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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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问题研究述评专题述评摘要: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是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基础设施、人文历史环境、政策制度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各种因素的作用往往是不同的。
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问题的研究主要可分为经济增长因素决定论、地理环境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
区域经济均衡发展需要从制度入手,尤其是以竞争中性为原则完善产权制度,加强欠发达地区产权保护公平程度,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
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经济增长;交易成本;产权保护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制度性交易成本的界定、测度及降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7BJL010);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创新教育计划项目“行政审批改革、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2018-1-03-45)中图分类号:F019.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5982(2021)02-0054-09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在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存在区域发展的差距,对前者,国内外学者有对“中国奇迹”的理论解释,而对后者,则有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影响因素的研究。
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是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基础设施、人文历史环境、政策制度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各种因素的作用往往是不同的。
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问题的研究主要可分为经济增长因素决定论、地理环境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
本文对这三种主要观点进行述评和比较,试图在此基础上探讨导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深层次原因,为我国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改革目标提供参考。
一、经济增长因素决定论经济增长因素决定论主要基于要素投入与配置的视角分析区域发展的差距,主要围绕劳动力数量、人力资本差异、资本稀缺程度、技术能力、要素配置效率展开。
这类文献核心观点认为资源配置效率与丰富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地区经济差异。
中国失业率影响因素的再认识:一个计量实证研究任栋;李萍【摘要】针对我国学术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失业率影响因素的各种不同认识,采用1990-2010年我国有关宏观经济指标的数据和计量经济模型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重新审视影响我国失业率的诸因素,对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全国适龄劳动人口数量增大、特别是农民工进城、经济增长率对我国失业率水平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效果有新的认识.我们认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仍然是影响我国失业率水平提高的首要因素、适龄劳动人口数量次之,而“农民工进城”不仅没有增大我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反而起到了降低我国城镇失业率水平的效果,经济增长率对失业率的影响并不显著.理解和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影响失业率水平变化的各种因素,可以为进一步的研究、制定并实施有效的对策措施、探寻失业率的最优适度目标控制区间提供重要的线索和路径.【期刊名称】《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3(000)005【总页数】8页(P96-103)【关键词】资本有机构成;城镇登记失业率;农民工人数;适龄劳动人口数【作者】任栋;李萍【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统计学院,四川成都611130;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四川成都61113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014.2一、学术界对我国失业现象的认识学术界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失业现象的存在有如下三个方面比较一致的认识:第一,认为受客观社会经济和观测分析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当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和我们当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并不完全一致。
第二,认为相对过剩人口规律不仅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人口规律,也是所有市场经济体制所具备的共同的人口规律。
第三,由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失业现象与资本主义的失业现象具有一些本质的区别。
但是,在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失业现象的影响因素等方面,学术界的看法却莫衷一是。
财政支出规模变化趋势的理论依据与影响因素分析经济发达国家100多年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了瓦格纳法则的正确性:即随着人均GDP的增长,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也相应随之提高。
因而瓦格纳法则成为广为引用的分析财政支出增长的最为经典的分析;皮科克和威斯曼强调财政支出的增长呈现出一种阶梯增长的特点,而战争之类的社会剧变是财政支出步上新台阶的主要因素;马斯格雷夫在瓦格纳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更为详细的假说,即财政支出的增长在不同的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就政党竞争对财政支出的影响而言,梅尔泽和理查德的分析证实了更大的不平等程度是导致财政支出日益增长的原因;我国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发展变化具有本身的特殊性,本文对影响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各种因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
标签:财政支出规模GDP 影响因素分析一、文献回顾1.瓦格纳法则20世纪初以来,世界各国财政支出比率总的趋势是上升的,针对财政支出的不断膨胀,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AdolfWagner)最先提出财政支出扩张论,他的研究成果被后人称之为“瓦格纳法则”(Wagner’s Law)。
瓦格纳法则可以表述为: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也相应随之提高。
瓦格纳的结论是建立在经验分析基础之上的,他对19世纪的许多欧洲国家以及日本和美国做了考察,认为一国工业化经济的发展与本国财政支出之间存在着一种函数关系,即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必然会引起社会的进步,社会的进步必然导致国家活动的扩张及财政支出规模的膨胀。
此外,瓦格纳把对于教育、娱乐、文化、保健与福利服务的公共支出的增长归因于需求的收入弹性,即随着实际收入的上升,这些项目的公共支出的增长将会快于GDP的增长。
2.皮科克(Peacock)和威斯曼(Wiseman)的内外因素论英国经济学家皮科克和威斯曼在20世纪60年代初对英国1890年以后的财政支出历史数据进行了经验分析,提出了导致财政支出增长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
我国外债规模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李研妮;冉茂盛【摘要】外债的适度规模对一国的经济有着重要的意义,那么哪些因素影响我国的外债规模?本文概括了外债所涉及三类运作渠道的相关因素,运用时间序列的协整检验以及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检验影响我国长短期外债规模的因素.结论得出:影响长期外债规模的为财政盈余;影响短期外债的为财政支出、国家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城乡储蓄总额以及热钱的流入,而短期外债也会反作用于外汇储备与财政收入;外债总额促进了GDP的增加.【期刊名称】《预测》【年(卷),期】2011(030)003【总页数】5页(P27-31)【关键词】外债规模;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作者】李研妮;冉茂盛【作者单位】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重庆,400030;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重庆,40003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812.51 引言一个国家的外债,对这个国家来说是一种外在的资本资源,它可以补充国内资金来源不足,有助于提高国内资本形成的速度,提高投资率,尤其是在这个国家经济起飞阶段,这一力量的作用往往是巨大的。
从这个角度讲,外债是一国经济发展中的一种外推力量。
而当其规模相对偏小时,则这种外推力量不足,不能满足经济发展要求,对国民经济发展来说也是一种隐性风险。
而过多则存在偿付危机,最终有可能导致一国的经济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俄罗斯债务危机以及最近的希腊债务危机等就是这样的例子。
我国外债自 1985年开始不断增长,随着 GDP不断增加,外债的增长率在不断下降,到 2000年首次出现负增长率。
随后几年又出现稳定态势。
在美国次贷危机后,各国经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2008年我国外债相对 2007年增长率仅为0.2%,而2007年这一数值为 15%,随着各国对经济出台的刺激计划,经济不断回暖,2009年外债增长率上升至 9.9%。
在我国外债总额中,短期外债占比从 2001年不断上升,截止 2009年底已经达到60%。
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格局、影响因素及其应对研究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全面深入地探讨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的格局、影响因素及其应对策略。
农产品贸易逆差问题不仅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也影响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
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本文将对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的格局进行详细分析。
通过梳理中国农产品进出口的历史数据,揭示农产品贸易逆差的规模、结构和发展趋势。
同时,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对比分析中国与其他国家在农产品贸易中的竞争力和地位。
本文将深入探讨影响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的因素。
从国内外市场需求、生产成本、资源禀赋、政策环境等多角度出发,分析这些因素如何作用于农产品贸易逆差的形成和演变。
通过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揭示各因素对农产品贸易逆差的影响程度和机理。
本文将提出应对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的策略和建议。
结合国内外实践经验,从提高农产品质量、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等方面提出具体的应对措施。
针对政策环境、国际贸易规则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以期为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本文旨在全面解析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的现状、成因及应对策略,以期为国家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支持。
二、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的格局分析近年来,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的格局逐渐显现,呈现出以下几个主要特点:贸易逆差规模持续扩大: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和中国农业市场的逐步开放,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规模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
特别是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农产品进口额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出口额,导致贸易逆差不断扩大。
逆差产品种类多样化: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涉及的产品种类较为多样化,既包括传统的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也包括水果、蔬菜、畜产品等高附加值农产品。
这种多样化的逆差格局使得中国农产品贸易面临的挑战更加复杂。
地区分布不均衡:从地区分布来看,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主要集中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如美国、欧盟、澳大利亚等。
中国城乡居民财产分布的实证研究一、本文概述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城乡居民的财产分布问题日益受到广泛关注。
财产分布不仅关系到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福祉,也是衡量社会公平和经济稳定的重要指标。
因此,本文旨在通过实证研究,揭示中国城乡居民财产分布的现状、特点及其影响因素,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本文将首先梳理国内外关于财产分布研究的文献,明确研究背景和意义。
接着,基于大样本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统计分析和计量经济学方法,深入剖析城乡居民财产分布的现状和差异。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探讨影响财产分布的主要因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政策制度、教育程度、人口结构等。
本文将对研究结果进行总结,并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中国居民财产分布的改善和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期望能够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城乡居民财产分布的实际状况,揭示其内在规律和影响因素,为政府制定更加合理和有效的政策提供科学依据,进而促进社会的公平和和谐。
二、中国城乡居民财产分布的理论框架在探讨中国城乡居民财产分布时,首先需要构建一个全面的理论框架,以指导实证研究的方向和分析路径。
这一理论框架旨在结合中国的社会经济背景,深入理解财产分布的影响因素、演变规律及其与宏观经济政策的互动关系。
理论框架需要明确财产的定义和分类。
财产通常包括金融资产、实物资产和其他非物质资产,如知识产权等。
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城乡居民的财产构成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因此理论框架应分别考虑城市和农村地区的财产分布特征。
理论框架需要识别影响财产分布的关键因素。
这些因素可能包括个人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年龄、性别等人口学特征,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社会保障制度、金融市场发展等外部环境因素。
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城乡居民的财产积累和分配。
理论框架还应关注财产分布的动态演变过程。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城乡居民的财产分布可能会发生变化。
因此,理论框架应能够解释这种动态演变的内在机制和外在驱动力。
基于CCSI的经济型酒店顾客满意度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一、概述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经济型酒店作为满足大众出行需求的重要住宿形式,其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顾客满意度作为衡量酒店服务质量的重要指标,对酒店的声誉、客户忠诚度以及经营效益具有深远的影响。
深入探讨经济型酒店顾客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对于提升酒店服务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基于顾客满意度指数(CCSI)理论,旨在系统分析经济型酒店顾客满意度的关键影响因素。
通过文献综述和实地调研,我们梳理出影响顾客满意度的主要因素,包括酒店设施、服务质量、价格水平、地理位置以及品牌形象等。
在此基础上,我们构建了经济型酒店顾客满意度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并提出了相应的研究假设。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的方法,对经济型酒店的顾客满意度进行实证研究。
通过收集大量有效的样本数据,我们运用统计分析工具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以验证理论模型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我们还结合具体案例,对研究结果进行深入剖析和解读,以期为经济型酒店提升顾客满意度提供有针对性的建议和对策。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丰富了顾客满意度理论在经济型酒店领域的应用,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另一方面,通过实证研究,揭示了影响经济型酒店顾客满意度的关键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为酒店管理者提供了实用的管理工具和策略建议,有助于推动经济型酒店服务质量的提升和市场竞争力的增强。
1. 研究背景:经济型酒店行业的发展现状及其在市场中的重要地位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中,经济型酒店行业的发展现状呈现出既有机遇又有挑战的局面。
随着国内旅游市场的不断扩大和消费者对于住宿需求的日益多样化,经济型酒店作为一种价格亲民、服务便捷的住宿选择,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青睐。
经济型酒店也面临着市场竞争激烈、成本控制压力大等挑战。
从市场规模来看,经济型酒店行业在近年来保持了稳定的增长态势。
随着国内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注重旅游体验,这也为经济型酒店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_理论与实证研究》篇一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_理论与实证研究一、引言农村发展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农村产业正逐步向多元化、集约化、绿色化、科技化等方向发展。
在此背景下,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对于农村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对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进行深入的研究。
二、理论分析(一)产业融合发展的理论基础产业融合是指不同产业之间通过共享资源、技术、市场等,实现产业间的互补和协同发展。
在农村地区,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即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益,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二)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必要性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
首先,它可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业的附加值。
其次,通过工业的反哺农业,可以提高农业的现代化水平。
最后,服务业的融入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
三、实证研究(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本文采用实证研究方法,通过收集农村地区的一二三产业相关数据,运用统计分析、案例分析等方法进行研究。
数据来源主要包括政府统计数据、调查问卷、实地访谈等。
(二)实证研究结果1. 产业融合发展的现状通过对农村地区的一二三产业数据的分析,发现农村地区的产业融合发展正在逐步推进。
农业、工业、服务业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资源共享和互补发展逐渐成为常态。
2. 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影响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因素主要包括政策支持、科技创新、人才引进、基础设施建设等。
其中,政策支持是推动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因素。
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如财政支持、税收优惠等,推动产业的融合发展。
3. 产业融合发展的成效产业融合发展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就业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例如,通过工业的反哺农业,提高了农业的现代化水平,增加了农产品的附加值;通过服务业的融入,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论文摘要:如何启动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正确把握居民的消费结构,了解影响居民消费结构的各项因素,对正确制定消费政策和措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及现实意义。
本文首先选择一些影响消费结构的变量,包括社会保障水平、受教育水平、技术进步、利率、人口结构、城市化水平,并对它们进行量化;接着分析了中国居民消费结构的现实发展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对消费结构与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论文关键词:消费结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1前言1.1研究背景消费是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环节,但是近来,外部需求下降,过去对经济增长贡献度达20%的出口部门面临严峻的收缩局面,实体经济运行规模出现萎缩。
从数据来看,中国已随全球经济进入下行周期,经济增速放缓。
2008年第三季度GDP增速为9%,低于市场预期的9.7%,主要体现在出口与房地产两架引擎同时放缓。
图12006年1月-2009年6月GDP走势图为了弥补出口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宏观政策将着力于扩大内需,而在扩大国内需求的构成中,扩大消费尤其重要。
若想增加消费,保持国民经济稳定、持久的增长,就必须对中国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特征、演变规律和发展趋势进行研究。
1.2消费结构概念的界定本文中的消费结构是指以货币表示的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与用品、医疗保健、交通与通讯、文教娱乐、杂项开支在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关系。
2消费结构影响因素2.1社会保障水平(Thelevelofsocialsecurity,SS)居民消费预期支出的不确定性,不仅减少了即期消费支出,而且会抑制消费结构的升级,致使消费结构中应有的一些消费需求热点无法显现。
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能够促使居民增加非生活必需品的支出,从而适应不同层次人群的消费需求,推动消费结构升级,启动多元消费市场。
本文以社会保障支出总额占GDP的比重作为社会保障水平的测算。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得来。
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及其因素决定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及其因素决定。
出口增长一直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之一,其背后的二元边际结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对中国出口的长期稳定性和持续性具有重要影响。
本文将详细分析这两种边际的含义、特点以及它们在中国出口增长中的作用,并进一步探讨影响二元边际结构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将对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进行定义和区分。
集约边际指的是在已有出口市场上的出口增长,主要依赖于已有产品的质量和数量的提升;而扩展边际则是指在新的出口市场或新产品的开发上的增长,它反映了中国出口市场的多样性和新产品的研发能力。
接着,我们将对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结构进行实证分析,利用相关数据来揭示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在中国出口增长中的贡献程度。
通过对比不同时期、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出口数据,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二元边际结构的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
我们将探讨影响二元边际结构的决定性因素。
这些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技术进步、要素禀赋、贸易政策、市场环境等。
通过对这些因素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出口增长的动力和潜力,为未来的出口策略提供有益的参考。
本文旨在全面解析中国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结构及其决定因素,以期为中国出口贸易的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随着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其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已成为国内外学者广泛研究的焦点。
集约边际主要关注已有出口产品或目的地的贸易额增长,而扩展边际则侧重于新出口产品或新目的地的开拓。
这种二元结构对于理解中国出口增长的动力和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出口增长的集约边际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些研究指出,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断提升,是推动集约边际增长的关键因素。
同时,国内生产成本的相对优势、出口退税等贸易政策也促进了集约边际的增长。
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化,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也为集约边际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实证分析何燕子;王欢芳;刘嘉雯【摘要】近年来,随着经济的纵深发展,我国东中西部的差异化程度逐渐明显.选用经济总量加权系数的方法来测量区域经济发展能力,并根据经济区位熵公式和相关区域的经济数据,来度量我国区域经济差异,非常有意义.研究发现,进入21世纪后,我国各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开始逐渐扩大,且经济区的集中程度也从原有的发达区、发展区和落后区逐渐集中在发达区和落后区之间,加剧了我国区域经济的两极化趋势.政府可以通过加强对中西部地区的资金、人力资本投入、技术和政策支持,以缩小我国各区域内经济差异,减少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期刊名称】《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6(018)003【总页数】8页(P48-54,112)【关键词】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差异;经济增长;实证【作者】何燕子;王欢芳;刘嘉雯【作者单位】湖南工业大学,湖南株洲412007;湖南工业大学,湖南株洲412007;湖南工业大学,湖南株洲412007【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F124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一系列以促进经济发展为目的的经济政策得以推行,这不仅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在总体上有了飞速发展,而且也使国内东中西部各个区域的经济实力得到了大幅提高。
但随着经济发展的深度推进,隐藏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即各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化程度越来越趋于不平衡的状态,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例如在国内生产总值这一指标上,最高省份与最低省份之间的差距达到了10倍之高,其中,东、西部地区的指标差距就达2.5倍。
特别是在进入21世纪后,这一差距又有了显著性的扩大。
虽说在一定程度上,地区间的经济差异会有利于全国经济的发展,但是一旦该差异超出适度范围后,必然会影响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还会由此引发一系列的社会、政治、宗教等问题[1]。
近年来,我国各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开始逐渐扩大,且经济区的集中程度也从原有的发达区、发展区和落后区逐渐集中在发达区和落后区之间,加剧了我国区域经济的两极化趋势。
1引言长江经济带覆盖了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11个省市,整个经济带占地约2.05×106km2,约占全国面积的21%。
生态地位重要,综合实力较强,发展潜力巨大,是国家发展的重点规划地之一。
长江经济带的概念提出由来已久,“……前后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4年到1985年间提出的‘长江产业密集带’之说;第二个阶段是从1990年开始,随着浦东开发和三峡工程建设等重大决策的相继实施,提出了发展‘长三角及长江沿江地区经济’的战略构想;第三个阶段是十四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建设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及沿江地区经济带。
从此,‘长江经济带’被提上国家和沿江省市的议事日程”[1]。
2014年,长江经济带被列为新时期国家级三大发展战略。
2015年10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中多次强调长江经济带的发展要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
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会议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一项国家级重大区域发展战略。
2018年4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会议强调加强改革创新战略统筹规划引导,以长江经济带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由此可见,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因此,对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十分有必要。
本文将基于计量经济模型并利用EViews软件,处理影响长江经济带总GDP主要因素的数据,并进行OLS估计与实证分析,最终得出回归模型与相关经济意义,旨在采用计量经济学技术对长江经济带GDP和各个影响因素之间的数量规律与影响程度进行研究,从而为经济政策规划提供数据支持。
2理论模型(变量选择)长江经济带总GDP(解释变量y/亿元):本文以长江经济带覆盖的11个省市的GDP之和(总GDP)作为被解释变量(注:本文采用的长江经济带数据大部分为该11个省市的数据之和),大体看作衡量长江经济带发展的结果,通过与下述6个解释变量的回归分析来估计其中的数量关系。
中国新型城镇化的经济效应:理论、实证与对策在当前世界经济再平衡和再调整的复杂形势下,我国经济发展内外交困,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加大,经济转型面临多重挑战,如何化解这些不利因素,确保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关键是要寻求引领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力和新途径。
新型城镇化蕴藏着巨大的内部需求,具有拉动内需、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以及改善民生的重要优势,具有化解各种经济发展瓶颈问题的巨大潜质,能对经济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是今后较长时期引领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引擎。
因此,本论文主要从理论、实证与对策三个层面研究新型城镇化的经济效应,重点考察新型城镇化对破解我国各种经济发展瓶颈问题的可行性与有效性,探索中国情境下借力新型城镇化推动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规律与策略选择。
本论文从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挑战出发,通过全面考察我国城镇化发展历程以及面临的现实困境,提出新型城镇化是传统城镇化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对传统城镇化的校正与优化,并基于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内涵,从新型城镇化的经济基础、人口发展、社会功能和环境质量四个方面构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对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科学测度与客观评价,在此基础上从多个角度对新型城镇化的经济效应进行实证研究。
论文首先研究了新型城镇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
研究表明,在时间维度上新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同时在空间维度上对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区域分异现象,即对全国和东部地区表现为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作用有限,表明中西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仍然未能跨越有力推动经济增长的某一“门槛”,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中西部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可能存在着某种潜在的传导路径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再对这种潜在传导路径及其影响强度进行深入分析后发现消费路径和投资路径是新型城镇化推动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但产业结构升级路径对经济增长存在阻碍作用,说明在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来有力推动经济增长还有待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