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_仁_礼_和_的关系看孔子的和谐思想

2007年第2期No .2,2007浙　江　社　会　科　学ZHEJ I ANG S OC I AL SC I ENCES2007年3月M ar .,2007从“仁”“礼”“和”的关系看孔子的和谐思想□　叶　碧 内容提要　“和”在《论语》中出现的次数不多,影响也不如“仁”“礼”那样广泛,但它却是孔子强调“仁”、推行“礼”的目的之所在。

在孔子思想中,“仁”、“礼”、“和”是一个整体,“仁”从个体道德修养角度促进“和”,“礼”从社会制度和规范方面保证“和”。

“和”既是“仁”“礼”之目的,也是“仁”“礼”结合之结果。

本文分析了孔子和谐思想的表现、本质,并对“仁”、“礼”、“和”三者之间的关系作了初步的探索。

关键词　孔子　和谐思想　仁礼和的关系作者叶碧,浙江工业大学浙西分校中文系副教授。

(衢州　324000) 学术界在概括孔子的思想中心时,曾提出过“仁中心”、“礼中心”、“仁义中心”等多种观点,未见有“和中心”的说法。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孔子整个思想体系中,“和”具有怎样的地位?它与“仁”、“礼”是什么关系?它的表现和特点又是怎样的?笔者拟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礼”在孔子思想中的重要地位是显而易见的,《论语》就反复强调了“礼”的重要性。

对于个人而言,“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礼”是人立于社会的必要条件,每个人都应当知“礼”、守“礼”,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

对于统治者而言,“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百姓就能“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礼”是为政的重要原则,否则,“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

孔子把“礼”当作为政的准则、为人的尺度来倡导,并非源于他个人的奇思妙想,而是深刻认识历史的结果。

在春秋时期,“礼”就是一种由来已久而且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观念,被赋予“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世”(《左传・隐公十一年》)等多种社会功能,体现着先人们对意义与价值的理解。

但到了孔子所生活的时代,“礼崩乐坏”已成现实: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和,强欺弱,富侮贫,甚至“弑其君者有之,弑其父者有之”(孟子・滕文公下)。

如此失范、混乱的社会状况引起了孔子的深刻思考:自古以来,讲“礼”之声、行“礼”之事未曾间断,可为什么还是出现了“礼崩乐坏”的现实?“礼”的坚固根基在哪里?孔子思考探索结果是“仁”的提出。

“仁”在《论语》中出现过一百多次,含义也很丰富,但最基本的意义是“爱人”。

“爱”是人的天性。

仁者爱人,从主体角度看,就是把他人放在自己的心里,与他人共命运,甚至肯为他人作出牺牲。

从对象角度看,所爱之人始于亲但不止于亲,而是由亲及众,直至把四海之内的人都当作兄弟来亲近。

由此看来,“仁”所强调的“爱人”根植于血缘亲情,是人性的自然表现,因而特别具有稳固231　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性。

由此,我们也可发现仁爱的血缘亲情与“礼”的主要内容之间有某种内在联系,因为“礼”的核心是祭祖敬先,其中就包含着伦理亲情。

既然如此,“礼”也应该具有稳固性,可为什么还会“崩”呢?造成“礼崩乐坏”的原因很复杂,笔者所谈的只是原因之一。

从有关史料看,“礼崩”与“礼”在形式化过程中出现形式与意义的分离有关。

据《左传》记载,女叔齐在评论鲁昭公时就指出,鲁昭公看上去十分遵守礼仪制度,但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仪也,不可谓礼”(《左传・昭公五年》)。

这说明本来形式与意义有机统一的“礼”,到了春秋时期就出现了外在形式与本质意义的分离。

“礼”,也就丧失了生存的活力,违背、反抗“礼”的行为就会成为普遍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孔子要达到复礼的目的,就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确立“礼”的意义价值,二是探寻自觉守礼的人性依据。

就是说,只有当人意识到守礼是人的一种内在需要,“礼”才会稳固。

为此,孔子从分析“仁”入手,揭示“仁”与“礼”的关系。

“仁”属于人的心理因素,“礼”是一种社会规范。

在孔子看来,“仁”是“礼”的根据,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意思是说人若没有仁爱之心,“礼”就会失去真正的依凭,成为一个空壳。

经过孔子的一番分析,“礼”与“仁”就不是互不相干的两端,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礼”因“仁”而立,“仁”也可凭“礼”而显。

建立在“仁”的基础上的“礼”才是具有本质意义的“礼”,才能长久稳固。

从上述分析看,孔子的伟大之处在于通过“仁”为“礼”确立了人性依据和意义价值。

值得进一步探究的是,“孔子讲‘仁’是为了释‘礼’,与维护‘礼’直接相关”①,那么,他释“礼”又是为了什么?答案应该是明确的,那就是“追寻一种有条不紊,上下有序,协调和睦的社会”②。

在孔子思想中,“仁”、“礼”、“和”是一个整体,无论是修“仁”还是行“礼”,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和”。

“仁”从提高个体道德修养角度促进“和”,“礼”从完善社会制度和规范方面保证“和”。

“仁”与“礼”,一则以柔,一则以刚,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它们的结合能形成刚柔相济之状;“仁”与“礼”,一则在内,一则在外,由内而外,由持“仁”蓄势到外发“皆中节”,造就的是和谐之境。

“和”既是“仁”“礼”之目的,也是“仁”“礼”结合之结果。

孔子重“和”,与其社会理想以及这种理想不能实现密切相关。

孔子自幼好学,自比文王、周公的传人,怀有“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的远大志向。

然诸侯之间的兼并战争带来的社会动荡、百姓流离的现状,各国内部权贵之间的你吞我杀造成的政局分裂、礼崩乐坏的局面,粉碎了他的理想。

孔子不甘心,为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而周游列国,但结果也是“在鲁国行不通,到齐国也碰壁,到陈蔡等小国更不用说了”③。

他不理解,生发出了无奈而深长的感慨:“中庸之为德也,……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

透过艰难奔波的足迹和对世风日下的感叹,我们看到孔子把“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的坚定理想化为“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的坚强意志,探求着实现社会和谐的途径。

二理解孔子的和谐思想,首先需要弄清楚什么是和谐。

在我国历史上,先贤们对和谐的探究由来已久。

西周末年的史伯从“和”与“同”的结果对比中揭示了“和实生物,同者不继”(《国语・郑语》)的和谐本质。

春秋时期的晏婴则从“和”与“同”的状态对比中以“和如羹焉”为喻(《春秋左传・昭公二十年》),揭示了“和”的多种因素相互融合的特性。

在前人探究的基础上,孔子提出了“和而不同”(《论语・子路》)的命题,强调“和”是多种矛盾事物共存、互补、融合的结果。

依据和谐以“多样”为基础、以“统一”为表征、以“融合”为关键的内涵,我们把《论语》中谈到的和谐概括为五个方面。

首先是人际之和,包括家人之和、国人之和。

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孔子十分重视家与国的关系,从不脱离家庭去谈国家,也不抛弃国家来论家庭,《论语》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礼记》中的“修齐治平”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

家人和谐的实现,有赖于对家庭成员关系的正确处理,孔子把“孝弟”作为根本原则。

由于长幼关系是家人关系的重点,因此,孔子把“孝”摆到了331叶　碧:从“仁”“礼”“和”的关系看孔子的和谐思想比“弟”更为重要的位置,并对怎样才算“孝”作了具体分析。

孔子否定了当时“以养为孝”的流行观念:“今之孝者,是为能养。

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

在孔子看来,“养”只是“孝”的基础,“敬”才是“孝”的关键,否则,人与动物就没有什么区别。

由此出发,孔子分析了“孝”的种种表现,其中包括“竭其力”(《论语・学而》)以侍奉父母,以“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里仁》)的心情关心父母的年龄,以“敬”而“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的态度对待父母,以“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的方式守护父母,即使在父母去世后也要用“三年”之期恪守父道(《论语・学而》)。

但是,家人关系并非只有长辈和晚辈一种关系,还有夫妻、兄弟、姐妹关系;即使在长辈和晚辈之间,其情感交流也不应该是单向的。

因此,要真正实现家人之和,光有子孝还不够,《礼记・礼运》就把“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和“君仁、臣忠”一起作为人伦“十义”加以倡导,从而为家人之和提供了更可靠的保证。

国人显然比家人更具多样性,人际关系也更复杂,孔子化繁为简,把维系家人之和的亲情作外向性推衍,使小爱之“孝”上升到大爱之“仁”的高度,从而使“孝”与“仁”在本质上达到统一。

每个人从“入则孝,出则悌”做起,进而“泛爱众”(《论语・学而》),把“四海之内”的人当作“兄弟”(《论语・颜渊》)来亲近,国人之和就能水到渠成。

在孔子所论的人际之和中,伦理情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但人的情感往往具有多面性和波动性,要让人际之间长久和谐,必须使人的情感趋向高尚与稳定。

为此,孔子围绕人的培养探索了教育之和、艺术之和与制度之和等问题。

孔子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并且时时深思如何培养人的问题,形成了内涵丰富的和谐教育理论。

从教育内容看,孔子主张“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并举,以多样性的教育内容促进人知、情、意的协调统一。

从师生关系看,孔子堪称和谐师生关系的典范:他和学生一起谈志向(《论语・公冶长》),在学生面前坦然承认自己的过错(《论语・阳货》);他深爱自己的学生,为颜回的过早离世而“哭之恸”(《论语・先进》);学生敬重他,也敢在他面前表示不满的情绪(《论语・卫灵公》、《论语・雍也》)。

从学习方法看,孔子强调学思并重,避免“罔”和“殆”(《论语・为政》)的状况发生。

教育内容和方法,特别是师生关系的和谐性,是培养“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之人的重要条件,只有培养出和谐的人,社会和谐才有可靠基础。

艺术以情感为核心,具有教化人民、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

在各种艺术形式中,“‘乐’和‘礼’在基本目的上是一致或相同的,都在维护、巩固群体既定秩序的和谐稳定”④,故为孔子所特别看重。

“乐”的本质特点是“和”,《尚书・尧典》中就有“八音克谐”之说。

由“乐之和”出发,孔子把“和谐”作为各种艺术的价值标准,并把艺术之和厘定为“文质彬彬”(《论语・雍也》)、“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尽善尽美”(《论语・八佾》)。

孔子由“乐之和”向艺术之和拓展的观点得到了后人的肯定,苏珊・朗格就指出:“情感、生命、运动和情绪,组成了音乐的意义。

……所有音乐理论的基本命题便都可以扩展到其他艺术领域”⑤。

艺术之和的价值最终要体现在对人的影响上,孔子强调美善统一的艺术之和,目的就在于使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形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的君子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