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是人类战争历史的最大舞台，有史以来，所有的战争形式，所有的战争起因，所有的战争结果，所有的战争武器，在这百年中无不统统展现一番。从大刀长矛到原子弹，从民族独立、国家解放、制度革命、皇权反复到边境冲突、领土纠纷、族群屠戮、资源掠夺、夺位争权、阶级斗争，从国破家亡、山河沦陷、种族灭绝、改朝换代、易帜投降到割弃领土、出让主权、归顺统一、革命成功，从地道战、游击战、阵地战、闪电战到恐怖分子的城市袭击战，凡是生活在上个世纪而且寿命长一点的，都有过切身的经验和感受。
尽管二十世纪是人类战争历史的集大成，然而，人们看待战争的观念，一百年来却发生了明显变化。尤其中国，二十世纪，伴随着社会的急速变迁，战争观已经与传统相距甚远，与世界上的很多地方也截然不同，显得极为芜杂淆惑。
一
2009年10月，我出差在比利时，抽出一天游赏了卢森堡。
卢森堡虽说是小国，至今还是个大公国，却是世界上最富的地方之一。或许因为太富有，所以，我在那里遇见的人既不失礼，也不热情。对卢森堡，让我难以忘怀的不是满街的名牌商店，也不是峡谷和城堡，而是两座毗邻的公墓。
美军公墓很有名。1944年9月，美军经过伤亡惨重的激战，打败德军，最终将德军赶出卢森堡，不久，卢森堡与欧洲很多地方一样，也修立了二战阵亡美军官兵的墓地，掩埋了五千多位牺牲者，而且将使用权永久交给美国，由美方管理。战后，著名的巴顿将军也移葬在这里，更增添了这座墓地的知名度，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前来凭吊。墓地被青翠环抱，十字架由绿茵依托，显得开阔、明朗、阳光、安详。我在墓地时，正值下午降旗，美国国歌响起，夕阳下，墓园分外清纯，秋风中，纪念碑格外肃穆。
乘坐当地朋友的汽车，大约几分钟，拐了几个弯，在一条幽深道路的尽头是德军墓。德军墓的占地面积也不算小，有上万人安息于此，只是墓园内大树参天，所以墓地和墓碑显得幽暗、阴沉，但同样也很宁静。在德军墓的许多墓碑上我看到了两个名字，显然，下面安葬着两位阵亡者。墓园的门口有一间小屋，里面放置着桌椅和展品，桌子上的留言簿记录着来自各国男女的感慨，都在谴责战争、祈祷和平，哀叹活生生的生命毁于战火。展品和说明告诉我，这座墓地建于1952年，由当时的联邦德国战争公墓协会负责，此后，每年都有死者亲属在此祭奠，还有不少人慕名来此参观。
面对这两座墓地，我听见、看见所有中国人的说法，似乎都在比较墓地的不同，然
后发出正义与非正义的论断，好像墓地
一明一晦，一阳一阴，一热一冷，表现的正是两种截然不一样的下场。只有一种意见例外，说是卢森堡人之所以容许德军墓的存在，是因为他们也是日耳曼人的后裔，弦外之音就是：卢森堡人不恨德国人。
其实，卢森堡在两次大战期间都有国土沦丧之痛，基本是亡国，宪法广场树立的胜利纪念碑就是为反抗德军的卢森堡阵亡者修建的，1923年建成，二战时被德军捣毁，战后重建。让我无限慨叹的是，尽管如此，二战结束之后，卢森堡依然同意在自己的国土内修建德军阵亡者公墓，而且还是在尸骨完好保存的情形下建立的。自立墓以来的半个多世纪，这里始终安静、平和，没有因现实的问题或历史的纠葛而生意外，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似乎为死者立碑建墓、留存后世，理所当然。德军墓地的状态，在我的眼里，也不像有些中国游客描述的那么不堪，与我见过的许多墓地比较，算是很好的一座。有些阴沉的感觉恐怕只是心理作用，事实上，从规模、绿化、环境、墓制到管理，都还不错。当红叶散落，点缀墓碑四周时，你也会深深感到，安息在此的亡灵只是一个个亡灵，与任何地方的亡灵毫无差别。
二
尽管中国历朝历代贰臣不计其数，但是，当儒家学说主导中国社会之后，忠孝节义一直是社会评价的道德标准，奉为风尚，在战争中也不例外。战争的双方，无论于己于人，不管为谁作战，大都会推崇这样的人格。在战争中，礼遇、厚葬、尊重敌方有气节有才华的将领，可谓史不乏书，关羽、史可法等人的故事最为著名，而对降将叛臣，敌对各方也都有一致的认同。清乾隆四十一年，乾隆皇帝下令修《贰臣传》，将明末清初一批曾相继在明清两朝为官的人记录在案，在他看来，这些前朝旧臣，“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是“大节有亏”。明明对清廷有利，却一定要给他们这样一种称呼，可见传统道德的力量之强，概莫能外。“人各有志”、“各为其主”，正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共识。
“事是事，人是人，革命是历史，忠贞是人格。陆抚之坚贞，谭协统之忠勇，亮臣公子之勇毅，均足为我们敬佩。吾人不能以革命的事业，抹杀他们的人格！”辛亥革命，山西举事，山西巡抚陆锺琦父子与协统谭振德等人于乱中遇难，为清廷殉节，作为对立的一方，阎锡山的这段评价可谓至理名言，其实这也渗透着中国的传统观念，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这种观念依然延续，深入人心。
张勋是丁巳复辟元凶，最后以叛国罪被通缉，很多人尽管反对复辟，而且视
这场复辟为闹剧，但对张勋忠于前清的品格却很敬重，连孙文都说：“张勋强求
复逆，亦属愚忠，叛国之罪当诛，恋主之情可悯，文对于真复辟者，虽以为敌，未尝不敬也。”张勋逝世后，各界挽联、祭文、哀诗无数，或敌或友，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几乎都对其孤忠大加赞美。“戴发效孤忠，无言不仇，无德不报；丹心照千古，其生也荣，其死也哀”（欧阳武）。“国无论君民，惟以忠心为大本；人何分新旧，不移宗旨是英雄”（熊希龄）。“千载凛然见存亡，九庙于今有死臣”（钱能训）。其中，刘景山和马寅初的挽联最见代表性，“天不遗一老，名自足千秋”，那个时代，孤忠与复辟成为张勋流传后世的两大因由。十来天的复辟之举，最大成果，大概就是举世得知逊清逊帝原来还有这么一位板荡忠臣。
清末民初，大小战事绵延，各种战争不断，从反清、讨袁、护国、讨逆、护法到武力统一，从直皖、直奉、江浙、反奉直至北伐，事是事，人是人，分得很清楚，多是对事严，待人宽。战事尽管发起时显得义愤填膺，檄文也写得慷慨激昂，总是将对方说得十分不堪，而又自诩救国于水火，解民于倒悬，但战后胜方对败方处置少有深究的例子，大开杀戒的极少，不是不了了之，就是网开一面，任对手隐遁，即使囚禁，也是软禁，且待遇优渥。洪宪帝制祸首、宣统复辟罪犯，都曾被通缉，但通缉归通缉，最终均无果，1918年还被赦免。要说严厉的话，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对国民党的迫害可算一例，但他对章太炎、严修等反对洪宪帝制的人又很宽贷，所以，即使是袁世凯，对异己的人格也有十分尊重的一面。北伐以后，那些被认定为北洋军阀的领袖人物，也就是北伐的对象，一旦投闲置散，都过得优哉游哉。至于张作霖之死，与北伐无直接关系，而张宗昌的死则是仇家所为，张敬尧之死完全是投靠日本人所致。活着的，有的当寓公，有的吃斋念佛，有的投资赚钱，有的钟情于著述和书画。国难当头，段祺瑞等人还受到政府的礼遇，死后也备极哀荣。有人可能会认为，战争中失败一方的头面人物往往逃入使馆或租界寻求庇护，这固然是事实，但蜗居租界和使馆也总有出来的时候，作为政府，真想逮捕，不是没有可能，但没有人真会如此无情。之所以宽，当然未必都是景仰人格所致，很多还在于情面。
情面这两个字，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战事和政治交锋中确实非常突出，因为同僚、袍泽、师生、故旧、世交、同学、同乡是那个时代最为讲究的情谊，不讲这些情面的人不是没有，但肯定为世所病。
前清旧臣进入民国，仍在政坛的不计其数，曾经同朝为臣就是一种情谊，徐世昌能在民初政坛活跃多年，靠的正是他在前
清位极人臣时留下的人脉。同在日本学习军事，尤其陆军士官学校、振武学堂毕业的中国留学生在中国近现代沙场大都成为各方的军事精英，尽管兵戎相向，但这样的同窗生涯依然是一种情谊；从北洋速成武备学堂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这所军校曾培养出近万名军官，叱咤中国近现代军事舞台，其中的师生、同学更是难舍的情谊，段祺瑞兼任过学堂督办，所以连蒋中正也对他执弟子礼。北洋六镇，这一中国近代新式陆军的摇篮，其培育的将领长期主导中国政治和军事，也是清末民初各大战事的主帅，虽然在战争中相互间是对手，但袍泽之谊难忘，这也是打过之后常常又可以谈判、联手、互通声气的基础，别看分为直系、皖系、奉系，但都是袁项城的旧部，也都是北洋新军出身，段祺瑞之所以不断被推出来调和鼎鼐，主持大政，正因为他是袁以后北洋六镇的最高人物，门生故旧遍天下。战争一过，硝烟散尽，各路军事领袖时常还可以恢复往日情谊，不但相安无事，并且互通音讯，往来款洽，这是民国初年的社会风情，而以旧时情谊充当说客，更是当时的一景。那时，什么事情都会有人从中斡旋调停缓颊，当权者还能容忍这种说项，甚至给足面子，没有人会因此受株连，或是将这些人打成同盟、集团。李大钊、林白水等人都是以赤化罪被捕的，但各方说客依然敢于登门，向张作霖、张宗昌这样的人求情，可见，情面在当时之重要，并不亚于政治。
军阀混战，这是我们对一个时代铁定的称呼，但是，在这个混战的年代里阵亡的官兵共有多少？因战争而死伤的无辜又有多少？与此前中国历史上的战争相比，例如太平天国和捻军，与此后的历次内战相比，其将士死伤人数和殃及百姓的人数又是个什么概念？至今仍然缺少统计和比较。以直奉大战为例，“大”只是时人的形容，如果放在二十世纪中国战争历史中比较，实在称不上一个“大”字。不能因为各种军事派系打仗打得多，就认定这是一个完全战乱的时代，是一个受战争伤害最重的时期，是一个民不聊生、杀人如麻、无情无义的社会。
三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对待战争基本是各说各的，自执一辞，或者叫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春秋无义战”是孟子的说法，其实，春秋以降又何尝不是？在世界也是如此，什么战争才算是正义的，深究起来就很困惑。
对待战争，成王败寇的观念深入人心。当一个政权形成之后，在其
疆域内起事的战争，无论百姓造反，还是贵族篡权，往往被称为乱，后人叫做分裂；可是，没有一个新政权在创立时不是靠分裂起家的，在前朝的眼里，他们同样
也是乱，也是分裂。中国历史上的刘邦、李渊等等，都是如此。任何大一统的政权，其疆域都是靠着一步步的兼并战争而扩充而定型的，兼并的时候，对其他被兼并政权和民族来说，就是侵略，是掠夺，但对兼并成功的政权而言，后世就称其为统一、开国，或者叫开疆拓土、扩大版图。
那些因不满残暴统治而激起的反抗，我们总是认为他们当初所发动的战争很合理，但是，反抗的势力往往是多股的，假如是个更残暴的势力夺得天下，又会如何呢？张献忠的屠戮空前绝后，大西政权真要统一全国，中国是个什么景象，可想而知；李自成的大顺政权真要延续下去，还能继续“迎闯王，不纳粮”吗？
部落时期，相互征战属于天经地义；游牧、渔猎的时代，掠夺、厮杀是题中应有之义；倚赖四处经商或是海洋贸易发达的地方，打仗也是生存的内容。但是，各地的发展并不平衡，对一个已经进入自给自足的稳定农耕社会来说，这些部落、这些游牧民族、这些边打边做买卖的商业群体所进行的战争，都是野蛮的、不义的。
人们在讨论战争时，除了那些著名战例可以成为战争艺术的典范而津津乐道外，评价的标准一般都是战争的起因和战争的道德作为依据。战争的起因，就是说哪一方首先挑衅，由此断定所谓正义和非正义是人们的习惯。开启战端的挑衅往往由边境起，但在古代边界含混的情况下，这种判断很难公正，而在近现代的边境冲突中，完全可以判断是非的也不多。于是，我们批判战争正义的尺度最终落在了道德上：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是否侵占，在战争中是否进行过烧杀奸淫掳掠。可惜，这也常常难以自圆其说。
由战争导致的侵占或是烧杀，在普通人的评判系统里，其是非轻重强弱，时间才是决定因素，与正义本身无关。战争的道德正义事实上是一种与现时的情感、宣教、利益紧密相连的正义，甚至法律正义都难以支持那些时过境迁的历史事件。年深日久的战争，尽管杀得更多，侵占得更广阔，但与现代社会缺乏直接的关系，或者让现代政治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位置，就不能不削弱人们的评判兴趣，影响了正义的存在意义。那么，在多长的时间里发生的战争，人们还能保持正义评判的兴致呢？中国近现代历史证明，无论时间长短，只有眼前的利益关系与社会环境才能主导这种兴致。不然很难说明，明末清初的战争屠戮为什
么强烈地出现在辛亥革命前的评判视野里；１８４０年以后的所有战争在一百多年里，其评判在中国的每个历史时期为什么冷热极不均匀；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在上个世纪的很长时间里为什么处于缺失状态。
欧洲历史上的侵占，一直到二十世纪，在国家之间都是很难说清道明的事情，基本是一笔糊涂账。法国作家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是我们多年尊奉的爱国主义教材，但是致使洛林和阿尔萨斯割让的那场战争恰恰是法国首先宣战，而这两片地方原本也不属于法国。至于烧杀掳掠奸淫，就更是一个战争各方都可能存在的问题。明朝的镇压固然残酷，但张献忠也是个杀人魔王，李自成攻陷洛阳后将福王与鹿肉一起烹煮食用同样令人发指，大顺军在北京的掳掠更如同禽兽；清王朝尽管腐朽，但太平天国的杀戮也让江南富庶地区人口锐减、民生凋敝；八国联军的侵略并不表明义和拳对无辜的残害就有道理。德国纳粹对犹太民族的种族灭绝、日本侵略军在南京的暴行，惨无人道，而苏联红军攻进德国土地后的奸淫掠夺，照样罄竹难书。宋哲元是抗战名将，《大刀进行曲》就是其属下“大刀队”的颂歌，但他也是１９２８年凤翔大屠杀的主使，将攻下凤翔后俘获的党玉琨所部陕军五千人悉数杀尽，惨绝人寰。即便以正义的名义所进行的战争，其杀戮不仅不示弱，甚至还胜出一筹，从法国大革命一直到红色高棉和塔利班，都是明证。“人民战争”，也就是“全民皆兵”，是世界历史中反抗入侵者最有效的战争形式，连克劳塞维茨都认同这种形式在战争中的巨大作用，可是，当妇孺上阵杀敌的同时，也为战争中残害妇女儿童老人提供了合理依据，让许多战争残暴行为变得难以分辨。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认为，“战争就是一种以迫使对方实现我方意图的暴力行为”，在他的研究中发现，在战争的本质中，没有任何慈悲和温情可言，无论什么都无法遏止暴力的本能发泄。他的认识时至今日依然有效，无论什么军队，其战争暴行或多或少总是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
四
近百年中，战争作为人类生活重要的一部分并未改变，内战外战连续不断，但随着意识形态的强化，对待战争的看法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来自近代以来形成的进步理念，那些因制度的改新、因社会的变革、因民族的解放、因国家的独立而发动的战争，都被视为正义的战争，至于战争中的屠戮则被视为革命的反抗和革命的镇压，也就是一种正义的必须；另一方面是二十世纪自身的创造，不但将战争是非对错的烙印强烈地标志出来，
而且还将人与事死死地捆绑在一起，凡是参与被认定为反革命或不革命战争的人都可能永远背负罪名，甚至株连亲朋。这既与东方忠义传统相悖，也与西方人道主义思想相左。
当然，所有这些变化都与二十世纪的世界大形势相关。随着起源于
欧洲的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深入人心，独立主权国家成为普遍的选择，正义的标准由此而生。人口的激增、土地的开发、技术的提高，使得勘界划分日益明确，同时也导致边界争端的滋生，边界作为领土之一使爱国主义精神又增添了一个兴奋的舞台。寻求进步的意识，也就是独立、民主、自由思想的广泛传播，让那些尚未进行制度变革的地方认定新制度与旧制度之分就是进步与落后之别。共产主义理论的生根开花及其政党的纷纷诞生，阶级斗争思想在一些地方的确立，为革命而战因此成为一种绝对正义的信仰。
两次世界大战是迄今人类战争历史的巅峰，但在世界上，对两次大战的看法并不那么一致，这既与意识形态的左右有关，又与各国历史相联系。
在意识形态强烈的地方，在阶级斗争主导一切的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完全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叫做“狗咬狗”，所以无产阶级不应该支持本国政府的战争政策。依据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说法，这恰恰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应该借战争造成的危机这一难逢的良机，组织和发动人民夺取政权，及时将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确，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些国家的败北失地和丧权辱国正是国内发生革命的结果。
相比较二战而言，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一战的知识几近于零，中国虽为参战国，但并没有多少作为，而且作为结局的巴黎和会于中国又无益处，所以中国人在记忆中将一战看得很轻，加上近几十年的宣教，“狗咬狗”铸成铁论。在一战的历史话语中，中国人基本没有爱国、卫国的概念，既然狗咬狗，也就无所谓，因此，很少有人知道，一战和二战密切的因果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陆续成为战争中的一方，也由于法西斯理论遭到世界多数人的反对，更由于德、日等国在战争中的残暴行径，使得这一战争顺利转入了意识形态语系，当然这与苏联政策的变化不无关系；在二战后不长的一段时间里，许多殖民地走向了独立建国的道路，一些国家相继进入了社会主义，使得二战的结果又迅速纳入了革命与解放的话语范畴。于是，在意识形态主导一切的地方，二战
成为与一战全然不同的另一种战争，爱国、卫国、抗战、反法西斯就是二战。
其实，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对一战和二战的看法并没有太大的差距。欧洲那些卷入两次大战的国家，，尤其是深受其害的地方，将大战都视为让家园沦陷、生灵涂炭的战争，例如卢森堡，胜利纪念碑纪念
的就是两次大战阵亡的将士，而前苏联地区，已经看不见任何一次大战阵亡者的痕迹了。在亚洲，许多地方对二战也有自己独特的记忆。这些地方二战前原本都是西方国家侵略者的殖民地，二战中又沦为日本侵略军的地盘，二战后再次回到西方战胜国的殖民版图，无非就是新老侵略军的交替而已。所以，这些地方的独立运动先是抗荷抗西抗法抗美抗英，然后是抗日，随后又重回老路。最典型的是越南，抗法之后是抗日，然后再抗法，以后又加个抗美，在他们的眼里，不知道这些个抗这抗那之间究竟有多大差别。
记得二战胜利六十年的时候，各地都在举办纪念活动，香港迎来的是一群当年抗日的英军老兵，看着他们沧桑的脸庞，我有一种说不出的辛酸。他们与日本侵略军的区别究竟在哪里？或许只是承认的割让与不承认的侵略之不同。在这些殖民地区，“奸”的痕迹也没有那么突出，因为理性不能说在老殖民主义那里做事就不是“奸”，到了新侵略军那里就成了“奸”；为统治时间短的侵略军办事是“奸”，为统治时间长的侵略军办事就不算“奸”。他们的记忆，可以说，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处于沦陷或受重创的那些拥有完整主权和领土的国家，并不完全相同。
撇开意识形态的定位，实际上，人们在评价二战时，更多的是以比较的心理看待，相对之下，只能说哪一方的侵略军比较残暴，统治比较严酷，杀人比较多，还有就是谁最先发动的进攻，谁是以强凌弱等等。但是，假如放在数千年战争历史中去衡量，这些问题都很难有一个确切的标准，更不能做到公正无偏，只是因为二战中德、日侵略军在很多方面过于残忍，殃及范围广大，所以评价起来才显得容易一些，而人们对意大利等轴心国成员则基本处于无语状态，可意大利恰恰是法西斯的策源地。
二次大战开始时也是几大利益集团的较量，与一战没多大不同，反法西斯的同盟关系是以后逐步形成的，因为最关键的对象是德国，美、英、苏主要和纳粹德国作战，所以，反法西斯成为共同的话语。日本严格地讲应该是军国主义才比较贴切，其目标也不包括犹太人，有的日本外交官还向犹太人大量发放签证，挽救了他们的生命。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后来的笼统称
呼，事实上，即便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二战中的行为也不能简单地都看做是反法西斯。法国和德国是世敌，其相互争斗由来已久，二战中的德法之战也有一战的前因后果。苏联先是参与瓜分，随后是利益相争，再以后才是卫国直至成为反法西斯的主力，最终又加入了瓜分、兼并、扩充的行列，尽管损失惨重，但也赢得
了巨大的果实。日本对中国的觊觎早已开始，战争对抗起自十九世纪末，1931年“九·一八”事变进一步升级，而且在抗战初始，由德国高级将领组成的庞大顾问团在对日作战中还起到了重要作用，显然，这些都与法西斯无关。无论二战前后，中国都是受害最重的国家，基本没有得到什么利益，还导致了更大规模的内战。此外，法西斯观念的核心是极端民族主义和狂热集体主义，其仇视的目标正是个人主义，其标榜的思想则是维护所谓劳动者的利益，纳粹党就是德意志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日本军国主义的基础就是下层军官，他们主要出身于农民。在法西斯的这些核心观念上，同道者也远不止于法西斯，由于二战阵营划分的缘故，在人们的评判话语里常常显得不那么客观罢了。
自从意识形态强化以后，古今战争评判似乎都变得黑白分明起来，农民的、反统治的、制度更新的、反对侵略的，一股脑儿都划在了正义与进步一边，但是，一涉及到具体问题，这样的划分又使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格外复杂。农民的也可能是最落后的，反统治的也可能正是闹分裂的，制度更替的或许走向所谓进步的反面，反侵略的说不定也是反对大一统的，而民族英雄同时又成了镇压农民起事的刽子手，爱国的将士、抗击侵略的英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捍卫者，有可能也是阶级的敌人、革命的对立面。尤其是站在世界革命和工人无祖国的立场上，那些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至上的战争就更为难解。
对于人类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各种战争，特别是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与其用一种定性式的宏观评价考虑问题，还不如就国家论国家，就民族论民族，就群体论群体，就每一次战争论每一次战争，总之，就事论事，从微观入手，更容易解释清楚。有的是反侵略，有的就是利益争夺，有的先是利益纠纷然后转为保家卫国，有的丧权辱国直至陷落赔款是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战争的罪魁祸首，有的开始是反抗暴政以后又变为打天下坐江山，有的以人民的名义最终却是独自坐龙廷，有的国家或民族里外里都是受祸害，也有的纯粹是被裹挟。
五
犹如用打架斗殴解决争端是人的天性那样，战争也是人类解决矛盾的
最高形式，属于人性的一部分。当人类社会文明的理性逐渐健全，法制日益完善，国家机器越来越强大后，各种制约让人一般不愿选择打架斗殴作为解决争端的方式。但是，制约世界的法治并未确立，调控各国矛盾的有效形式仍处在探索之中，族群、阶层间的对立采用非暴力的手段还不足以化解，因此，当争端无法调和时，战争依然显得不可避免。
二十世纪，人
类曾试图利用战争解决一切问题，脱贫致富、变换制度、革故鼎新、边界争执、环境恶化、领土纠纷、资源争夺、抢当霸主、宗教对立、崇尚理想、经济危机，什么都想依靠战争彻底改变，来个一劳永逸。然而，二十世纪的历史也明确地告诉我们，战争过后，不但死伤惨重，家园焚毁，殃及无辜，而且，总是事与愿违。想脱贫的更贫穷，想焕然一新的却开了历史的倒车，想占取便宜的反而丧权辱国，想当霸主的连自己的老窝也保不住，想实现远大宏伟理想的没料到竟然连眼前的生活都难以为继了。
二十世纪上半叶，接连两次世界大战，而下半叶却没发生一次，二十一世纪已经度过十年，也没有即将爆发大战的迹象，各类局部战争的牵连区域都不算大，人口涉及也有限，和谈与战争又总是交错进行。这恐怕与战争曾给人类带来的恐惧体验有着密切关系。
正因为二十世纪的战争达到了人类有史以来的高峰，两次世界大战相距不过二十年，各国相互间的冲突此伏彼起，很多国家国内战火绵延不绝，面对战争带来的巨大灾难，人类对大战因此变得日益谨慎。以美、苏两国为代表的两大阵营尽管是完全对立的两类国家，其意识形态水火不容，其互相攻击程度不亚于历史上的宗教仇恨，共产主义革命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消灭帝国主义，解放全人类，两国之间也曾剑拔弩张，甚至通过其他国家的战场进行反复较量，有时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但始终未能见诸直接对抗的战争，战争的乌云总是被妥协所驱散，这实在是上个世纪的万幸，尽管极端意识形态话语将这作为软弱的表现，或者叫修正主义。二次大战之后的大小局部战事，常常让战争者深陷泥淖，难以自拔，一次次战争的无穷后患也约束着新战争的爆发，告诫人们战争于人于己的祸害。
二次大战对人类的最大贡献就是发明了联合国这一协调和对话的机构，六十多年来，联合国的调解作用越来越明显，联合国的制约力量越来越有效，联合国的声音越来越强大，许多原本采取战争方式解决的冲突已经可以通过联合国进行化解。
近二十年来，战争观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意识形态最强烈
的时期相比，已经具有了新的内涵。一是过去明显算做内政的战争，无论战争双方打着什么旗号，如今都不能不派出联合国维和部队加以制止，避免流血和殃及无辜，正在成为一种举世共识；二是恐怖主义组织发起的袭击行动已经演变为新型的战争形式，尽管其中许多行动从前被称为反抗、革命和斗争，但现在却遭到了世界的谴责；三是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不管各国如何看待，但战后建
立的新政权却迅速得到承认，这表明多数国家正在默认一种战争的理由，这一理由就是战争打击的对象可能是战争的根源，所以要以战争消灭战争。不过，战争的结果也迫使人们不断地深思：这样的方式能赢得和平吗？
一百年来，最先反思战争的应该是文艺家们，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背景的《西线无战事》，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的《卡萨布兰卡》、《死无葬身之地》、《辛德勒的名单》、《英国病人》，还有描写苏联国内战争的《日瓦格医生》、《第四十一个》等等，这些小说、电影、戏剧从个人的独特体验出发，向人类的心灵开掘，表现出复杂的人性。事实表明，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流传永远，为全世界所接受，成为艺术的瑰宝。因为不论战争双方出于什么目的，是什么样的军队，属于什么国家、民族和派别，最后都归结为人，参与战争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生命，都有作为人的基本属性，而且都是我们的同类。
战争能否最终解决人类的矛盾，将是二十一世纪人类最需要思考的重大问题。无论什么战争，所损耗和牺牲的都是人的生命，无论战争的目的是什么，最终都摆脱不了暴力和毁灭。法国哲学家加缪在与萨特的辩论中就反对任何理由的战争。我以为，消灭一切战争，寻求永久和平，应该是人类崇尚的最高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