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党执政的道德合理性

论政党执政的道德合理性 归真阁 内容摘要：执政的道德合理性是指执政者基于被民众认可的原则基础上实施统治的正当性或合理性。人民群众的心理向背是执政道德合理性的根本之所在。执政道德合理性不仅是执政的有效性与合理性的良性互动，而且还是执政党意图伦理与责任伦理的有机统一。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出现了新的局面，中国共产党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力地回应了来自各个方面对执政党存在的误解，对党执政的道德合理性进行了新的理论诠释。 关键词：执政党；道德合理性；意图伦理；责任伦理；执政道德基础

人类为什么需要政治组织来行使管理社会的权力？这是公共权力运行的道德合理性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前人有过多种说法，然而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一种是亚里斯多德的追求美好生活的“政治动物论”。亚里斯多德认为：“就我们各个个人说来，以及就社会全体说来，主要的目的就在于谋取优良的生活。在人类仅仅为了求得生存，就已有合群而组成并维持政治团体的必要了。”[1](P130) 另一种是霍布斯的制止战争状态的“自我保护论”。霍布斯认为，人都有运用自己的权利以求保全自己的本性，即保全生命的自由。既然如此，在“狼与狼的关系”的自然状态中人们就有必要为自保而签定契约，建立一个强大的可以制止人的无限欲望的“公共权力”即政治组织，从而为社会带来秩序和安宁[2]（P133）。这两种观点，一个是从“性善”出发，另一个是从“性恶”

着手，得出了需要公共权力的共同观点。这里的“性善”、“性恶”，实质上是政治组织构建和运行的道德合理性问题。这仅仅是从人的本性研究公共权力的组成及其运行，这里的“人性”还带有抽象的人性思想成分，不可能成为我们今天探讨政党构成和运行的道德合理性，但能给我们以思想启迪。作为公共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执政党的执政权力的组成和运行是有着复杂而深刻的社会历史因素和文化心理因素作为基础的，研究政党执政的道德合理性，对揭示政党执政的内在要素，建立道德化的公共权力运行机制，增强执政党执政能力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执政道德合理性是执政的有效性与合理性的良性互动 古往今来，任何政党有效统治都离不开执政的道德合理性支持。纵观世界各国政党，不同的政党具有不同的道德合理性模式。有的政党把执政的道德合理性建立在“传统”和“习惯”的基础上，有的政党把执政的道德合理性建立在个别领导人的威信上，有的政党把执政的道德合理性建立在经济或社会发展的“业绩”之上，有的政党把执政的道德合理性建立在民主宪政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之上。执政道德合理性的基础和要素非常广泛，换句话说，一个政党赢得民众支持和认可的因素很多，有的是因为根本制度合理，有的是因为某个政治领袖受人拥戴，有的是因为某种意识形态受到偏爱，有的是因为某一个党派组织受到欢迎（比较而言），有的是因为某一政策使民众受益。从长远发展和政权持久延续的角度看，对于维护政治统治来说，因为制度合理而受到民众认可，显然比因某个领袖、某个政策和某一个党派组织受人欢迎更加根本，也比意识形态的感召更加切实。 执政的道德合理性对统治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马克斯·韦伯看来，“如果没有合法性，一个统治者，一个政权或政府体系就很难获得处理冲突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对于长期的稳定和良好的统治是至关重要的。”[3]（P1）另一位知名政治学者阿尔蒙德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如果大多数公民都确信权威的合法性，法律就能比较容易地和有效地实施，而且为实施法律所需的人力和物力耗费也将减少。”[4]（P36）因此，即使是最野蛮、专制的政府都试图让民众相信现行统治的正当性。马克斯·韦伯认为，稳定的统治必须从单纯依靠权力转变为以权威为基础的政治统治。这种转变只有通过被统治者“对统治者合法性信仰”[5]（P2）来实现。那么，什么样的政权才算合法政权，阿尔蒙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十分简明的评判标准：“如果某一社会的公民都愿意遵守当权者制定和实施的法规，而且还不仅仅是因为若不遵守就会受到惩罚，而是因为他们确信遵守是应该的，那么，这个政治权威就是合法的。”[6]（P35-36）归根到底，合法性是建立在支配人们社会行动的“正当性”基础上的。 所谓合法性，按照现代政治学的解释，它“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的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 [7]（P55）。这里所说的“信仰”，就是社会及其民众对于政治系统的认同、支持和忠诚的政治表现。在现代国家和社会中，任何居于统治地位的执政者，它的执政资源主要来自于“经济增长”和“社会认同”两个方面。因为，只有实现了经济增长，才能使执政者拥有日益增长的治理资源和治理能力，进而奠定治理国家和整合社会的现实基础。但是，我们发现，世界上没有一个执政者能够完全保证自己所领导的经济建设永远呈现增长的态势。因此，它就需要同时建立和完善社会认同系统，以此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行使自己的执政职能。这种认同、支持和忠诚构成了统治者实行有效执政的重要资源，现代政治伦理学就把政治统治与社会认同系统的内在一致性称之为政治统治的道德合理性。社会认同系统作为现代国家和社会的政治产物，已经越来越被既定政权所看重。我们在研究中发现，这种重要资源的形成，面临两个问题：一是社会认同系统如何建立；二是政治合法性靠什么维系。这两个问题相互联系，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社会认同系统是政治合法性生成的社会基础；政治合法性是社会认同系统发挥作用的重要体现。二者统一就形成了执政统治的道德合理性。 所谓执政的道德合理性，是指执政者基于被民众认可的原则基础上实施统治的正当性或合理性。当大多数民众认为政党实施统治（包括使用武力威胁）是正当的，政党执政就具有道德合理性。这时，民众对政党的统治会自觉服从，即使出现抵触，也不会危及根本统治。当大多数民众认为某一政党实施统治是不正当的，比如，认为执政者建立在强盗逻辑和黑帮政治（包括篡权、政变、暗杀、强迫民意、武力修宪、贿选上台、家族操控、暴力执政等）的基础上，这时，政党就不具有执政的道德合理性。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在暴力压制下被迫服从，一有机会就会发泄不满，形成大规模抗议运动；任何一个失误，都有可能导致垮台和政治体系全面危机。 马克斯·韦伯认为，社会认同系统的建立，必须把对既定政权的“认同”作为最本质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认同”即合法性的生成和实现，必须体现既定政权对该系统及其成员的道德教化和伦理关怀。这就决定了执政者一方面要通过意识形态的作用，建立起该系统及其成员对既定政权的道德信仰和价值信念；另一方面必须创造能够给民众带来更多现实物质利益的条件。应该说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充分认识意识形态重要性的同时，十分重视物质利益关系对于执政道德合理性的功能和作用，甚至认为物质利益是生成和实现执政道德合理性的物质基础和必要前提。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8]（P62）基于这种认识和要求，既定政权，我们在这里更多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必须作出两种努力：一是要维护意识形态并发挥其在执政道德合理性生成过程中的教化功能，培养民众产生和坚持关于合理性的道德信仰和价值信念；二是要执政为民，以“经济增长”的实际政绩不断满足民众的物质要求，充分体现执政党对民众的关怀，进而用执政的有效性生成合理性，以合理性促进执政的有效性。保持执政有效性与合理性的良性互动，就成为执政党治理国家和整合社会的重要动力资源。意识形态所表达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只有落实在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上、落实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它才能得到实质性的体现，社会主义才能更有吸引力，共产党执政的道德合理性基础才会牢固，共产党执政才能获得新的充足的合法性资源。 二、执政道德合理性是政党意图伦理与责任伦理的有机统一 意图伦理和责任伦理的概念及内涵，是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马克斯·韦伯最早提出来的。他一直在探索一个问题：政治家和政府官员要遵守什么样的伦理准则？特别是在政治与宗教分开的现代社会，政治家和政府官员“要具备什么素质，才有望正确使用这种权力？……一个人，如果获得允许，把手放在历史的舵盘上（历史和人民把权力交给他），他必须成为什么样的人呢？”[9]（P100）答案就在他对意图伦理和责任伦理的解释、分析以及对责任伦理的强调之中。1919年，他在巴伐利亚自由学生同盟主办的一次政治讲演中指出，以政治作为一种志向和事业的真正政治家，必须在人格上具备两个基本条件才能进入政界，即必须在充满权力欲望、不义与强力错综复杂的政治生活中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意图伦理和责任伦理的要求。 所谓意图伦理，是指从政者只按照自己的信念、意图和主观愿望行事，不考虑自己的政治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或对自己的政治行为不承担应有的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韦伯认为，东西方文化的不同在于宗教，西方宗教的本质是“禁欲主义”，东方则是“神秘主义”。由于宗教不同，故东西方的伦理也不同。东方伦理是意图伦理，西方则是责任伦理。意图伦理以意图为重，意图好则为善、意图坏则为恶。好的动机办了错事可以原谅，坏的动机办了好事也不能提倡。西方的伦理则以效果为重，认为只讲意图者为不负责任者。韦伯认为，作为一名政治家，必需要有三种素质：激情、责任感和判断力。在三者的关系上，韦伯强调的是判断力。在这里，判断力起自我克制作用，以抵御头脑以外的“身体事心灵的其他部分的”爱好意向来干扰内心依照责任感行动的要求，用韦伯的概念说，这是一种为了与人、与事、与自我保持距离的“灵魂驯化”。这种克制和禁欲，需要有内在力量作为支持，而这种内在力量依我看就是意图伦理本身。 意图伦理之理性不足是十分明显的。只要有好的动机，就一定有好的结果，其思维逻辑是有问题的。民众一般认为，只要你对我好，哪怕一两次由于疏忽或经验不足好心办坏了事也不要紧，只要时间长，你对我的好心是会促进我的利益的；如果你要对我使坏，那我肯定倒霉。对于民众间的私人事务而言，好心与好效果、坏心与坏效果之间是存有较高的相关概率，因此从经验上就容易概括出两者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的结论。但实际上，横亘在动机与效果之间还有一个环节，这个环节就是办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