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1864-1920）是近代社会科学发展史上世界公认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在社会学领域中与卡尔·马克思、迪尔凯姆并驾齐驱。他涉及的领域特别多，哲学、社会学、历史、宗教。所以很多专业都不能饶过他，所以你们作为马原应该好好了解他，不仅仅听课，要找两本专著看一下。
与父亲终生隔阂的韦伯韦伯出生在德国的一个有广泛社会和政治联系的富裕家庭。韦伯生于德国图林根的埃尔福特，他是家中的长子，父亲是一名知名的政治家和公务员。父亲的职业使家里充满了政治的气氛，许多突出的学者和公众人物都经常造访家中。
受到家庭环境的耳濡目染，年轻的韦伯表现出他对研究社会科学的强烈兴趣。
在1882年韦伯进入了海德堡大学的法律系就读。如同他父亲一样，韦伯选择以法律作为主要学习领域，并且也加入了他父亲就读大学时的同样社团。除了法律的学习外，年轻的韦伯也学习了经济学、中世纪历史、神学。他也在斯特拉斯堡加入德国国防军服役了一小段时间。
在1884年的秋天，韦伯回到老家以就读柏林大学，在接下来8年里除了曾至哥廷根大学就读一个学期并且又服了短期的兵役外，韦伯都一直待在柏林研究深造。两年后，韦伯写下了一本名为“罗马的农业历史和其对公共法及私法的重要性”的书，完成了他的教授资格测验（Habilitation），韦伯也因此成为正式的大学教授。这造就了一种智识性刺激的氛围，对韦伯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父亲老马科斯·韦伯出身西法利亚一个纺织业为主的工商业家族。到韦伯出生时，父亲已经是一名法官。韦伯的母亲出身于教育世家，关注并研究宗教和社会问题。老韦伯在政治上倾向于立宪派，由于关心政治，他逐渐成为一个典型的德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忙碌热衷于当代政治问题，“沉溺于美食、自我满足式的自由放任主义”(沃尔夫冈·莫姆森语)。老韦伯虽然是新教徒，但具有享乐主义倾向，这样一种精神境界使得夫妇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家庭失去和睦。母亲在小韦伯心目中的地位重过父亲，所以逐渐对父亲产生抵触情绪。同时，老韦伯对子女的教育方式专制，纯粹用家长制的方式管理孩子。小韦伯是一个很活跃的人，经常在同学之间闹饮、竞酒、决斗，这也使得与父亲愈来愈对立。后来，老韦伯对妻子的独裁专制态度使韦伯忍无可忍，甚至认为母亲的人身安全也受到父亲的威胁。这些最终导致父子之间的关系彻底破裂。1897年8月10日老韦伯在旅行途中去世，韦伯和父亲的和解成了永远无法成全的遗憾。
精神分裂的韦伯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最后写下了那经久传诵的段落：“没有人知道将来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有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思想的伟大再生；如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情绪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没人知道。因为完全可以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在后人的分析中，这段话充分显示了一种精神分裂的风格，消沉而痛切。早年时，韦
伯曾经患过脑膜炎，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脑衰竭。与父亲长期的争吵与价值观的冲突，像大山一样压迫着韦伯，让他长期难以释放。1897年父亲突然去世，韦伯失去与父亲和解的机会，让他抱憾并自责终生，以至于在秋天来临之时出现多种症状：身体虚弱、失眠、内心紧张、良心责备的痛苦、精疲力竭、间歇性焦虑，几乎不能作任何事情。另外，韦伯的家庭生活屡屡坎坷，与玛丽安娜的婚姻，与父亲外甥女的交往，以及与此同时与表妹埃玛·鲍姆加滕的分手,对韦伯同样也有长时间的影响。夫妻之间没有性生活，当然对韦伯的精神稳定没有好处。这些因素使韦伯在1897年到1903年经历了精神分裂病症的折磨。为病痛纠缠的韦伯只得辞离教授一职，去美国休养兼考察。而这次出行，促成了他的名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诞生。
选举中失意的韦伯
韦伯是一个新康德主义者，他一生都希望参与德国政治，希望成为一个政治家，试图在选举中一展报复。机会来了，在1919年1月的国民议会选举中，法兰克福选区提名韦伯为民主党候选人。他自己申请成为国会候选人没有得到同意。他还为获得黑森-拿骚选区的候选人提名而努力，也没有结果。后来尽管有人考虑让韦伯做内政部国务秘书，康拉德·豪斯曼提议让他做驻维也纳大使或者民主党委员会委员,但是在新的政治体系中，韦伯最终没有获得任何职位。他只是作为十三位成员之一，参加了一个非官方机构，负责就制定宪法草案问题向内政部提供咨询建议。选举中的失意，并没有使韦伯在政治上灰心失望，他仍然积极参加到令他向往的政治生活中，为之奋斗。不过，终其一生，他未能在政治舞台上实现夙愿。
在音乐中寻找意义的韦伯
韦伯对音乐很感兴趣，常常沉浸在音乐中平息自己的情绪。也许，学者同音乐有某种冥冥中的联系，爱因斯坦对小提琴的演奏就要比对物理学更着迷。据说，爱因斯坦认为，他的音乐天赋要远远高于研究相对论的天赋。韦伯喜好音乐，但他在音乐上的造诣如何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不过，他从音乐里悟出了更为深刻的道理。他有一篇未完成的大作《音乐的理性基础和社会基础》，这篇文章竟然创立了一个学科—音乐社会学。他的这篇文章不是谈音乐欣赏，而是从理性主义出发。根据文化传承、技术发展、经济状况和社会关系等各种因素来探讨音乐，文章涉及到音阶、旋律、律制、乐器、复调、和声、调性等方面的内容。现在的学者一旦谈到音乐社会学，非要把韦伯请出来不可。更有甚者，后来的德国社会学家阿多诺干脆用12卷的巨著来谈音乐，这显然同韦伯的影响有关。在阿多诺笔下，黑格尔之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个奏鸣曲式的社会。当我们听取不同的音乐时，韦伯就有可能在耳边提醒我们。例如，中国的二胡琵琶，同西方的提琴黑管之类相比，似乎确实有社会性的差别。而中国的钟磬丝竹之声，则与西方的奏鸣曲交响曲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要真正理解韦伯所说的加尔文教和中国儒教的差别，最好是到维也纳金色大厅听《茉莉花》，再到紫禁城内听贝多芬，感受就会比读书深得多。
一、理性化
韦伯的理性化概念很难理解，他定义得很晦涩、很抽象。所以我先简要的讲一下他表达的意思，然后再分析他的定义。
一个人的行为一般有两种目的，一种是为获取利益、功利目的、商人；另一种是为了获得情感的满足、道德目的，比如让坐，有个人没有插卡，就拿了两千元钱。可以获得一种心灵的满足。这两种目的并不是完全独立的，而是有时是交融的。比如一个农民对土地（如父亲）那么韦伯实际上就是用这两种目的来区分传统与现代，现代社会主要是市场化，而市场则是靠利益驱动来支撑的，商品交换（买者和卖者，为了赚钱甚至造假），商人之间的竞争。总之市场下的人都是功利的目的，斤斤计较得失，是靠利益驱动支撑，而不是靠感情。正是这样，市场才导致道德的滑坡，出现了价值难题。1、交易化，只要对我有利，就交易，不顾人格。2、利益标准挑战伦理标准，父子亲请被利益淡化。3、对传统性伦理的挑战。4、空巢化带来的亲子伦理问题。5、幸福感的问题，虽然有钱但不幸福。为了买车，杀掉自己的父亲。
传统社会是靠情感来维系，非理性的东西，他更关注的是家庭的和睦和安居乐业，传统社会里，不太关心政治，只要能安居乐业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现在都愿意跟农民打交道，觉得淳朴，不功利，但市民往往世俗，总是为利益驱动。也
当然也不是绝对的分开，而只是哪个占主导地位。因为在传统社会里也有利益的驱动，韩非子的描述。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描述为利害算计的关系。
韩非说地主雇长工给自己干活，那长工一下地，到了中午，到了晚上，地主就去送饭，给他们吃好的，喝好的，是地主爱长工吗，不是。他吃饱了有劲儿多
干活，那长工在地里干活，精耕细作把庄稼都伺弄得好好的，是因为他爱地主吗？不是。他活干好了他多拿工钱。
韩非说，魏国有一对夫妻，每天晚上祷告，祷告的时候妻子就祷告说，上天啊，保佑我老公平安无事，得一百束布，什么叫一百束布呢？这个布可能就是布币，我们姑且把它翻译为每天挣一百块钱，每天祷告老公挣一百块钱，每天祷告。老公就奇怪了，说反正是拜神嘛，你就不能多要点啊，老婆说够了啊，够用的了，多挣了钱你包二奶。没有信任，只有利害关系。
说你看我们这些民间生一个男孩，欢天喜地。生一个女孩，垂头丧气。为什么男孩劳动力，女孩赔钱货。这是亲生父母啊。亲生父母对自己的子女都是算计啊，都是算利害关系啊。何况没有血缘关系的这些人呢，何况我们的君啊，臣啊，官啊，民啊，他们之间根本就没有原本就没有恩爱嘛。你怎么可以靠仁义呢。你怎么能靠爱呢。这些官员为什么要到你手下做官，是想从你哪儿得到官位嘛，你当君主的为什么能把人家弄来做事，是因为你能给他好处嘛，所以你一定要记住你那好处是不能随便给的，无功固然不能受赏，你也不能赏得过头，你赏无可赏的时候，你怎么办呢？功高盖主你就坐不住了。
所以人与人之间就是利害关系，就是算计的关系，因此必须小心防范，千万不要相信别人。韩非说“人主之患，在于信人。”就是做领导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相信别人，这是你最大的错误，信人则制于人。你一旦相信别人，你就会被别人控制。韩非说，那些诸侯，那些国君，他的老婆孩子，有很多是想谋杀他们的，为什么想谋杀呢，因为当时的制度是世袭制，世袭制的本来的规矩是立嫡以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正妻生的第一个儿子，是当然的接班人，按规矩是这样的。
但是到了战国这个时候，这个规矩礼坏乐崩了。还有什么规矩啊，也就是这些君主想挑哪个儿子接班，就挑哪个儿子接班，挑来挑去的结果是什么呢，是这个大儿子很没有希望，为什么大儿子没有希望呢，因为大儿子是君主的第一个妻子，就是正妻生的。
韩非说，人之常情是什么呢，是男子过了五十岁还很好色，而女子过了三十岁色衰，一个女人过了三十岁，那就看不得了，那当然是说她那个时代，注意，不是说现在。现在人都越活越年轻，越活越漂亮。因为古代的时候，条件也不好，负担也重，结婚也早，生育也早，一个女人三十岁，就没有魅力了，而一个国君呢，他是要多少岁的都能找到多少岁的，不断有更年轻更漂亮的女人，然后还要不断地生孩子。最后他因为喜欢年轻漂亮的，就附带着会喜欢那个年轻漂亮的女人生的孩子，很可能就会把他原来的太子废掉。
这个时候这个长子和长子的母亲，就会有危机感，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提前接班，而要怎样才能提前接班呢，在世袭制度的情况下，只有国君死了才能接班，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干了。干掉而很方便，因为妻子老婆孩子，要谋杀一个家人是太方便不过了。
韩非说了两个办法，一个是下毒，再一个找个绳子把他勒死。他说这些手段都可以用上，很方便，讲完这一点以后，他说“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
则其余无可新者矣”老婆孩子是你最亲的人啊，这样的人都不能相信，还有谁可以相信？
在现代社会，也有道德的驱动，如孟祥兵、李剑英
在韦伯那里，前者指工具理性（目的合乎理性）后者指价值理性（价值合乎理性）
三、资本主义精神
资本主义精神和宗教伦理是韦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也是争论最多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与马克思是完全对立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工具理性）对资本主义产生起了重大作用，而马认为生产力是决定作用，有一句名言……。
资本主义之所以首先在西方世界出现，是同新教伦理特别是同加尔文教的伦理精神直接相关的。一方面，加尔文教宣扬，对上帝是否信仰，主要在于事业的是否成功，钱挣得越多，越是诚信的体现。另一方面，加尔文教奉行严格的禁欲主义。二者结合，导致西方人的财富愈积愈多，于是就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见书
有道理，但值得推敲。一、在西方历史上，宗教改革并非资本主义发展之起因。第二、资本主义是一种文化形态或社会形态，，资本积累只是一个前提，并不是说凭金钱就能创造出一个资本主义世界。
•韋伯對傳統中國文化精神儒家的解釋不充分
1 過份強調儒家與資本主義精神不一致之處
❖韋伯對傳統中國文化精神（esp.儒家）的解釋不充分，只講有不利資本主義興起的因素而不及於有利因素。
2 其所講不一致之處有可商榷地方
❖說儒家思想是非理性主義並不公允。Esp.說其講巫術。
❖說儒家沒有努力從事世俗經濟活動的動機亦與事實不符。
儒家的民本思想有其努力從事世俗經濟活動的一面，如保民與養民的思想。∴以往重農抑商只是對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認識得不夠，而並非思想上有邏輯的矛盾。
3 儒家思想與資本主義可以並存的反證
❖個人方面，有許多儒商的存在可反證儒家思想與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可以並存而沒有根本的矛盾。
❖社會方面，日本及亞洲四小龍的經濟成就亦可反證儒家思想與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可以並存。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马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是什么
实质典型体现了他欧洲中心论的立场
他的这种思想是要证明经济行为的合理化形态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合理化的法律、合理化的艺术、合理化的统治方式以及现代化的社会结构等要素的。是从多方面对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度做综合分析的。对基督教伦理的推崇，实际不是这样的，资本主义精神是社会结构变前的结果。
四、官僚制
公共行政学者最为熟悉的莫过于韦伯对理想型官僚制的分析了。韦伯把官僚制看作是理性化的重要方面，对官僚制给以高度的肯定，认为他是国家现代化的标志。
官僚制的管理是现代政体的标志。韦伯具体提出了合法性权威和三种“纯粹的类型”：
传统型权威：这种权威基于对持续性传统的重要意义的信仰，基于对按此传统进行统治的人的信任。以家产制或世袭君主制为特征。
超凡魅力（克里斯玛）型权威：它源于对特定个人的情感依附和精神奉献。依赖先知、军阀、煽动家或政党领袖的感召力。
法理型权威：它建立在对特定的法律形式和规范的认同基础之上，并承认处于法定权威地位上的人的统治权力。依赖现代的官僚制统治。
法理型权威有赖于在一个群体内建立法律规范, 有赖于群体内的成员同意受法律体系的约束，它是通过官僚行政人员来执行的。
这三种统治形式并不是简单地一个接一个，而是有相互交错，比如克里斯玛在现代的美国也能找到，而官僚制的的管理，在传统也有，但是，只有充分实现了官僚制化的统治，才是现代的统治形式。韦伯指出, 官僚制组织形式可以运用于各种不同的状况。尽管" 官僚制" 一词经常用于政府机构, 但也可以在商业组织、志愿协会, 甚至宗教机构中发现这种组织形式。官僚组织如此具有吸引力, 是因为它能够用最有效率的方式来控制众人为追求特定的目标而共同进行的工作。在韦伯看来，现代化也是官僚体制化。
在对纯粹的法理型权威的探讨中, 韦伯通过官僚行政人员的任用揭示了官僚组织的主要特征。在这种权威模型中, 行政人员根据以下标准进行活动(Weber, 1974, p.328):
⏹ 1. 个人是自由的, 对权威的服从仅限于非人格化的法定义务。
⏹ 2. 职务等级界限明确。
⏹ 3. 每个职务都有明确的职能范围。
⏹ 4. 职务由自由契约关系确立, 人员选择原则上自由。
⏹ 5. 人员的选择以技术资格为基础, 在大多数情况下, 通过考试来测定这些技术资格, 或者通过技术培训证书来证明, 或者两者兼用。职务候选人由任命而非由选举产生。
⏹ 6. 报酬以货币化的固定工资付给, 大多数人享有退休金。只有在特定情况下聘用机构( 特别是在私人组织中) 才有权终止其任用。除此外, 还要考虑职位的责任和现任官员的社会地位。
⏹7. 职务是在职者惟一或至少是主要的职业。
⏹8. 职务晋升是根据资历业绩, 或者两者结合并加上领导的评价。
⏹9. 行政人员的工作与行政资源的所有权无关, 行政人员不得滥用职权。
⏹10. 执行公务必须遵守纪律。
韦伯指出, 官僚制组织形式可以运用于各种不同的状况。尽管" 官僚制" 一词经常用于政府机构, 但也可以在商业组织、志愿协会, 甚至宗教机构中发现这种组织形式。官僚组织如此具有吸引力, 是因为它能够用最有效率的方式来控制众人为追求特定的目标而共同进行的工作。
⏹韦伯这样说道“从纯技术的观点来看, 经验无一例外地倾向于显示, 纯粹的行政官僚模型能够实现最高的效率, 因而也是形式上已知的对人进行控制的最理性的方式(1974, pp.333-334)o"
⏹正因为官僚组织规定了严格的权威结构( 命令在这一结构中传递) , 它使那些掌权者对行动的后果可以有一定程度的把握(p.377) 。
⏹由于现代社会的复杂性, 韦伯看到了官僚制( 作为现代世界惟一最重要的发展) 向人类所有活动领域的扩张。企业、政府和教会似乎都以同样的原则组织起来, 都强调通过层级制结构来行使权威。在韦伯看来, 这一发展尽管是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起而推动的, 但并不局限于这一制度。
⏹实际上, 韦伯注意到, 社会主义制度可能比资本主义制度需要更高程度的官僚化, 以保持一种稳定的经济生活。" 官僚行政组织, 从正规的技术观点来看, 一直是最理性的组织模型。就今天大规模行政管理的需要而言, 官僚制行政组织是不可或缺的。在行政领域, 选择只能在严谨的官僚制和松散的管理体制之间做出" (Weber, 1974, p.337) 。
⏹从对官僚行政模型的这些分析中, 我们很难判断韦伯是否赞同这种组织模型, 或是否在警醒人们注意日益官僚化的不可避免的后果。
⏹赫伯特·马尔库寨(Herbert Marcuse, 1968, pp . 223- 224 ) 认为, 韦伯对官僚制的批判' 性分析最终会转变成为对这一制度的" 辩护", 这些辩护对于通过官僚体制来扩张资本主义的统治是非常有利的。
马尔库塞在韦伯那里看到了形式合性和实质合理性的融合, 这种融合是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的一一资本主义持续扩张的技术要求开始取代对更广泛的理性概念, 如自由、公正和公平的关注
⏹最重要的是, 马尔库塞的这一观点( 即韦伯将现代生活的不断理性化看
作是现代人的" 命运") 里暗含了官僚制的一种必然性。这一观点使人感到马尔库塞是一个极端的决定论者, 他没有认识到, 已经建构起来的社会、历史状况可以通过理性和富有进取精神的人类行动来加以重构。
在韦伯看来, 人类不可避免的命运在于我们对死板和教条的官僚秩序的服从一一这一说法无助于推动人们在个人与组织之间创造一种令人满意的关系。
然而, 韦伯并非没有注意到官僚制组织的负面影响, 不管是对官僚制的繁文缛节和无效率的抱怨, 还是官僚形式主义的非人格化扩张所带来的长期社会问题。
科层制又称理性官僚制或官僚制。他是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科层制的主要特征是：
①内部分工，且每一成员的权力和责任都有明确规定。
②职位分等，下级接受上级指挥。
③组织成员都具备各专业技术资格而被选中。
④管理人员是专职的公职人员，而不是该企业的所有者．
⑤组织内部有严格的规定、纪律、并毫无例外地普遍适用。
⑥组织内部排除私人感情，成员间关系只是工作关系．
一、以合理性作为科层论的学理预设“合理性”（rationality）或“合法性”（legitimacy ）是韦伯政治社会学的中心概念。可以说，他的政治理论实际上是围绕着这两个概念展开的，是对它们的进一步引申与发挥。合理性是韦伯科层理论的重要学理预设。
韦伯认为任何一种合乎需要的统治都有着合理性基础。既然科层制能够稳定地运作，并且呈现出等级制的权力矩阵关系，它必然也是以某种合理性作为其实现前提的。他认为，科层制是特定权力的施用和服从关系的体现。具有特殊内容的命令或全部命令得到特定人群服从的可能性可称为“统治”，此处的统治不包括纯粹暴力的控制，因而统治看来更多地限于自愿的服从。自愿的服从又是以形成个人价值氛围的“信仰体系”为基础的，作为个人，他必得深刻认同信仰体系，才能取得行动的一致性、连续性而不致导致内心的紧张，并最终获得自愿的服从。韦伯把个人自愿服从的体系视为合理性或合法性体系，从而他对一个体系的认识排除了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合理性并不表现在事实的好坏之分，而是存在于看它是否被人们在信仰上认可，或者说，个人对一种秩序保持了它是一种合法秩序的信念，这就是这个秩序的“正当性”（validity）或它之所以存在的合理性。在正当性信念的支持之下，任何来自权威的命令都会得到个人的遵从，而不论这些命令是否来自统治者个人，或通过契约、协议产生的抽象法律条文、规章等命令形式。这样一个合法性来源或正当性信念可以分为两大类别。一类是主观的正当性，包括情感的正当性（多表现为情绪的接近、亲和）、价值合理性的正当性（相信一个秩序体现了个人的美学、伦理或其他价值）、宗教的正当性（来自于对救赎需要秩序这一看法的认可）；第二类是所谓客观的正当性，包括习惯的正当性（对已经成为过程或重复出现的事实的默认，以及心理学意义上可表述为主要来自于外部压力的从众心理）、法律的正当性（对法律体系无论是出于内心的抑或外在的服从）。在这五种正当性信念的统领、号召或驱使之下，由内心向行动的发展方向又可判明为四种不同的行动类型：（1）情感类型行动（情感的正当性）；
（2）价值合理性类型行动（包括价值合理性和宗教合理性正当性）；（3）传统类型行动（习惯的正当性）；（4）目的合理性类型行动（法律的正当性）。对行动者行动类型的分析，成为韦伯社会秩序的基础，他对社会体系的看法，包括对科层制的理解，大抵由此生发开来。通过下文的分析我们将可以看到，韦伯根据不同的行动类型，把科层制作了进一步的甄别，他尽管常常在对政治问题的评价中表现出实证主义的倾向，但还是对不同的科层制作了价值判断，似乎这是有违他价值中立的分析态度的初衷的。在韦伯看来，科层制或许仅仅是指现代社会的科层制，对于其它社会而言，典型的科层制是不存在的，或者至少是残缺不全的。
二、以命令—服从类型作为科层论的解析机理在韦伯那里，命令—服从类型往往意味着就是统治类型，它又是与行动类型紧紧相扣的。他认为，不同的行动类型构成了不同统治类型的基础，并发展出三种相互独立的统治形式，它们是基于传统背景之上的合法化统治、依靠个人魅力而建立的合法化统治和借助法律的正当性建立的合法化统治，它们分别被韦伯概括为传统型统治、“卡里斯马”型统治和法理型统治。这三种统治形式又可被指称为三种命令—服从类型。
在第一种命令—服从类型中，个人出于由来已久的忠诚而服从一个领袖。人们认为领袖拥有权力，是因为领袖本人及其祖辈从来就处于统治者的地位，统治者因据有传统所承认的统治地位而具有他人服从的权威。在这一类型中，家长制和世袭制是其突出的代表。依靠超凡魅力的命令—服从类型是三种形式中最不稳定和最易发生变化的。它的服从者对统治者怀有敬畏和完全忠诚的情感，相信领袖具有超凡的禀性、非常的气质或者是魔幻般的才能，认为他因为拥有启迪和喻示的天赋而能够给服从者指明行动的方向，甚至能够创造奇迹。在法理型命令—服从类型中，由成文法律规定了统治者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对统治者的服从不是基于血统论、世袭制或情感依恋，而是根据人们所认可的法律对现实等级制表示承认。服从不是对个人的个性化服从，而是主要体现于对由法律规定的某个职位的服从。从而，在此处命令—服从类型业已被物化，在所有的政治关系中，拒绝传统抑或“祛除巫魅”成为既定的社会法则，政治结构体系已被完全地非人格化了。
韦伯显然比较倾心于后一种命令—服从类型。他认为，在三种不同类型的命令—服从类型中可能都曾产生过行政生活中的官僚主义化或者说是科层化的行为，在传统型和个人魅力型这些前现代的统治形式中，科层化曾经在一些个案中明显地表现出来。例如，中世纪哥特式建筑当然是有着结构应力的考虑的（它需要成立科层化的机构具体处理这些问题）；古代地中海和近东地区以及中国和印度的簿记的合理化形式也是类似的事实。即使从国家政治看，许多前现代的社会形态已经通过发达而庞大的官僚主义机构组织自身，如新帝国时期的埃及、秦代以来的中国等等。但是，所有前现代的官僚主义都可以看成是非理性的统治形式，因而它们不是真正程序化的典型的科层制行政管理。比如古代的中国，通过科举取士的办法实现了知识分子向官僚体制的流动，官员升降擢免也反映出官僚体制的内部流动，然而对官员的评价却主要基于伦理相对主义的标准，以及对皇帝的忠诚程度。在这里，谙熟儒家典籍并具有人文教养是最为重要的，官员几乎完全避免了对自身职位与职权的技术化与科学支持，并极端缺乏行政管理专业知识。由于用伦理主义的相对标准衡量官员的行为，依据一般是模糊的，官员在体制中的
地位取决于上司个人的态度，从而大大发展了人身依附关系。“这是中国这种行政机构特有的反官僚制和倾向世袭制的原因，反之又说明了这一行政机构的粗泛和技术上的落后。”
〔1〕
比较而言，韦伯赞赏的是各种现代官僚主义制度，这种官僚主义制度由于其明确的技术化、理性化和非人格化而表现出它的合理性。所以，他认为，现代官僚主义体制是当代世界的特征。他还进一步分析了现代科层制度所共有的而且是相互关联的几个要素。第一，现代科层制表现为一整套持续一致的程序化的命令—服从关系。各级官员由于受到非政治化的管理（对他们最主要的肯定评价是技术性要求），下级必须依靠其上级的首创精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科层体制是法律化的等级制度，任何官员的行动方向是由处在更高一级的官员决定的。
第二，上述从属关系一般是由严格的职务或任务等级序列先在地安排的。在这里，权力矩阵并不反映在权力的个性特点方面，而是基于职务本身的组织构造。在科层体制内部，每一个个体单元被分割成各自独立的部分，并且要求完全排除个人的情感纠葛。
对权力义务体系的规定细致而明晰，使得每个个人都能够照章办事而不致越出权力义务体系范围。在此种情况下，不允许科层个人随意扩大其行动的阈值并表现出所谓的“能动性”。这就是说，个人在科层体制中已经被物化与原子化了，官僚制度就象一部运转良好的行政机器，它要求其成员只是做好自己份内的事，即使在一些情况下过分的程序化可能导致效率的低下也在所不惜。
第三，现代科层的非人格倾向。由于权力来源不是出自血统的或世袭的因素，而是源于建立在实践理性基础上的形式法学理论和形式法律规定的制度，科层运作的主要指标是可操作性与效率，实证主义有时甚至是功利主义就大大占了上风，个人的性格和意志在这里难以有所作为，人身依附关系因为科层内部流动的物化标准与程序化而弱化乃至消失了。个人和国家财产的实际分离以及个人权力资源与管理手段的分离导致个性化权威的虚化。所有这些都表明，现代官僚制比之前现代官僚制度要有效得多，并且不那么容易遭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冲击。官员的体制内流动，现在不是由他的上司的个人好恶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制度所规定的行动的程序化、客观化、他的年资、工作经验、责任心和敬业精神等等更加可以在形式上加以量化。用纯粹理性主义的观点看，个人的服从对象不再是拥有特定职务的个人，而是个人拥有的特定职务，换句话说，他为客观的非个人的组织和组织目标服务。
第四，现代科层的技术化倾向。现代科层拥有极为完美的技术化程序和手段，这也正是它之所以优越于前现代科层体制的突出优势。在技术化取向的支配下，现代科层不仅愈益倚重各类专家，而且在管理的方法和途径上也越来越科学化、合理化，组织行为的科学化业已成为各类科层的共识。这是因为，非此不足以回应现代社会的无论是来自程序或是系统外部的种种挑战。于是，个人的或者说是“卡里斯马”式的行动效应在此无能为力，现在受到专家指导的科层的行动方式更加一丝不苟，科层的日常工作大部分与信息、各种知识、对信息的收集整理归纳、多个可行的决策方案的提出以及对这些方案的进一步的彻底的论证等等相关。不仅组织行为技术化了，而且组织目标及这些目标的确立过程也技术化合理化了。
三、以工具—目的论作为科层论的实证指归为了进一步深入论述官僚主义体制的合理性，同时又注意避免对不同合理性的价值判断，韦伯试图从事物因果关系上判明合理性的类别，从而表明他完全是在实证主义的层面上贯彻他对体现不同合理性的科层体制的个人倾向。据此，他在逻辑上划分出两种合理性，即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
所谓形式合理性，是指在统治关系中，行动方式倾向于在其手段和程序等方面尽可能地被加以量化，从而使得行动本身以及对行动结束后目的实现程序的预测成为可以被计算的任务。这是一种纯粹客观的合理性。实质合理性则完全基于价值判断的基础，它对行动的目的和后果作出价值评价，这些评价如是否合乎宗教信仰或宗教教义，是否符合习惯，是否表现出某种社会美德或善行等。实质合理性只是关乎伦理主义或道德理想的一种合理性，它仅仅对行动实现价值判断，极力强调行动的社会关注，忽视行动效率，这是一种主观合理性。而形式合理性则与之相反，它不仅把行动过程看成是可计算的，而且把目的本身也看成是可计算的。韦伯认为，目的其实就是意味着社会秩序的理性化，或者说就是使它表现出最大程序的可计算性。因此，形式合理性可以表述为工具—目的主义，实质合理性则体现出伦理道德理想主义。
韦伯指出，实质合理性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本质特征，在现代社会，这种合理性已经基本失去了它存在的社会氛围。现代社会日趋繁复的生产与生活，必然要求把行动的效率提到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社会管理必然愈益科层化。在经济生活中，受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法则的支配，公司不得不连续地、精确地并尽可能以更大的成本效益和更快的速度处理它的业务；在现代民族国家问题上，现代国家统治越来越依靠科层化的管理方式，使它的军事、司法和行政管理人员日益脱离行政管理组织的物质手段，领取工资和薪金的国家行政人员彻底摆脱了过去曾经被先赋的任职条件，他们已经被广泛地普遍地雇员化了；在公共生活领域中，报刊等社会舆论不仅在内部形成了分工明确运作有序的机制，而且在外部也愈加和科层化的国家相互信赖，并受着受过专业训练的各类活动家或党派官员的指导，同时，社会公共空间也日益官僚主义化；在政党政治中，科层化的政党想方设法从技术上强化其操纵人民大众的漠不关心和“同意”能力，并精细地事先计算自己行动的过程与所能达到的结果。
在韦伯看来，现代生活的彻底科层化意味着工具—目的论已完全控制了一般社会心理。资本主义合理化过程在消灭和取代其他形式生活的同时，本身也倾向于变成一种目的。这种工具—目的论与现代社会的效率相呼应，它或许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压倒性的世界潮流。日常生活的一切领域都倾向于变得取决于纪律严明的等级制度、合理的专业化、个人本身及其活动的条理化工具化。科层主义的统治是当今世界的共同命运，这一过程基本上是不可逆转的。
四、以人文回护作为科层论的社会关怀尽管官僚主义在现代社会是不可避免的，但在韦伯看来，现代官僚主义仍然存在着指向人类本身的许多限制。他指出，现代社会包括现代科层制度是新教改革运动的结果。从16世纪开始，新教就用其自身的纪律逐渐切入信徒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在这里，为世俗生产和生活而辛苦劳作不是为了世俗的享受，或是刻意追求某种行动的条理化，而是教徒们普遍感到自己有义务履行为了上帝的荣誉而尽的责任。这种天职驱使他们深深投入日常生活，个人必须通过那些平常的有时近乎琐细的行动方能检验自身，并获
取自我救赎。新教运动通过求助于作为一种得到认可的天职的劳动来具体验证这些天职的内容。按照新教徒的理解，“无休止的、不间断的和有组织的劳动本身变成了世俗生活的首要目的、来世得到超度的禁欲主义手段、复活和虔信最可靠的标志。”〔2〕这种以伦理和宗教信仰为世俗生活的精神取向的合理化运动，无疑体现了一种实质合理性。
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教通过成功宣扬这些主张，对现代官僚主义的出现作出了意义深远的贡献。新教运动对当代社会的影响恰恰在这一运动的实质合理性消解之后才表现出它的实证价值。在现代社会，通过禁欲寻找天国的强烈愿望逐渐迷失了，代之以反映了形式合理性的功利主义、技术主义和实证主义。对于伦理价值的热情，让位于缺乏人性的冷冰冰的整理、归纳、演绎、推理、计算和论证之中。为了追求效率，人们日益把价值、信仰、理想弃之不顾，而几乎在社会领域的各个层面都努力用被认为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的机制——现代科层制组织起来。也就是说，全部现代生活被官僚制化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出现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并且前者仍在不断蚕食着实质合理性的地盘。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在庞大而且全能的科层机器面前完全无能为力，他们已被彻底地物化了。韦伯认为，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历史的和现实的悖论，反映了官僚主义化过程中的不平衡既是现代文明的独特成就的主要根源，又是现代文明的局限性的主要根源。
如何才能走出现代文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二律背反的峡口？韦伯大抵希望通过对科层主义的人文回护摆脱这一社会困境。在他看来，科层制的发展路向无疑是应该向其中加入社会关注的因素，经过民族国家和有作为的政治与社会活动家等现实因子打通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关隘。他既不想否定现代官僚制的成就，也企望能够克服其业已被当代社会人们所普遍意识到的积弊。第一，由于官僚主义是最难破坏的社会结构之一，同时由于作为一种技术主义的必要性，对官僚主义决不能采取决裂的态度。试图用扩大公共领域的办法解决现代科层制，表面上似乎在倡导一种民族要求，但其结果必定是大大降低效率、法律秩序和物质发展水平这些现代文明成果。鉴于科层统治“铁的必要性”，韦伯建议通过发展民族国家的权力来克服现代科层制度中存在的非理性。既然科层制的主要弊端恰恰在于它的形式合理性与非人性，从而提高民族国家的权力可以强化社会对作为人格化政治表征的民族国家的心理体认。对技术主义挑战的回应首先是提高国家在世界上的实力地位，通过经济发展、军事强化、政治建设等等历史的和现实的人类化的活动抒发人们深层意识和感情上的共同体情结。经过国家政治领导人用行政手段塑造共同体新的话语体系、风俗习惯以及政治记忆，借助于民族荣誉以恢复已经失落的价值合理性传统，或许可以重新建立对伦理相对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的信心，用国家价值目标整合社会公众。在国际关系上，民族国家的固化必然带来政治共同体的独立性和个性化。
第二，走出现代科层制困境的第二个出口是铸造政治与社会领导人的独立的政治人格。韦伯认为，官僚主义使得几乎每一个行政领袖都淹没在技术绝对主义的情景之中，这种工具主义的正当性甚至已经成为集体无意识而得到人们的遵崇，它是一种社会不自觉的潜在魔力。在当代，培育具有个性的、意志坚定目标明确、对自身行动充满信心并且具有高度责任感的领导人已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这样的领导人将是打破普遍主义的重要因素。这种领导人至少应具备下述条件：1.
他必须对从事的事业保持充沛的热情，因为只有热情才是坚定信仰的主要心理前提。唯有如此，信仰及由信仰感召的行动才可获取它执着的始终如一的力量源泉。
2.他还应该对从事的事业怀有持续的信仰。没有信仰的热情自然是十分浅薄的、缺乏独创性的。在信仰的召唤下，他的行动必然目标明确、意志坚决和负有深重的责任感及献身精神。
3.他的行动必须体现出在信仰与客观现实之间的某种均衡感。他不会因为现实限制而修正信仰，也不会由于信仰而无视现实；他不是鄙薄客观的超人，也不是随波逐流的庸人。当然，在个人意图的实现历程中，信仰应该始终处于统领与涵带的地位。
马克思韦伯科层制度 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是德国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 历史学家，被广泛认为是现代社会学领域的奠基人之一、他对社会制度的 研究非常深入，提出了科层制度（bureaucracy）这一重要概念。科层制 度在当代社会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组织管理、政府行政等方面有着深 远的影响。下面将详细解释马克思韦伯提出的科层制度的基本理念，并探 讨其在当代社会中的应用。 马克思韦伯在他的著作《社会与经济组织理论》中首次提出了科层制 度的概念。他认为，科层制度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组织形式，它具有以下几 个特征：等级分明、责任明确、工作分工、制度化和理性化。科层制度的 基本原则是按照一套规则和程序进行组织管理。 首先，科层制度具有等级分明的特点。在科层制度中，组织结构被划 分为不同的层次，每个层次都有明确的职责和权力。上级与下级之间存在 明确的权力关系，并通过垂直的指令体系进行沟通与协调。 其次，科层制度要求责任明确。每个层次的职责和权力必须被明确地 定义和界定。上级对下级要有明确的指导和监督，下级对上级要有明确的 汇报和执行。 第三，科层制度具有工作分工的特点。科层制度通过精确的工作分工，将复杂的任务划分为各个部门和岗位，从而实现高效的组织运作。每个部 门和岗位都有特定的职责和任务，并且相互配合协作，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第四，科层制度要求制度化。科层制度通过制定详细的规章制度，使 组织运作更加规范化和可预测。这样一来，所有工作都以规则为准绳，不 受个人喜好和偏见的影响，确保公正和公平。 最后，科层制度具有理性化的特点。马克思韦伯强调，在科层制度中，决策应该基于理性和目标导向。科层制度通过合理的程序和程序化的统治，有效地规范和规范组织的运作。 科层制度的理念不仅适用于政府机构和企事业单位，也适用于其他各 种组织。在当代社会中，科层制度广泛应用于组织管理领域。例如，企业 可以通过建立科层制度来提高管理效率和效果。通过等级分明和责任明确，企业可以更好地实现团队合作和目标达成。科层制度还可以在政府行政中 起到重要作用。通过科层制度，政府可以建立起有效的决策程序和行政规范，推动政府的规范化和效率提升。 然而，科层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首先，科层制度可能会导致 权力集中和官僚主义的问题。如果科层制度的职权过于集中，就会导致决 策的迟钝和行动的缓慢。其次，科层制度可能对创新和变革的阻碍。由于 科层制度注重规章制度和程序化，过于僵化和规范化会限制创新的发展。 因此，在建立科层制度的过程中，需要平衡权力和规定合理的机制。 综上所述，马克思韦伯的科层制度理论为现代社会组织提供了重要的 思考和指导。科层制度具有等级分明、责任明确、工作分工、制度化和理 性化等特点，适用于各种组织。科层制度在当代社会中的应用不仅能够提 高组织的效率和效果，还能够推动组织的规范化和现代化。然而，科层制 度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需要通过平衡权力和建立合理的机制来解决。
马克思韦伯理想类型 马克思韦伯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和概念，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理想类型”。理想类型是韦伯用来描述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它是一种抽象的概念，用来描述某种社会现象的典型特征。本文将按照不同的类别来介绍马克思韦伯的理想类型。 一、社会阶层理想类型 在社会阶层方面，马克思韦伯提出了三种理想类型：贵族、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贵族是指那些出身于有钱有势的家庭，享有特权和地位的人。中产阶级是指那些拥有一定财富和社会地位的人，他们通常是自由职业者或者是企业家。工人阶级是指那些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维持生计的人。 二、官僚机构理想类型 在官僚机构方面，马克思韦伯提出了三种理想类型：传统型、合法型和理性型。传统型官僚机构是指那些依靠传统和惯例来运作的机构，它们通常由一些老资格的官员来管理。合法型官僚机构是指那些依靠法律和规章制度来运作的机构，它们通常由一些专业的官员来管理。理性型官僚机构是指那些依靠科学和技术来运作的机构，它们通常由一些专业的技术人员来管理。
三、宗教理想类型 在宗教方面，马克思韦伯提出了两种理想类型：世俗化型和教义型。 世俗化型宗教是指那些将宗教与现代社会相结合的宗教，它们通常强 调个人的自由和自主性。教义型宗教是指那些强调信仰和教义的宗教，它们通常强调个人的虔诚和忠诚。 四、政治理想类型 在政治方面，马克思韦伯提出了三种理想类型：传统型、合法型和理 性型。传统型政治是指那些依靠传统和惯例来运作的政治，它们通常 由一些老资格的政治家来管理。合法型政治是指那些依靠法律和规章 制度来运作的政治，它们通常由一些专业的政治家来管理。理性型政 治是指那些依靠科学和技术来运作的政治，它们通常由一些专业的技 术人员来管理。 总之，马克思韦伯的理想类型是一种非常有用的社会学工具，它可以 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现象和社会结构。通过对不同类型的理解和 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社会的运作方式和规律，从而更好地应对 社会变革和发展的挑战。
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 马克斯韦伯是一位德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也是20世纪社会 科学领域的创新者之一。他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被广泛认为是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之一。因此，本文将会对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进行阐述，并对其思想的影响和局限做出评价。 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 马克斯韦伯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最重要贡献是他提出了新型的社会科学方法——“理解型社会科学”。理解型社会科学是一种从人文视角解释人类行为的方法。它基于对被研究对象的理解，而不仅是纯粹的观察和描述。在这种方法中，研究者努力了解人们的想法、信仰、价值观和经验，以便更好地理解和解释人类行为的本质。 此外，马克斯韦伯提出了一种将定量数据与定性数据相结合的方法。他认为，定量方法可以用于衡量人类行为的某些方面，例如人类行为的频率、分布和规律，但是这种方法有一个缺点，即它无法完全解释人类行为的复杂和多样性。相反，定量方法更适合研究简单和相对一致的行为，例如市场行为和政治投票行为。马克斯韦伯认为，定性方法更适合研究人类行为的深层结构和多样性。通过定性方法，研究者可以深入了解被研究对象的思想、信仰和动机。 另外，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也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他认为，历史是人类活动的一个重要渠道，通过研究历史，我
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的本质。这种方法被称为“历史实 证主义”，它是一种以历史文献为基础的研究方法，旨在解释 人类行为的本质和历史演变过程。 对马克斯韦伯思想的评价 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是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奠基之一，他的思想对社会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研究方法强调了对人类行为的深层理解，以及对定性和定量方法的结合，这些思想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他的历史实证主义方法也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使历史研究更加科学化和准确。 然而，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他的方法强调了对人类行为的理解，但对于大规模的社会研究，这种方法难以实现。其次，理解型的社会科学方法注重个体行为分析，而忽略了群体行为的因素，这会导致一些社会规律的遗漏。最后，马克斯韦伯的理论和方法在实践中也常常受到主观性的影响，这使得其所得到的结论难以量化或标准化，限制了理论的发展和社会科学能力的提升。 总结 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成为20世纪社会科学领域的一 个重要方向，他的研究方法奠定了现代社会科学的基础。然而，他的方法仍然存在一些局限性，需要在实践中用更科学的方式
马克思韦伯儒家文化 马克思韦伯与儒家文化 马克思韦伯是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被誉为现代社会科 学之父。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社会理论，包括理性化、官僚主义、社 会阶层等。而儒家文化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道德、礼仪、忠诚、孝道等价值观念，对中国历史和现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下面我们将从马克思韦伯和儒家文化两个方面来探讨它们之间的联系 和影响。 一、马克思韦伯 1. 理性化 马克思韦伯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理性化的社会。这种理性化表现在 科学技术的发展、法律制度的规范以及官僚机构的建立等方面。他认为，理性化既带来了进步和效率，也带来了冷漠和异化。 2. 官僚主义 马克思韦伯提出了“官僚主义”的概念，并认为它是现代社会中一种 普遍存在的现象。官僚主义的特点是规范化、等级化和专业化，它可 以提高组织的效率，但也容易导致机械化和僵化。 3. 社会阶层 马克思韦伯认为，社会阶层是现代社会中一个重要的概念。他将社会 分为三个阶层：经济阶层、政治阶层和文化阶层。这些阶层之间存在 着不平等和竞争关系，而人们的地位和机会往往取决于他们所处的阶
层。 二、儒家文化 1. 道德 儒家文化强调道德观念，认为人应该具有高尚的品德和道德修养。儒 家思想中最重要的价值观念是仁爱，即关爱他人、尊重他人、帮助他人。 2. 礼仪 儒家文化还强调礼仪观念，认为人应该遵守社会规范和礼节。礼仪可 以促进社会秩序和稳定，并且有助于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 3. 忠诚 儒家文化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价值观念是忠诚。忠诚是指对国家、家庭、朋友等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的认真履行。儒家思想中认为，忠诚是一 种高尚的品质，可以体现一个人的道德水平和人格魅力。 三、马克思韦伯与儒家文化之间的联系 1. 理性化与礼仪 马克思韦伯提出了理性化的概念，而儒家文化则强调礼仪观念。这两 个概念看似相反，但实际上它们可以相互补充。理性化可以带来效率 和进步，而礼仪则可以促进社会秩序和稳定。 2. 官僚主义与道德 马克思韦伯提出了官僚主义的概念，而儒家文化则强调道德观念。这 两个概念也可以相互补充。官僚主义容易导致机械化和僵化，而道德 观念则可以提高组织成员的素质和修养。 3. 社会阶层与忠诚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理解韦伯的社会学思想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理解韦伯的社会学思想 马克思主义者将社会科学视为对经济结构的分析和解释，而韦伯则不同，他追求一种更全面的理解社会现象的方法。基于这种理念，韦伯提出了两种理性的概念：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这两种理性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被广泛运用以分析和解释各种复杂的社会现象。 工具理性在韦伯的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它指的是根据可观测的规律和目标来选择和实施手段的方式。工具理性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思维方式，追求最大化的效益。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常常根据自己的目标和期望来选择最适合的方法和手段。例如，在市场经济中，人们通过理性选择来提高生产效率和获得最大利润。工具理性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 然而，工具理性并不能解释一些重要的社会行为，尤其是涉及价值观和信念的行为。韦伯认为，人们的行为通常是基于一种基本的信仰系统，这种信仰系统构成了人们的价值理性。价值理性指的是人们根据一系列的信念和价值观来选择行为方式。这些信念和价值观可能是宗教、道德、道德、传统等文化影响的结果。价值理性是人类社会行为的重要动力，它不仅影响个人的行为，而且影响着社会的价值取向和规范。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相互作用，共同解释了社会现象的多样性。举个例子来说，一个企业家可能在经营过程中使用工具理性，通过分析市场需求和竞争情况来制定营销策略，以追求最大利润。然而，同时他可能也受到个人的价值理性的影响，在商业决策中考虑自己的道德底线，并追求
企业的社会责任。同样，在政治领域，政治家的决策可能既受到工具理性，如选举结果和民意调查结果的影响，又受到价值理性，如他的政治信仰和价值观的影响。 韦伯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概念不仅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的框架，还对理解现代社会的复杂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行为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文化、历史、经济和政治等。通过运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概念，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的多样性，并探究社会现象背后的动力和原因。 然而，韦伯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在实际应用中，区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并不总是容易的，因为人们的决策往往同时涉及到工具和价值的考量。其次，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并不是分立的，它们在实际生活中相互作用着，相互影响着。最后，这两种理性的概念可能过于简化了复杂的社会现象和人类行为，因为人类的行为往往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 总之，韦伯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社会科学研究中重要的理论概念。通过这两种理性的运用，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社会现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然而，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这两种理性的概念的局限性，以更全面和深入的方式探索社会科学的研究 综上所述，韦伯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的框架，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概念使我们能够考虑到不同因素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并探究背后的动力和原因。然而，这两种理性概念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在实际应用中难以明确区分和相互
浅议马克斯韦伯权力合法化思想 马克斯韦伯是德国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他是权力理论与组织理论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斯·韦伯的权力理论是对历史上权力 产生及发展的一种解释，其中对权力的合法论述是其重要部分。马克斯韦伯认为，权力的合法性建立在法律、传统、合理性三个基础之上。本文将重点探讨马克斯韦伯的权力合法化思想，并通过五个具体例子加以论证，分析其合理性与现实性。 一、马克斯韦伯的权力合法化思想 马克斯韦伯权力合法化思想的核心是三个基础：法律，传统和合理性。下面我们从这三个方面来阐述马克斯韦伯的权力合法化思想。 1.法律 在法治社会中，权力只有通过合法程序获得才是合法的。法律对权力的范围、权限、程序等方面加以规定，确保权力行使的公正性和正当性。马克斯韦伯认为，法律是一种基于理性意识和共识原则的合法性基础，它可以确保权力行使的公正性和正当性。例如，国家领导人只有合法选举才能合法代表人民行使权力。 2.传统 社会的长期发展使一些规范习惯及价值观成为共同认知的文化传统，这些传统被广泛接受并奉为合法基础。马克斯韦伯认为，传统是一种基于历史文化的合法性基础，它可以确保权力行使的合法性。例如，父权制度及相关的习惯法可以被认为是社会传统，因为它们已经被接受并被认为是合法的。
3.合理性 社会成员的普遍同意和认同是一种重要的合法性基础，普遍同意和认同会使权力得到更广泛的接受和认同。马克斯韦伯认为，合理性是一种基于普遍同意和认同的合法性基础，它可以确保权力行使的合法性。例如，合理的平等权利原则意味着每个人都对许多事情享有同等权力，如教育、工作、交通、政治权利等。 二、马克斯韦伯的权力合法化思想的合理性 1.例子一：选举法律合法性 选举法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合法性基础。例如，选举法律规定了公民进行选举的程序、投票的方式和计票的方法，它确保了选举的公正性和正当性。选举是国家政治生活必不可少的环节之一，落实了人民民主的基本原则，保障了政治权利的实现。选举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也是对马克斯韦伯权力合法化思想的具体落实。 2.例子二：法治社会合理性 法治社会是建立在法律基础之上的社会秩序，这一理念可以被认为是马克斯韦伯权力合法化思想的体现。法治社会的建立是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它可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构建公正的法律体系，促进了政治民主化发展。因此，法律是现代社会的基石，法治社会的构建是马克斯韦伯的
论文关键词：目的合理性价值合理性现代性 论文摘要：马克斯·韦伯主要从社会、文化以及个人三方面阐述了西方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他将合理性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目的合理性，另一种是价值合理性。马克斯·韦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在文化、社会以及人们头脑中价值合理性占据着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之后，价值合理性逐渐衰落，目的合理性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马克思·韦伯的合理性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探讨现代性的重要资源之一。 马克斯·韦伯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是古典社会学家中第一个以合理性概念为工具分析资本主义现代化演进过程及其本质的理论家。他的合理性理论影响了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诺、哈贝马斯等几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曾坦言：“从理论的发展史来说，马克斯·韦伯是我理论的出发点。”…韦伯的合理性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学术与政治》、《经济与社会》等著作中。在这些著作中，韦伯描述了合理性的种种表现，阐明了合理性的概念，以合理性概念为解剖刀，对现代社会做出了精神文化特征上的诊断。 一、西方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 韦伯是一位著作等身、学识渊博的思想家，他一生兴趣广泛，在宗教、社会学、哲学、文化等领域的研究都颇有建树。回顾韦伯一生的学术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他穷其心力思考的是这样一个中心问题：为什么在欧洲之外，“科学、艺术、国家以及经济都没有走上西方所特有的发展道路”。韦伯认为，这是因为西方特有一种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在东方是没有的。韦伯列举了现代自然科学、面向市场的文学作品、科学的法律学说、现代国家机关、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等大量现象，来说明西方的理性主义。他将西方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主要概括为社会、文化以及个人三方面。 关于社会的理性化，哈贝马斯曾指出，韦伯从理性化的角度所描述的不仅是西方文化世俗化的过程，而且更主要的是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新的社会结构的标志是，围绕着资本主义企业和官僚国家机器这样的组织核心形成的、功能上互相结合的两大系统走向了分化。韦伯把这个分化过程理解为目的理性的经济行为和行政行为的制度化。”这就是说，社会的理性化体现在新的社会结构的两大系统即经济和行政中。资本主义经济的组织核心是资本主义企业。资本主义企业的营运，突出地体现了以理性为根本，这就是经济的合理性。资本主义企业是一种合理的组织。其特点表现为：经营活动与家庭相分离；利用健全的会计制度精于计算；形式上有效安排自由劳动力；技术上利用科学知识，这些都离不开理性的作用，都是理性化的表现。 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与现代国家既相分离，在职能上又相互补充。国家的组织核心是合理的国家机关，其特征在于：依据一种集中的和稳定的税赋体系；控制一种集中领导的军事权力；垄断立法和法律权力；通过一种专职官员的形式组织行政管理。在国家机器的构成部分中，官僚体制最集中地表现出理性化的特点。行政理性化的最显著的特征是官僚统治完全依照纯粹形式的法律制度而运行。充分发展的官僚制把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非人格化的庞大机器，现代国家机制被限定为合理的管理行动。 在韦伯那里，所谓文化的理性化，是指世界的祛魅，也即是宗教世界观图景的消除和世俗文化的产生形成过程，它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价值领域。现代西方文化主要包括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西方出现的现代科学技术、自主的艺术以及以规范和普适性原则为核心的伦理学等。现代科学技术主要表现为：对待自然的客观化方法、数学的理论形态以及面对自然时的工具立场和经验方法等。韦伯认为，经验的科学技术知识使世界彻底祛魅。驱除巫魅只有在现代科学技术充分发展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自主的艺术也是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现代艺术从传统的伦理和宗教关系中解脱出来，不再承担宗教、政治和道德教化功能，演变成为表达个人主观性的文化形式。西欧音乐中的调式体系、乐队建制和绘画中应用透视的技法等的创
马克思韦伯儒家文化 一、简介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马克思和韦伯是两位重要的思想家。他们对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将探讨马克思和韦伯对儒家文化的看法和评价。 二、马克思对儒家文化的看法 2.1 儒家文化的特点 儒家是古代中国的一种思想文化体系，儒家文化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社会的和谐。儒家思想以仁、义、礼、智、信等为核心价值观，强调个体的责任与义务，并倡导君子之道。 2.2 马克思对儒家文化的批判 马克思对儒家文化持有批判的态度。他认为儒家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为了维护封建等级制度而存在的。马克思主张无产阶级革命，推翻旧的统治阶级，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 三、韦伯对儒家文化的评价 3.1 韦伯对儒家道德伦理的认可 韦伯认为儒家文化中的道德伦理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儒家思想倡导的道德价值观可以促使个体遵循社会规范和礼仪，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秩序。 3.2 韦伯对儒家传统的批判 韦伯也对儒家传统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儒家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和权威主义倾向是抑制社会变革和个体自由发展的因素。韦伯主张通过合理化的现代制度来推动社会发展。
四、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关系 4.1 冲突与融合 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因为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斗争和革命，而儒家文化则注重和谐与稳定。但是，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说，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文化也可以相互融合，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4.2 儒家文化在当代社会的作用 儒家文化在当代社会中仍然具有重要的作用。儒家思想中的道德和伦理观念可以为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指导。同时，儒家文化中注重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也可以激发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与意识。 五、总结 马克思和韦伯对儒家文化的评价存在着一定的差异。马克思主张革命推翻旧社会，而韦伯认可儒家文化在维护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方面的作用。不过，可以通过适度融合，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文化可以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马克思韦伯合理化 引言 马克思韦伯是德国社会学家、法学家、经济学家，也是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对现代社会和理性化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合理化是韦伯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本文将深入探讨马克思韦伯对合理化的理论观点，以及合理化在社会领域中的应用和影响。 什么是合理化？ 合理化（rationalization）是指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活动和行为越来越依据理 性计划和目的性行动进行的过程。在韦伯看来，合理化是一种有计划、目的明确、高度规范化的行为方式。它使得传统的非理性行动方式被理性的计划和组织所替代。 合理化的起因 理性化的逻辑 在韦伯的观点中，合理化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宗教改革和启蒙时代。宗教改革通过强调个体对神的直接关系，逐渐瓦解了传统的宗教制度。启蒙时代则强调理性和科学的重要性，推动了现代科学和工业的发展。这两个因素共同促成了合理化的逻辑。 基于权威的合理化 合理化的过程常常与权威的建立和扩大相关。权威可以通过宗教、政治、经济等领域来实现，并通过制定规范和法律来指导人们的行为。韦伯认为，现代社会的合理化是由大型组织和官僚机构的出现和扩张引起的，这些机构通过具有稳定性和预测性的规则和程序来管理和控制人们的行为。
合理化的类型 技术合理化 技术合理化是指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应用，提高生产和劳动效率的过程。例如，工业革命带来的机械化和自动化生产方式，使得生产过程更加高效和规范化。 价值合理化 价值合理化是指通过规范和规章制度来统一和规范个体的行为。政府制定法律法规，通过正式的程序来保护公民的权益和维护社会秩序。这种合理化形式强调普遍适用的规范和价值观，以实现社会的秩序和稳定。 官僚合理化 官僚合理化是指在大型组织和官僚机构中，通过制定规范、职责和程序，对成员的行为进行管理和控制。官僚机构通常具有明确的等级结构和分工体系，对权力和资源的分配进行调控，以实现高效和预测性的运作。 社会合理化 社会合理化是指社会各个方面的规范化和正规化，比如教育制度、经济分配方式、家庭结构等。社会合理化通过制度和规章制度来引导和规范个体的行为，进一步确立社会的秩序和稳定。 合理化的影响 效率与规范 合理化的一个重要效果是提高效率和规范化。通过制定明确的规则和程序，合理化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时间和资源浪费，提高生产力和劳动力的利用率。同时，规范化也可以保证各个环节的协调和一致性，提高工作质量和效果。
马克思、韦伯现代性思想的基本内涵及其比较研究 马克思、韦伯是现代社会理论的两大重要思想家，他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和解释对后来的社会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将从马克思、韦伯现代性思想的基本内涵入手，展开比较研究，并通过5个例子证明两位思想家在现代性理论方面的差异与共通之处。 一、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 作为世界著名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理论家，马克思对现代性的研究和思考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深度。马克思认为，现代性是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一种特定阶段，是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工人阶级斗争的产物。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可以总结成以下几个方面： 1. 资本主义经济模式 马克思认为，现代性的出现与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兴起密切相关。在这种经济模式下，市场成为最重要的运转机制，资本家通过始终追求利润最大化来不断扩充自己的资本积累，从而引发了商品生产、劳动分工和机械化生产的高度发展。但是，这种经济模式也带来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方面的矛盾和冲突，因此也促进了工人阶级的崛起。 2. 技术和生产力的进步
现代性的发展离不开技术和生产力的进步，这也是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兴起的必要条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机械化生产的普及，劳动力得到了充分解放，人们的时间和空间离散化、分散化，从而形成了现代性的一部分特殊结构。但是，技术和生产力的进步也导致人类面临生态环境的改变和破坏，这也是现代性带来的负面影响之一。 3. 劳动分工和社会等级化 在现代性的语境下，劳动分工和社会等级化成为了不可避免的趋势。从职业分工到社会分工，从机械化生产到人的疏离，现代性的劳动分工与社会等级化无处不在。这种趋势对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深远的，使得个体将自己的能力、价值和身份归属于某一个特定的范畴中。 二、韦伯的现代性思想 与马克思不同的是，韦伯并不将现代性简单地归结为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和技术进步的结果，他认为现代性既是一种价值取向，又是一种文化趋势。韦伯在对现代性的研究中，还强调了现代性与理性化的关系和社会课题的重要性。因此，韦伯的现代性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与马克思存在一定的差异。 1. 理性化的趋势 韦伯强调现代性与理性化的关系，认为现代性的本质在于一种不断增长的理性化程度。在这种理性化的趋势下，科学、技术、
韦伯与马克思之间的“颠倒”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主要包含两个论点，一是首次论证了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精神形成过程中所起关键作用，该书成为世界公认的经典著作之原因当是主要在此；二是据此提出了资本主义精神先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论点，该书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此有关。 韦伯于后者的论点在该书开首就鲜明表出：“较为天真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认为，这些观念是作为经济环境的反映或者上层建筑而产生的。……在这个问题上，唯物主义的观点恰恰把因果关系颠倒了。”（28页，彭强、黄晓京译本，北京三联，2002年2月版）尽管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规律”论在今天已经变得可疑露出破绽，但是至少就韦伯讨论所涉及的层面而言，我认为其“颠倒”之论本身不无颠倒之疑。 韦伯的主要论据在该书“导论”中开宗明义提出，他声称，“只需要提醒人们注意一个事实就足够”以证明历史唯物主义在因果关系上的“颠倒”，这个“事实”是—— 在美国资本主义初期代表人物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出生地马萨诸塞州，资本主义精神“早在1632年”就出现了，而那时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一直很低”；因此“资本主义精神无疑在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出现以前就出现了”。（28页） 这里不妨肯定韦伯所提请注意的确是历史事实，问题在于韦伯叙述这一事实所预设的前提，他把唯物史观的“经济基础”狭隘化地理解为“发展程度较高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从而实际上把唯物史观的因果关系观转而设定为“发展程度较高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先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命题。韦伯的这一预设大有问题。 我们也可以举出一个相反例证以证明韦伯的例证至少并不“足够”。 众所周知，英国小说家丹尼尔·笛福写成于1719年的《鲁滨逊漂流记》可谓最早反映资本主义个体精神的代表作，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中多次谈论到该小说主人公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系，其中一段这样分析鲁滨逊个体意识的形成原因： “这是对十六世纪以来就进行准备，而在十八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这种十八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十六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恩选集》第2卷，87页） 马克思这里所谓“成熟的市民社会”是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在马克思看来，这一社会的“成熟”过程是在“十八世纪”以后才真正开始，而与之相适应的“个体意识”则早在前此两个世纪的“十六世纪以来就进行准备”。如果按韦伯的“发展程度较高”的尺度考究“先后”的话，那么鲁滨逊形象所代表的资本主义个体意识与十八世纪以后才走向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在这里确实似乎呈现出时间上的“颠倒”。然而马克思同时指出，“十六世纪以来就进行准备”的鲁滨逊式的个体意识新观念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十六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表现出“对十八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显然，如果我们把韦伯批评的“经济基础”理解为包括萌芽时期的“新兴生产力”，而不仅仅是“发展程度较高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那么韦伯的“颠倒”之说就失去依据。 其实，韦伯所举例的早在1632年就在美国出现的“资本主义精神”也并非超脱“经济基础”而产生，它至少可以追溯到二十多年前即1609年从欧洲进入美国的著名的“五月花”号船，该船满载的英国清教徒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批开拓者。清教起源于英国，而英国既是鲁滨逊的故乡，也是资本主义最早发展的国家。此外，被韦伯推为美国资本主义精神最早代表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生于1706年（据查，其父乔塞亚·富兰克林是于1682年携家进入美国），该年距清教徒乘“五月花”号进入美国的1609年晚约一个世纪，距《鲁滨逊漂流记》作者丹尼尔?笛福（他信奉新教教派之一的长老会教派）出生的1660年则晚约近半个世纪。据此，如果借鉴马克思对《鲁滨逊漂流记》中个体意识之产生原因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可以说富兰克林所代表并最初表述的美国资本主义精神，尽管是出现在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一直很低”的阶段，却表现出对后来成熟的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一种“预感”，这种预感的现实来源显然与一个世纪以前就在欧洲英国出现的“新兴生产力”相关。 上面的分析表明，韦伯所谓“唯物史观在因果关系上的颠倒”之说，是以他本人对唯物史观的颠倒理解为前提；换言之，他把“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一直很低”的、处于萌芽状态的“新兴生产力”排斥在“经济基础”之外，从而得出资本主
简述马科斯.韦伯的官僚制的主要内容 1. 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主要内容 马克斯·韦伯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之一，他对官僚制的研 究是其重要贡献之一。官僚制是指一种专业化、规范化和等级化的组 织形式，通常出现在政府部门、大型企业和教育机构中。在韦伯看来，官僚制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同时也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和 挑战。 韦伯着重分析了官僚制的特征和原则。他指出，官僚制通常具有明确 的等级结构和权力分配，以及严格的规章制度和程序。这种组织形式 的最大特点是效率和可预测性，但也容易导致僵化和官僚主义的问题。韦伯还强调了官僚制对个人自由的压制，以及对创新和变革的抑制。 韦伯提出了官僚制的理想类型。在他看来，理想的官僚制应该具有明 确的职责和权力分配，规范的程序和决策方式，以及严格的纪律和执 行力。韦伯将官僚组织比喻为“铁笼”，暗示了它对行为的规范和束缚。然而，他也意识到理想的官僚制在现实中很难实现，因为它可能 会导致组织的僵化和失灵。 第三，韦伯关注了官僚制对社会的影响。他认为，官僚制是现代社会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也具有一定的风险和代价。官僚制可能导致对 个人自由的限制和压迫，以及对创新和变革的抑制。官僚制可能会导 致官僚主义的繁荣，使组织变得迟钝和难以应对挑战。 在总结韦伯的观点时，我们可以看到，官僚制是一种必然存在于现代 社会中的组织形式，它具有一定的效率和可预测性，但也存在着一系 列问题和挑战。了解官僚制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有助于我们更全面、 深刻和灵活地理解这一主题，并在实践中更加有效地应对它带来的挑战。马克斯·韦伯对官僚制的研究对现代组织管理和社会发展有着深远 的影响，他对官僚制的理论分析和批判性思考，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 官僚制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 韦伯强调了官僚制的特征和原则。他认为，官僚制具有明确的等级结 构和权力分配，严格的规章制度和程序。这种组织形式的最大特点是 效率和可预测性。然而，正是这种严格的规定和程序，可能导致官僚 主义和僵化。韦伯指出，官僚制可能会对个人自由和创新产生压制， 影响组织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他的观点引起了人们对官僚制的深刻 思考和批判性分析。 韦伯提出了官僚制的理想类型。他认为理想的官僚制应该具有明确的 职责和权力分配，规范的程序和决策方式，以及严格的纪律和执行力。这种理想类型的官僚制可以确保组织的稳定和效率。然而，韦伯也指出，现实中的官僚制往往难以实现理想状态，因为它可能会导致组织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方法论和思想 研究 一、本文概述 1、简述马克斯·韦伯及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背景与影响。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是德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被誉为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生活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欧洲，那是一个社会、经济和政治都经历巨大变革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崛起、工业革命的推进以及宗教信仰的多样化都对韦伯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韦伯撰写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部经典之作。该书首次出版于1904-1905年，是韦伯对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宗教、伦理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韦伯认为，新教伦理，特别是加尔文宗的预定论和禁欲主义，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强调了个人在职业生活中的责任感、勤奋和节俭等品质，这些品质在新教伦理中被视为是神圣的。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经问世，便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该书不仅深化了人们对宗教、伦理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理解，也为后来的社会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韦伯的这部作品对后来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视为现代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在今天，当我们面对快速变化的社会和经济环境时，韦伯的思想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他提醒我们，在追求物质繁荣的不应忽视伦理、道德和宗教的重要性。他也警示我们，过度的物质追求可能会导致精神的空虚和社会的失衡。因此，韦伯的思想不仅是对历史的研究，更是对现实社会的深刻反思和指引。 2、阐述本文研究的目的与意义，分析韦伯在该领域的重要地位。本文旨在深入探究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的方法论及其思想内涵。通过对韦伯的这部经典著作进行细致解读，我们希望能够更全面地理解他如何运用独特的社会科学方法来分析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化对韦伯个人学术贡献的认识，还能为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宝贵的启示。 马克斯·韦伯作为一位杰出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在社会科学领域
最佳答案 马克斯·韦伯的科层制（或官僚制）理论有着丰厚的思想内蕴，它是韦伯政治社会学的重要内容。这一理论的许多概念、范畴和分析成为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来源之一。 本文试图对这一理论作一讨论。 一、以合理性作为科层论的学理预设“合理性”（rationality）或“合法性”（legitimacy ）是韦伯政治社会学的中心概念。可以说，他的政治理论实际上是围绕着这两个概念展开的，是对它们的进一步引申与发挥。合理性是韦伯科层理论的重要学理预设。 韦伯认为任何一种合乎需要的统治都有着合理性基础。既然科层制能够稳定地运作，并且呈现出等级制的权力矩阵关系，它必然也是以某种合理性作为其实现前提的。他认为，科层制是特定权力的施用和服从关系的体现。具有特殊内容的命令或全部命令得到特定人群服从的可能性可称为“统治”，此处的统治不包括纯粹暴力的控制，因而统治看来更多地限于自愿的服从。自愿的服从又是以形成个人价值氛围的“信仰体系”为基础的，作为个人，他必得深刻认同信仰体系，才能取得行动的一致性、连续性而不致导致内心的紧张，并最终获得自愿的服从。韦伯把个人自愿服从的体系视为合理性或合法性体系，从而他对一个体系的认识排除了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合理性并不表现在事实的好坏之分，而是存在于看它是否被人们在信仰上认可，或者说，个人对一种秩序保持了它是一种合法秩序的信念，这就是这个秩序的“正当性”（validity）或它之所以存在的合理性。在正当性信念的支持之下，任何来自权威的命令都会得到个人的遵从，而不论这些命令是否来自统治者个人，或通过契约、协议产生的抽象法律条文、规章等命令形式。 这样一个合法性来源或正当性信念可以分为两大类别。一类是主观的正当性，包括情感的正当性（多表现为情绪的接近、亲和）、价值合理性的正当性（相信一个秩序体现了个人的美学、伦理或其他价值）、宗教的正当性（来自于对救赎需要秩序这一看法的认可）；第二类是所谓客观的正当性，包括习惯的正当性（对已经成为过程或重复出现的事实的默认，以及心理学意义上可表述为主要来自于外部压力的从众心理）、法律的正当性（对法律体系无论是出于内心的抑或外在的服从）。在这五种正当性信念的统领、号召或驱使之下，由内心向行动的发展方向又可判明为四种不同的行动类型：（1）情感类型行动（情感的正当性）；（2）价值合理性类型行动（包括价值合理性和宗教合理性正当性）；（3）传统类型行动（习惯的正当性）；（4）目的合理性类型行动（法律的正当性）。 对行动者行动类型的分析，成为韦伯社会秩序的基础，他对社会体系的看法，包括对科层制的理解，大抵由此生发开来。通过下文的分析我们将可以看到，韦伯根据不同的行动类型，把科层制作了进一步的甄别，他尽管常常在对政治问题的评价中表现出实证主义的倾向，但还是对不同的科层制作了价值判断，似乎这是有违他价值中立的分析态度的初衷的。在韦伯看来，科层制或许仅仅是指现代社会的科层制，对于其它社会而言，典型的科层制是不存在的，或者至少是残缺不全的。 二、以命令—服从类型作为科层论的解析机理在韦伯那里，命令—服从类型往往意味着就是统治类型，它又是与行动类型紧紧相扣的。他认为，不同的行动类型构成了不同统治类型的
马克思和韦伯对于矛盾的认识 马克思和韦伯是两位伟大的社会学家，对于矛盾的认识有着独特 的见解。他们的思想触及了社会、经济、政治等多个领域，对我们理 解世界的本质和解决社会问题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 首先，马克思认为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在他的理论中，社 会被看作是由相互冲突的阶级组成的，这种阶级矛盾是社会变革的根 本原因。马克思主张，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与 对抗是不可避免的，而这种矛盾将促使社会朝着更高级、更进步的形 态发展。通过阶级矛盾的激化和对立，较低级别的生产方式将被推翻，从而为新的生产方式的建立和社会变革创造条件。 相比之下，韦伯则将矛盾视为社会结构的基础。韦伯认为，社会 是由不同的社会群体和利益集团组成的，而这些群体之间的矛盾是社 会秩序存在和改变的动力。他提出了权力和统治的概念，认为权力在 社会中的分配不均导致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韦伯的矛 盾理论更强调社会中各种权力关系的影响，比如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等，这些权力关系不平等的存在会导致社会中的矛盾不断加剧。 虽然马克思和韦伯在矛盾理论上有所不同，但他们的思想对于我 们理解和处理社会问题具有重要启示。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社会中 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能回避或忽视它们。社会矛盾的存在是 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需要正视它们并找到解决的途径。
其次，马克思和韦伯的理论提醒我们，社会矛盾不仅仅是分析问题的工具，更是改变社会现状的动力。通过深入研究社会矛盾的本质和原因，我们可以找到变革和解决问题的方向。我们需要通过激化矛盾，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最后，马克思和韦伯的思想也教导我们，要解决社会矛盾需要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和智慧。社会问题往往是复杂的，单凭个体的力量难以解决。我们需要建立起广泛的社会参与和协作机制，发挥各方的智慧和努力，共同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综上所述，马克思和韦伯对于矛盾的认识给我们指明了认识社会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向。我们要正视社会矛盾的存在，通过深入研究和分析矛盾的本质来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同时，我们需要依靠全社会的力量和智慧，共同努力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一个更加和谐和进步的社会。
马克斯·韦伯（1864-1920）是近代社会科学发展史上世界公认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在社会学领域中与卡尔·马克思、迪尔凯姆并驾齐驱。他涉及的领域特别多，哲学、社会学、历史、宗教。所以很多专业都不能饶过他，所以你们作为马原应该好好了解他，不仅仅听课，要找两本专著看一下。 与父亲终生隔阂的韦伯韦伯出生在德国的一个有广泛社会和政治联系的富裕家庭。韦伯生于德国图林根的埃尔福特，他是家中的长子，父亲是一名知名的政治家和公务员。父亲的职业使家里充满了政治的气氛，许多突出的学者和公众人物都经常造访家中。 受到家庭环境的耳濡目染，年轻的韦伯表现出他对研究社会科学的强烈兴趣。 在1882年韦伯进入了海德堡大学的法律系就读。如同他父亲一样，韦伯选择以法律作为主要学习领域，并且也加入了他父亲就读大学时的同样社团。除了法律的学习外，年轻的韦伯也学习了经济学、中世纪历史、神学。他也在斯特拉斯堡加入德国国防军服役了一小段时间。 在1884年的秋天，韦伯回到老家以就读柏林大学，在接下来8年里除了曾至哥廷根大学就读一个学期并且又服了短期的兵役外，韦伯都一直待在柏林研究深造。两年后，韦伯写下了一本名为“罗马的农业历史和其对公共法及私法的重要性”的书，完成了他的教授资格测验（Habilitation），韦伯也因此成为正式的大学教授。这造就了一种智识性刺激的氛围，对韦伯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父亲老马科斯·韦伯出身西法利亚一个纺织业为主的工商业家族。到韦伯出生时，父亲已经是一名法官。韦伯的母亲出身于教育世家，关注并研究宗教和社会问题。老韦伯在政治上倾向于立宪派，由于关心政治，他逐渐成为一个典型的德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忙碌热衷于当代政治问题，“沉溺于美食、自我满足式的自由放任主义”(沃尔夫冈·莫姆森语)。老韦伯虽然是新教徒，但具有享乐主义倾向，这样一种精神境界使得夫妇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家庭失去和睦。母亲在小韦伯心目中的地位重过父亲，所以逐渐对父亲产生抵触情绪。同时，老韦伯对子女的教育方式专制，纯粹用家长制的方式管理孩子。小韦伯是一个很活跃的人，经常在同学之间闹饮、竞酒、决斗，这也使得与父亲愈来愈对立。后来，老韦伯对妻子的独裁专制态度使韦伯忍无可忍，甚至认为母亲的人身安全也受到父亲的威胁。这些最终导致父子之间的关系彻底破裂。1897年8月10日老韦伯在旅行途中去世，韦伯和父亲的和解成了永远无法成全的遗憾。 精神分裂的韦伯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最后写下了那经久传诵的段落：“没有人知道将来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有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思想的伟大再生；如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情绪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没人知道。因为完全可以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在后人的分析中，这段话充分显示了一种精神分裂的风格，消沉而痛切。早年时，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