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和他的_大历史观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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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的大历史:中华第一帝国到第三帝国时期我们常听说「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皆专制黑暗政体之历史也」,「皆孔子、老子中古时期思想支配下之历史也」,「皆帝王将相之家谱也」这样的说法。
深究起来,这可能与我们直至初高中阶段所受的历史通识教育有关。
不出意料,在如是武断的基本面上一定能找到很多「发人深省」的例外。
于是近年历史细节、戏说野史之类的栏目雨后春笋般的繁荣就不难理解了。
愈发复杂的历史事实需要愈发深刻的洞见才能统领。
现在我们反观以前那些一刀切史观,「帝王家谱」也好「互斫史」也好、「黑暗」也好「封建」也罢,一定程度上都或有道理;个中问题,或许更多出在「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这样的起手式上。
其隐藏着「我们的历史始终是均质雷同的」这一狂妄的态度不能不小心提防。
故作高深的人总喜欢说,人都是一样的,历史只有循环。
他们错了,错在失去了对未知的敬畏:即便是同样的人,不同的环境下社会风貌决然不同。
近年的考古研究表明,我国历史上的治世与乱世和当时的平均气温呈现极强的相关性,盛世几乎都在温度较高时,而天寒和大乱似乎也总是接踵而至。
学界的解释是:当气温下降,国内粮食减产、矛盾便集中爆发;同时北方草原不足以支持游牧民族生存,是以后者南侵之势加剧[1]。
由此看,我们关注「耕战」的社会,「如何耕、与谁战」的状况每百年就要变一变,在此之下,即便「人」还是那个人,历史还会是过去的历史么?所以平心而论,历史绝对是在「变」的。
其中,有的变化有终点,有的没有;有的能实现动态的稳定,有的不能(好比桌上咖啡会放冷、水车转不停、人从小到老日日不同);有的变化迅速,有的缓慢(譬如蟪蛄生死朝暮,大椿不知春秋)。
历史则是这一切变化的统称。
是以与其讨论「历史」,不如讨论特定的「历史问题」。
而在讨论历史问题之前,就有必要声明自己观察、在意的时间尺度。
人类学家看来,近五千年人类都无大生理变化;偏机械唯物论的史学家以生产力发展为纲,则几百年之内一国一朝很难发生根本变化;关心社会变迁和制度演化者,则每个百年都至关重要。
[摘要]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主张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而不能简单地以道德评价笼罩一切。
本文试图从黄仁宇本身的主观因素和一些列客观因素来浅析黄仁宇大历史观的形成原因。
对其原因的探讨有助于人们更加深刻地了解大历史观。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为传统史学研究方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他的大历史观值得学界深思、探讨。
[关键词]黄仁宇;大历史观;《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放宽历史的视界》黄仁宇(1918—2000),湖南长沙人,1936年考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
在1950年退出军界,其后赴美攻读历史。
黄仁宇成为史学界少见的半路出家的史学家。
黄仁宇于一番辗转煎熬之中,提出了“大历史观”,主张要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而不能简单地以道德评价笼罩一切。
他先后撰写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史学著作,如《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放宽历史的视界》、《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地北天南叙古今》、《关系千万重》等。
他所阐述的大历史观,让许多读者感到新鲜并受到启示。
对于大历史观的定义,黄仁宇并没有作具体而集中的阐释,而是散见于他的一些列的著作之中。
大历史的英文名是“macro-history”。
此英文单词从“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发展而来,确切的说,应是模仿。
将其“改称大小,转用于历史,显系模仿,而非发明。
”[1]1但是这种模仿式的创造,亦是黄仁宇所独创。
用他自己的话说“大历史”即“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
[1]1所谓“大历史观”,必须具有国际性,黄仁宇“希望以四海为家的精神,增进东方与西方的了解,化除成见”[2]241,“所以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
”[2]243黄仁宇的说法“是由‘大历史’立场出发,注重社会组织体系,对于国家行政的机能目前是否具备此种条件当作次要”。
[3]151大历史也“是在长时间大环节的规模下看历史,必以社会组织结构以及群众运动为主题,不全部依赖领袖人物的言行”[3]152。
读《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历史的主角》之收获倪端著,新世界出版社:北京,2012这本书是倪端先生将黄仁宇先生的著作中的大历史观之精华浓缩给读者的一份厚礼,也体现了作者对黄仁宇先生历史观的感悟!本书包含了《万历十五年》、《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十六世纪中国明代之财政与税收》、《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和《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的精华,是历史专业与对历史感兴趣的学生在短时间了解黄仁宇先生历史观的好书,于我而言,收获颇多!我就将读后的收获简略归纳如下:一、地理环境对中国历史的决定作用。
关于为何中国政治早熟,为何中国统一是常态的问题给出了耳目一新的解释。
首先是治水问题,其次是气候问题。
黄河频繁泛滥,需要上下游齐心协力治理,在治水的过程中也孕育着统一的命题。
我以前也读过类似的观点,比如大禹治水,因为治水成功被推举为领袖,可见治水的重要性。
由于我国的气候属于东亚季风气候,旱涝灾害频繁发生,救灾、防灾需要统一的中央政府之外,还需要广大的地盘以防灾,所谓“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
”大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二、历史人物难以左右时局的命运。
在这一点上,倒让我对历史人物充满同情。
黄仁宇先生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先要把历史人物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中去分析他存在的合理性,再分析其褒贬。
这就站在了很高的点上,减少了个人感情偏向与政治倾向,减少了历史人物的道德品质评价,而重点评价其对历史的作用,果然有大历史观的评论风格。
三、黄氏中国历史分期法。
黄仁宇先生将中国历史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先秦时期,是制度与文化的奠基时期;第二阶段是第一帝国时期,确定了中国历史的主调;第三阶段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社会的重新整合;第四阶段是第二帝国时期(隋唐宋),尝试货币改革的失败;第五阶段是第三帝国时期(明清),表现为收敛与退缩;第六阶段是鸦片战争后,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革命。
历史分期是后人对过去历史的看法,是针对历史时期的特点划分的,因此着眼点不同,分期法就会有别。
[话说黄仁宇(3)]“大历史观”的十大渊源黄仁宇先生赖以成名的神兵利器,谓之“大历史观”(英文为macro-history)。
虽然黄先生称“这名词该下由我创用”,但考究其学术渊源,其由来却颇多枝节。
黄先生自己也说:“这名词纵是新颖,已乏创意”,从宏观微观之说“改称大小,转用于历史,显系模仿而非发明”。
大历史观本身虽然风光神武,但其在方法、史料和理论等方面的细微痕迹中还是看得出有许多前辈学者的建树或个人经历的提炼。
笔公遍阅黄先生诸书,细览相关评论,结合黄先生自己的认同,试图归纳出大历史观的十大学术渊源如次。
一、宏观经济学“大历史观”之得名,因袭于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
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分野,黄先生悟出其间“亦不过放宽视界与计及精微之不同”,于是“改称大小,转用于历史”。
一方面借鉴了概念,一方面参考了方法。
加之黄先生对历史的认知多从经济(食货)角度入手,可以说受益于宏观经济学良多。
黄仁宇解释说:“这大历史有如宏观经济(macro —economic)。
宏观经济不能统计失业就业的人数,不能分析物价,不能讲解物价指数。
较详细分析仍待微观的工作。
……我只希望治史者不要忘记后面一个大前提,不要忽略我们所处的一个非常时代罢了。
”二、马克思的历史哲学黄先生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自由立场使得他并不排斥接受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
“大历史观”中运动的、联系的、周期性的、符合治乱兴衰规律的、依存于经济状况的认识,也在相当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经济决定论等暗合。
其长时间宽视野阶段性的历史认知,同社会发展史的分期分步地划定历史暗合。
其从财税与经济的基点上审视历史的旨趣,则无不匹配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在一些文字表述中,黄仁宇也多次提到马克思的名字。
黄仁宇自己也承认受马克思影响,“刻下将历史视作冗长、互相继续而作梯度前进的观察时尤然”。
三、汤因比的大历史在黄仁宇的阅读和交往过程中,一些既定存在并适合他的分析工具对他的大历史观的形成起到了良好的架构作用。
中国大历史黄仁宇|中国大历史读后感很喜欢读黄仁宇先生的书,他是一位历史学家,但他写的书与一般的历史书不一样,视角不同,语言非常风趣,让你读过后,有过耳目一新的感觉,原来历史可以这么写。
《__大历史》共有二十一章,从有中华民族开始写起,当然由于史料记载的不完善,秦代之前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秦代之后的写的较为详细,黄先生对唐、宋、元、明、清每一个朝代都画了一副疆域图,元代的版图最大,但元代的历史最短,只有90年。
元代的历史之短,一是蒙古人人数过少,文化程度又低,二是他们没有很好的融入到汉族人民中,他们较崇尚武力,当他们打下如此广阔的江山,但却没有能力很好的统治。
说明管理一个国家非常不易。
汉代被作者称为第一帝国,这个朝代被__作家极度的恭维,因为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平民所创造的功业。
汉武帝继承了汉高祖以来,数十年休养生息所累积的国家资源,对内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下中央集权官僚体制运作的理论与方法,对外则连年发兵征讨匈奴,开拓四裔,使大汉声威远播,国势达于顶峰。
时事造英雄,汉武帝能使__的名声远扬,一是因为他的上辈们留下了丰厚的财富,二是因为他15岁登极,享国54年,执政时间较长,他的想法可以很好的执行。
但他在公元前87年去世时,他的匈奴战争使国库大为亏损,这也是西汉衰退之一大主因。
《__大历史》黄仁宇先生对__历史将行了概括,极其精炼,读后的总体感觉是:挺喜欢看他的文字,当然在他的书中可以读出他对一些历史事件的倾向性,添加了个人的看法,但很准确,同时也觉得他看得比较透彻,拨开了挡在历史面前的愁云惨雾,所以挺耐看的。
《__大历史》札记读了《__大历史》这本书,我看来主线有三条:其一,作者说了黄土地带是__历史的源流,对__历史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
针对这一点,作者提到了千百年来,__坚持重农抑商的政策,而黄土地带是__农业发展的源头,可见黄土地带的重要性。
而且,西安是十一朝古都,这又为黄土地代添了几许功绩。
《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曾用一个观点概括了三千年的中国史提到黄仁宇,大家最先想到的可能是他那本最著名的作品——《万历十五年》。
其实,黄仁宇除了这本书之外,还出版过十几本重要的著作。
其中,有一本书我认为更加重要的著作就是《中国大历史》。
《中国大历史》这本书总共只有24万字,300多页。
可是,黄仁宇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竟然可以用24万字讲述整个三千年的中国历史。
可能有人觉得不可思议,或者觉得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是不是就如同现在流行的《中国简史》或者《西方简史》那样,只是介绍一些最基础的历史知识?其实,根本不是这样。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里面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观点,用这个观点,可以准确的概括整个三千年中国历史不断发展的奥秘。
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就是“潜水艇加面包”的政府结构体系,是三千年中国历史发展的核心原因。
什么是“潜水艇加面包”呢?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三明治。
大家都吃过三明治或者汉堡包,三明治看上去,外形很像一个潜水艇,所以美国人才会称三明治是“潜水艇加面包”。
在黄仁宇看来,三明治上面的那片面包代表的是中央政府里面的官员,下面那片面包代表的是传统农村体系。
中央政府官员和农民这两部分人,因为有严格的组织方式和稳定的系统,所以一般不会出现推翻一个王朝的叛乱。
比如,中央政府里面的官员因为在皇帝身边,所以很少有人敢胡作非为,推翻皇帝。
而且,如果推翻皇帝,他们就没有办法拿到工资。
他们希望一个国家可以长治久安。
农村也是如此,农民们每天都需要种地,然后给国家交税。
他们在能够吃饱肚子的情况下,一般不会造反,推翻皇帝。
可是,那为什么中国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会不断出现农民起义或者造反的事情,会有一群人冒着生命危险,主动推翻前一个王朝呢?原因就在于三明治的中间部分,也就是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
古代中国,整个天下都是皇帝的,所以皇帝不希望这个国家出现动乱,推翻自己。
底层的农民也是,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每天可以平安的种地,多生产粮食,让自己吃饱肚子。
黄仁宇及其历史观作者:师娅来源:《经济研究导刊》2010年第16期摘要:黄仁宇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历史观及其系列著作在国内学界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他在多部著作中一再强调,要“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而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实现金融管制与数目字管理”,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以丰厚之学识、独到之视角,在知识大众之中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史家的品牌。
关键词:黄仁宇;历史观;技术;道德中图分类号:K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6-0216-02黄仁宇先生应算的是20世纪中国史家中的一个异数。
他半路出家,发愤苦读研究,以花甲之龄方发表首部著作,此后25年笔耕不辍,终成一家之言,登上个人学术事业的顶峰;更以其宏大的视野,充满魅力的笔调写出华人世界中极具代表性的普及版本的历史书籍,倾倒了无数读者。
他对学术的执著精神,让人敬佩。
黄仁宇(1918-2000),湖南长沙人,1936年考入南开大学,抗战爆发后从军,进入《抗战日报》后又考入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后即以少尉军官的身份,参加抗战。
抗战结束,他阴差阳错的考取了美国陆军参谋大学,1948年毕业,即被派往国防部。
其具体的工作是接待国外来访的五官,向他们介绍内战的各种情况。
他对这种状况很不满意,“少年投笔从戎,为了报效祖国”。
按黄先生的话说,是“学习未成先习剑,用剑无功再读书”。
他于是毅然在1950年退出军界,漂洋过海,到美国读书。
这一年,黄先生已经32岁,他从本科开始读,到1954年,获得学士学位,到1957年获得硕士学位;但获得博士学位,则是在七年后的1964年。
他相信治史从断代开始最稳当,于是读博士他选择了明代的财政问题。
读过相关资料后,他发现《明实录》是一部相当完善的文献,他以每天50页的速度,用五年多的时间,全部将其读完。
对于自己所选择的这项职业,黄仁宇曾作了这样的描述:历史学家不能自由创造人物,把他们的生命小说化,以求故事精彩动人;也无法采取艺术的美学角度;也不可能展现新闻人员的当场识见,观察到历史成形的过程。
高考作文素材——黄仁宇黄仁宇【生平】黄仁宇,(1918年-2000年1月8日),历史学家。
男,1918年生于湖南长沙,美籍华人,1936年考入南开大学理学院机电工程系。
抗日战争爆发后,黄仁宇辍学参军,1940年自成都中央军校毕业后,任陆军第十四师排长及代理连长,1943年加入驻印远征军,任新一军上尉参谋。
后赴美求学,获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指导老师为余英时),以历史学家、中国历史明史专家,大历史观的倡导者而为世人所知。
著有《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等畅销书。
早年经历黄仁宇早年在家乡生活,在长沙市第一中学毕业后,1936年入读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1936年~1938年)。
1/9黄仁宇从戎时期由于抗战爆发,黄仁宇决定辍学,加入国军。
抗战期间及战后,曾担任国军下级军官十年;自成都中央军校毕业后(1940年),任陆军第十四师排长及代理连长。
1943年加入驻印军,任新一军上尉参谋。
1944年5月曾在缅甸密支那负伤,受颁陆海空军一等奖章。
抗战结束,任第三方面及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少校参谋。
1946年参加全国考试后,获保送入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毕业(1947)后曾任国防部参谋。
美国时期1950年以中国驻日代表团少校团员的身份退伍。
再度赴美国,于密歇根大学攻读历史,先后获学士学位(1954年),硕士学位(1957年),博士学位(1964年)。
曾在南伊利诺伊大学任教,1968~1980年任纽约州立大学NewPaltz分校教授,又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
【学术生涯】他自十四五岁起就开始向当地报纸投稿,写作热忱自此从未间断,当时的《湖南日报》副刊,连续登载他写的世界名人传记,每篇都有他自己手描的人物画像;18岁考上天津南开大学;抗战开始,他投笔从戎;战后负笈美国,进入密歇根大学,以34岁的“高龄”从大学三年级读起,先念新闻系,后转至历史系,1954年大学毕业,其后又在该校继续上研究所,分别于1957年和1964年获得硕士和博士2/9黄仁宇学位;因多年没有新著问世,在62岁时被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从正教授的职位上解聘。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500字(精选5篇)1.万历十五年读后感500字第1篇黄仁宇先生以大历史观集中考察明朝历史,通过前期大量阅读史实资料及学术研究资料,综合个人历史研究成果,一举将明朝兴衰的前因后果摆在一起斟酌,最终将明朝的历史节点聚焦于一个看似无关紧要实则暗藏玄机的万历十五年。
文中一直提到这一年是无关紧要的,却在黄仁宇先生从不同角度对关键历史人物的融会贯通地剖析之下,显示着这一年的不平凡——以各个关键历史人物最终不幸的归宿,暗示着明朝最终历史走向——文官集团以孔孟道德作为立国之本,越来越僵化的政治体系与落后的法制体系,社会发展寻求不到创新的途径,即使有,也总是被大环境所扼杀:万历皇帝因个人之力无法抵抗固化文官体制而不再热衷于国事的退变、张居正鸿鹄之志以及先明政治手段与策略的落空与死后被反、申时行勉力维持文官之间平衡的无奈、海瑞作为最廉洁最死板清官独自硬抗没有法律支撑的土地纠纷、戚继光有志规整强化军队建设却屡遭文官压制的无力、李贽欲寻求个人自由却始终受限于传统道德的压抑,每个历史人物的不幸都能印证明代的社会思想之僵化,终将终结为努尔哈齐及其儿子所取代。
还有点奇怪当时的传统观念会认为文化与政治与生活不能同时繁荣?有一个很独特的历史观点,“文”与“质”的关系。
哲学家李贽发现文极必乱,乱而后治,由重文转重质(“质”保障人民生活质量)。
2.万历十五年读后感500字第2篇历史都已是过去时,记载是对是错再也无法考证。
同时也是偏听与兼听的区别。
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目的,给出事物的部分细节,甚至是错误的,以达到盲人摸象,使读者走向作者设定的形象。
其实一直感觉像是明朝那些事儿的节选,但是似乎又站在另一个角度去分析回答了问题。
挺客观的,提出了文官集团与象征皇帝这个点。
一个国家宗教团体必须要有一个可以团结,寄托信仰的对象。
而这个集合又怎样的决策,最终走向哪儿又与少数利益集团密不可分。
有些不记得明朝那些事儿了,也不清楚有没有像本书一样描述张居正与戚继光的关系,特别是戚继光派鸟枪队护送这一细节。
宏观视域下的治史方法——论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摘要:和前此以往治中国史者有别的是:黄仁宇先生治史不再停留在繁琐的考证与索引之上。
黄先生长期生活在异域,鉴于西方社会在西方意识形态之下的有序发展,黄先生于比较中看到了道德性政治与技术性政治的不可逾越,从而解答了中国近代衰弱的原因。
也正是在此灵感的启示之下,黄先生从宏观的角度,对中国历史进行了全新考察,并进一步提出了大历史观。
关键词:黄仁宇技术道德大历史观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现代知识人以中化西还是以西化中及以西代中的辨论行将结束,最后基本上实现了以西代中。
躁动的思潮尽后,一种文化的反思继之而起,这种反思通常以文化的本位与根性出现。
事实上当代知识人在清理现代学术之际,这些长期漂泊异乡的知识人产生了强烈的怀乡情结。
无疑,蜚声海外的著名历史学家也是其中一人而已。
基于以上诉求,我认为黄仁宇先生的历史研究与章太炎的《国故论衡》、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钱穆的《国史大纲》等近现代学人一样,都有复杂的文化怀乡之感。
所不同的是,前者显得迷茫无助,后者则更理性。
当然,黄先生的理性来源于当代对现代的学术反思,例如被认为海外新儒家的余英时,台湾新儒家等等。
但可惜的是,新儒家对理想政治的诠释仍然离不开尊德性,认为通过文艺作品的美进入人性层面的善,进而近于仁与道的境地。
这条路需要苦行僧一样的不断内化与修行,自然很艰辛。
但尽管如此,这条路本身是基于东方文化本位出发,在近现代知识人的基础上肯定东方文化,为东方文化找一个安身立命的理由罢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有很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文化怀乡自然为情理之事。
相比之下,黄仁宇先生没有较好的传统功底,所以选择了从大历史之路研究历史。
黄先生在其代表作《中国大历史》一书序言中明言交代:“我写的历史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
而是新社会的道德要靠社会的结构决定其内涵,不如过去农业社会里人与人之关系为单元,所有道德观念及其尺度可以亘世纪而不变。
文化生活中国审计报/2002年/04月/26日/第007版/黄仁宇和他的“大历史观”铁军 唐太宗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整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新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读点历史可以提高分析能力和增强宏观意识,拓宽我们的思路。
这里,我想谈一下历史学家黄仁宇和他的“大历史观”。
黄仁宇(1918年-2000年),生于湖南省长沙市,卒于美国。
其父黄震白,曾是同盟会初期会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黄仁宇即投笔从戎,进入国民党的成都军校,后在驻云南边境的十四师任排长。
1943年参加了驻印度的远征军,在郑洞国部下任参谋,于北缅密支那战役中负伤。
抗战胜利后,被保送入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深造,后在东京驻日代表团工作直至退伍。
单从这一段经历来看,黄仁宇是一位与别人没有多少区别的职业军人。
但是令人佩服的是,他从1952年开始,进入美国密西根大学读本科,能在34岁时,把半生的事业成就全部放弃,重新和年轻的学生在一起,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足见黄仁宇对历史的热爱和自信心。
1964年,黄仁宇取得哲学博士学位,此时他已46岁。
在哈佛大学历史系任教的日子里,他撰写了多本著作,第一本《明代十六世纪的财政与税收》。
费时7年,于1974年出版,此后又发表了《万历十五年》、《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放宽历史的视野》、《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地北天南话古今》等,以及历史小说《长沙白茉莉》、《汴京残梦》和回忆录《黄河清山》。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与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的历史观念相类似。
布罗代尔主张要以“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来剖解历史,将过去、现在与未来相沟联。
从这种“长深宽远”的眼光来看历史、看现实,将发现另有一种历史在,这也正是黄仁宇所极力推崇的技术视角,与之相对的则是黄仁宇所批评的中国人所惯用的道德史学。
对历史更应当进行技术判断而不是进行价值判断,这自然就需要充分尊重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甚至承认恶在历史演化中的相对合理性。
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有感3篇最近,受同学的影响下,拜读了黄仁宇先生的作品《万里十五年》,书中,黄仁宇先生以其“大历史观”,深刻剖析了明代的政治及世风。
阅读完了全作后,我对黄仁宇先生提出的一个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就是一个社会在道德与法律上的取舍。
中国历来有乱世用重典的习惯,无论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是清初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都是统治者为了稳固其统治地位,削弱民众反政府的野心,所做出的一些超出常规的举动,这时法律在社会上的地位是道德所望尘莫及的。
从另一反面来看,站在统治者的角度,这样也是无奈之举,试想,如果统治者的臣民们都在想着“大丈夫当如此也!”甚至是“彼可取而代之”的话,他又岂能安睡于卧榻。
更何况,乱世之中豪强群起纷争,战争直接激起了人们心中的那最原始的野性,弱肉强食,社会秩序往往会被破坏的一干二净,而作为统治者,他这是所最需要做的,也是贫苦群众(也就是弱势群体)所最希望做的,就是能够恢复原有的社会秩序。
而这时,法律作为统治者的最有效的工具而得到最大的落实,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乱世渐渐过去,社会秩序也慢慢的恢复,这时,统治者们所希望的就是社会秩序能够永远的维持一个稳定的场面,也就是说,人们心里的那种原始野性能够永远的为文明所替代,他们就需要以一种思想上的标准来约束他的人民,这时,儒家文化就进入了统治者的视线,儒家文化讲究仁者爱人,尊君爱父,讲究人之初,性本善,正好能够驯化乡野蛮夫,因此,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文化渐渐的造就了社会道德,也使中国渐渐的走向了文明。
在金庸先生的作品《天龙八部》中,曾有过这么一段情节,扫地僧告戒箫,慕容二人,过多的修炼武功秘籍固然会使你一时强大,但日久必然伤身,所采取的方法就是以佛法来修身养性,来缓解武功所造成的戾气,这一精辟的说法其实可以看作对道德与法律最好的阐释,法律固然能够对重整社会产生很大作用,但其反作用也相当的明显,人民往往会变的民不聊生,秦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法家出身的李斯与始皇的伙伴,国家固然是高度中央集权,但其崩溃的程度也是举世罕见。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作文3000字《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作文3000字《万历十五年》1(一)黄仁宇的“大历史观”近日拜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此书英文名为“1587,AYearofNoSignificance”,可直译为“平淡的1587年”。
黄仁宇,只是依稀记得他的“大历史观”。
由于孤陋寡闻,不能从专业的角度解释“大历史观”。
最初我觉得历史是由一个个事件组成,既然是发生过的事实,那么历史书的工作就是把这些历史事件罗列出来告诉人们过去曾经发生过些什么。
人们掌握的史料越详细,就越接近历史"真相"。
后来才知道书写历史时还有所谓的"历史观"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对历史持有不同观点的人眼中的史实是不同的。
大概这也就是方法论上的差别。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中很明白地指出他所持的是大历史观。
所谓的大历史观就是注重历史事件背后的大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而不纠缠于具体的人人事事,因为所有人物的"贤愚得失不足以更改上述历史发展的程序"。
以前,屡次在书摊上和那本书擦肩而过,直觉固执地认为《万历十五年》如传统史记般琐碎地描写该年事记。
其实该书是以1587年为支点,将明后期的历史支撑开来,更大的意图在于从人性角度阐释中国文明史。
书,特别是一本沉淀了历史精髓的书,是需要一颗宁静的心去解读。
拿到书的时候,装帧显得很朴素。
相对其他小说类读物,淡淡的封面不禁渗透出深邃的历史。
于是就一天看一点,渐觉历史大潮从心中涌过。
从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模范官员海瑞、将军戚继光、哲学家李贽到活祖宗万历皇帝,无不叙述了他们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饱受煎熬,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员,这些人最终都没有功德圆满,甚至身败名裂。
张居正最终被查没,万历自己死后也无法同最爱的郑氏同陵,海瑞则在大家的摒弃中挣扎。
“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引自书中的话。
黄仁宇史学方法探要摘要: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在历史研究方法和历史表述方面具有明显的特点。
历史研究方法上。
重视原始资料的利用,对其采取审慎和批判的态度。
他注重归纳、比较和技术分析,以得出历史研究结论。
他还坚持通史研究和断代史研究结合,并突出历史专题研究。
其历史研究方法,具有明显的综合特征。
历史表述上,黄仁宇注重语言叙述,阐释了文史关系。
重视图表的作用,这些都增强了历史表述效果。
另外,他的史学表现出口述史学的特征。
关键词:黄仁宇;“大历史观”;历史研究方法;历史表述黄仁宇(1918-2000年),湖南长沙人,著名的美籍华人史学家,史作有《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放宽历史的视界》等,他提出了“大历史观”而蜚声史界,白成一家之言。
黄仁宇的史学方法建立在“大历史观”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研究,有助于理解“大历史观”的内涵。
本文以黄仁宇的史学方法为研究对象,从历史研究方法和历史表达特点两个方面逐一论述。
一、黄仁字的历史研究方法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在学界产生极大影响,它既是一种历史的视角,也是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具有丰富的内涵。
“大历史观”的内涵是:提倡长时间、远距离、宽视界地检讨历史;强调抓“大环节”,通过透视社会组织结构和群众运动,来把握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煌变化规律。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强调综合归纳、比较和技术分析。
“大历史观”既有历史认识论的内涵,也是一种综合的历史研究方法。
在“大历史观”的统摄下,黄仁宇的历史研究方法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1.重视原始资料的利用历史研究结论科学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者对原始资料的占有和解读。
中国古典史籍浩如烟海,要深入系统地研究绝非易事。
黄仁宇从事历史研究较晚,在时间精力方面必有所限制,他的做法是将每一个主要朝代的兴起、最后的覆亡和当中的重要转变,分作几个大题目,而用原始资料充实。
尤其重视的是正史中的《食货志》,“因为我注重从技术角度检讨历史,所以曾花了相当的时间批阅二十四史的《食货志》。
浅析黄仁宇的史学贡献作者:牧天来源:《中学生百科·学习》2015年第01期历史爱好者们对黄仁宇这个名字并不会陌生,很多人了解并喜欢他,是因为他的《万历十五年》和《中国大历史》两本著作。
这两本书文笔生动,角度新颖。
在此,笔者不欲介绍两本书的具体内容,而想把黄氏书中的概念拎清楚,并讨论黄氏的史学贡献。
《万历十五年》和《中国大历史》两本书中,最引入注目的是黄氏所提出之“大历史观”。
“大历史观”是一些概念的整合,即“历史上长期合理性”、“数目字管理”——简言之便是技术至上论,以实证主义方式从技术角度谈论历史,避免产生基于意识形态的争执。
“历史上长期合理性”即是从社会整体面貌以及长时间跨度角度来考察社会与历史。
而“数目字管理”,黄仁宇这样解释道:“如果社会可以接受财产权绝对且至高无上,一切就可以加加减减,可以继承、转移及交付信托。
因此,物质生活的所有层面,不论是私人或公共,就可以在数字上处理。
财富的可交换性利于财富的累积,创造出动态的环境。
”本质上来说,这是对国家机器的经济控制与社会自身经济发展的讨论。
自“大历史”理论,黄仁宇认为时代之走向及发展由无数社会和物质上的各种因素共同堆积,历史舞台上的“关键人物”往往只是一个“角色”,让任何人来扮演都可以,众人熟知的著名历史人物只是正好在那个时间踏上了舞台,坐上了历史早准备好的空缺“角色”席。
《万历十五年》中,作者从1582年这一不起眼的年份人手,讨论这一时期整个社会的面貌以及历史人物于国家的作用,如海瑞、申时行、戚继光等。
其中他并不探究历史人物的善恶患奸(黄仁宇主张历史从不应该是批判善恶的历史,尽管其本身也难免流于翻案文章,他与李约瑟将这一主张称为技术辩证),而是把他们放到整个明代的社会框架中进行研究,强调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背后的逻辑关系和政治文化构架。
而黄氏更是在《中国大历史》中,更将“长期合理性”和“数目字管理”的概念发挥到极致,对整个中国社会的讨论集中在社会运行的自洽逻辑上。
黄仁宇带你领略,《万历十五年》的大历史观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成名之作《万历十五年》,该书不仅打破了学术与通俗的分界,更重要的是它为现代中国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参考价值。
它不是一本普通的通俗读物,而是用通俗的文字写作专门研究的著作,是以生动之笔演绎深刻之理,字里行间充满了微言大义。
以超然独到的眼光,典雅晓畅的手笔,把握历史演进的脉搏。
书名虽为“万历十五年”,然而其内容却俯瞰了整个明朝的兴衰。
以小见大、为中国历史的研究和写作开辟了一块新的天地。
此书自出版至今天20余年来畅销不衰,一直能在各书店的畅销书排行榜上占有一席之地,可算是历史著作的奇迹。
主要内容是: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
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眼中,其间的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而我们的大历史之旅,也自此开始……1. 皇帝万历皇帝年轻时,在学习和生活上都力求做到最好,俨然是一个圣君的好苗子,朝气蓬勃,励精图治。
可是一件事情的出现,彻底打破了这个大好局势:万历皇帝19岁那年,张居正病逝了。
在张居正去世后,曾经在他的强硬手腕下利益受损的各种官僚,就开始了一波波对这位前首辅的清算。
他们翻出各种张居正身前的罪证:任人唯亲,贪污受贿,欺君罔上。
万历帝刚开始是不信的,但后面的种种奏折实证,让他不得不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
他的世界观重构了:自己之前只不过是活在张居正影子下的木偶罢了。
于是他决定摆脱,清算张的党羽,让自己大权独揽。
但他发现于事无补,他仍然还是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办事,因为他发现自己又成了文官集团影子下的木偶。
他也有过反抗,但最终的结果几乎都是自己妥协。
就连立太子之事也是妥协,万历本想立他自己最喜爱的三子朱常洵为太子,这被文官群起攻之:『立太子怎么能不立长子呢』?最后妥协后,他彻底被击垮了,太累了,他再也没精力与这些文官整天抗衡下去了。
大历史观下的中国古代文官制度“体”与“制”的分离内容摘要:中国古代文官体制是战国秦汉以来逐渐完善起来的一套严密的制度,主要包括官吏选拔制度、行政监察制度及任职回避制度等等,是中国封建社会国家管理体制的一大创造,也是东方文明的巨大成果。
它对中国社会政治体制的构建,对华夏文明远播世界的影响,有着不可低估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这种文官制度的管理下中国曾经一度走在世界前列,而明朝以后中国历史为什么会出现截然不同的局面呢?本文尝试使用黄仁宇先生“大历史观”分析问题的方法对中国古代文官制度进行分析。
关键词:文官制度文官集团“体”与“制”的矛盾一.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黄仁宇先生“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从而高瞻远瞩地考察中国历史的“大历史”观,在史学界影响深远。
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强调背景和事件发生的众多原因的联系和因果关系。
一个历史事件的出现,是经历无数先决条件量变到质变的变化过程。
明史研究历来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显学,黄仁宇的学术源头即为明代财政史,并以此为基点进行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探讨,这是黄氏治学的灵魂,“大历史观”也由此而来。
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对历史研究探讨中国现代化问题时,选取了一个独特的角度———社会的联系和整合方式。
强调现代先进的国家以法律作为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的联系,落后的国家以旧式农村的习惯和结构作为行政的基础,他将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技术,说自己的“大历史”观点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从制度的层面解释历史。
这些说法的真正含义在于,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有形的、确定的、技术上可操作的、能够量化管理的方式来整和整个国家,而传统中国以无形的软约束,不凭借技术手段的、不能量化的道德来整和国家与社会。
这后一种方式也就是儒家所主张的礼治或德治。
黄仁宇的结论是走出以意识形态至上为基本特点的礼治,他认为实现依靠技术治国的法治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他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探讨从1840 年向前推进几百年,以拉长的视界来探讨历史,强调“历史上长期合理性”,即凡一件重要的事情发生,必有后面的背景,只要它能与以前或以后的人与事相互印证, 就取得它在“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
ChineseWorld 47新中国60年黄仁宇 用大历史观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文/杨益黄仁宇,1918年出生于湖南长沙,早年就读于南开大学,抗战爆发后,投笔从戎,1950年退伍。
其后,他赴美国留学,以57岁高龄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成为史学界少见的半路出家的史学家。
在随后的20多年里,他不但在学术领域内自成一体,更以深厚的历史功底、宏大的视野以及充满魅力的笔调,先后撰写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史学著作,倾倒无数读者,如《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地北天南叙古今》、《放宽历史的世界》等。
尤其《万历十五年》,从上个世纪末风靡至今,形成“黄仁宇旋风”。
北京紫禁城是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主要场景48 ChineseWorld投笔从戎1918年,黄仁宇出生于湖南长沙。
父亲黄震白曾加入同盟会,父亲对他起了决定性的影响,黄仁宇曾经说:“我的历史观来自父亲的影响。
” 1936年,成绩优异的黄仁宇获得了南开大学减免学费的奖学金,入读机电工程系。
但是次年,卢沟桥事变爆发。
国难当头,黄仁宇决心从军报国。
黄仁宇先担任排长,奉命驻守云南,后随中国远征军开赴印度、缅甸作战。
满腔热血,终于得到了报国的机会。
如愿上战场的黄仁宇不但在军事方面有积极的表现,也在此时展现了他的写作才能。
黄仁宇一边服役一边撰写了八篇战地报道。
随后,黄仁宇被任命为专职的战地观察员。
日后,这促成了他的人生轨迹,即从一名职业军人过渡到一名历史学家。
而在角色转变的过程中,军人的国家意识,尤其是军人对国家现状的忧虑,对国家制度的思考,也就成为了黄仁宇未来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的主要课题。
黄仁宇虽然一心报国,但在人际复杂,腐化混乱的军界始终难有发展。
1949年初,黄仁宇被任命为中国驻日代表团的副官助手,前往日本。
1950年,黄仁宇因受到派系斗争的牵连,而被迫在日本退伍。
此时,他已经38岁。
身处日本的黄仁宇,既无法返回大陆,也不愿南渡台湾。
最终,他毅然决定赴美留学,抛却前半生,重新开始。
《万历十五年:经典版》(美)黄仁宇读后感第一篇范文《万历十五年:经典版》(美)黄仁宇读后感《万历十五年》是美国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代表作,其深入浅出的叙述方式和独特的“大历史观”视角,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画卷。
读完此书,深感其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具有很高的价值和意义。
书中提到:“这一年,明朝的皇帝是万历,他亲政已十五年。
”这句话看似平淡无奇,实则蕴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
黄仁宇先生通过对万历十五年的细致剖析,向我们展示了明朝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民生等各个方面。
作者在书中运用了大量原始史料,使得论述极具说服力。
例如,在描述明朝万历年间政治斗争时,他引用了《明史》等古籍,生动地描绘了官场上的勾心斗角、权力争夺。
这些史料不仅丰富了文章内容,也使读者更加信服作者的观点。
书中最为引人入胜的当属“大历史观”的运用。
黄仁宇先生认为,历史事件的发展并非偶然,而是受到历史发展规律的制约。
他以万历十五年为切入点,剖析了明朝晚期社会的种种矛盾,从而揭示了封建社会走向衰败的必然性。
这种观点不仅新颖独特,而且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书中还提到了明朝的财政困境,作者指出:“明朝的财政困难,主要是由于税收制度不合理,造成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不足。
”这一观点对我们理解明朝历史具有重要启示。
同时,作者还从世界历史的视角来看待明朝的发展,将其与同一时期的欧洲进行对比,使读者对我国历史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
读完《万历十五年》,我对黄仁宇先生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他以其独特的视角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为我们呈现了一部别开生面的历史著作。
书中所蕴含的丰富知识和深刻见解,令人叹为观止。
最后,用一句话总结我对这本书的整体看法:《万历十五年》是一部具有高度学术价值和阅读价值的史学巨著,它让我们在了解历史的同时,也学会了如何审视历史,从而更好地面对未来。
第二篇范文《万历十五年:经典版》(美)黄仁宇读后感《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跨越时空的对话,通过对明朝万历年间细微事件的深入剖析,展现了历史长河中的波涛汹涌。
文化生活
中国审计报/2002年/04月/26日/第007版/
黄仁宇和他的“大历史观”
铁军
唐太宗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整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新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读点历史可以提高分析能力和增强宏观意识,拓宽我们的思路。
这里,我想谈一下历史学家黄仁宇和他的“大历史观”。
黄仁宇(1918年-2000年),生于湖南省长沙市,卒于美国。
其父黄震白,曾是同盟会初期会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黄仁宇即投笔从戎,进入国民党的成都军校,后在驻云南边境的十四师任排长。
1943年参加了驻印度的远征军,在郑洞国部下任参谋,于北缅密支那战役中负伤。
抗战胜利后,被保送入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深造,后在东京驻日代表团工作直至退伍。
单从这一段经历来看,黄仁宇是一位与别人没有多少区别的职业军人。
但是令人佩服的是,他从1952年开始,进入美国密西根大学读本科,能在34岁时,把半生的事业成就全部放弃,重新和年轻的学生在一起,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足见黄仁宇对历史的热爱和自信心。
1964年,黄仁宇取得哲学博士学位,此时他已46岁。
在哈佛大学历史系任教的日子里,他撰写了多本著作,第一本《明代十六世纪的财政与税收》。
费时7年,于1974年出版,此后又发表了《万历十五年》、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放宽历史的视野》、
《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地北天南话古今》等,以及历史小说《长沙白茉莉》、
《汴京残梦》和回忆录《黄河清山》。
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与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的历史观念相类似。
布罗代尔主张要以“长时段”、
“中时段”、“短时段”来剖解历史,将过去、现在与未来相沟联。
从这种“长深宽远”的眼光来看历史、看现实,将发现另有一种历史在,这也正是黄仁宇所极力推崇的技术视角,与之相对的则是黄仁宇所批评的中国人所惯用的道德史学。
对历史更应当进行技术判断而不是进行价值判断,这自然就需要充分尊重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甚至承认恶在历史演化中的相对合理性。
以道德论是非只会以损失历史的长远合理性为代价,但从技术角度看某一时代的人和事,其丑陋、其罪恶事实上更多是来源于历史上的惯性。
而在一个时代过去几十、几百年后回过头来再看看以往的是非,罪与丑也许又并不像当时的人所想象的那样不可饶恕。
伦理主义的理想虽然高尚,但一旦拿它作为评判事物的是非标准和行事的法则,则不免就生出荒诞和悲剧。
还是黄仁宇说得好:“写中国历史,尤其对付传统中国,不应当先带批评态度,因为那样也有一种要求历史‘应当如是发生’的成见,我们务必先穷究历史‘何以’如是发生。
”“穷究历史‘何以’如是发生”当然是技术眼光,从技术上分析,历史的进程是如布罗代尔所说的是“历史结构”的化合,而“历史结构”又具有稳定性,并不是说变就可以去变的。
社会组织从一种类型和结构走向另一种类型和结构,是一件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技术性工作,不可能一步到位。
所以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的近代历史,充满了如许的悲剧。
一个在不久之前还地地道道是以农业立国的国度,又怎么可能在短短百年间就完成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呢?整个社会形态和转型涉及到“高层机构”、
“中层机构”、“低层机构”(黄仁宇语)的重塑,其艰巨性可想而知。
我想对这一点是应该有清醒意识的,否则我们将停留在庸人自扰、怨
天尤人的状态,而忽视了对自身的锻炼,以至理
必空谈治国方略?想信念动摇,不思进取只求安逸,如此这般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