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北极治理与中国经验

“法治：北极治理与中国经验”——第四届中芬比较法国际研讨会综述莫纪宏2012-09-28 08:43:32 来源：中国法学网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芬兰科学院共同合作的“中芬比较法研究”项目于2012年9月26日在芬兰拉普兰大学举行了“第四届中芬比较法国际研讨会”。

此次会议承办方是拉普兰大学法学院、赫尔辛基大学法学院、图尔库大学法学院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前三次会议分别在中国举行了两次，在芬兰举行了一次。

此次国际研讨会的主题是“法治：北极治理与中国经验”。

来自中芬两国近50名专家和学者出席了研讨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林研究员率领法学所代表团一行八人参加了研讨会。

拉普兰大学法学院院长马蒂（Matti Niemivuo）教授主持了开幕式嘉宾致辞仪式。

芬兰拉普兰大学董事会主席莱莫（Raimo Väyrynen）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欧洲处刘影翔副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李林所长和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法学院院长基莫（Kimmo Nuotio ）教授在开幕式分别致辞，各位致辞嘉宾高度评价了“中芬比较法研究”项目实施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并希望进一步加强彼此的联系和拓展学术交流的领域，进一步加深两国法律界与法学界的交往，促进彼此间的相互理解。

研讨会分为四个单元。

第一单元主题是“土著人民：法律文化和语言”。

赫尔辛基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皮亚（Pia Letto-Vanamo）教授和李林研究员共同主持了第一单元的主题发言和讨论。

拉普兰大学北极中心、环境与少数民族法律北方研究所所长蒂莫（Timo Koivurova）教授介绍了“联合国土著人权利宣言”产生和运行的基本情况。

拉普兰大学亚珂（Jaakko Husa）教授以“什么是法律文化？”为题，详细解释了法律文化的含义。

他认为，法律文化是一个国家在历史上形成的关于法律的观念和社会心理倾向，与成文的法律体系是不同的。

法律文化是一种正规法律体系之外额外的东西，不仅指正规的规则，还包括研究活动。

法文化概念的表达是指法律概念和法观念在某种体系中被建立起来。

法文化追求的不是普遍的东西，主要的问题是怎样界定和理解法律。

有了某种界定，不管如何做，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文化的特征。

法文化是很宏观的范畴，不可能把所有的细节都包括进来。

西方学者总是希望用客观的方式来认识法律，但实际上背后有文化因素的影响。

对于印度法、伊斯兰法、英国法、德国法、中国法等等，如果从多元的角度来理解，才能发现这些法律文化的基本特征。

法文化的传播途径很多，有“接受”途径，例如1920年土耳其直接接受瑞士民法典；另一个是“移植”路径，例如，非洲很多国家“移植”了西方国家的宪政制度，但实际上并没有发生什么作用。

因此，对法文化应当有比较开放和接受的态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吴峻博士做了主题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及文化发展保护事例分析”的报告。

吴博士选择了中国的彝族来分析少数民族语言法律保护的性质与现状。

吴博士指出，现行宪法第4条第三款、第134条是少数民族语言法律保护的基础。

最重要的是《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保护，该法首先保护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的权利；其次，自治机关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使用少数民族语言；再次，强调要重视少数民族语言的教育；最后，给少数民族公民参与诉讼提供少数民族语言服务。

《民族区域自治法》是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最重要的法律。

中央民族大学在发展少数民族语言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彝族在中国西南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广西、贵州等地，目前有840万人左右，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少数民族。

语言非常悠久。

据考证，彝族语言有两千年历史。

目前有四个大的彝族语言方言分支。

彝族的民族性很强，彝族语言成为彝族地区通用的语言。

主要原因是因为集中居住、政府支持等等，但目前彝族青少年比较喜欢汉语。

因此彝族语言发展的趋势呈现出文化的特征，需要通过文化保护来保护彝族语言的发展。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儿童、妇女和老人”。

拉普兰大学法学院院长马蒂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科研处处长谢增毅副研究员主持了该单元的主题发言和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法室主任薛宁兰研究员做了“中国儿童、妇女权利的家庭法保障”的主题发言。

在她的发言中，她介绍到，在中国法律体系中，儿童和妇女权利属于家庭法，不管家庭法是独立的，还是属于民法性质的，但对儿童和妇女权利的法律保护都是不可忽视的。

中国目前对儿童权利和妇女权利的保护已经分布在一系列的法律中，包括已经参加的两个重要的国际人权公约《儿童权利国际公约》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国际公约》。

另外宪法、《妇女权益保障法》、《青少年权益保护法》等等法律中都有规定，对儿童和妇女权利的保护已经不限于婚姻法，而且从更广泛的角度来加以保护。

最高法院在生育权问题上对妇女有特殊的保护。

儿童权利保护方面主要是姓氏方面的权利。

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是父母离婚后，子女通常是随母亲生活时，母亲再婚，为保证随母生活的孩子的权益，将随母生活孩子的姓氏改为随继父姓氏，这个问题目前的司法解释规定父母双方一方未征得另一方同意随意改变孩子的姓氏的，应判令改回生父的姓氏。

但有一些基层法院近年来从儿童的利益出发来支持儿童改姓。

还有受1995年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的影响，反家暴问题也受到了重视。

从发展趋势来看，家庭法应当更多关注儿童权利和儿童利益的保护。

拉普兰大学法学院前任院长阿梯（Ahti Saarenpää）教授做了主题为“面向现代老年法”的演讲。

他认为，按照国际社会现代标准，65岁以上才是老人。

按照他的理解，应当将这个年龄再上调到70岁。

在日本有一个老年人监护法。

在北欧，丹麦和挪威对自己制定的老年法比较满意。

今年10月澳大利亚墨尔本要召开老年法和老年人监护怎么看待的研讨会。

根据欧盟宪章的新规定，数据法是隐私法的一部分。

在乌拉圭在宪法中已经规定了数据的保护。

有人认为在法治文化中，信息不是非常重要，但是自我决定和自主权在欧洲成为一个主要的趋势，成为老年法的一个重要内涵。

老年人问题在香港1980年代就有立法规定，法律上的自主和自决可以由专家来给予帮助解决。

我们要有一些新的工具来安排我们的未来。

2006年9月联合国通过的人权公约即《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已经包括了老年人。

芬兰还没有批准该公约。

还有欧洲理事会的建议，使用了“代理权”，什么是“代理权”，需要加以研究。

芬兰在2007年曾经认为是要实施该项权利资源不够。

欧洲理事会认为代理权是人权问题，“代理权”要归属到社会法领域。

在芬兰，公共部门要解决社会保障问题。

现在已经到了制定老年法的时候了。

老年法跟规划有关。

这些都是社会凝聚力形成的因素，自我决定力是社会发展的起点。

几年前，阿根廷采用了欧盟的数据保护法，但是，在实施中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对于老年法来说，要依托专家和律师的协助来制定比较可靠的老年法。

目前的法律已经蔚然成林了，但看不清楚主次。

现在的老年法也需敞开思路，不能仅仅从年龄出发。

也要考虑法律文化的问题。

考虑老年法的时候，不能光考虑技术化，而要关注标准化。

赫尔辛基大学法学院院长基莫教授在讨论中提出，20年前芬兰就有法律规定家长在教育孩子过程中不能打孩子。

在刑事法律中也注意到这种情况。

在当时，没有觉得这两种制度之间的交互性，但在几年前开始认识到家庭暴力问题，在刑法与家庭法之间存在着一些灰色地带。

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想改变社会的做法主要是改变警察的行为。

过去警察很少到家庭去调查。

家庭中有的人酗酒或被打伤，警察基本上是睁只眼闭着眼，目前司法部长已经认识到首先要改变警察的态度，要积极地去调查，要把表面的东西都挖掘出来了。

要把儿童、妇女和老人的问题分开来研究，不能把妇女仅仅看成是受害者。

第三单元主题为“可持续发展与城市化”。

拉普兰大学凯克珂（Kai Kokko）教授和社科院法学研究所莫纪宏研究员主持了第三单元的主题演讲和讨论。

东芬兰大学图奥马斯（Tuomas Kuokkanen）教授从法律、环境等方面来探讨“地球工程与国际法”问题。

他指出，如果看环境问题，可能只看到污染，但从法律上看，环保措施可能会导致诸多法律问题。

美国只是单方面对环境问题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却导致了很严重的贸易问题，此外，在治理方面怎样监管也有很多问题，例如，在联合国探讨是环保还是粮农问题时，就属于治理的问题。

现行环境问题框架是联合国的1992年的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2008-2012），现在接近第一承诺期尾期，在此后应当怎么做还需要认真讨论。

在南非德班会议（2011年）上讨论了应当有第二期承诺。

到2015年结束讨论，再将承诺期覆盖到2020年。

这是目前各国的减排目标。

所有这些措施采取后气候还在变化怎么办？现在又有科学家提议从地球工程的角度来强调减少排放。

1980年末期的时候，各国说要防止气候变化，提出建立环境保护体系。

当时人们认为不可能靠预防，所以就强调减缓、减排。

1990年末期的时候，出现了调整的概念。

有些国家不肯接受，到后来才逐渐形成了减排的共识。

地球工程并没有在各种正式的环保会议上提及，而在非正式的场合，现在关于地球工程主要有两种方法。

一是海洋的处理。

海洋可能会吸收热量，人类活动增加了温室气体的排放。

地球工程要把能量排除掉。

把太阳的一部分光线反射回去。

用人工云把阳光反射掉。

在城市建筑上装一些反光设备。

另一类是处理二氧化碳，通过种植森林也吸收二氧化碳。

现在科学家已经开始评估这些技术。

英国皇家科学院在2009年作出了这种评估。

如果从法律效果上来看，立法者和律师说目前的技术不应当影响到减排，而应是加大减排。

这里并没有特定的建议，现有的监管规律还能适用。

如果认为其中的法律和技术能适用的话，现有的条约，还有习俗性的、机制性的，包括现有的环保公约，在越南战争之后对适用战争的生物多样化的协议（1977年）以及其中一些规定都能适用。

之后还有普遍法则，甚至可追溯到罗马法，物权拥有者的物权不应当影响到邻居的权利。

现在，一些机构和公约组织也开始考虑地球工程方法，主要是生物多样化公约、倾销海洋污染物协议书等等。

但一些学者主张应当禁止地球工程学方法，但小规模的科学研究是可以允许存在的。

同时2011年6月份的一个国际会议上，国际海洋组织决定，各国在适用海洋技术的时候，要谨慎使用海洋生物技术。

在解决问题方法上，许多国家喜爱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例如，环保可能会涉及到生物多样化的受损，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一个国家问题可能会转移到另一个国家，一个问题的解决可能会引发另一个问题，接下来还有阻力的问题。

目前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生物多样化扩大，还有防止海洋污染物的倾销。

不同国家应当合作和互动。

对于京都议定书之后的第二期承诺，未来的机制要设计所有国家作出公平和公正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