題不能拿出來從頭討論，便導致隨著時間推移，國人部份‘現代意識’的發展與解放，使其與另外部份未被討論的意識造成錯位脫離，甚至捉襟見肘。
中國無論儒道法，甚至是現代之教育，都喜塑造正統完美之形象，要求人努力達到此中標準，使得只知道什麽是‘正確’，什麽是‘正統’，該做什麽，卻對‘爲什麽正確’、‘爲什麽要做’無根本上的思考與討論，以致人的道德體系虛無與簡陋。 王悅之殤，便 此由來。缺乏理性革命之國人，缺乏對生命本身之敬仰，轉而加以物化，并權衡自身得失，方才決定是否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