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对欧洲中世纪文化复兴的重要影响赵林2012-12-10 13:22:36 来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广州)2012年4期内容摘要：发生于14-16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通常被看作是欧洲中世纪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重要分水岭，但是早在这场意义重大的文艺复兴运动发生之前，在中世纪蒙昧闭塞的精神氛围中，就已经悄然涌动着一股文化复兴的暗流，这股暗流是由基督教会所推动的。
在蛮族大入侵所导致的“黑暗时代”以及其后的封建社会中，正是基督教会以其超越性的宗教理想和强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不懈地推动了“加洛林王朝文艺复兴”和“12世纪文艺复兴”，培育了西欧大学和学术思想的幼嫩根苗，开创了独具特色的文艺风格，从而为后来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关键词：基督教；文化复兴；大学作者简介：赵林(1954-)，男，北京市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基督教、西方哲学与西方文化研究。
一、基督教与中世纪文艺复兴在蛮族大入侵所造成的“黑暗时代”(公元5-8世纪)，基督教会无可争议地扮演了一个文化接力手和文明教化者的角色，它一方面用“变异”的方式传承着古典文明火种，另一方面用基督教信仰来洗涤蛮族的野性。
事实上，日耳曼各部族最初的文明教化过程是与其皈依罗马大公教会的过程相同步的，他们从一开始所接受的文明化世界观和价值观就是基督教的。
当那些凶悍的日耳曼人冲入罗马帝国时，他们最初都是听着基督教的赞美诗和忏悔词开始摆脱野蛮状态、走向文明教化的①。
公元800年查理帝国的建立标志着蛮族大入侵的“黑暗时代”的结束，西方文化开始逐渐恢复元气，并且曾一度出现了所谓的“加洛林王朝文艺复兴”。
虽然这种“文艺复兴”的征象仅仅只是针对蛮族入侵的那几个蒙昧世纪而言的，它的水平完全无法与古典时期的文化相比，但是它毕竟意味着西欧社会在经历了一场蛮族入侵的浩劫之后，终于开始恢复文明的元气了。
8世纪末叶，为了使法兰克王国摆脱“黑暗时代”的动乱和蒙昧状态，查理大帝努力发掘修道院所保留的古典文化遗产，积极推动教育事业。
他从欧洲各地网罗了一大批有学问的人才(如英国的阿尔昆等人)，让他们主持法兰克宫廷和教会学校的学术复兴工作，而法兰克教会则为他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史家对此评论道：“加罗林王朝时期，法兰克教会以复兴学术著称。
查理大帝的宫廷罗致了各地的学者文人……主教和隐修院长负责主持主教大堂和隐修院的学校；宫廷学校则在阿尔昆主持下，培养大批青年贵族。
这种文化复兴取得了成果，因此，在第九世纪，法兰克教会的学术和文化活动，在所有教会中居于首位。
”[1]150当然，“加洛林王朝文艺复兴”的历史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它只不过是把在“黑暗时代”饱遭蹂躏的早期教会文献、古代经典著作以及文明优雅的拉丁语从濒于湮灭的状态中部分地保存下来而已，却谈不上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创造活动。
霍莱斯特强调：“‘加洛林文艺复兴’一词很容易引起误解，查理曼时代没有产生纯正深奥的思潮，缺少创新的哲学或神学体系，也没有托马斯·阿奎那或利奥纳尔多·达·芬奇，如果我们按照通常字义上的概念，探求‘文艺复兴’，必将感到失望。
加洛林时代，学术水平提高极少而退化甚多：应从无知的深渊中挽救欧洲大陆文化以免湮没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
”[2]92然而，尽管“加洛林王朝文艺复兴”只是把人们从普遍的文盲状态提高到小学生的水平，这种初级的启蒙却为基督教对西欧社会的进一步教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由于拉丁语是罗马教会的官方语言，中世纪西欧流行的圣经文本、教会文献以及教堂礼仪都是使用拉丁文，而查理大帝推动的这场文化复兴运动则使得拉丁语在法兰克宫廷和上流社会中受到重视，这样就使基督教对于西欧封建贵族的教化工作能够更加顺利地进行。
据历史资料记载，查理大帝一直在努力学习拉丁语，他的拉丁语说得几乎与本族语言一样好，但是他却始终未能学会用这种复杂的语言来进行写作[3]28。
在日耳曼蛮族依照丛林原则确立统治地位的“黑暗时代”，以拉丁语为标志的古典文化几乎被摧残殆尽，文明与野蛮的关系直接表现为衰落的拉丁民族与暴戾的日耳曼民族之间的冲突。
但是“加洛林王朝文艺复兴”却使拉丁语在日耳曼人的世界——尤其是法兰克上流社会中受到了重视，查理大帝本人努力学习拉丁语和各种知识的做法也为手下那些粗野的贵族们作出了表率，这样就使文明的因子在日耳曼社会的机体中缓慢地生长起来。
从此以后，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关系不再简单地表现为拉丁世界遭受日耳曼蛮族蹂躏的悲惨故事，而是表现为用拉丁语来发布上帝旨意的基督教会对缺乏教养的普罗大众的教化历程。
文明对野蛮的这种最初的教化工作，除了依靠那些不辞辛劳地深入到蛮族民众中间传播上帝福音的传教士之外，就是借助于教会的帮助在查理大帝的宫廷里进行的。
现在保存文明火种的地方已经不再像“黑暗时代”那样仅限于与世隔绝的修道院，而是逐渐扩展到法兰克的上流社会中。
随着查理帝国的分裂瓦解，“加洛林王朝文艺复兴”很快就成为过眼烟云。
虽然西欧社会已经不可能再度退回到“黑暗时代”的蒙昧之中，但是随之而来的公元10世纪却被著名中世纪研究专家哈斯金斯称为“一个混乱和‘拳头法’的时代”。
一些新的蛮族如诺曼人、马扎尔人等开始涌入西欧，对刚刚安定下来的社会秩序进行了破坏，但是不久以后他们也像其蛮族前辈一样皈依了基督教。
“在英格兰、诺曼第和爱尔兰的基督教的地域上，海盗征服者通常在他们定居的时候就成为基督徒。
”[4]93在这个蛮族入侵和宗教皈依的双重变奏中，欧洲文化复兴的步伐并没有停滞不前，而是在基督教信仰的感召和教会的推动下缓慢地向前发展。
英国的阿尔弗莱德国王(Alferd，公元849-899年)在顽强抵抗北方海盗入侵的同时，一直胸怀着将《圣经》等基督教文献翻译为英语的抱负，并在他生活的最后几年里将此计划付诸实施。
虽然由于受到英国知识匮乏、资料不足等现实条件的限制，阿尔弗莱德的文化复兴理想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但是这项活动无疑构成了从查理大帝发轫以来西欧一系列文艺复兴活动的重要环节。
公元962年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建立之后，萨克森王朝的奥托诸帝(从奥托一世到奥托三世)趁着法国和意大利遭受新的蛮族入侵而文化衰落之际，模仿法国的做法，以修道院和主教座堂作为传承知识的中心，招徕意大利的文法学家和神学家，努力提高德国人的智性水平。
但是这场“奥托文艺复兴”与阿尔弗莱德国王所推动的英国文化复兴活动一样，不过是昙花一现，并没有产生持久的历史效应。
到了11世纪，逐渐恢复元气的意大利和法国的风头又明显地超过了德国和英国，成为欧洲文艺复兴的主角。
在意大利，南方的萨莱诺成为“欧洲首屈一指的医学中心”，北方的博洛尼亚则成为罗马法研究的重镇。
“如果说意大利是法律和医学的摇篮，这一时期的法国则在自由七艺方面占有优势，并在哲学、神学、拉丁诗歌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不用说方言韵文了。
”[5]16而所有这些文化复兴运动，都是在基督教信仰的旗帜下进行的，并且得到了各地教会的大力支持。
11世纪下半叶开始的主教叙任权之争和十字军东征标志着罗马教会在西欧社会中的领导权力日益加强，在这种情况下，教会对于欧洲文化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随着大一统的基督王国(罗马教会)对分散闭塞的封建社会的凌越和控制，一个新兴的基督教文化也逐渐形成。
教会权力的膨胀虽然导致了教会内部的腐败堕落，但是这种不断加强的权力同样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基督教文化的繁荣。
从加洛林王朝时期就已经出现萌芽的文化复兴运动，经过一波三折的坎坷历程之后，终于酿成了12世纪的文艺复兴。
哈斯金斯指出，12世纪文艺复兴完全不同于加洛林王朝文艺复兴，它并非一个宫廷或王朝的成果，而是在西欧许多国家共同发生的一场运动。
在这一时期，意大利的功劳主要在于法学建设和希腊文献翻译，法国以新出现的巴黎大学为中心，在经院哲学、方言诗歌以及哥特式艺术等方面都具有核心地位，英国和德国主要是传播法国和意大利的文化，而伊斯兰教化的西班牙则充当了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教世界进行学术沟通的重要枢纽。
这场在西欧各国同时出现的文艺复兴运动显然与一个统一而有力的教会组织的领导有关。
在12世纪，西欧范围内已经出现了一种明显的文化复兴迹象，它一方面表现为知识中心从地处僻壤的修道院向人口相对密集的主教座堂、宫廷、市镇的转移，尤其是大学教育的兴起；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东方异教文化对西欧社会的影响，其结果就是拉丁古典文化和希腊学术(科学和哲学)在西欧知识界的回潮和升温。
在中世纪早期，与世隔绝的修道院成为在蒙昧野蛮的海洋里保留残存知识的“挪亚方舟”。
这些远离凡尘的修道院是虔诚的修道士们与上帝进行灵性交流的场所，但是在战火纷飞的动荡年代里它们也无意中成为保留古典文化遗产的一片净土。
修道院往往都拥有一个小规模的图书馆，里面除了拉丁文本的《圣经》和早期教父的神学手稿之外，还藏有拉丁古典作家西塞罗、维吉尔、奥维德、塔西佗等人的著作抄本。
有些修道院为了传授神学还建立了培养修士或修女的学校，鼓励他们阅读和抄写这些文本。
在这方面最杰出的修道院要数意大利本尼狄克派的蒙特·卡西诺修道院、贝克修道院，以及英国的威斯敏斯特修道院等。
到12世纪初期，蒙特·卡西诺修道院的藏书已经有70多种，而贝克修道院更是达到了164册，这在当时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但是这些与世隔绝的修道院从12世纪开始就走向了没落，它的知识中心地位逐渐被地处城区的主教座堂所取代。
这些新崛起的主教座堂拥有自己的图书馆、学校、档案馆，收藏有古代作家的著作抄本和当时神职人员的记事档案，其中最活跃的主教座堂包括法国的沙特尔、奥尔良、兰斯和巴黎，英国的坎特伯雷以及西班牙的托莱多等。
城区主教座堂取代乡村修道院而成为西欧知识中心，这种现象与同期或稍后产生的大学以及托钵僧团一样，都表明了欧洲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开始从乡村向城市转移，而所有这些变化都与罗马教会的权力增长密切相关。
总之，12世纪的西欧社会已经从一次次蛮族入侵所造成的野蛮蒙昧状态中复苏过来。
拉丁语作为一种文明的语言，由于教会的大力推动而在西欧上流社会中逐渐普及，法学也由于教会法规建设和权力强化的需要而得以振兴。
另一方面，由于十字军东征和西班牙的中介作用，被阿拉伯人保存完好的希腊学术开始流入西欧，其规模虽然不能与1453年君士坦丁堡失陷后的情况相比，但是至少也有力地刺激了正处于知识复兴过程中的基督教社会，推动了经院哲学以及几何学、天文学、医学的发展。
“在1100年和1200年之间，新的知识开始大量传入欧洲，这些知识是由意大利和西西里传入，但主要是通过西班牙的阿拉伯学者。
这些知识包括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托勒密以及希腊医生的著作，新算术，以及在黑暗时代(Dark Ages)一直处于湮灭无闻状态的罗马法文本。
”[6]3除了这些学术方面的恩泽之外，那种发轫于伊斯兰教文化的罗曼蒂克情调，也给西欧方兴未艾的骑士文学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使它成为中世纪基督教社会中堪与哥特式建筑相媲美的一朵文艺奇葩。
